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滦州兵变
1925年11月，张学良的副手郭松龄与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三角同盟”，郭与冯还另外缔结秘约。11月22日夜，郭松龄连发三篇通电，要意有以下几点：
一、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代父主持军政，“改革”东三省；
二、要求惩办“罪状累累”的主战“祸首”、奉军总参议杨宇霆；
三、主张今后罢兵停止内战（哈哈，实在是高！以发动内战来制止内战？由我来打最后一场？）
通电当天（一说23日），魏益三（炮兵第二旅旅长）已率两个团一个工兵营秘密潜往山海关。魏益三偷袭山海关失手后，25日，郭松龄亲自率主力北上进攻奉军。此即“滦州兵变”，或“郭松龄反奉”事件。
上述通电要意中的第二项、第三项都是郭松龄发动兵变，加入全国反奉战事，予张作霖致命一击的托辞、借口，诸如“滦州兵变前张作霖命令郭松龄进攻冯玉祥”、“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等流行说法也都是捏造的谎言。张作霖并非内战的发起方。1925年10月15日闽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军孙传芳通电反奉，向南方奉军发起进攻后，奉军从上海、苏州、南京、蚌埠一路撤退到徐州一线，未予还击，其间多支部队被缴械，直到10月23日，从济南南下徐州的奉系山东督军张宗昌，才在徐州、海州一带与继续北进的孙传芳开战。到10月下旬，东南有孙传芳率五省联军讨奉，华中有吴佩孚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讨奉，华北冯玉祥、河南岳维峻（原国民二军首领胡景翼的继任）也虎视眈眈，待机而动。已应顾不暇的张作霖，不可能命令张学良、郭松龄率部主动进攻冯玉祥，再多树一个强敌，陷自己于多面作战的危局。事实上，10月25日，张作霖在奉天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作出的决定是：由姜登选、张宗昌二人主持南方战线，抵御孙传芳五省联军，在北方，则由张学良、郭松龄率津榆驻军与直隶督军李景林一同监视、警戒冯玉祥、岳维峻的国民一军、二军。注意，是“监视、警戒”，不是主动进攻！为避免再与国民军发生冲突或开战，张作霖不惜对冯玉祥、岳维峻作出重大让步。11月15日（一说11月1日），张作霖、冯玉祥、岳维峻三方代表与临时执政段祺瑞的代表姚震在北京达成协议：在北京成立两军办事处；国民军从北京撤退，奉军从三河撤退；奉军自保定、大名等地撤防，由国民军接防；天津港向国民军开放。11月21日，也就是郭松龄通电反奉的前一天，张作霖又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再度收缩关内防线。
“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滦州兵变”其实是张、郭二人共同筹划、发动的，郭松龄舍得一身剐，出面站在前台明处操办主持，张学良不便公开叛父，隐于幕后暗处部署遥控。
随郭松龄兵变的奉军精锐-津榆驻军（有时被误称为“京榆驻军”），由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0月）时的镇威军（奉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合编而成。战后，姜登选被张作霖推举为安徽军务督办（即督军），姜离开第一军，率少量部下南下就任（孙传芳在南方反奉后，姜撤回北方，路过滦州时被郭松龄拘押杀害）；与此同时，张作霖把最重要的一项兵权，一、三联合军团即津榆驻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儿子张学良，张学良的长期副手郭松龄，被任命为这支精锐的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为什么说“滦州兵变”是张学良、郭松龄共同筹划、发动的？因为津榆驻军官兵，都是吃“老张家饭的”，他们要么忠于老帅张作霖，要么忠于少帅张学良；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如邹作华、高纪毅、高仁绂、陈再新等等），几乎全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本人的亲信，他们唯张学良马首是瞻。“半外来户”郭松龄的权力完全来自张学良，除了张学良，他在奉军中没有其它根基、人脉，甚至没有其它朋友；他的超常升迁也完全得益于张学良，常有文章吹嘘郭松龄、张学良的“赫赫”战功，并为郭松龄官职升得不够快不够大鸣不平，张、郭两人的战功加一块再乘以10，也比不上张宗昌（世人哪知张宗昌的战功和仁义，谁叫他是反苏反共的反革命呢）。没有张学良暗中撑腰，有几个人买郭松龄的帐？没有张学良暗中授权、布置，郭松龄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奉系精锐，根本无力拘押忠于张作霖、不愿附从起事的30多名军官（这三十多名上校以上级军官，包括四个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在内，被郭松龄解送天津，交给直督李景林关押），而一旦张学良指示兵变军官们转向（巨流河之战前），郭松龄立即成为孤家寡人（仍效忠郭的只有魏益三），叛军须臾间便土崩瓦解。
