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相了?
近日,读到一则新闻: 哈佛专家议会作证 新冠病毒很可能为实验室外泄 – 万维读者网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1/12/16/2430768.html
新闻中说: 英国议会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于周三(12月15日)就中共病毒疫情源头举行视讯听证会,哈佛大学科学家艾玲娜·陈、保守党上议员雷德利和《柳叶刀》杂志主编霍顿在听证会上作证。他们表示,中共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很可能是源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并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让引发疫情爆发者逃之夭夭”。
据每日邮报网站报道,美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共同成立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博士后艾琳娜·陈(Alina Chan)在英议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 Committee)听证会上表示,病毒实验室外泄论是一种很合理的假设。
她说:“很多一流的病毒学家都认为, 病毒源自于被编辑过的病毒的说法是合理的,其中一些曾经编辑过萨斯病毒的病毒学家也认为这种研究是可行的。”
她举例说:“我们都知道中共病毒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弗林蛋白酶切位点(
the furin cleavage
site),(因此这种病毒非常容易感染人体细胞),如果没有这个切位特征,这种病毒将无法引发这场疫情。(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一份外泄的生态卫生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基金项目申请显示,该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在从事一个在冠状病毒上安插这种弗林蛋白酶切位点的细胞管道实验,因此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很多从事该研究的人员说‘我们在给马首按上独角兽的角’, 而在2019年武汉就出现了这种独角兽。” (新闻引用结束)
Alina Chan提到的“外泄的生态卫生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基金项目申请”是什么?
是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向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申请研究基金的一份冠状病毒研究计划书。
计划书中的Project名为DEFUSE: Project DEFUSE: defusing the threat of bat-borne coronaviruses (DEFUSE 项目:化解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的威胁)
Alina Chan说“。。。基金项目申请显示,该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在从事一个在冠状病毒上安插这种弗林蛋白酶切位点的细胞管道实验”。
向DARPA提交基金项目申请时,生态健康联盟或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已经开始实施furin(弗林)酶切位点相关的实验了?
达萨克提交的是一个计划书,Project DEFUSE是等待DARPA审批的计划中的项目,项目研究内容是等待审批的proposal(参见下图中达萨克的email),项目主体应该尚未付诸实施。
计划书中所付的达萨克等人的申请email
计划书第11页可以帮助我们作出进一步确认。下图是该页有关内容的截图,由图可知,按计划书的描述,furin酶切位点相关的实验是将要做的事,而不是已经在做,正在做的事。
因此,Alina
Chan所说的“。。。基金项目申请显示,该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在从事一个在冠状病毒上安插这种弗林蛋白酶切位点的细胞管道实验”是一个伪证,依据基金项目申请计划书无法得出“提交DARPA审批时,Defuse项目中插入弗林酶切位点的实验已经实施、正在实施”这一结论。这是第一个谎言。
稍后还将说明,即使提交DARPA审批时,插入弗林酶切位点的实验已开始实施,实施者也绝非武汉病毒研究所。按计划书中的Defuse项目分工,承担、负责弗林酶切位点插入实验的,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而是美国本土的重量级病毒研究团队--北卡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团队。
Alina Chan称,“一份外泄的生态卫生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基金项目申请显示。。。”。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达萨克提交的计划书(基金项目申请),是生态健康联盟的计划书,还是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共同拟定的)计划书?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文字问题,这一问题之下,蕴藏着丰富的内在重要信息,值得我们多做一些挖掘。
先了解一下,生态健康联盟为谁工作,达萨克在为谁书写计划书。
生态健康联盟是一个以非政府机构身份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美国组织,它的重要职能是将美国联邦政府的生物病毒研究资金,分发给各研究机构、实验室;它也是美国国防生物病毒研究项目资金的分发桥梁,所以,它会向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提交研究计划,申请科研经费。生态健康联盟实际上扮演着美国政府生物病毒研究资金白手套的角色,它所做的很多事情,是美国政府机构不便直接出面去做的。由非政府机构生态健康联盟出面为美国政府做事有如下好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生态健康联盟抛出去,让其为美国政府背黑锅。
生态健康联盟在过去10年里共获得了大约2亿美元的资助,这些资助主要来自以下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立卫生研究(NIH)、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国防减少局(DTR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等等。
因此,达萨克-生态健康联盟是在为美国政府机构(包括军方)草拟病毒研究计划,这份基金申请计划,是一份彻头彻尾的美国病毒研究计划。
