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产党统治能在中国成功？ 纽约时报2019-10-21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一步——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标准汉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爱国人士雀跃欢呼。当时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经历了多年的外强凌辱、日本的残酷侵略和血腥的内战之后，中国终于得以实现统一，仍然让他们欢欣鼓舞。大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重获尊严。这一点被广泛归功于毛泽东。 许多中国的爱国者有一天会为他们的热情感到后悔。毛泽东不仅将矛头指向他所谓的“阶级敌人”，或者基本上所有没有像奴隶一般追随他的人，他还对中国人民施加了更甚于日本人的暴力。据信导致多达200万人被害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他发起的几次大清洗中最后的一次。 然而，毛泽东统一国家、恢复民族自豪感的壮举，仍是许多中国人尊重他的遗产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共持续垄断权力的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对暴力混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并一直被反复灌输给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党的宣传者坚称，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将再次陷入混乱，深受外国敌对势力之害。 不过还有其他原因使中共得以维持在中国的权力，尽管其他几乎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统治已经崩溃。 党极好地适应了资本主义。目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民主改革之后苏联的境遇，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走他的老路。在要求类似改革的中国人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中被残酷杀害后，中共与大多数抗议者所出身的城市受教育阶层达成了默契。一党统治将创造人民致富的正常秩序，作为交换，他们不再发起政治抗议。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新加坡没有太大不同，后者也达成了类似的交易，虽然压迫性多少小一些。事实上，被视为中国伟大的现代改革者、1989年镇压异见人士的邓小平，也崇尚资本主义与专制结合的新加坡模式。 但共产党统治在中国的成功有着更深刻的历史缘由。中国的帝制权力一直有某种准宗教信条的支持。中国的皇帝充当了天地之间的中介，被当成是半神一样的人物，既是神圣的权威，也是世俗统治者。儒学起初是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后成为强加的意识形态，用来灌输对权威的服从——从家族中的父亲、宗族中的首领，一直上到皇帝。 这或许并非孔子或他的追随者孟子的本意。他们更看重的，是培养士大夫的美德以及严格遵奉道德规范：古代的儒学是一种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蓝图。而近期香港的抗议活动以及台湾活跃的民主显示，很多中国人积极反对威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地方的存续总的来说好于大陆。 但今天的统治者为了支持社会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而对儒家的利用，并不比一千年前少。这一信条的官方倡导者，对起初作为一套人文主义哲学的儒学进行了威权主义的诠释。 这个基于道统的封闭系统，让现代改革者很难质疑或摆脱。仅仅推翻一个特定的帝国政权是不够的。中国的改革者认为，要发起一场因民主之名的真正革命——20世纪初数十年间曾有过这样的尝试，就必须将这一道统与神圣的统治者一同铲除。 这是1919年的所谓五四运动的要旨，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打着“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旗帜走上北京街头游行。必须摒弃儒学这门几千年来维持着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科学在一些中国思想家眼中成了新的信条，某种可以解释一切的东西。 五四一代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吸引，恰是出于这一原因。它以一种有着坚实道德成分的另类现代政治和科学道统，填补了后儒学的真空。早期中共领袖之一的刘少奇（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清洗，在监禁中任由其死去。）在1939年写了一本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小册子。他对理想革命者的刻画强调“自我修养”，听上去充满儒家色彩。 即便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教分离也没有发生。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就像一个神圣皇帝，他的思想如同儒家经典，必须背诵和尊崇。在20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红宝书”的不敬或者哪怕只是无视，会被当作亵渎神明一样对待，一个人可能会因此被送过去古拉格一样的集中营接受再教育——前提是他或她还没有被处死。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邓小平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丧失效力。党员口头上支持党的正统，儿童依旧在学校学习这种正统，但民族主义乃至些许陈腐的儒家思想，开始取代旧有的共产主义信条。这也形成了一些中国人和专家所形容的“精神真空”。 填补这种真空的一个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轮功之类的精神修行团体，党的领导人对此深感惊慌。政府之所以如此大力镇压在党的控制之外独立运行的宗教组织，恰恰是因为与国家正统相竞争的信条具备固有的颠覆性。 国家主席习近平清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竭力收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复兴毛泽东思想，同时打压高校、大众媒体和网络中的异见想法。他的个人崇拜、强调严格的家长式领导以及强调自身哲学思想权威的做法，被广泛视为在一系列平淡无奇的技术官僚执政之后，重新恢复共产主义帝国统治的一种方式。 然而习近平并非毛泽东，他缺乏成为现代皇帝的魅力。但新加坡模式的某个更严厉版本，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中共仍会以秩序、民族荣光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自居，以此作为其统治的依据，同时（一部分）民众会继续致富。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并不是很重要，人们是否真的相信也不重要。儒家同样有很多门派。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会强迫人们服从。而只要党依然掌权，国家对精神和知识生活的控制，将阻止人们找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9年9月28日。 Ian Buruma是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教授，《不利因素：从洛杉矶到北京的中国反叛者》(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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