11月19日，郭松龄通电反奉前三天，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三个兵变策划者在天津开会密商，随后，郭松龄于当晚在天津国民饭店（一说意大利租界医院）召集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将领，再次开会；11月22日，郭松龄在郭、冯密约上签字，当晚，张学良又与郭松龄见了面，张学良走后，郭松龄即于当夜通电反奉；兵变失败后，12月25日，张学良在韩麟春陪同下会见投降的叛军高级军官，他的部下们时，装模作样地责问刘伟（叛军第二军军长，一说为第二军参谋长）：“你是不是事先知道郭要反叛？”，遭刘愤怒顶撞：“你自己知道的一点都不比我少。”其实，张学良幕后所做的，比刘伟已经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27年夏，张学良在新乡再次策划兵变，准备推翻张作霖，同时消灭张作霖反苏反赤的最重要支持者张宗昌及其直鲁军。他派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前往北京，向负责京畿警备的高仁绂（“九一八事变”导火索“中村事件”肇事者关玉衡的上级）传达准备“兵谏”的指示。高一听说又要造反，立即表示拒绝：“郭茂宸(即郭松龄)领导的滦州起义，是军团长与郭茂宸联衔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随，不意到了锦州起了变化，造成相反的后果。那一次算我上了当，这一次再不上当了，我决不接受这个任务。”
郭松龄没有能力撇开张学良独自发动“滦州兵变”，张学良才是兵变的第一责任人。但真相或真知常常不受欢迎，往往不是人们想要的东西。虎毒不食子。父子反目仇杀，这样的结果，对崇尚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张作霖的来说太残酷了，奉系高层，也都不忍面对首领父子决裂相残的局面。促和不促杀，他们只能选择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得过且过，寄望于未来情况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杨宇霆的安排下，郭松龄、韩淑秀夫妇被迅速处死，承担了兵变的所有罪责，掩埋了张作霖们不想听到，杨宇霆们不忍揭开的兵变真相（有说建议或下令处死郭松龄夫妇的是吴俊升）。但是，有件事当年杨宇霆没有弄清楚，张学良叛父，源自政治立场的势不两立，张作霖是因“顽固”反苏反赤而被儿子背叛的；他杨宇霆之所以成为郭松龄通电中的讨伐对象，同样也是因为政治立场（与张作霖高度接近），而非私人恩怨。杨宇霆的的结局已经注定，即使他没有下令处死郭松龄，他在存在本身就是张学良的巨大障碍。尽管他有智慧、有谋略、知进退，尽管他有分寸、不嚣张、不跋扈，尽管他懂得明哲保身，主动交出了所有兵权。。。但是作为被杀者，他没有机会再为自己说话了。经胜利者的广为散布，张作霖的头号智囊成了一个嚣张跋扈、骄横不驯、不知死活的，逼着杀人者拔枪的，SB一样的自寻死路的人物，而且，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描绘。
25年隐于幕后策划、发动“滦州兵变”，27年筹划“新乡兵变”（未实施），到36年发动“西安兵变”时，张学良已经称得上是经验丰富，游刃有余的兵变老手了。
还有另外一点也需要予以说明：“滦州兵变”是张学良、郭松龄、苏联驻中国全权大使加拉罕、共产国际中国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共同策划的，“兵变”旨在推翻张作霖，以张学良取而代之。对苏联输出革命，赤化中国，摆布中国政局，挑动中国内乱最深恶痛绝、反抗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民国领导人张作霖，是苏联在中国势不两立的头号敌人。
苏联是“滦州兵变”的幕后总策划和1925年秋冬中国全国反奉运动的幕后总推动者。
1925年10月19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做出以下决策（原资料称结论）（内容次序有所调整，编号为本人所加）：
一、人民军（指冯玉祥等的国民军）的任务应当是：不急于参与冲突，但要加紧做好准备；
二、敦促直隶人（指吴佩孚、孙传芳为代表的北洋直系势力）采取行动，以迫使张作霖把大量兵力投放在南方；
三、通过派遣代表同直隶人司令部建立联系，派自己的人到直隶人军队中做政治工作；
四、加强对张作霖军队的瓦解工作，想办法同张宗昌、李景林和其它将领建立联系，使他们离开张作霖；加强在张作霖后方及其交通线上的活动；
五、在我们（对反奉军）提供援助方面，要加强和加快提供这方面的援助，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供机枪、火炮和空中支援上；
。。。
10月22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号子弹100万发，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工人运动合法化，运送子弹严格保守秘密，排除发生任何非难苏联政府事件的可能性。”
10月26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在听取了“关于拨给孙传芳200万发步枪子弹步枪子弹的问题”后，决定：“紧急向海参崴仓库调拨200万发德国子弹，转交时要执行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援助加倍）
