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灤州兵變
1925年11月，張學良的副手郭松齡與馮玉祥、李景林結成“三角同盟”，郭與馮還另外締結秘約。11月22日夜，郭松齡連發三篇通電，要意有以下幾點：
一、要求張作霖下野，擁戴張學良代父主持軍政，“改革”東三省；
二、要求懲辦“罪狀累累”的主戰“禍首”、奉軍總參議楊宇霆；
三、主張今後罷兵停止內戰（哈哈，實在是高！以發動內戰來制止內戰？由我來打最後一場？）
通電當天（一說23日），魏益三（炮兵第二旅旅長）已率兩個團一個工兵營秘密潛往山海關。魏益三偷襲山海關失手後，25日，郭松齡親自率主力北上進攻奉軍。此即“灤州兵變”，或“郭松齡反奉”事件。
上述通電要意中的第二項、第三項都是郭松齡發動兵變，加入全國反奉戰事，予張作霖致命一擊的託辭、藉口，諸如“灤州兵變前張作霖命令郭松齡進攻馮玉祥”、“11月13日，張學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齡、李景林等將領開會，傳達向國民軍進攻的密令。”等流行說法也都是捏造的謊言。張作霖並非內戰的發起方。1925年10月15日閩浙巡閱使兼浙江督軍孫傳芳通電反奉，向南方奉軍發起進攻後，奉軍從上海、蘇州、南京、蚌埠一路撤退到徐州一線，未予還擊，其間多支部隊被繳械，直到10月23日，從濟南南下徐州的奉系山東督軍張宗昌，才在徐州、海州一帶與繼續北進的孫傳芳開戰。到10月下旬，東南有孫傳芳率五省聯軍討奉，華中有吳佩孚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討奉，華北馮玉祥、河南嶽維峻（原國民二軍首領胡景翼的繼任）也虎視眈眈，待機而動。已應顧不暇的張作霖，不可能命令張學良、郭松齡率部主動進攻馮玉祥，再多樹一個強敵，陷自己於多面作戰的危局。事實上，10月25日，張作霖在奉天召開的高級軍事會議作出的決定是：由姜登選、張宗昌二人主持南方戰線，抵禦孫傳芳五省聯軍，在北方，則由張學良、郭松齡率津榆駐軍與直隸督軍李景林一同監視、警戒馮玉祥、岳維峻的國民一軍、二軍。注意，是“監視、警戒”，不是主動進攻！為避免再與國民軍發生衝突或開戰，張作霖不惜對馮玉祥、岳維峻作出重大讓步。11月15日（一說11月1日），張作霖、馮玉祥、岳維峻三方代表與臨時執政段祺瑞的代表姚震在北京達成協議：在北京成立兩軍辦事處；國民軍從北京撤退，奉軍從三河撤退；奉軍自保定、大名等地撤防，由國民軍接防；天津港向國民軍開放。11月21日，也就是郭松齡通電反奉的前一天，張作霖又在奉天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再度收縮關內防線。
“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灤州兵變”其實是張、郭二人共同籌劃、發動的，郭松齡捨得一身剮，出面站在前台明處操辦主持，張學良不便公開叛父，隱於幕後暗處部署遙控。
隨郭松齡兵變的奉軍精銳-津榆駐軍（有時被誤稱為“京榆駐軍”），由第二次直奉戰爭（1924年9月~10月）時的鎮威軍（奉軍）第一軍（軍長姜登選，副軍長韓麟春）、第三軍（軍長張學良、副軍長郭松齡）合編而成。戰後，姜登選被張作霖推舉為安徽軍務督辦（即督軍），姜離開第一軍，率少量部下南下就任（孫傳芳在南方反奉後，姜撤回北方，路過灤州時被郭松齡拘押殺害）；與此同時，張作霖把最重要的一項兵權，一、三聯合軍團即津榆駐軍的指揮權，交給了兒子張學良，張學良的長期副手郭松齡，被任命為這支精銳的副司令兼第十軍軍長。為什麼說“灤州兵變”是張學良、郭松齡共同籌劃、發動的？因為津榆駐軍官兵，都是吃“老張家飯的”，他們要麼忠於老帥張作霖，要麼忠於少帥張學良；軍中的少壯派軍官（如鄒作華、高紀毅、高仁紱、陳再新等等），幾乎全是張學良一手提拔起來的他本人的親信，他們唯張學良馬首是瞻。“半外來戶”郭松齡的權力完全來自張學良，除了張學良，他在奉軍中沒有其它根基、人脈，甚至沒有其它朋友；他的超常升遷也完全得益於張學良，常有文章吹噓郭松齡、張學良的“赫赫”戰功，並為郭松齡官職升得不夠快不夠大鳴不平，張、郭兩人的戰功加一塊再乘以10，也比不上張宗昌（世人哪知張宗昌的戰功和仁義，誰叫他是反蘇反共的反革命呢）。沒有張學良暗中撐腰，有幾個人買郭松齡的帳？沒有張學良暗中授權、布置，郭松齡根本指揮不動這支奉系精銳，根本無力拘押忠於張作霖、不願附從起事的30多名軍官（這三十多名上校以上級軍官，包括四個師長趙恩臻、高維岳、齊恩銘、裴春生在內，被郭松齡解送天津，交給直督李景林關押），而一旦張學良指示兵變軍官們轉向（巨流河之戰前），郭松齡立即成為孤家寡人（仍效忠郭的只有魏益三），叛軍須臾間便土崩瓦解。