在这份美国研究计划中,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生态健康联盟地位是否对等呢?如果双方地位是对等的,那么,把这份计划书称为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计划书确实是合情合理的。
遗憾的是,双方地位并不对等。计划书中写得清清楚楚,生态健康联盟是“Lead
Organization”,而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是几个“Team Merber”之一。显然,人们只会以team的名字或team
leader的名字命名team的计划,而不会将某个team member的名字与team leader的名字并列来命名team的计划。
生态健康联盟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助者,武汉所是被资助者,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是给生态健康联盟的做外包的team
member。双方的角色关系决定了,武汉所只是该联盟某些计划内容的实施者,而不是计划的共同决策、共同制定者。达萨克-生态健康联盟作为team
leader负责拟订计划、申请经费,而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team member等待leader下发、分配任务,这就是二者的分工。
Defuse项目计划书应该是一份美国的内部私密计划书,这样的一份内部计划书,不会让外包单位知情太多。没有迹象显示,武汉所参与了计划书的草拟;没有迹象显示,在提交DARPA审批前,达萨克向武汉所共享过计划书的copy;武汉所也没有参与研究基金的申请过程,计划书-申请书上没有出现武汉所负责人的署名、声明或email。
尽管角色不对等,但是,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是生态健康联盟的唯一合作单位,是项目研究的唯一承担、实施单位,那么,将计划书称为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计划书,确实是说得过去的,确实不算牵强。
然而,武汉病毒研究所并非生态健康联盟的唯一合作单位。生态健康联盟与全球(包括美国)25家生物研究机构有合作伙伴关系,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是其中之一;武汉病毒研究所也不是参与Defuse项目的唯一病毒研究机构。参与Defuse项目的病毒研究机构共有五家,除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其它四家都是美国本土研究机构,包括冠状病毒顶级权威、功能增益研究狂人Ralph
S. Baric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见下图。
也就是说,除team
leader(生态健康联盟)外,team
member共有五位,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是其中之一。提交计划的项目leader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美国组织,审批计划的是美国军方机构,五个team
member中四个是美国本土的病毒研究机构,唯一来自中国的武汉所是做非核心外包工作的(搜集、鉴定原材料的)。因此,将生态健康联盟拟定的美国病毒研究计划,称为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计划,这是牵强附会、指鹿为马的别有用心之举。
综上所述,将达萨克等人向五角大楼DARPA提交的生态健康联盟基金申请计划书指鹿为马为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共同)计划书,是Alina Chan的又一谎言。这是第二个谎言。
顺便提一个问题,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向中国国防部提交类似计划,人们会怎么说,怎么看呢?一定会有人说,这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合作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然而,美国机构向美国国防部提交病毒研究计划,美国军方深度介入美国的病毒研究,被指控、被谴责的不是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反而是承担项目非核心工作的外包成员武汉病毒研究所及中国政府,美国的病毒研究计划居然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新冠病毒的“罪证”,这真是颠倒黑白,滑天下之大稽!
Alina Chan隐去计划书中的四所美国病毒研究机构,单单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一伎俩可以一举三得: 1、可以将计划书中其它机构负责承担的研究内容栽赃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头上; 2、可以隐匿美国本国开展危险病毒研究、功能增益研究的情况; 3、可以制造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承担、实施Defuse项目的唯一病毒研究机构的假象。
与生态健康联盟合作的病毒研究机构是有分工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分工一直是搜寻、搜集、分离、鉴定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其既有特性;武汉病毒研究所未承担、参与过病毒的功能增益改造工作。
论文记录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发表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据我所知)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改造出过有人类致病能力的冠状病毒或其它病原体(MERS相关的研究?是吗?)。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分离、培养、鉴定过数种可感染人体细胞(有人体细胞进入能力)、可跨物种感染的蝙蝠冠状病毒,如WIV1、WIV16、Rs4874等。这几种蝙蝠冠状病毒有人体细胞进入能力,但不会使人体发病。在鉴定病毒,研究其功能、特性过程中,武汉所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过必要的编辑、改造,但并未对它们实施功能增益性的改造。
言归正传,我们看一下Defuse项目的分工情况,以下为计划书有关内容截图。
截图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Defuse项目中的分工是: conduct viral testing on all collected sample, binding assays and some humanized mouse work. 对所有收集的样本进行病毒检测、(病毒与ACE2的)结合试验,以及一些人源化小鼠工作。 注:人源化小鼠是表达人类ACE2的转基因小鼠,可用于测试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与人类ACE2的结合能力。
可见,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分工内容根本不包括插入furin酶切位点相关的实验!