即，在“滦州兵变”前一个月的10月底、11月初，苏联向孙传芳（时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秘密提供了200万发德国造子弹，以帮助其对南下的奉系势力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鲁督张宗昌等继续进行攻击。
郭起兵后，苏联拒绝奉军使用中东铁路从吉、黑两省运送援军和军需物资南下（一说，苏联下令停止对奉系军队和军用品的免费运输，奉方需要军事运输须先付现金，并停止了哈尔滨至长春的客货运输）。
正在“联俄容共”政策下合作的国共两党，也遵循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对郭松龄兵变进行积极的舆论声援，多方位的配合和策应。
11月25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声援郭军反奉行动，高呼打倒张作霖、段祺瑞和“帝国主义”等口号，号召“各革命团体，联合一切反奉的军队，扫荡扰乱中国、荼毒民主之最残暴势力”。
注：段祺瑞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重新出山，被张作霖、冯玉祥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在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前（1920年7月，直皖战争），曾与日本结盟，坚决反苏反赤化，是当时苏联、孙中山-国民党共同的头号敌人。
11月28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独秀次子）在北京组织发动“首都革命”：纠集群众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全城大游行，要求段祺瑞下台；包围段祺瑞执政府（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预演），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邮电局和国会；将章士钊、李思浩、梁鸿志、朱深、曾毓隽等人的住宅捣毁；为将段祺瑞抓去公审，派敢死队冲击有军队保护的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达数小时；29日，在天安门再次纠集五万人的“国民大会”，发布《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决议案，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宣称“只有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并且要力使国民军（指冯玉祥、岳维峻、孙岳的国民一、二、三军，岳维峻是胡景翼的继任）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够解除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剥夺人民自由的军阀（的）武装，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
舆论配合郭松龄兵变最不遗余力的是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京报》。参与策动兵变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在郭举事前，就开始制造舆论；郭起兵后，邵飘萍及《京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痛斥张作霖，并散播张作霖让贤，张学良代父的舆论。1925年12月7日，《京报》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登载了众多政界人物的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有邵飘萍所加的评语，如：“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冯玉祥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等。
邵飘萍是李大钊发展的秘密党员，与冯玉祥交谊也很深，是李大钊促成郭松龄、冯玉祥结盟反奉的重要帮手，郭起兵前后，邵飘萍派其如夫人祝文秀多次乔装往来于北京西郊（冯玉祥）、北京（李大钊）、天津（郭松龄）之间，充当李大钊、冯玉祥、郭松龄三人的信使。与张学良“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张学良语）的邵飘萍实际上也是李大钊与张学良（+郭松龄）的秘密联络人。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在天桥先农坛二道坛门刑场被枪决，其判决书写道：“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处决邵飘萍的决定是1926年初化敌为友，发动联合讨赤行动（讨伐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的两巨头张作霖、吴佩孚共同作出的。
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邵飘萍为中共秘密党员，入党时间是1925年，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罗章龙。
