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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懂得的一件事是,我其實什麼也不懂” - [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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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日誌正文
中國特色的“四大思維習慣”(1,2) 2012-05-17 06:12:12
中國特色的“四大思維習慣”(1,2)

出國久了,經常接觸老外,自己不知不覺,從裡到外,也成了“半個”老外了。

早晨一咕嚕爬起來,自忖到,不對呀,咱中國的“本”,都哪裡去了?思前想後,
發覺中國人,僅就思維習慣來說,確是跟外國人有許多不同的。按照國民的愛用數
字習慣,如“四大發明”,“四大自由”等, 我就叫他“四大思維”(注意,版權
所有)好了。

從哲學和認識論的角度,我提出過中國人是一個“感性民族”。

感性的人,其實有很多好處。沒有貶義地說,許多女同胞,都是非常“感性化”的
(我還注意到,越漂亮的女孩,越“感性化”- 如果不算喜怒無常的話),當然還有
孩子們。也許對女子和孩子來說,感性化是個優點,不是缺點。如她們,善良簡單,
樂於助人,熱愛小動物,感情豐富,脆弱多情,喜怒哀樂溢於言表 - 不象男人那樣
老謀深算兩面三刀陰險毒辣。她們的世界,就是迪斯尼樂園的世界,就是七個小矮
人的世界,就是“愛莉斯在遊樂園”的世界 - 那時多麼純真美好,如藍天上白雲自
然飛翔一樣的世界(在陳光誠在醫院流淚時,我對他有似乎同樣的感覺)。但涉及到
一個群體上,一個民族的認識能力,思維成熟,的發展史上,就是兩碼事了。

中國雖說有五千年的歷史,但有四千八百年以上,是沒有跟任何“西方”的文化交
流過的。也就是說,中國人聽到“科學”,“民主”的詞,還沒有二百年的歷史。
加上本身自身的傲慢,雖然世界上百分之95以上的國家,都進入到“普世價值”的
世界了,到了今天,中國大地仍然沒有真正的科學與民主。也可以說,中國,在現
代世界的人眼裡,還剛剛發展到現代社會的“baby”階段(不用理會有老外說,中國
的政治還是“石器時代”的話)。我們都愛國,是因為baby的可愛不?

愛baby,就希望他乾淨,健康的成長,就要幫助他作清潔工作。所以,我總結了中
國人四種特有的思維習慣,叫他“四大思維習慣“:

1忍
2見好就收
3難得糊塗
4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這“四大思維習慣”的特點,都是憑藉自己的感覺來判斷事理,沒有理性的根據。


1忍

忍,是在自己處在不情願的時候,不表現出來。忍,是對自己感覺的一種遏制。如
果解釋“忍”為耐心,則“忍”還有可取之處。但在中國人的概念中,忍,是不去
追求或想明白,產生這種感覺的原因。而是單純地從自己的感覺上遵守這一意識,
並將其作為行動的指南。

舉個簡單的與外國人作鄰居產生糾紛的例子。當一個中國家庭在自己的後院種菜時,
芽剛出來,鄰居找上門了。告訴你按照鎮上的規定,你不得在自己的院子裡種菜。
你和顏悅色的說,我會遵守這個制度,但你心裡想的的是等菜收穫後再拆。過了二
個月,鄰居又找上門了,說,如果你不拆掉菜園,就要被起訴。你心裡想,我已經
一直友好忍讓着,你們還得寸進尺了,嚇唬誰呀?再說再有二個月,我的菜就能吃
了。又一個月過去了,眼看自己的菜成熟在望,你接到了法院的傳票,不得不去法
院申訴。申訴結果,當然是你全錯,法院判你按期拆掉並罰款。結果是既丟了菜園,
又遭受損失,還得罪了鄰居,不得不考慮賣房搬家,因為自覺在鄰居眼裡很丟人。


凡是忍,都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一味忍下去。強忍自己的結果,就是感覺的爆發,
走極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外國人的
文化不同,他們並不懂,或懂但不欣賞和按照,中國文化的方式辦事。我們經常聽
到這種抱怨的聲音,“XX不給中國人面子”,“XX得寸進尺”。這種愚蠢的語言,
足以證明了自己知識的狹隘,自己不懂自己所處的中國文化的“廬山真面目”。

與中國文化不同的主流西方文化,從根本上看是“理性”為主。無論辦什麼事,都
以章法行事。他們沒有從思維概念高度,或信仰的根本上,所謂“知行”分裂的問
題。中國人認為“知行統一”,是一件如何了不起的事。在西方人聽來,“知行統
一”,如同說“吃飯消化統一”一樣。這就是“感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的區別。


黑格爾在談他的歷史觀時,講過這樣的觀點:一個人的心智發展,從孩童時代到成
人的過程;一個民族的思維成熟歷史,從單一到複雜,從茹毛飲血到現代文明;整
個人類文明作為其先導的哲學思辯的發展史,從簡單的提問“什麼是世界的本質”,
到認識到世界本質的多樣化複雜結構 - 都有一個相同的過程。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忍”的感念的重要位置,無疑為中華民族尚處在思維成熟過程中
的“感性階段”,提供了無庸置疑的證據。