该实验由谁负责呢?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Ralph S. Baric团队。furin酶切位点位于Spike蛋白(刺突蛋白)之内,而对病毒的spike蛋白进行了反向(遗传)工程编辑、改造,正是Baric的分工内容(见上图)。
2020年5月19日,在接受《病毒学本周动态》(This Week in Virology)采访时,达萨克谈到过他与Ralph S. Baric合作,基于基因序列设计、改造冠状病毒,嵌合改造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有关情况,达萨克当时的部分谈话内容如下: 冠状病毒相当不错——我的意思是,你是一名病毒学家,你对所有这些都清楚——但是…你能够…呃很容易地在实验室对它们进行操作。刺突蛋白导致冠状病毒发生很多情况——人畜共患的风险。所以,你可以拿到序列,构建这个蛋白,我们和北卡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合作做这个,然后把这个蛋白插入另一个病毒的骨架,在实验室做些研究。这样你发现一个序列后就可以做出更多预测——你有了这种多样性。现在,研发疫苗的逻辑进程是,如果要研发一个
SARS 疫苗,人们会用大流病的 SARS 病毒,但是让我们尝试插入一些其它相关的(病毒),获得一个更好的疫苗 。。。
由此可知,Alina Chan在英国议会作证时,将Ralph S. Baric团队分工负责的furin酶切位点插入实验,移花接木,栽赃、嫁祸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头上。这是她的第三个谎言。公然在英议会大作伪证(以视频方式),肆意撒谎,颠倒黑白,一再构陷,Alina Chan动机何在?她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还是别有身份?
在冠状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这只是生态健康联盟的计划吗?实际上,这种实验,美国科学家早已实施过多次了!
2006 年,Montana大学的Jack Nunberg等人在SARS-CoV刺突蛋白S1/S2 交界处插入了furin(弗林)酶切位点,并证明,R667(SARS刺突蛋白的第667个氨基酸,为精氨酸R)上游的FCS(furin cleavage site,即furin酶切位点)插入(相比替代)显著增加了尖峰诱导细胞–细胞融合的能力。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111780/
2009年,Cornell大学的加里·惠特克(Gary Whittaker)领导的一个小组发现,将SARS-CoV的R667替代为FCS,同时在其S2亚基中再引入另一个FCS,其效果与Nunberg 2006年的上述实验相同。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60061/
上述两项改造均显著增强了SARS病毒的感染能力和致病能力,它们都是功能增益性病毒改造;这两项研究也为后来者在病毒中人为设计、插入furin酶切位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在这两项研究之前的2004年5月,一个名叫D·T·布朗的美国人还申请过一项名为“在膜蛋白中插入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及其用途”的专利。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CN1809643A/zh
各位读者现在能够自行回答如下问题了:在冠状病毒中设计、插入furin酶切位点很难吗?新冠中存在furin酶切位点很奇怪吗?新冠中的furin酶切位点,是谁设计、插入的,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新冠病毒是谁设计、制造的,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新冠病毒源自哪国实验室?中国,还是美国?
以之前的计划书、furin酶切位点相关的谎言为依据,Alina Chan又道出了第四个谎言:“中共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很可能是源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新冠病毒到底源自何处?
新冠病毒是人为设计的,它源自病毒、病原体功能增益改造研究大行其道的国家。
哪个国家在开展国家层面的,广泛的,规模化的功能增益研究?美国。
2017年12月19日,川普共和党政府撤销了奥巴马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颁布于2014年10月17日),全面重启了危险病毒、病原体的功能增益研究,重新为从事相关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提供联邦资金支持。两年后的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
美国全面重启功能增益研究,两年后新冠疫情爆发,这两件事只是无关的偶然的巧合吗?