李大钊还作了在军事上配合、策应“滦州兵变”的安排，他派任国桢、朱霁青、陈晦生、彭守朴等人到哈尔滨、奉天等地组织“东三省国民自治军”等武装，计划在郭松龄军队到达奉天时，举行暴动进行接应，里应外合夺取东北政权；任国祯还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秘密帮助下，为郭松龄兵变军筹集武器、弹药和军费。
“滦州兵变”不仅是张学良与郭松龄共同筹划、发动的，而且是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与李大钊的一次深度合作。
二 李大钊-李渤海；共产党人的救星和一家人
1927年4月28日，捕自苏联使馆兵营的李大钊等人被处死（一说李大钊被捕地是苏使馆西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张作霖不知道，他又一次成了杀害儿子战友、同志的刽子手，他们的死，特别是李大钊的死，可能让张学良椎心刺骨、痛彻心扉。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很有可能就是张学良秘密入党或秘密加入共产国际的介绍人，当时中国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最有机会、便利、可能介绍张学良入党的人，就是李大钊。张学良入党的另一个介绍人，（与邵飘萍的情况一样，）很可能也是李大钊的重要助手罗章龙。张学良入党的经办人应该是李大钊的上级加拉罕。张学良是绝密党员，1925年秋冬中国反奉战争前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频繁讨论中国政局，连续不断地对其驻华涉华人员及国共两党作出指示，但在已公开的会议记录上，却极为反常地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一时期两个极端重要人物--张学良、郭松龄的名字。
民国第一纵横家，能量极大的李大钊在军政界交游极为广阔，张学良也是一个交游非常广阔的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没有这两个人曾经接触的任何记载！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或极少接触；二是他们之间的接触，总是在极隐秘的情况下进行。应该是哪种情况呢？前文曾指出：“‘滦州兵变’是张学良、郭松龄一暗一明共同筹划、发动”。因此，促成郭松龄与冯玉祥结盟，策动郭松龄兵变的李大钊，不是在和郭松龄一人联系，不是在和郭松龄一人接触，而是同时与张学良、郭松龄两人联系、接触。所以，结论是：张学良与李大钊之间有着非常隐秘的关系，而且他们在联系、接触时，非常注意避人耳目，以至他们的接触记录完全空白。
张学良和李大钊完全清除了双方直接接触的痕迹，但留有他们人际网络的交集，李大钊的同志兼助手罗章龙、吴雨铭、李希逸，李大钊的学生兼助手李渤海，李大钊发展的另一位秘密党员邵飘萍。。。都与张学良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张学良和李大钊应该在合作策划“滦州兵变”前就已相识并建立了互信；经常在东北活动，并曾接触军政界上层的罗章龙，也很可能早与张学良相识；在张学良身边担任要职，同时又与罗章龙保持密切联系和隐秘往来的黎天才，50年代曾寄给高崇民（张学良另一位重要幕僚）一份《黎天才自述》，为了掩藏张学良的身份秘密，和张学良与李大钊、罗章龙、黎天才三人的真正交往渊源，在高崇民手中的这份《黎天才自述》仅存孤本中，张学良与罗章龙的相识时间被至少推迟了10年，推迟到了1935年（4月前后）。
张学良无法让李大钊免死，但在同年秋，他通过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营救了李的学生、重要助手和承继人李渤海。为了掩藏张学良与黎天才获释的关系，《黎天才自述》（高崇民孤版）中伪称“当时张作霖、杨宇霆说我是个人才，就这样未杀我。”李大钊死后，李渤海续任中共北方区委（亦称中共北京地委或中共北京区委）书记，但李渤海对李大钊工作和事业的承继内涵绝不仅止于此职务。李渤海出狱后，以自己的笔名黎天才为新的名字，为掩饰与张学良的真实关系，他没有公开跟随张学良，而是在陈兴亚属下工作。28年夏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黎天才被陈兴亚“推荐”给张学良，迅速地实际上成为张学良最为倚重、信赖的智囊、亲信和东北军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即便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黎与张的工作关系仍不公开（有时他作为张的私人秘书而存在），为张学良秘密工作的黎天才的公开身份，依旧是陈兴亚部下。黎天才在1928~1932年间为张学良工作的内容极度隐秘，世人所知的寥寥片断，可能皆来自《黎天才自述》。1929年，黎天才曾作“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一文，帮助张学良巧妙、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势力借党务工作对东北进行渗透。直到“九一八事变”时，黎天才的公开职务仍是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为陈兴亚兼任)政训部秘书，1931年9-10月陈兴亚辞任后，黎天才应该仍任职于北平宪兵司令部和北平市公安局。