(to be continued)



瀏覽(2599) (0) 評論(4)
發表評論
文章評論
作者:Rabbit 留言時間:2012-05-17 08:21:43
對這樣相信共產黨的人,如同賀麟,難道還期望他懂真懂西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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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

求助編輯百科名片


馮友蘭
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現在的河南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中文名: 馮友蘭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河南南陽唐河
出生日期: 1895.12.04
逝世日期: 1990.11.26
畢業院校: 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
代表作品: 《中國哲學簡史》
目錄

人物簡介
人物小傳
哲學貢獻
作品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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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馮友蘭(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中國哲學簡史》享譽全國,《人生的境界》被編入中學教材。
馮友蘭學者的彩照[1]
編輯本段
人物小傳

中學時期

馮友蘭照片集(20張)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
  祖籍山西高平縣,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馮泰來河南唐河祁儀鎮經商,隨定居於此,百餘年間,繁衍為當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聖征,一生無意於功名,善作詩,有《梅村詩稿》。父親馮台異,字樹侯, 號復齋。生於清同治5年(1866年),光緒15年(1889年)中舉人,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試位居三甲榜尾,賜同進士出身,至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下幫辦洋務,曾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後任湖北崇陽縣知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馮友蘭的早年教育與大多數中國讀書人並無兩樣。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覆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好在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了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鬆,馮友蘭在閒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兩年後,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第五中學。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大學時期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並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並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武昌中華學校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係啟迪甚深。
婚姻生活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還是在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時,經同學介紹,與他的同鄉河南新蔡人任坤訂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坤訂婚時,正是任坤在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於是兩家相約:在任坤畢業後方能結婚。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武昌中華學校哲學系畢業,恰好任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並一同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坤24歲。
  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馮友蘭的成就與這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是在不能分割。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才使馮友蘭“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在“文革”期間,馮友蘭屢遭抄家,備受欺凌,又多虧任載坤的多方護佑方使得馮友蘭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幫”倒台,馮友蘭又遭批判之際,任載坤因患肺癌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她帶着千般無奈和萬般淒涼離開了人世。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五十九年的漫長道路。五十九年前,馮友蘭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如此結局的。因為對於這位哲學家來說,愛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樣,雖然都有一個過程,但其本質是穩定的。在馮友蘭這位哲學家心目中,“愛的本體”,生活的本體,早已與他生命的本體融在一處而成為一種永恆,那還會有什麼牽掛呢!二人生女兒作家宗璞。
創辦刊物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不久,“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 引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衝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着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湧入。面對如潮水般湧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來思想。 一時之間,風雲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衝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着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帶着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於1919年赴美考察,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於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麼,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麼,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 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學成回國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着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1923年,馮友蘭考察回國。 
  1925年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並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着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出席哲學會議
  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准訪問蘇聯。他懷着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被捕審訊
  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后,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創製新理學體系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製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繫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淒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著書立說
  他始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着他,他堅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新事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的堅定信念。關於馮友蘭着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赴美考察
  1946年,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裡的陳列品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裡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當選院士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解放後三階段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來回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係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
  第二階段: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鬥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里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云:“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對解放後事態紛紜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80年代,隨着“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願。 
  “學海無涯生有涯”。馮友蘭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後,終於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馮氏前期(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於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而直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麼,他後期(抗戰爆發後,尤其是抗戰期間)的為學進路則重在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運用西方新實在論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復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以《新理學》為核心的“貞元六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它既是馮氏哲學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他一生治學的最高成就,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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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貢獻

