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以前，在《阿伯特——猶太智慧書》出版後不久，我給遠在哈佛休學術年假的老歐寄了幾本去。不久，老歐寫信來，說他送了一本給漢學名家史華慈。他描述當時的情景說：年邁的史華慈捧着這本書，熱淚盈眶，說他等這一天等了幾十年。 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負笈萬里的莘莘學子，對於我將要研究的拉比猶太教幾乎一無所知。《阿伯特》不過是一本九十三頁的小書。而史華慈已經是名滿天下的漢學大師，著作等身，桃李成林，其精闢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西方漢學對中國的認識。即便如此，史華慈仍然在這本小書面前熱淚盈眶。對此，我深為理解：史華慈以其一生的精力向人們傳播中華傳統的魅力與精髓，並由此贏得人們的尊敬；然而作為一位同時高度尊崇自身傳統的傳統猶太人，他其實也深深希望能有人同樣向中華文明介紹猶太文明的精華。這其中的期待與辛酸，確實是很難為外人道的。 十多年來，史華慈捧着《阿伯特》熱淚盈眶的形象一直在我的眼前揮之不去，並且一直是我努力進取的動力源泉，因為它讓我明白一個重要的道理：無論我是何等渺小，世界都需要我；無論我是何等愚鈍，都有人會等待我去感動，即使是享譽世界的名人也罷。而如果一個幼稚的我都是世界所需要的，那麼世界對一個成熟的我的需要又將是何等迫切？ 這件事情時常讓我想起馬丁•布伯曾經講過的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猶太傳統故事中總是說：“羅馬城門外坐着一個患麻風病的乞丐，他在等待，他就是彌賽亞。”孩提時代的布伯曾經拿這個故事去問一位老人：“他在等待什麼？”老人回答說：“他在等你。” 馬丁•布伯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講，乃是因為“彌賽亞在等你”對於大多數猶太人來說是一種顛覆性思維。猶太傳統是一種“等待彌賽亞”的傳統，等待救世主彌賽亞來把猶太民族從災難中救贖出來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馬丁•布伯卻借老人之口告訴我們救世主與我們的關係是顛倒過來的，不是我等待救世主的來臨，而是救世主等待我的到達。 這種反向等待又與布伯對人與神的基本關係的理解相一致。在布伯那裡，生命的終極意義在於我們是被神需要的。我們需要神，這是大多數有神論者的基本信仰；神需要我們，則是布伯的突破。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布伯的“神”跟“世界”的概念是相通的。因此，神需要我，也可以表述為“世界需要我”；而“救世主等我”，也就可以表述為“世界等我”。 這樣說，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世界，而只是說“世界需要我”是一個更高的境界。我們年幼的時候，往往在兩個極端之間跳躍：或者只看見“我需要世界”，只關心“我從這個世界得到什麼”；或者幻想“世界非我不可”，“我將拯救世界”。只有成熟以後，我們才開始真正關心“別人從我這裡需要什麼”，“我能為這個世界作些什麼”；同時明白即使我們不能拯救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仍然需要我們。 在另一方面，《阿伯特》卻教訓我們說：“你從何而來？從腐臭的精滴而來；你向何而去？向塵埃和蛆蟲之地而去。”也就是說無論生死，我們對於這個世界都是無關重要的。地球據說已經存在了46億年，人類不過幾百萬年而已。如果我們依然堅持說“世界等我”、“世界需要我”，那麼這等待究竟是一種真實？抑或不過是一種幻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又是怎樣的一種需求？怎樣的一種等待？ 說“世界等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次上去理解。 第一個是實用層次，也就是我們做的某件事情是世界或者世界上的某個部分、某個人所需要的。如果我們持續做成這樣的事情，那麼就說明我們的某種才華或者技能是被這個世界所需要的。我們日常所完成的每一項有意義的工作，每一件有價值的勞作，都在證實着這種需要。 第二個是感動層次，也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情或者我們的存在不一定有實用價值，但卻引起了感情的升華，我們在感情上是被需要的，被等待的。這種等待與需要可以在我們與家人朋友的親情中時時被我們體會出來。如果我們做得再好一點，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人、乃至素不相識的人感動。也有人相信他們在與動物的關係中也能找到這種感動。 第三個層次是超越層次。在前兩個層次上，“世界等我”是因為“我具有某種實用價值”。這種等待和需要固然也給我們意義，但是我們真正夢寐以求的卻是一種無條件的需要和等待——世界等我，並不是因為我能給這個世界做些什麼或者我有什麼特殊的稟賦，而僅僅因為我就是我：等待而無所期待，需要而無所需求。 孔子說過：“君子不器。”美國漢學天才約瑟夫•列文森曾指出這種“不器”成為後代士君子追求“無用之學”，成為“無用之才”的起點。其實如果列文森好好看看歐洲歷史，他會發現中古的歐洲貴族們同樣把“無用”作為生活的目標，而任何從事有實用價值的工作的人都會遭到蔑視和嘲笑。這種“不器”並不是一種簡單的迂腐，而是對人類那種“世界無條件等我”的夢幻的苦苦追求。常人不過是因為“有用”而被世界所需要，君子所追求的則是那種即使無用也同樣被世界所需要的境界。 曾幾何時，歐洲的貴族和我們的士大夫都成為過眼煙雲，不滅的是人類“世界無條件等我”的夢想。所以馬丁•布伯告訴我們世界等我，乃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而對話是在對話者的獨特性之間展開的。我們不止跟人對話，也跟世界對話，也跟神對話。由於這樣的對話關係的存在，所以“我”是被需要的。這種需要乃是因為“我”是一個獨特的個體，而不是因為我給這個世界做過什麼。 這樣一種等待和需要有點像是我們旅行時在風景中的留影。沒有我，風景依然是風景；然而有了我，便有了我跟風景之間的關係——顏色的對比，動靜的分離，形象的異同，由此風景便是不同的景致。正如卞之琳所說“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世界等我，並不是說世界非有我不可，而只是說，等到我的世界，是一個不同的世界。而這不同，是靠我們自己與世界所建立的關係來實現的。 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等我”究竟是一種真實還是一種幻覺已經不重要。風景等我來，恰如我等待自己去。 張平 2010年8月7日 於特拉維夫 發表於《走遍世界》2010年第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