1932年8月，张学良为主任的北平绥靖公署改设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兼委员长，张学良任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黎天才被蒋介石任命为北平分会政训处副处长（处长为曾扩情）。《黎天才自述》中称“此等任命，事先并未与张（学良）及我商量”。蒋介石之所以未与张学良商量对黎天才的任命，原因应该是蒋不知道黎已是张的心腹，更不知道二人隐密的关系渊源。蒋介石后来还在南昌召见黎天才，并让邓文仪给黎一个密码本，以便秘密联系，可见，蒋介石是想把黎天才收为已用，让他作自己在北平军分会的内线（黎天才此后便假装为蒋工作，直到西安事变前一天，蒋介石仍在把黎天才当自己人）。张学良、黎天才因蒋介石的这一任命而有了公开、直接的工作关系，不用再象以前那样秘密接触，避人耳目。1931~1933年间，黎天才设法营救、释放了京津、华北地区的大批被捕共产党人。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旅欧归来当天，黎天才赶赴上海码头迎接。1934年3月1日张学良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立即将黎天才召至武昌，令其组建剿总情报机构-机要处，并任命其为少将处长。
李渤海-黎天才被传统说法称为叛徒、叛党者，但所谓”李渤海叛变，交代了藏匿在苏联使馆内的中共党员名单”或“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等说法都是谎言、伪说。如果李渤海叛变并出卖了藏匿在苏联使馆内的李大钊，导致李大钊被捕被杀，那么岂会发生“李大钊等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一事？如果李渤海隐匿了自己叛变一事，得以继续在中共组织内任职，那么张学良可能欣赏、信任、重用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贪生怕死，背叛、出卖自己师长，导致众多同志被杀的人吗？李渤海没有叛变，李大钊也不是李渤海出卖的，张学良、陈兴亚是为了营救李渤海而伪称其叛变，并伪造了叛变的假材料。向奉系泄露李大钊隐匿地点的，另有其人。按共产国际和中共资深谍报人员，李大钊曾经战友陈翰笙口述的《地下工作二十五年》一文的说法，“向奉系告密李大钊潜藏在苏联大使馆西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一说苏联大使馆兵营）的人是李石曾”。李石曾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李大钊的国民党战友，曾与李大钊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共同组织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冲击行动。
自张作霖主政时期始，张学良就以某些名义、策略，设法营救、释放、保护被捕共产党人，李渤海即是其中之一；主政东北期间（1928年6月~1931年9月），张学良通过三次大赦等方式，释放或保护了无数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刘少奇和饶漱石；主持华北军政期间（1930年10月~1933年3月），张学良又营救、释放、保护了大批共产党人。1931~1933年间，平津和华北被捕的数百共产党员，绝大多数先后以各种形式获释，黎天才、王卓然、潘文郁等张学良幕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初，借孙殿英向其请求保释韩麟符之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派黎天才、潘文郁（已任其机要秘书）出面，未经任何正式手续，将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李希逸、许权中、刘尊棋六名中共党员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释放（另说，刘尊棋是1933年5月由王卓然营救出狱的）；1933年3月11日，因热河不战而沦陷，张学良下野赴上海（一个月后出国赴欧洲），离任前，离不开毒品，“每天至少要注射几次吗啡”，“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的张学良，仍未忘记交待黎天才抓紧时间放人，从而使又一批北平监狱的政治犯重获自由。
还有不少张学良或其团队帮助共产党人逃脱通缉、追捕的事例。
部分张学良营救的“前共产党人”，包括假自首、假悔过、假脱党、假叛党、假变节的中共党员（简明识别标识是，他们都没有出卖过自己的任何一位同志），及曾被中共开除党籍者，如黎天才、潘东周（潘文郁）、吴雨铭、李希逸等等，获释后加入了张的幕僚团队，这相当于他们的组织关系，从共产国际的中共支部转到了共产国际的东北军支部。但是，张学良的绝密身份，要求他们必须同时对国共两党隐瞒自己的工作和身份秘密，他们必须为革命事业牺牲个人名誉，忍辱负重，承受“污名”，准备面对来自国共两方面的刑狱之灾。
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多如牛毛，张学良吸纳、任用、培养的知名共产党人中，在1935年底之前已进入（过）东北军，或已加入其团队的有：