这不是巧合!众多证据、线索表明:新冠病毒的核心设计者,就是Defuse项目成员,furin酶切位点插入实验的负责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冠状病毒功能增益改造狂人—拉尔夫·巴里克!新冠病毒是美国全面重启功能增益研究开出的恶之花!
关于上述判断的依据及已整理出的证据、线索,请参考以下文章: 新冠病毒与拉尔夫·巴里克的不解之缘(一) 新冠病毒溯源八问(上) 新冠病毒溯源九问(中) 连系新冠病毒与Ralph S. Baric的双纽带(上) 连系新冠病毒与Ralph S. Baric的双纽带(中) 连系新冠病毒与Ralph S. Baric的双纽带(下) 出自科学疯子之手的病毒集大成者(二) 出自科学疯子之手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Alina Chan说: 她认为有知情者现在受到压力而不敢说话,但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她说:”现在那些了解疫情源头真相人出来说话还不安全, 但是他们会将证据保存著,而最终真相会大显。”
这是第五个谎言。
谁在极力掩盖真相?谁在无休止地制造谣言、制造假相、散布谎言、转移视线、大搅浑水?谁在百般控制舆论,让了解真相的人无法开口,让不同的声音难以传播?恰恰是美国,以及美国最铁的几个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
达萨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最多,对武汉所了解最多、最深,是最有力的证人。然而,达萨克却从未作过证,美国从未让达萨克站出来指控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让达萨克公开作证?因为达萨克不配合美国政客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栽赃,如果达萨克站出来作证,将证明的不是武汉所的有罪,而武汉所的清白。还因为,达萨克是美国功能增益研究的深度介入者,了解太多内幕,如果不能为美国保密,那么,一个自由发声的达萨克是高度危险的。
++++++2021年12月19日补注++++++ 我在本文早先版本中说“达萨克已经下落不明,毫无音讯长达18个月了!”,这一说法确实有误,2021年2月,达萨克参加过世卫赴武汉的调查小组,同月还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但疫情发生后达萨克从未有机会就涉及武汉所的指控公开作证,而且,2021年2月后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因此,他是否充分的行动自由,充分的对外发声自由,我仍高度怀疑。
有网友称,《科学》一个月前发过达萨克的采访: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we-ve-done-nothing-wrong-ecohealth-leader-fights-charges-his-research-helped-spark-covid-19
但阅读后我发现,这不是一篇采访文章,而是对达萨克经历的回顾和各方评论的汇总(部分信息可能来自以往采访)。文中没有采访人,没有采访时间,没有采访对话,这篇文章无法证明达萨克近期是自由的。 ++++++补注结束++++++
还有两个新冠病毒来源、新冠疫情起因的重要证人:曾效力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加拿大唯一的P4实验室)的华裔加拿大科学家邱香克、成克定夫妇。
邱、成夫妇与新冠病毒的来源、新冠疫情的起因的有什么关联?一、加拿大NML经常与美国合作开展病毒研究,经常彼此共享病毒;二、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几个月,邱香克、成克定曾安排其学生将NML的十几种高危病毒寄往中国,这批病毒的直接寄达地是北京。
加拿大政府手中握有病毒寄送的相关文件、单据,有中国收件人的致谢email,知道病毒接收人是谁,但一直隐瞒,拒不对外披露;加拿大政府还言词闪烁地对外谎称,邱、成夫妇安排寄送的十几种高危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索要的,是寄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如果十几种高危病毒确实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要求寄送的,确实是寄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加拿大政府为什么不公布病毒收件人信息,为什么不证明收件人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系?!加拿大政府为什么不让邱香果、成克定夫妇站出来作证?!
邱、成二人已经下落不明、杳无音信整整二年零五个月了!
相关文章: 邱香果夫妇与新冠病毒的跨洋之旅(上) 邱香果夫妇与新冠病毒的跨洋之旅(中) 邱香果夫妇与新冠病毒的跨洋之旅(下)
让达萨克、邱香克、成克定不能面对公众,不能自由发声,不能公开作证,不能公开内情,甚至长期失踪的,是哪些力量?哪些力量需要他们沉寂无声?