11月19日，郭松齡通電反奉前三天，張學良、郭松齡、李景林三個兵變策劃者在天津開會密商，隨後，郭松齡於當晚在天津國民飯店（一說意大利租界醫院）召集劉偉、范浦江、霽雲、劉振東等將領，再次開會；11月22日，郭松齡在郭、馮密約上簽字，當晚，張學良又與郭松齡見了面，張學良走後，郭松齡即於當夜通電反奉；兵變失敗後，12月25日，張學良在韓麟春陪同下會見投降的叛軍高級軍官，他的部下們時，裝模作樣地責問劉偉（叛軍第二軍軍長，一說為第二軍參謀長）：“你是不是事先知道郭要反叛？”，遭劉憤怒頂撞：“你自己知道的一點都不比我少。”其實，張學良幕後所做的，比劉偉已經知道的還要多得多。
27年夏，張學良在新鄉再次策劃兵變，準備推翻張作霖，同時消滅張作霖反蘇反赤的最重要支持者張宗昌及其直魯軍。他派奉軍炮兵司令鄒作華前往北京，向負責京畿警備的高仁紱（“九一八事變”導火索“中村事件”肇事者關玉衡的上級）傳達準備“兵諫”的指示。高一聽說又要造反，立即表示拒絕：“郭茂宸(即郭松齡)領導的灤州起義，是軍團長與郭茂宸聯銜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隨，不意到了錦州起了變化，造成相反的後果。那一次算我上了當，這一次再不上當了，我決不接受這個任務。”
郭松齡沒有能力撇開張學良獨自發動“灤州兵變”，張學良才是兵變的第一責任人。但真相或真知常常不受歡迎，往往不是人們想要的東西。虎毒不食子。父子反目仇殺，這樣的結果，對崇尚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張作霖的來說太殘酷了，奉系高層，也都不忍面對首領父子決裂相殘的局面。促和不促殺，他們只能選擇大事化小、息事寧人，得過且過，寄望於未來情況會向好的方向發展。在楊宇霆的安排下，郭松齡、韓淑秀夫婦被迅速處死，承擔了兵變的所有罪責，掩埋了張作霖們不想聽到，楊宇霆們不忍揭開的兵變真相（有說建議或下令處死郭松齡夫婦的是吳俊升）。但是，有件事當年楊宇霆沒有弄清楚，張學良叛父，源自政治立場的勢不兩立，張作霖是因“頑固”反蘇反赤而被兒子背叛的；他楊宇霆之所以成為郭松齡通電中的討伐對象，同樣也是因為政治立場（與張作霖高度接近），而非私人恩怨。楊宇霆的的結局已經註定，即使他沒有下令處死郭松齡，他在存在本身就是張學良的巨大障礙。儘管他有智慧、有謀略、知進退，儘管他有分寸、不囂張、不跋扈，儘管他懂得明哲保身，主動交出了所有兵權。。。但是作為被殺者，他沒有機會再為自己說話了。經勝利者的廣為散布，張作霖的頭號智囊成了一個囂張跋扈、驕橫不馴、不知死活的，逼着殺人者拔槍的，SB一樣的自尋死路的人物，而且，幾乎沒有人質疑這種描繪。
25年隱於幕後策劃、發動“灤州兵變”，27年籌劃“新鄉兵變”（未實施），到36年發動“西安兵變”時，張學良已經稱得上是經驗豐富，遊刃有餘的兵變老手了。
還有另外一點也需要予以說明：“灤州兵變”是張學良、郭松齡、蘇聯駐中國全權大使加拉罕、共產國際中國北方領導人李大釗共同策劃的，“兵變”旨在推翻張作霖，以張學良取而代之。對蘇聯輸出革命，赤化中國，擺布中國政局，挑動中國內亂最深惡痛絕、反抗最堅決、最不妥協的民國領導人張作霖，是蘇聯在中國勢不兩立的頭號敵人。
蘇聯是“灤州兵變”的幕後總策劃和1925年秋冬中國全國反奉運動的幕後總推動者。
1925年10月19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做出以下決策（原資料稱結論）（內容次序有所調整，編號為本人所加）：
一、人民軍（指馮玉祥等的國民軍）的任務應當是：不急於參與衝突，但要加緊做好準備；
二、敦促直隸人（指吳佩孚、孫傳芳為代表的北洋直系勢力）採取行動，以迫使張作霖把大量兵力投放在南方；
三、通過派遣代表同直隸人司令部建立聯繫，派自己的人到直隸人軍隊中做政治工作；
四、加強對張作霖軍隊的瓦解工作，想辦法同張宗昌、李景林和其它將領建立聯繫，使他們離開張作霖；加強在張作霖後方及其交通線上的活動；
五、在我們（對反奉軍）提供援助方面，要加強和加快提供這方面的援助，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供機槍、火炮和空中支援上；