黎天才（李渤海）、阎宝航、潘文郁（潘东周）、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车向忱、巩天民、于毅夫、刘澜波、王家祯、李杜、吴家象（？）、丛德滋、郭维城、李泽民、吴雨铭、李希逸、张慕陶、曹策（曹健勤）、孙达生、栗又文、苗勃然、王以哲、于学忠、张学思、吕正操、解方（解沛然）、贾陶、常恩多、万毅、杜长龄、王岳石、吴瀚涛（？）。。。
民国大军阀中，对共产党的渗透毫不防范、顾忌，主动帮助共产党在自己部队渗透，为其发展、壮大党组织提供各种便利，真正视共产党为自家人的，唯有张学良一人。
东北军系统之外，张学良接触、联络、配合、协作过的共产党人，包括国际党员，中共党员，其它红色代理人，同样可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
注：以上名单包括中共党员和国际党员，及在两种身份间发生过组织转换者；名单中部分人物的入党时间可能在1935年后；部分人物身份至今仍未正式公开，仍以“爱国将领”或“爱国民主人士”等面目示人；打问号者为高度疑似，但证据仍嫌不够充分者。
三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清晨，张学良与苏联合谋，在皇姑屯三孔桥（今三洞桥）爆炸谋杀了正从北京撤往关外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最后一位首脑，陆海军大元帅，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得到张学良方面隐秘协助、配合的苏联特工制造了三孔桥的爆炸。这是一次完美的谋杀，从设计到实施都非常精巧，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张学良弑父的线索，张学良和他的情报负责人，李大钊的学生、继任黎天才（李渤海）看起来与谋杀完全无涉。
注：理论上仍存在张学良、黎天才直接派出的特工实施了三孔桥爆炸的可能性。
既定的谋杀目标是两个人，第二人是与张作霖感情最亲近，政治立场最接近的结拜兄弟，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一封电报让吴俊升从奉天远迎张作霖至山海关，坐进了张作霖的死亡车厢。时任东三省边防司令兼保安总司令，与张作霖一样亲日反苏的吴俊升是张学良代父主政的头号竞争对手，势难两立的绊脚石，张学良需要吴俊升以死亡的方式为其腾出职务。皇姑屯事件一个月后（1928年7月3日），张学良接任吴俊升原任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顺利主政东北。
皇姑屯谋杀的成败取决于张学良方面的情报和配合。在参与谋杀的张学良团队成员中，有两个人至关重要，一个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玩伴、伴读，时任北京大元帅府电务处长的周大文，另一个则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学良的四大爷，时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实业总长的张景惠。
周大文的工作是：将张作霖反奉行程，所乘专列情况，所在车厢位置、特征等情报秘电苏联指挥中心；给吴俊升发报，将其诱至山海关踏进张作霖死亡车厢。（注：这些工作也可能是由黎天才主持的）
张景惠的工作是：在列车到达三孔桥前，于皇姑屯车站登上张作霖列车（暗杀地点三孔桥在皇姑屯站东1.3公里）；确认车内情况，确认张作霖、吴俊升身在死亡车厢；用彩灯或旗帜标记、指示死亡车厢；向三孔桥苏方爆炸小组发出暗杀实施信号；与车上同谋者联络，实施其它配合行动。
周大文（或黎天才）、张景惠是将奉系一、二号人物同时双杀，确保暗杀一举成功，不因意外情况失手或部分失手的至关重要人物。
1928年底（“皇姑屯事件”半年后），东北易帜，在张作霖生前已失去实权的张景惠被张学良任命为东省特别区（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与省同级）长官，常驻哈尔滨，是与中东铁路的实际控制方-苏联，及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直接打交道的东三省最高官员，相当于张学良与苏联的首席联络人。在随后的29年初，张景惠还进入了东北核心领导机构--东北政务委员会，成为13名委员之一。
在列车上配合这次谋杀的张学良党羽中，包括张的另一位重要心腹，时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莫德惠。30年代，莫德惠至少两次被张学良极秘密地派往莫斯科，其中一次在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夏；同车的张作霖随身医官杜泽先也是张学良的人。杜与张很早就认识，1917年，杜泽先与周大文介绍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青年会活动），随后张学良在那里认识了“一生挚友”，其幕僚团队中最知名的苏联-共产国际间谍阎宝航（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及认识阎宝航的时间，有多种不同说法，时间范围大体在1916年~1918年之间。）；谋杀的配合者、知情人还包括张作霖的贴身护卫，校尉处长温守善，温守善在“皇姑屯事变”后不久就离开大帅府，离开东北，隐匿天津，显然是为了避祸。
在三孔桥爆炸发生时，列车上的张作霖、吴俊升可能已被控制，不能自由、自主活动。
