“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首倡者是梁启超，而非陈氏

——兼谈清华国学研究院被撤和梁、陈二人断交的深层原因

柳不如是

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神奇的现象多又多！最神奇的当数被人推上“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之神坛的陈寅恪。一个留学海外多年却没有通过任何一门基本的外语考试因而无法取得任何国家学历却不断自我吹嘘和被人吹捧成精通二十几门外语的语言大神、一个缺乏过硬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贡献而靠着家族关系和私人背景的二、三流历史学教授，居然能够混成民国时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又走向新中国的学术大神榜的神坛，真可以说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而相当多的人尊重和推崇他，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据说是他的这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早已经被认定为陈家私货而不容侵犯了。

其实，这是个重大的历史误会，甚至还牵扯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被撤和梁启超、陈寅恪二人最后断交的深层原因。我们觉得有必要揭开这个内幕。让那些热衷于制造陈寅恪神迹的神棍们（如刘梦溪、陆键东、岳南、石国鹏等人，还有网络上的那些陈粉们）脑子清醒点。为了不患老年痴呆而如此疯狂还可以理解，如果借着阐述所谓的陈寅恪思想而塞进个人私货，又当别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成了陈寅恪的私货首见于《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原文如下：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让我们揭开这个私货的具体来源。

首先，我们先考察梁启超“自由之思想”的文章。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自由》一文中就重伸：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虽然，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语，已渐成青年辈之口头禅矣。新民子曰：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请论自由。

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对于教会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国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也。生计上之自由者，资本家与劳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复分为三：一曰平民对于贵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国民全体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征诸实行者，不外是矣。

接着，梁启超总结了西方社会为了宗教自由、生计自由、政治自由、民族自由而做的努力。又说：

由此观之，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之原动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时不同，其国不同，其所需之种类不同，故其所来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诸实事而非虚谈，施诸公敌而非私利一也。试以前所列之六大问题，覆按诸中国，其第一条四民平等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吾自战国以来，即废世卿之制，而阶级陋习，早已消灭也。其第三条属地自治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其无殖民地于境外也。其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无有也，以吾国非宗教国，数千年无教争也。其第六条工群问题，他日或有之，而今则尚无有也，以其生计界尚沈滞，而竞争不剧烈也。然则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唯第二之参政问题，与第四之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而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若是夫吾侪之所谓自由，与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见矣。

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夫既不许侵人自由，则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顾谓此为自由之极则者何也？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斯二者盖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个人之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可以发现，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是梁启超在19世纪晚期、20时期初期的主要思想之一。他对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启蒙作用绝非陈寅恪所能比拟。

——而且，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杀之前，找不出陈寅恪论述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的任何文章！这就首先从源头上查明了“自由之思想”的具体来历。

再看梁启超对“独立之精神”的论述。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文章阐述：

  天下不能独立之人，其别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盖凡民也，犹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吾一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一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之，至于不可纪极，而求其真能超然独立与世界直接者：殆几绝也。公法，凡国之仰庇于他国者，则其国应享之权利，尽归于所仰庇国之内，而世界上不啻无此国。然则人之仰庇于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无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

又说：

    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

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

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头摇尾，前趋后蹑者，为

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若夫以有灵觉

之人类，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实乃不免为畜犬、游妓之所为，举国如是，犹谓

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为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虽

然，试观今日所谓士大夫者，其于求富贵利达之事，与彼畜犬、游妓之所异者能

几何也？士大夫一国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谓国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贵

利达者，必出于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种仰庇于人之心，习

之成性，积数千年铭刻于脑筋而莫或以为怪，稍有倡异议者，不以为大逆不道，

则以为丧心病狂也。

  彼其论殆谓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人者，今日不受庇于甲，明日必当受庇于乙，

如彼史家所论，谓不可一日无正统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则仰之，不论其为

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纪载，今日方目之为盗贼，明日已称之为神圣文武太祖高皇

帝是也。故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之刘邦、朱元璋，受庇于篡贼之曹丕、司马师、

刘裕、赵匡胤，受庇于贱种之刘渊、石勒、耶律、完颜、成吉思，皆靦然不之

怪，从其摆头摇尾、涂脂抹粉，以为分所宜然，但求无一日无庇我之人足矣。呜

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刬除之而化易之也？今来庇我者，又

将易他人矣，不见乎人耶稣教、天主教者遍于行省乎？不见乎求入英籍日本籍者

接踵而立乎？不见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涨价至百数十倍乎？何也，为求庇耳。有心

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惨祸致动众人，而不知彼畜根奴性之人，营狡免之三窟，固

已久矣。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

在此，梁启超已经明白无误地点出了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自由思想和言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新民说》，他更明确了“思想自由之门开，而新天地始出现矣”！