。。。
10月22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撥給孫傳芳德國型號子彈100萬發，條件是在他管轄的地區工人運動合法化，運送子彈嚴格保守秘密，排除發生任何非難蘇聯政府事件的可能性。”
10月26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在聽取了“關於撥給孫傳芳200萬發步槍子彈步槍子彈的問題”後，決定：“緊急向海參崴倉庫調撥200萬發德國子彈，轉交時要執行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要求。”（援助加倍）
即，在“灤州兵變”前一個月的10月底、11月初，蘇聯向孫傳芳（時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辦）秘密提供了200萬發德國造子彈，以幫助其對南下的奉系勢力蘇督楊宇霆、皖督姜登選、魯督張宗昌等繼續進行攻擊。
郭起兵後，蘇聯拒絕奉軍使用中東鐵路從吉、黑兩省運送援軍和軍需物資南下（一說，蘇聯下令停止對奉系軍隊和軍用品的免費運輸，奉方需要軍事運輸須先付現金，並停止了哈爾濱至長春的客貨運輸）。
正在“聯俄容共”政策下合作的國共兩黨，也遵循蘇聯-共產國際的指示，對郭松齡兵變進行積極的輿論聲援，多方位的配合和策應。
11月25日，廣東國民政府在廣州召開國民大會，聲援郭軍反奉行動，高呼打倒張作霖、段祺瑞和“帝國主義”等口號，號召“各革命團體，聯合一切反奉的軍隊，掃蕩擾亂中國、荼毒民主之最殘暴勢力”。
註：段祺瑞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重新出山，被張作霖、馮玉祥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在被曹錕、吳佩孚擊敗前（1920年7月，直皖戰爭），曾與日本結盟，堅決反蘇反赤化，是當時蘇聯、孫中山-國民黨共同的頭號敵人。
11月28日，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陳獨秀次子）在北京組織發動“首都革命”：糾集群眾召開“國民大會”，舉行全城大遊行，要求段祺瑞下台；包圍段祺瑞執政府（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預演），趕跑了警察總監，占領了警察局、郵電局和國會；將章士釗、李思浩、梁鴻志、朱深、曾毓雋等人的住宅搗毀；為將段祺瑞抓去公審，派敢死隊衝擊有軍隊保護的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達數小時；29日，在天安門再次糾集五萬人的“國民大會”，發布《推翻賣國政府，建設國民政府》等決議案，發表“革命”宣言：“號召一切革命力量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和奉系軍閥。”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發表《為郭松齡倒戈告全國民眾書》，宣稱“只有全國革命的民眾及革命的國民黨不猶豫的起來奪取政權，並且要力使國民軍（指馮玉祥、岳維峻、孫岳的國民一、二、三軍，岳維峻是胡景翼的繼任）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夠解除一切不反對帝國主義而剝奪人民自由的軍閥（的）武裝，實現革命的民主政府。”
輿論配合郭松齡兵變最不遺餘力的是與李大釗關係密切的《京報》。參與策動兵變的《京報》社長邵飄萍，在郭舉事前，就開始製造輿論；郭起兵後，邵飄萍及《京報》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大量報道、時評，讚頌郭松齡，痛斥張作霖，並散播張作霖讓賢，張學良代父的輿論。1925年12月7日，《京報》出了一大張二整版的《京報特刊》，登載了眾多政界人物的照片，每張照片下面都有邵飄萍所加的評語，如：“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忠孝兩難之張學良”，“馮玉祥將軍”，“保護京畿治安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畿警察總監鹿鍾麟將軍”，“時勢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孫傳芳”，“通電外無所成自岳州赴漢口之吳佩孚將軍”，“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張作相”等等。