疑团重重的还有邱香果的前领导、NML的创建人、前科学总监、加拿大病毒学界领军人物弗兰克·普鲁默教授(Frank
Plummer)之死。2020年2月4日,新冠疫情爆发不久,Plummer教授在肯尼亚内罗毕参加会议期间突然身亡。关于Plummer教授猝死事件的报道很少且均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几乎都没有细节描述。不过有消息说,Plummer教授是在会议讲台上突然倒地的。死因的公开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没有资料显示,Plummer教授有过心脏病病史。
新闻中说: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一家P4(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现在已经知道该实验室在疫情爆发前一直在研究危险的冠状病毒和从事编辑冠状病毒的研究。
这是欺骗外行的第六个无耻谎言。
武汉病毒研究所不是中国唯一的P4实验室,但这一点我不想多作纠缠。
关于“研究危险的冠状病毒”。世界上哪座P4、P3实验室不研究危险病毒?不研究危险病毒,建立高等级安全实验室干什么?P4、P3的实验室的天职,就是研究危险病毒。问题不在于是否研究危险病毒,而在是否从事危险研究。什么是危险研究?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赋予或增强病毒的感染能力、致病能力、传播能力,这就是危险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过危险病毒,但没有做过危险研究。
关于“一直在研究危险的冠状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危险的冠状病毒”吗?众所周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蝙蝠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是危险病毒吗?也许某些人有错觉,但实际情况是,已知的可使人致病的七种冠状病毒,无一是蝙蝠冠状病毒!也就是说,已知的蝙蝠冠状病毒没有一种有人类致病能力,没有一种能使人产生临床疾病症状。因此,蝙蝠冠状病毒本身根本称不上危险!危险的是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将之改造成可使人类致病的病毒!
注,可使人类发病的七种冠状病毒是:SARS-CoV-2、SARS-CoV、MERS-CoV、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前三种可使人产生严重症状,后四种通常只会使人产生类似普通感冒的症状。
关于“从事编辑冠状病毒的研究”。“编辑冠状病毒”有问题吗?有错吗?有罪吗?哪一个病毒实验室不编辑、改造病毒,哪一位病毒学家没有编辑、改造过病毒?研究病毒必然要编辑、改造病毒,编辑、改造病毒是研究病毒的必要手段!研究病毒某一结构的功能,经常需要将该结构改变或替换,对照改变前后病毒功能的变化来判断该结构的功能;为便于观察实验现象,常常要在病毒中加入红色或绿色荧光基因,这也是在编辑、改造病毒;在研究中,经常需要将危险病毒改造为无害或低危的假病毒,这也是在编辑病毒;制作腺病毒载体疫苗,仍然需要编辑、改造病毒。。。
问题不在于是否编辑、改造了病毒,而在于做了什么样的编辑、改造,在于所做的编辑、改造是否越界,是否属于增强病毒感染力、致病力、传播力的功能增益性改造。
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发表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从未改造出有人类致病能力的危险病毒;长期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频繁开展触目惊心的功能增益实验,一再制造出人类致病性危险、高危病毒,铁证如山的,恰恰是美国病毒学家!
新闻中说: 今年5月份,《华尔街日报》 援引一位未公开的报告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在2019年9月,就由于出现类似中共病毒的症状而被送入医院就诊。中共于2019年12月底才宣布在武汉爆发不明肺炎。
这是第七个谎言。我之前有文章已经详细分析过该谎言,参见: 全面解读众议院共和党新冠起源调查报告(V)
全面解读众议院共和党新冠起源调查报告(下)
新闻中说: 而英国科学家达格莱什(Angus
Dalgleish)和挪威学者索伦森(Birger
Sørensen)于今年5月底撰文表示,他们拥有的初步证据显示,中共研究人员从事了一年的基因编辑逆向研究的证据。他们还在文章中谴责武汉病毒研究所“蓄意销毁、隐藏和污染”了该实验室相关的数据。
这是第八个谎言。直到2016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才研发出自己的反向遗传系统,才掌握了基于基因序列合成冠状病毒的技术;2017年,武汉所才使用反向遗传系统,第一次尝试无痕迹编辑、改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但并未将此技术用于改造有人类致病能力的病毒)。
如果有一、二年反向遗传研究(基因编辑逆向研究)经验就有设计、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那么,有19年反向遗传研究经验的人呢?Ralph
S. Baric2000年就掌握了基于基因序列,合成冠状病毒的反向遗传技术,掌握了冠状病毒无痕迹改造技术,比武汉病毒研究所领先了16年啊!
对有19年反向遗传、病毒改造经验的人视若无睹、不闻不问,而对只有一、二年反向遗传研究经验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紧揪不放,肆意构陷、栽赃,你们要不要脸啊!