这就牵扯到了本文的重要问题：梁启超的这一思想怎么成了陈寅恪的专利？！

起因是王国维的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三百年来唯一见的史学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出人意料地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这件事立刻举世震惊！在处理善后工作中，王国维交代只是“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即由陈寅恪、吴宓代为处理图书而已。

按照中国文化传统，入土为安时的墓碑由谁来写，一时间成了重大的课题。

吴宓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负责人，负责协调此事，并向清华学堂校方汇报。当时王国维家人和国学研究院初步定的人选是梁启超。

——即，最初《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与陈寅恪无半毛钱关系。

但是，随着吴宓卸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国学研究院的部分实际工作就被陈寅恪主动承担了。开始考虑给梁启超树立纪念碑而不是简单的墓碑、墓志铭，却是在1928年2、3月间才出现的提议。提议人当然是陈寅恪，他甚至带领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发起了全体师生的捐款行为。

——而给王国维纪念碑捐款活动居然遭到了吴宓的抵制和拒绝！理由是当时的吴宓正在大学里和几个女生大搞三角恋爱而倍感钱紧！按照时下的“METOO运动”，吴宓显然是个需要被解聘的流氓教授。

陈寅恪之所以热衷此事，是因为他认为：为王国维撰写碑文是留名千古的大好机会。他假意继续请梁启超撰写，表示如果梁启超忙的话，他就先自告奋勇代笔。而梁启超当时因为身体多病，更多时间在天津。梁启超不以为有诈，就极力赞成。在整个民国时期，靠为他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是相当一部分文人和教授的业余兼职收入来源。陈寅恪本人更是最早公开发布了他的“润格条例”，即为他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的价格。他正需要为几个大名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而获取在这个领域的知名度。

按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吴宓的学生钱钟书，在接受我们委托调查《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出笼问题时的陈述时，他回忆说：

梁启超当时只向吴宓强调了两点：“其一，希望由思成为老友设计纪念碑。其次，希望碑文重点突出老友王国维所追随的思想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殉清。”

我们听钱钟书先生说：这段工作记录，也曾被吴宓写在日记中。

但是至今在已经出版的《吴宓日记》中，我们却没有发现1925-1927年的日记相关记载。而公布的1928、1929年日记则根本没有任何文字谈到这个问题。奇怪？显然出版的《吴宓日记》是个删节本！那么，是谁在掩盖历史？

因此，“希望碑文重点突出老友王国维所追随的思想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殉清”这是出自梁启超的嘱托和以往梁氏观点的浓缩，和陈氏无关！

直到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因病逝世，陈寅恪一直没有亲笔向梁启超出示他代笔的碑文。但是，陈寅恪撰写的碑文草稿却已经开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京、津两地学术界之间流传开来。梁启超在1928年5、6月间，通过吴其昌已经获悉了碑文的具体内容和落款，并意外在碑文内容上发现了他的儿子梁思成的名字！

梁启超如此被戏弄后的不快可想而知！

从1928年夏开始，直到他逝世的1929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对陈寅恪、吴宓二人表现出了超常的冷淡和疏远，以至于见到他的人几乎不敢在他面前谈起这两个人。

这就是陈寅恪、吴宓的“办事艺术”：在重大名利上留给陈寅恪，而将设计则归功于那时梁启超那年轻的儿子。他们让梁启超有苦说不出来。

到了1929年6月初，《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终于建成，碑文终于公布了。撰写者落款果然只剩下陈寅恪一人！根本就没有已故的梁启超！而自知心中有鬼的陈寅恪，没有忘记说了这样一句“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以掩人耳目，为自己开脱。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而1929年6月3日陈寅恪、吴宓却并未参与任何实际的纪念活动和揭碑活动。

钱钟书回忆说：

也正是在1929年夏天开始，陈寅恪和吴宓对外散布所谓的“梁启超论著等身不如陈寅恪聊聊几百字有价值”的神话开始流传了。目的是想安抚那些质疑陈寅恪的学问、学历和人品的人；特别是陈寅恪在碑文中完全抹杀梁启超的思想和《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碑文作者的存在。

——被我们委托调查者，正是钱钟书的老同学、时任美国夏威夷州美国太平洋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赵自强博士。

接下来就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何被撤的问题了。

尽管有很多陈寅恪传说和神迹的信奉者、制造者和神棍们热衷于相信所谓的“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学术大师”，但是他们面对着王国维一死、国学院就被撤的残酷局面，却一直茫然不知所措！既然牛逼到可以被称为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学术大师”，而且国学研究院负责人还是陈寅恪的铁粉和铁哥们儿吴宓，怎么清华大学就瞎了眼让如此鼎鼎大名的国学研究院关门了呢？！以至于让“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学术大师”因为没有学历差点被扫地出门沿街乞讨？！