邵飄萍是李大釗發展的秘密黨員，與馮玉祥交誼也很深，是李大釗促成郭松齡、馮玉祥結盟反奉的重要幫手，郭起兵前後，邵飄萍派其如夫人祝文秀多次喬裝往來於北京西郊（馮玉祥）、北京（李大釗）、天津（郭松齡）之間，充當李大釗、馮玉祥、郭松齡三人的信使。與張學良“私交亦不淺，時有函札往來”（張學良語）的邵飄萍實際上也是李大釗與張學良（+郭松齡）的秘密聯絡人。
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在天橋先農壇二道壇門刑場被槍決，其判決書寫道：“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着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處決邵飄萍的決定是1926年初化敵為友，發動聯合討赤行動（討伐馮玉祥為首的國民軍）的兩巨頭張作霖、吳佩孚共同作出的。
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確認邵飄萍為中共秘密黨員，入黨時間是1925年，入黨介紹人是李大釗、羅章龍。
李大釗還作了在軍事上配合、策應“灤州兵變”的安排，他派任國楨、朱霽青、陳晦生、彭守朴等人到哈爾濱、奉天等地組織“東三省國民自治軍”等武裝，計劃在郭松齡軍隊到達奉天時，舉行暴動進行接應，裡應外合奪取東北政權；任國禎還在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秘密幫助下，為郭松齡兵變軍籌集武器、彈藥和軍費。
“灤州兵變”不僅是張學良與郭松齡共同籌劃、發動的，而且是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與李大釗的一次深度合作。
二 李大釗-李渤海；共產黨人的救星和一家人
1927年4月28日，捕自蘇聯使館兵營的李大釗等人被處死（一說李大釗被捕地是蘇使館西面的中東鐵路辦事處）。張作霖不知道，他又一次成了殺害兒子戰友、同志的劊子手，他們的死，特別是李大釗的死，可能讓張學良椎心刺骨、痛徹心扉。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很有可能就是張學良秘密入黨或秘密加入共產國際的介紹人，當時中國最有資格、最有能力、最有機會、便利、可能介紹張學良入黨的人，就是李大釗。張學良入黨的另一個介紹人，（與邵飄萍的情況一樣，）很可能也是李大釗的重要助手羅章龍。張學良入黨的經辦人應該是李大釗的上級加拉罕。張學良是絕密黨員，1925年秋冬中國反奉戰爭前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頻繁討論中國政局，連續不斷地對其駐華涉華人員及國共兩黨作出指示，但在已公開的會議記錄上，卻極為反常地一次也沒有出現過這一時期兩個極端重要人物--張學良、郭松齡的名字。
民國第一縱橫家，能量極大的李大釗在軍政界交遊極為廣闊，張學良也是一個交遊非常廣闊的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沒有這兩個人曾經接觸的任何記載！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根本沒有接觸過，或極少接觸；二是他們之間的接觸，總是在極隱秘的情況下進行。應該是哪種情況呢？前文曾指出：“‘灤州兵變’是張學良、郭松齡一暗一明共同籌劃、發動”。因此，促成郭松齡與馮玉祥結盟，策動郭松齡兵變的李大釗，不是在和郭松齡一人聯繫，不是在和郭松齡一人接觸，而是同時與張學良、郭松齡兩人聯繫、接觸。所以，結論是：張學良與李大釗之間有着非常隱秘的關係，而且他們在聯繫、接觸時，非常注意避人耳目，以至他們的接觸記錄完全空白。
