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共產黨統治能在中國成功？

紐約時報2019-10-21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前一步——用帶着濃重湖南口音的標準漢語——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愛國人士雀躍歡呼。當時的中國人有相當一部分不是共產主義者，但經歷了多年的外強凌辱、日本的殘酷侵略和血腥的內戰之後，中國終於得以實現統一，仍然讓他們歡欣鼓舞。大約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第一次重獲尊嚴。這一點被廣泛歸功於毛澤東。

  許多中國的愛國者有一天會為他們的熱情感到後悔。毛澤東不僅將矛頭指向他所謂的“階級敵人”，或者基本上所有沒有像奴隸一般追隨他的人，他還對中國人民施加了更甚於日本人的暴力。據信導致多達200萬人被害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他發起的幾次大清洗中最後的一次。

  然而，毛澤東統一國家、恢復民族自豪感的壯舉，仍是許多中國人尊重他的遺產的一個原因，也是中共持續壟斷權力的合法性的一個來源。對暴力混亂的恐懼根深蒂固，並一直被反覆灌輸給各個年齡段的中國人。黨的宣傳者堅稱，沒有共產黨的統治，中國將再次陷入混亂，深受外國敵對勢力之害。

  不過還有其他原因使中共得以維持在中國的權力，儘管其他幾乎所有地方的共產主義統治已經崩潰。

  黨極好地適應了資本主義。目睹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民主改革之後蘇聯的境遇，中國的統治者拒絕走他的老路。在要求類似改革的中國人在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中被殘酷殺害後，中共與大多數抗議者所出身的城市受教育階層達成了默契。一黨統治將創造人民致富的正常秩序，作為交換，他們不再發起政治抗議。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與新加坡沒有太大不同，後者也達成了類似的交易，雖然壓迫性多少小一些。事實上，被視為中國偉大的現代改革者、1989年鎮壓異見人士的鄧小平，也崇尚資本主義與專制結合的新加坡模式。

  但共產黨統治在中國的成功有着更深刻的歷史緣由。中國的帝制權力一直有某種准宗教信條的支持。中國的皇帝充當了天地之間的中介，被當成是半神一樣的人物，既是神聖的權威，也是世俗統治者。儒學起初是道德哲學及政治哲學，後成為強加的意識形態，用來灌輸對權威的服從——從家族中的父親、宗族中的首領，一直上到皇帝。

  這或許並非孔子或他的追隨者孟子的本意。他們更看重的，是培養士大夫的美德以及嚴格遵奉道德規範：古代的儒學是一種實現和諧社會秩序的藍圖。而近期香港的抗議活動以及台灣活躍的民主顯示，很多中國人積極反對威權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些地方的存續總的來說好於大陸。

  但今天的統治者為了支持社會等級制度和專制統治而對儒家的利用，並不比一千年前少。這一信條的官方倡導者，對起初作為一套人文主義哲學的儒學進行了威權主義的詮釋。

  這個基於道統的封閉系統，讓現代改革者很難質疑或擺脫。僅僅推翻一個特定的帝國政權是不夠的。中國的改革者認為，要發起一場因民主之名的真正革命——20世紀初數十年間曾有過這樣的嘗試，就必須將這一道統與神聖的統治者一同剷除。

  這是1919年的所謂五四運動的要旨，當時學生和知識分子打着“賽先生”和“德先生”的旗幟走上北京街頭遊行。必須摒棄儒學這門幾千年來維持着中國文化與政治的意識形態。科學在一些中國思想家眼中成了新的信條，某種可以解釋一切的東西。

  五四一代的很多中國知識分子被馬克思主義吸引，恰是出於這一原因。它以一種有着堅實道德成分的另類現代政治和科學道統，填補了後儒學的真空。早期中共領袖之一的劉少奇（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清洗，在監禁中任由其死去。）在1939年寫了一本題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小冊子。他對理想革命者的刻畫強調“自我修養”，聽上去充滿儒家色彩。

  即便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教分離也沒有發生。毛澤東的行事風格就像一個神聖皇帝，他的思想如同儒家經典，必須背誦和尊崇。在20世紀60年代，對毛澤東“紅寶書”的不敬或者哪怕只是無視，會被當作褻瀆神明一樣對待，一個人可能會因此被送過去古拉格一樣的集中營接受再教育——前提是他或她還沒有被處死。

  毛澤東去世後，特別是在鄧小平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後，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開始喪失效力。黨員口頭上支持黨的正統，兒童依舊在學校學習這種正統，但民族主義乃至些許陳腐的儒家思想，開始取代舊有的共產主義信條。這也形成了一些中國人和專家所形容的“精神真空”。

  填補這種真空的一個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輪功之類的精神修行團體，黨的領導人對此深感驚慌。政府之所以如此大力鎮壓在黨的控制之外獨立運行的宗教組織，恰恰是因為與國家正統相競爭的信條具備固有的顛覆性。

  國家主席習近平清醒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因為如此，他竭力收緊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復興毛澤東思想，同時打壓高校、大眾媒體和網絡中的異見想法。他的個人崇拜、強調嚴格的家長式領導以及強調自身哲學思想權威的做法，被廣泛視為在一系列平淡無奇的技術官僚執政之後，重新恢復共產主義帝國統治的一種方式。

  然而習近平並非毛澤東，他缺乏成為現代皇帝的魅力。但新加坡模式的某個更嚴厲版本，可能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取得成功。中共仍會以秩序、民族榮光和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代言人自居，以此作為其統治的依據，同時（一部分）民眾會繼續致富。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性質，並不是很重要，人們是否真的相信也不重要。儒家同樣有很多門派。重要的是，這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會強迫人們服從。而只要黨依然掌權，國家對精神和知識生活的控制，將阻止人們找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9年9月28日。

  Ian Buruma是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教授，《不利因素：從洛杉磯到北京的中國反叛者》(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