本文已经表明了要解决“兼谈清华国学研究院被撤和梁、陈二人断交的深层原因”这一重大问题，现在让我们接着看。这个问题，经过我们多方实地调查，其原始经过如下：

清华国学研究院名义上导师四位：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外加一位讲师李济。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则为助教。后来又增加了赵万里、浦江清、杨逢时、蒋善国等4位助教，1927年开始，马衡、林志钧等2人也曾成为讲师。

请注意：这四个导师的顺序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研究院共招生四届，毕业74人。

但是，实际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本质上只是两位，即王国维和梁启超。

其中以王国维代表了传统哲学、古代史学、古代语言和文学学；而以梁启超代表了近代思想、清代学术史和传统经学、西方哲学、传统目录学、传统版本学。另外三个导师：赵元任代表了现代西方语言学、语言哲学；陈寅恪代表了西方蒙古学、西方目录学和西方文献学、李济代表了西方考古学和人类学。他们的各自领域划分仅此而已。在最初申报陈寅恪作为导师的理由上，根本没有将他划归到历史学家、佛教史学、中古史等专项研究上。

经我们调查几个国学院时期的弟子及其后人、查阅部分原始日记，获得了他们对陈寅恪讲课的反映大致有如下：

一、方言太浓，听懂所讲内容并不容易。

二、讲课内容虽纵横东西方，却浅尝辙止，极不深入。

三、经常指责国内缺书缺文献。

四、外语水准并不高，不能直接使用外语讲课。

一句话，支撑整个清华国学院的是学贯中西的王国维。而陈寅恪只是王国维的年轻的助手和接班人位置而已。而当时吴宓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位子上辞职，也有部分原因是推荐陈寅恪及其上课效果而受到张彭春的指责。因此，作为吴宓的学生钱钟书一直看不起陈寅恪是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生前，陈寅恪口口声声称呼王国维是“王先生”。而王国维一死，陈寅恪就变了脸！立刻改称王国维为“师友”了——“风谊平生师友间”这句诗最能看出陈寅恪对待王国维态度的巨大变化！

而实际上，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早在1928年1月中旬，清华学校根据学生的反映，从曹云祥、张彭春到严鹤龄都讨论过解聘陈寅恪的导师问题了，只是1927-1928年之间是吴宓继续为其百般解脱。但是随着1928年8月成立了清华大学之后，8月18日陈寅恪的老同学罗家伦成了清华大学校长，陈寅恪终于在清华大学站稳了脚跟，唯一不足的是：他的研究院导师被降价为清华大学的普通教授。这个时期，陈寅恪频繁宴请梅光迪、罗家伦等清华大学校方领导人，为自己拉关系。甚至出现了1928年10月25日吴宓请客陈寅恪而陈寅恪不到的情况，原因是陈寅恪要赴约梅光迪的家宴。

而陈寅恪对梁启超也一直以称呼为“梁先生”。直到那篇《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一文稿本在京、津两地学者之间流传后，1928年5、6月间，当时正在天津的梁启超在读了弟子吴其昌抄件之后，尤为不快。沉默不语，脸色铁青，感到心寒。他遂再次提出辞职之意。正巧清华学校的前责任人、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张彭春来看望他，梁启超和张彭春商定了游说清华要人一来自己辞职二来解散国学院之事。

在梁启超生前最后半年中，陈寅恪、吴宓二人一直躲避着不再见梁启超。甚至于1929年9月10日梁启超迁葬北京，大家都去参加仪式，他们居然不到场。

于是，到了1929年6月，随着梁启超的逝世和国学研究院学生的毕业，关闭国学研究院已成定局。张彭春向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提出建议后，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不再聘任吴宓担任清华大学的下属院系职务和学校领导职务。

陈寅恪本来在美国留学时期就认识了张彭春。但是张彭春对陈寅恪外语水平很差、无法通过基本的入学考试之事印象颇深，并没有觉得陈寅恪在学问上有什么过人之处。而那时赵元任和胡适才是张彭春的尊敬所在。因此，陈寅恪对张彭春的怀恨在心，是有历史缘由的！

而当时北京其他几个大学也相继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之时，吴宓又想去再去谋求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结果也先后被否决了。

我们总结一下陈寅恪靠以下十大法宝而暴得大名，如下：

第一，《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公然抢夺了梁启超的撰写权，他成为王国维自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考证见本文。）