張學良和李大釗完全清除了雙方直接接觸的痕跡，但留有他們人際網絡的交集，李大釗的同志兼助手羅章龍、吳雨銘、李希逸，李大釗的學生兼助手李渤海，李大釗發展的另一位秘密黨員邵飄萍。。。都與張學良有着非同一般的關係。張學良和李大釗應該在合作策劃“灤州兵變”前就已相識並建立了互信；經常在東北活動，並曾接觸軍政界上層的羅章龍，也很可能早與張學良相識；在張學良身邊擔任要職，同時又與羅章龍保持密切聯繫和隱秘往來的黎天才，50年代曾寄給高崇民（張學良另一位重要幕僚）一份《黎天才自述》，為了掩藏張學良的身份秘密，和張學良與李大釗、羅章龍、黎天才三人的真正交往淵源，在高崇民手中的這份《黎天才自述》僅存孤本中，張學良與羅章龍的相識時間被至少推遲了10年，推遲到了1935年（4月前後）。
張學良無法讓李大釗免死，但在同年秋，他通過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營救了李的學生、重要助手和承繼人李渤海。為了掩藏張學良與黎天才獲釋的關係，《黎天才自述》（高崇民孤版）中偽稱“當時張作霖、楊宇霆說我是個人才，就這樣未殺我。”李大釗死後，李渤海續任中共北方區委（亦稱中共北京地委或中共北京區委）書記，但李渤海對李大釗工作和事業的承繼內涵絕不僅止於此職務。李渤海出獄後，以自己的筆名黎天才為新的名字，為掩飾與張學良的真實關係，他沒有公開跟隨張學良，而是在陳興亞屬下工作。28年夏張學良主政東北後，黎天才被陳興亞“推薦”給張學良，迅速地實際上成為張學良最為倚重、信賴的智囊、親信和東北軍情報機構的負責人。即便如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黎與張的工作關係仍不公開（有時他作為張的私人秘書而存在），為張學良秘密工作的黎天才的公開身份，依舊是陳興亞部下。黎天才在1928~1932年間為張學良工作的內容極度隱秘，世人所知的寥寥片斷，可能皆來自《黎天才自述》。1929年，黎天才曾作“易幟後的東北黨務計劃”一文，幫助張學良巧妙、有效地阻止了國民黨勢力借黨務工作對東北進行滲透。直到“九一八事變”時，黎天才的公開職務仍是北平憲兵司令陳興亞的秘書長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長為陳興亞兼任)政訓部秘書，1931年9-10月陳興亞辭任後，黎天才應該仍任職於北平憲兵司令部和北平市公安局。1932年8月，張學良為主任的北平綏靖公署改設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蔣介石兼委員長，張學良任副委員長、代理委員長，黎天才被蔣介石任命為北平分會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為曾擴情）。《黎天才自述》中稱“此等任命，事先並未與張（學良）及我商量”。蔣介石之所以未與張學良商量對黎天才的任命，原因應該是蔣不知道黎已是張的心腹，更不知道二人隱密的關係淵源。蔣介石後來還在南昌召見黎天才，並讓鄧文儀給黎一個密碼本，以便秘密聯繫，可見，蔣介石是想把黎天才收為已用，讓他作自己在北平軍分會的內線（黎天才此後便假裝為蔣工作，直到西安事變前一天，蔣介石仍在把黎天才當自己人）。張學良、黎天才因蔣介石的這一任命而有了公開、直接的工作關係，不用再象以前那樣秘密接觸，避人耳目。1931~1933年間，黎天才設法營救、釋放了京津、華北地區的大批被捕共產黨人。1934年1月8日，張學良旅歐歸來當天，黎天才趕赴上海碼頭迎接。1934年3月1日張學良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後，立即將黎天才召至武昌，令其組建剿總情報機構-機要處，並任命其為少將處長。
李渤海-黎天才被傳統說法稱為叛徒、叛黨者，但所謂”李渤海叛變，交代了藏匿在蘇聯使館內的中共黨員名單”或“李渤海經多方勸導，頗能合作，將李大釗藏匿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之情報及其他共產人員名單供出”等說法都是謊言、偽說。如果李渤海叛變並出賣了藏匿在蘇聯使館內的李大釗，導致李大釗被捕被殺，那麼豈會發生“李大釗等遇難後，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一事？如果李渤海隱匿了自己叛變一事，得以繼續在中共組織內任職，那麼張學良可能欣賞、信任、重用一個共產黨的叛徒，一個貪生怕死，背叛、出賣自己師長，導致眾多同志被殺的人嗎？