“皇姑屯事件”的大赢家是苏联和张学良，两大输家则是中华和日本。即使捞不到一丁点好处，即使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在中国朋友越来越少，即使将与中国仇恨越结越深，日本也要八格牙路地暗杀自己在中国最坚定的反苏反赤盟友，两肋插刀地为自己的头号死敌苏联铲除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死敌--与苏联势不两立，令苏联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张作霖。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从未通过外交渠道、媒体渠道，或其它任何公开渠道，负责任地控告日本军人、日本关东军、日本政府，或公告他们的暗杀罪行；
张学良从未对“皇姑屯事件”进行真正的调查（海岚·里昂收藏的张学良英文调查报告是在窥探各方、媒体、社会舆论对事件的反应，并检视谋杀现场是否留有线索、漏洞，而不是在调查事件真相）。主政东北后，张学良立即于当月（7月）和8月对奉天军政官员进行了大换血，皇姑屯事件后主持中方调查和对日交涉的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兼奉天交涉员高清和被王镜寰（王明宇）替换，此后东北方面再未对“皇姑屯事件”展开调查，高清和之后的情况也再不见于史料，就此消失。
不仅未予控告，未作调查，张学良也从未与日本就“皇姑屯事件”进行过任何交涉，向日方提出过任何官方抗议。皇姑屯事发后，高清和已拟定的对日“抗议照会”，在临发出前被某些官员劝止，最终未能发出，中日失去了极端重要的对质、辩驳机会，也失去了澄清皇姑屯事件真相最有效的途径。自始至终，东北方面未就“皇姑屯事件”向日方发出任何照会和抗议，回避调查和交涉的，居然不是日本，而是张学良。
不控告、不调查、不交涉、不抗议。但张学良却授意幕僚、部属私下大肆散布“日本人杀死了张作霖”、“日本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死”等谎言。谎言只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散布，在公开的外交场合，公开的媒体场合，张学良从不敢说同样的话，从不敢把他授意散布的那些话堂堂正正地大声讲出来。
主凶是河本大作吗？河本的“口述笔供”《我杀死了张作霖》，是其被囚禁于中共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期间的产物（河本在抗战结束后曾担任阎锡山的高级顾问），成文时间可能在1953年4月前后（或更早），据我所知，“供状”原件从未对外展示过。
1946年，冈田启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揭发”河本大作是“皇姑屯事件”主谋，但河本既未被传到庭，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词、供状。应该是法庭不知其身在何处，而河本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揭发”。被冈田“揭发”时，河本正在阎锡山手下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总顾问”，《我杀死了张作霖》尚未问世，这一“笔供”直到1953年4月前后才“补缺”出炉。所谓河本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供词的说法是错误的，没有资料显示河本先后作过两份供词。“口供”完成后，河本很快就挂掉了，其死亡时间有1953年、1954年、1955年8月25日等多种说法。河本的死恰到好处，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不再开口说话，也就不会制造额外的麻烦了。
尽管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缺乏可信性和实际证据为由，决定不对此案（河本大作或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进行专门立案审理”，但河本大作、日本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之说没过多久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定论”。这是调动庞大资源，制造伪证、营造假象，长期编造、垄断式地传播谎言所取得的成果。谎言是不是漏洞百出，经不经得起推敲并不重要，只要把它做成“铁案”，把它变成妇孺皆知的历史“常识”，那么，谎言也就成为真相了。
1928年6月，张作霖被谋杀的当月，张学良以为父治丧的名义宣布特赦政治犯，释放了被其父关押的国共两党党员（6月19日，返回奉天两天后，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1928年12月底东北易帜时，以及1931年的元月，张学良还实施了另外二次大赦。张学良代父主政后，表面上仍延续其父的反苏反赤化政策，地方上仍在抓捕赤色、赤化分子，日本也不时将其逮捕的共产党移交奉方。不过，我没有看到过有共产党人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被处决的任何文字记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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