第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私自发表并严重违反了审查结论不公开的基本规定！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一个没有任何洋学历的人却可以审查堂堂正正的留美洋博士的学术著作”的阴暗心理、实现打压冯友兰的目的。）

第三，陈寅恪编造了梁启超说自己“全部论著不如陈寅恪几百字有价值”之谣言。（以舍弃真正的推荐人吴宓而抱梁启超大腿的形式为自己吹牛。）

第四，傅斯年为了追求陈家女人公开捧臭脚说陈寅恪“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四处放料并传播这句话，让傅斯年为自己出头。我们正考虑是否为此专门撰写一文加以揭露？部分揭露见本文最后最后部分。）

第五，晚清官宦陈宝箴之孙、民初旧体诗人陈三立之子、岭南画家陈师曾之弟。陈寅恪时不时就要放料他的家世和故事，为自己增加筹码。）

第六，陈寅恪伪造了“和鲁迅是同学”这样的天大谎言。（陈寅恪两次来日却连正式的留学生资格都没取得，也根本不是著名的弘文学院的学生。见伪造鲁迅和陈寅恪曾是同窗同学大揭露，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05/403416.html）

第七，靠同学吴宓的举荐而盗取清华国学院导师资格和名誉。（清华国学院被撤证明了陈寅恪根本不能胜任国学院的导师教学工作，也无法继承王国维的学统。）

第八，陈寅恪霸占了梁启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首倡权。（证据见本文。）

第九，陈寅恪自称擅长多种外语，实际上在外十几年却因是从未通过任何一门外语考试而因签证到期被驱逐出境和无法获得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录取资格！（见《“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陈寅恪是如何被吹出来的》，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05/403454.html ）

第十，学术观点故作荒诞出格之论，以博取学界注意和耳目。（如华陀是印度人说、扁鹊不存在说、李唐王朝是中亚人种说、曹冲称象抄袭印度说……等等!他搞乱了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历史传统!见《陈寅恪及“陈粉”多种涉日史实造假总揭露》，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05/403415.html ）

最后，让我们剥开傅斯年鼓吹的陈寅恪“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之说的画皮。

傅斯年早在1911年就已经结婚，原配丁馥翠。1926年10月，他从德国归国，孤身就任中山大学教授。

1932年在南京陈寅恪老家，认识了陈家的表兄妹俞大维、俞大綵二人。俞大綵的父亲是俞明颐，俞明颐的姐姐是俞明诗，即陈寅恪的生母。这就是陈、傅二人之间的姻亲关系。在这个时期，在陈寅恪、俞大维游说下，傅斯年和原配离婚。并于1934年8月5日，39岁的傅斯年二婚娶了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

——而傅斯年鼓吹自己老婆的表哥陈寅恪“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就是在1932-1934年之间出台的。

我们将这句话出台前后陈寅恪全部论文罗列如下：1、《大乘义章书后》，陈寅恪。2、《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陈寅恪。3、《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4、《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陈寅恪。5、《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陈寅恪。6、《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陈寅恪。7、《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陈寅恪。8、《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陈寅恪。9、《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陈寅恪。10、《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陈寅恪。11、《李唐氏族之推测》，陈寅恪。12、《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陈寅恪。13、《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14、《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陈寅恪。15、《武曌与佛教》，陈寅恪。16、《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陈寅恪。17、《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陈寅恪。18、《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陈寅恪 。19、《东晋南朝之吴语》，陈寅恪。20、《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陈寅恪。21、《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陈寅恪。22、《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陈寅恪。23、《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陈寅恪。

无非二十几篇论文！而且不成定论、引起非议的论文还不在少数。如《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恐怕还不能算成熟之作！这个数量远逊于王国维、章太炎、陈垣、钱穆等一系列国学大师和历史学家。以至于当时国际学术界大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北京，公开肯定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优秀的学者只是陈垣先生，根本就没有陈寅恪！陈寅恪真可以说被海外学术界当场打脸！但是，因为有了傅斯年这样一个实权派的表妹夫存在，加上他混成了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经历，于是顺理成章地连年当选为“国民党优秀党员”、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这段时间他为了出名不惜一稿多投、三投、甚至四投！（每次投稿全得稿费。）比如，《敦煌劫余录序》一文就是一稿四投，《大乘义章书后》一文就是一稿二投。无论按照现在的还是民国时代的学术规范，都属于严重学术行为不端！为了稿费如此不要脸，开启了学术界一稿多投的不要脸风气之先！

——但是却一直无人敢查！甚至中央研究院规定了不准院内研究员到大学兼职，而陈寅恪则有表妹夫傅斯年护驾，我行我素，旁若无人，继续挣着双份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