李渤海沒有叛變，李大釗也不是李渤海出賣的，張學良、陳興亞是為了營救李渤海而偽稱其叛變，並偽造了叛變的假材料。向奉系泄露李大釗隱匿地點的，另有其人。按共產國際和中共資深諜報人員，李大釗曾經戰友陳翰笙口述的《地下工作二十五年》一文的說法，“向奉系告密李大釗潛藏在蘇聯大使館西面的中東鐵路辦事處（一說蘇聯大使館兵營）的人是李石曾”。李石曾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李大釗的國民黨戰友，曾與李大釗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共同組織對段祺瑞執政府的衝擊行動。
自張作霖主政時期始，張學良就以某些名義、策略，設法營救、釋放、保護被捕共產黨人，李渤海即是其中之一；主政東北期間（1928年6月~1931年9月），張學良通過三次大赦等方式，釋放或保護了無數共產黨人，其中包括劉少奇和饒漱石；主持華北軍政期間（1930年10月~1933年3月），張學良又營救、釋放、保護了大批共產黨人。1931~1933年間，平津和華北被捕的數百共產黨員，絕大多數先後以各種形式獲釋，黎天才、王卓然、潘文郁等張學良幕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初，借孫殿英向其請求保釋韓麟符之機，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的張學良，派黎天才、潘文郁（已任其機要秘書）出面，未經任何正式手續，將韓麟符、杜真生、鄭丕烈、李希逸、許權中、劉尊棋六名中共黨員從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釋放（另說，劉尊棋是1933年5月由王卓然營救出獄的）；1933年3月11日，因熱河不戰而淪陷，張學良下野赴上海（一個月後出國赴歐洲），離任前，離不開毒品，“每天至少要注射幾次嗎啡”，“骨瘦如柴、病容滿面、精神頹喪”的張學良，仍未忘記交待黎天才抓緊時間放人，從而使又一批北平監獄的政治犯重獲自由。
還有不少張學良或其團隊幫助共產黨人逃脫通緝、追捕的事例。
部分張學良營救的“前共產黨人”，包括假自首、假悔過、假脫黨、假叛黨、假變節的中共黨員（簡明識別標識是，他們都沒有出賣過自己的任何一位同志），及曾被中共開除黨籍者，如黎天才、潘東周（潘文郁）、吳雨銘、李希逸等等，獲釋後加入了張的幕僚團隊，這相當於他們的組織關係，從共產國際的中共支部轉到了共產國際的東北軍支部。但是，張學良的絕密身份，要求他們必須同時對國共兩黨隱瞞自己的工作和身份秘密，他們必須為革命事業犧牲個人名譽，忍辱負重，承受“污名”，準備面對來自國共兩方面的刑獄之災。
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員多如牛毛，張學良吸納、任用、培養的知名共產黨人中，在1935年底之前已進入（過）東北軍，或已加入其團隊的有：
黎天才（李渤海）、閻寶航、潘文郁（潘東周）、王卓然、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盧廣績、車向忱、鞏天民、於毅夫、劉瀾波、王家禎、李杜、吳家象（？）、叢德滋、郭維城、李澤民、吳雨銘、李希逸、張慕陶、曹策（曹健勤）、孫達生、栗又文、苗勃然、王以哲、于學忠、張學思、呂正操、解方（解沛然）、賈陶、常恩多、萬毅、杜長齡、王岳石、吳瀚濤（？）。。。
民國大軍閥中，對共產黨的滲透毫不防範、顧忌，主動幫助共產黨在自己部隊滲透，為其發展、壯大黨組織提供各種便利，真正視共產黨為自家人的，唯有張學良一人。
東北軍系統之外，張學良接觸、聯絡、配合、協作過的共產黨人，包括國際黨員，中共黨員，其它紅色代理人，同樣可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
註：以上名單包括中共黨員和國際黨員，及在兩種身份間發生過組織轉換者；名單中部分人物的入黨時間可能在1935年後；部分人物身份至今仍未正式公開，仍以“愛國將領”或“愛國民主人士”等面目示人；打問號者為高度疑似，但證據仍嫌不夠充分者。