新冠病毒是集多种不同科属病毒致病能力于一身的病毒集大成者,新冠病毒一定是有长期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经验、反向遗传研究经验的老手设计出来的,绝不可能出自刚刚掌握相关技术一、二年,从未进行过功能增益研究,从未改造出过人类致病性病毒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之手!
所谓“‘蓄意销毁、隐藏和污染’了该实验室相关的数据”也是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诬蔑,你们已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掘地三尺”了,但你们的证据在哪里?除了谎言、捏造、伪证、捕风捉影、指鹿为马,你们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证据?
新闻中说: 英上议员:不要让引发疫情爆发的坏人逃之夭夭 英国大众科普学家、上议员雷德利子爵(Lord Ridley)在听证会上表示,人类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仍然未发现中共病毒的源头,这是由于中共蓄意隐瞒造成的,而中共隐瞒真相这种做法,并努力将病毒源头调查引往来自于天然的做法,就令病毒实验室外泄论变得更值得关注。
这是第九个谎言,一个帮贼兄弟贼喊捉贼的栽赃嫁祸谎言。
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回避、从来不敢言及美国的功能增益研究,这是什么原因?
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回避、从来不敢言及,2017年12月19日,川普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全面重启危险病原体功能增益研究,重新对相关研究提供联邦资金,这又是什么原因?
美国及其盟友,口称要进行彻底的溯源调查。怎么个彻底法呢?只调查中国,把中国翻个底朝天,一波又一波地制造谎言、散布谣言、使用伪证,捕风捉影、指鹿为马、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中国之外呢,不动一针一线。最早发现病毒的地方不见得是病毒的原产地,这个常识,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们为什么一直不敢进行全面、公正、深入的全球溯源调查呢?对真正有价值,不应忽略的众多证据、线索,特别是指向美国的众多证据、线索,他们为什么一直假装看不见,一直假装不知道,从不过问,从不调查,避之唯恐不及呢?他们为什么从不调查、分析美国功能增益研究与新冠病毒产生的关系呢?他们为什么从不调查、分析川普政府全面重启功能增益研究与新冠病毒产生的关系呢?
美国及其盟友,为什么从不回应美国功能增益研究问题,川普政府全面重启功能增益研究问题,Ralph S. Baric长期从事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问题?这些问题难道与新冠溯源无关吗?
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及其盟友,为什么强力控制媒体平台,以各种方式践踏言论自由基石,误导、愚弄美国人民,各国人民:选择性地放大利于自身的舆论;广为制造、散布对它国的谎言、谣言、不实之辞,祸水它引、转移视线、栽赃嫁祸;隐匿、回避本国的危险病毒研究事实,消声、压制、屏蔽不利美国的言论,不惜删帖、禁言、封号;对学术期刊实施高度控制,选择性地操纵论文发表?
你们散布了一个又一个构陷中国的谎言,你们的谎言一再败露,一再被揭穿,但你们不会道歉、不会羞惭,你们依然如故,继续生产下一个谎言,无休无止。你们从来不照镜子吗?你们看不到自己以谎言为生的丑态吗?
为什么你们的所谓证据,无一不是谎言、谣言、捏造、伪证?为什么你们的证据,只能来自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捕风捉影、子虚乌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颠倒黑白、鱼目混珠、牵强附会、无中生有?
你们为什么让新冠病毒起源的关键人证难以开口,甚至长期失踪,无法面对媒体和公众?
。。。
是谁在千方百计蓄意隐瞒?是谁心中有鬼,无比心虚?是谁在贼喊捉贼、欲盖弥彰,无休止地撒谎、造谣、构陷,处心积虑地转移视线、祸水它引、栽赃嫁祸、掩盖真相?
你们谎言成性、无耻下作到何等地步,你们没有点自知之明吗?你们和流氓、地痞、下三滥有什么分别?你们,能要点脸吗?
设计、制造新冠病毒者,处心积虑编造谎言、掩盖真相者,你们的欺骗、掩盖能得逞一时,但你们被钉在耻辱柱上,为世人唾弃的一天一定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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