三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清晨，張學良與蘇聯合謀，在皇姑屯三孔橋（今三洞橋）爆炸謀殺了正從北京撤往關外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最後一位首腦，陸海軍大元帥，自己的父親張作霖。得到張學良方面隱秘協助、配合的蘇聯特工製造了三孔橋的爆炸。這是一次完美的謀殺，從設計到實施都非常精巧，似乎沒有留下任何張學良弒父的線索，張學良和他的情報負責人，李大釗的學生、繼任黎天才（李渤海）看起來與謀殺完全無涉。
註：理論上仍存在張學良、黎天才直接派出的特工實施了三孔橋爆炸的可能性。
既定的謀殺目標是兩個人，第二人是與張作霖感情最親近，政治立場最接近的結拜兄弟，奉系二號人物吳俊升。一封電報讓吳俊升從奉天遠迎張作霖至山海關，坐進了張作霖的死亡車廂。時任東三省邊防司令兼保安總司令，與張作霖一樣親日反蘇的吳俊升是張學良代父主政的頭號競爭對手，勢難兩立的絆腳石，張學良需要吳俊升以死亡的方式為其騰出職務。皇姑屯事件一個月後（1928年7月3日），張學良接任吳俊升原任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順利主政東北。
皇姑屯謀殺的成敗取決於張學良方面的情報和配合。在參與謀殺的張學良團隊成員中，有兩個人至關重要，一個是張學良的結拜兄弟、玩伴、伴讀，時任北京大元帥府電務處長的周大文，另一個則是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張學良的四大爺，時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實業總長的張景惠。
周大文的工作是：將張作霖反奉行程，所乘專列情況，所在車廂位置、特徵等情報秘電蘇聯指揮中心；給吳俊升發報，將其誘至山海關踏進張作霖死亡車廂。（註：這些工作也可能是由黎天才主持的）
張景惠的工作是：在列車到達三孔橋前，於皇姑屯車站登上張作霖列車（暗殺地點三孔橋在皇姑屯站東1.3公里）；確認車內情況，確認張作霖、吳俊升身在死亡車廂；用彩燈或旗幟標記、指示死亡車廂；向三孔橋蘇方爆炸小組發出暗殺實施信號；與車上同謀者聯絡，實施其它配合行動。
周大文（或黎天才）、張景惠是將奉系一、二號人物同時雙殺，確保暗殺一舉成功，不因意外情況失手或部分失手的至關重要人物。
1928年底（“皇姑屯事件”半年後），東北易幟，在張作霖生前已失去實權的張景惠被張學良任命為東省特別區（跨吉林、黑龍江兩省的中東鐵路沿線地區，與省同級）長官，常駐哈爾濱，是與中東鐵路的實際控制方-蘇聯，及與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直接打交道的東三省最高官員，相當於張學良與蘇聯的首席聯絡人。在隨後的29年初，張景惠還進入了東北核心領導機構--東北政務委員會，成為13名委員之一。
在列車上配合這次謀殺的張學良黨羽中，包括張的另一位重要心腹，時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農工部總長莫德惠。30年代，莫德惠至少兩次被張學良極秘密地派往莫斯科，其中一次在西安事變前的1936年夏；同車的張作霖隨身醫官杜澤先也是張學良的人。杜與張很早就認識，1917年，杜澤先與周大文介紹張學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參加青年會活動），隨後張學良在那裡認識了“一生摯友”，其幕僚團隊中最知名的蘇聯-共產國際間諜閻寶航（張學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及認識閻寶航的時間，有多種不同說法，時間範圍大體在1916年~1918年之間。）；謀殺的配合者、知情人還包括張作霖的貼身護衛，校尉處長溫守善，溫守善在“皇姑屯事變”後不久就離開大帥府，離開東北，隱匿天津，顯然是為了避禍。
在三孔橋爆炸發生時，列車上的張作霖、吳俊升可能已被控制，不能自由、自主活動。
“皇姑屯事件”的大贏家是蘇聯和張學良，兩大輸家則是中華和日本。即使撈不到一丁點好處，即使有百害而無一利，即使在中國朋友越來越少，即使將與中國讎恨越結越深，日本也要八格牙路地暗殺自己在中國最堅定的反蘇反赤盟友，兩肋插刀地為自己的頭號死敵蘇聯剷除蘇聯在中國的頭號死敵--與蘇聯勢不兩立，令蘇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張作霖。
張學良主政東北後，從未通過外交渠道、媒體渠道，或其它任何公開渠道，負責任地控告日本軍人、日本關東軍、日本政府，或公告他們的暗殺罪行；
張學良從未對“皇姑屯事件”進行真正的調查（海嵐·里昂收藏的張學良英文調查報告是在窺探各方、媒體、社會輿論對事件的反應，並檢視謀殺現場是否留有線索、漏洞，而不是在調查事件真相）。主政東北後，張學良立即於當月（7月）和8月對奉天軍政官員進行了大換血，皇姑屯事件後主持中方調查和對日交涉的東三省交涉總署署長兼奉天交涉員高清和被王鏡寰（王明宇）替換，此後東北方面再未對“皇姑屯事件”展開調查，高清和之後的情況也再不見於史料，就此消失。
不僅未予控告，未作調查，張學良也從未與日本就“皇姑屯事件”進行過任何交涉，向日方提出過任何官方抗議。皇姑屯事發後，高清和已擬定的對日“抗議照會”，在臨發出前被某些官員勸止，最終未能發出，中日失去了極端重要的對質、辯駁機會，也失去了澄清皇姑屯事件真相最有效的途徑。自始至終，東北方面未就“皇姑屯事件”向日方發出任何照會和抗議，迴避調查和交涉的，居然不是日本，而是張學良。
不控告、不調查、不交涉、不抗議。但張學良卻授意幕僚、部屬私下大肆散布“日本人殺死了張作霖”、“日本人製造了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死”等謊言。謊言只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散布，在公開的外交場合，公開的媒體場合，張學良從不敢說同樣的話，從不敢把他授意散布的那些話堂堂正正地大聲講出來。
主凶是河本大作嗎？河本的“口述筆供”《我殺死了張作霖》，是其被囚禁於中共山西太原戰犯管理所期間的產物（河本在抗戰結束後曾擔任閻錫山的高級顧問），成文時間可能在1953年4月前後（或更早），據我所知，“供狀”原件從未對外展示過。
1946年，岡田啟介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揭發”河本大作是“皇姑屯事件”主謀，但河本既未被傳到庭，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證詞、供狀。應該是法庭不知其身在何處，而河本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揭發”。被岡田“揭發”時，河本正在閻錫山手下擔任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總顧問”，《我殺死了張作霖》尚未問世，這一“筆供”直到1953年4月前後才“補缺”出爐。所謂河本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了供詞的說法是錯誤的，沒有資料顯示河本先後作過兩份供詞。“口供”完成後，河本很快就掛掉了，其死亡時間有1953年、1954年、1955年8月25日等多種說法。河本的死恰到好處，他的使命已經完成，不再開口說話，也就不會製造額外的麻煩了。
儘管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缺乏可信性和實際證據為由，決定不對此案（河本大作或關東軍製造‘皇姑屯事件’）進行專門立案審理”，但河本大作、日本關東軍暗殺張作霖之說沒過多久就成為人所共知的“定論”。這是調動龐大資源，製造偽證、營造假象，長期編造、壟斷式地傳播謊言所取得的成果。謊言是不是漏洞百出，經不經得起推敲並不重要，只要把它做成“鐵案”，把它變成婦孺皆知的歷史“常識”，那麼，謊言也就成為真相了。
1928年6月，張作霖被謀殺的當月，張學良以為父治喪的名義宣布特赦政治犯，釋放了被其父關押的國共兩黨黨員（6月19日，返回奉天兩天后，張學良就任奉天軍務督辦）。1928年12月底東北易幟時，以及1931年的元月，張學良還實施了另外二次大赦。張學良代父主政後，表面上仍延續其父的反蘇反赤化政策，地方上仍在抓捕赤色、赤化分子，日本也不時將其逮捕的共產黨移交奉方。不過，我沒有看到過有共產黨人在張學良主政東北時期被處決的任何文字記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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