  1923年夏,馮友蘭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着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學術行年簡譜(1895年--1990年) 1895年12月4日(農曆乙未十月十六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
  1901年,始入家塾讀書。
  1910年,考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預科。
  1911 16歲 春,考入開封中州公學中學班。暑期,回唐河,與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
  1912 17歲 夏,轉入武昌中華學校。年底,考入上海中國公學預科。
  1913 18歲 上半年,因喜好邏輯學而立志學哲學。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吳夫人淑貞已病故。
  1915 20歲 上半年與任載坤女士訂婚。(任載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年二月廿二日(1894年3月28日),時年21 歲,正就讀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夏,由中國公學預科結業,考入北京大學法科。入學後轉入文科哲學門,學中國哲學。
  1918 23歲 6月,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門。暑期在開封與任載坤結婚。秋,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
  1919 24歲 1月,與友人創辦《心聲》雜誌,並被推為編輯。約5月7日(農曆四月 八日)長女鍾璉生。考取公費留學,12月抵美國紐約。
  1920 25歲 1月,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1月,在紐約訪問泰戈爾。
  1923年,發表《評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國際倫理學雜誌》32卷3號)、《論“比較中西”(為讀中西文化及民族論者進一解)》(《學藝》3卷10期)、《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哲學>》(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雜誌》19期)等文章。
  1924年,英文本《天人損益論》改名《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10月,《一種人生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與《一種人生觀》合併為《人生哲學》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7年,發表《名教的分析》、《中國之社會倫理》、《泛論中國哲學》、《孔子在中國歷史之地位》等文章。
  1931年,《中國哲學史》上卷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1933年10月,未去英國 1934年6月,《中國哲學史》上下卷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1935年,發表《中國近代研究史學之新趨勢》、《秦漢 歷史哲學》等二十餘篇文章。
  1937年,發表《哲學與邏輯》、《論民族哲學》等文章。
  1939年,《新理學》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出版。
  1940年,《新事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新世訓》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1942年,聘為部聘教授。發表《論人生的意義》、《論人生境界》等二十餘篇文章。
  1943年,《新原人》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
  1945年,《新原道》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
  1946年5月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揭幕,撰寫紀念碑碑文。初夏,返北平。秋,赴美,《新知言》有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1948年3月,回國抵北平。12月,《南渡集》編成。英文《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由美國麥克米倫公司出版。
  1949年,解放軍接管清華,冬,參加北京郊區土改。
  1950年8月,哲學系開始批判新理學。10月,馮友蘭開始自我批判。
  1951年9月起,參加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緬甸。 
  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立,被聘為哲學和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1月,哲學所成立,受聘位兼職研究員、中國哲學史組組長。
  1956年9月,赴日內瓦出席“國際會晤”第11次大會,以觀察員身份經威尼斯列席歐洲文化協會會員大會。 1957年,在《光明日報》發表《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7月,出席國際哲學研究會所華沙會議。
  1958年,《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四十年回顧》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1962年,《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4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5年,《論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7月,赴夏威夷參加國際朱熹學術會議。《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第一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第二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學術文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三松堂自序》由三聯出版社出版。
  1985年,《中國哲學史簡史》(塗又光中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第三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馮友蘭作品集(18張)
  1986年,《三松堂全集》四、五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馮友蘭學術精華錄》由北京師院出版社出版。1989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三、六、七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交人民出版社(後由台灣蘭燈出版公司出版),至此《新編》全書告成。11月26日與世長辭,享年9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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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錄

《中國哲學簡史》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本是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哲學而用英文寫就的,後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譯本”,且出版後幾十年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之書。這樣一本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已自不待言,而尤為可貴者,其對於今日中國的讀者亦不失為一本教益豐厚的文化經典。李慎之先生常說:“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據之一就是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書小容量大。與馮先生四百萬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萬言的《簡史》,不可不謂“小”,然而它又是“馮先生的哲學與哲學思想融鑄的結晶。”馮先生在該書的自序里也說,此書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故可謂,“擇焉雖精而語焉尤詳也”。2﹒視野開闊。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學史專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雖是蜻蜓點水,仍不失哲人洞見。特別是作者對現實問題的關懷,頗具“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愛國風範。3﹒文體暢曉。許多讀者都有同感:讀馮先生的書,你或許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但你絕不會不明白他的觀點。西人言,文體暢曉,其智乃見(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綜此三者,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恐是學習中國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史的最好選擇之一。
  《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部分 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部分寫得十分簡明扼要。這個總結部分,在我看來所有學中國哲學的人都應該注意。雖然寫得很短,但是這位哲學老人顯得很自信和樂觀,正是他偉大的遺言和對中國哲學的偉大預言。《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中說:“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這個特點發揚起來。”
  這個“總結”很重要,可視為馮先生的“晚年定論”,無論功之者,罪之者,都能從中體會出很多東西。馮先生說過,他是用生命寫作的,那麼,《新編》的“總結”可說是生命的最後結晶,它不僅是《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總結,而且是馮先生哲學思想的總結。
  《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 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着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 中國哲學史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諧,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庸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附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着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喜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附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為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至於馮君之書,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識,請略言之: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齗齗致辯於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而馮君之書,獨能於此別具特識,利用材料,此亦應為表彰者也。若推此意而及於中國之史學,則史論者,治史者皆認為無關史學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發為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異於今日新聞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皆有助於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謂廢物利用,蓋不僅能供習文者之摹擬練習而已也。若更推論及於文藝批評,如紀曉嵐之批評古人詩集,輒加塗抹,詆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後讀清高宗御製詩集,頗疑其有所為而發;此事固難證明,或亦間接與時代性有關,斯又利用材料之別一例也。寅恪承命審查馮君之作,謹具報告書,並附着推論之餘義於後,以求教正焉。
  (原戴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一九三零年本)
《三松堂自序》
三松堂自序  馮友蘭於1981年,以86歲高齡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後,引起較大反響。由於絕版多年,書肆間很難訪覓其蹤,所以此次重印,無異新作,理所當然地備受人們關注。這本老境之作在馮友蘭的著述系列中有着特殊的意義:其一,對自己一生經歷和他所生活的時代都有生動的記述,即作者自言的“憶往思,述舊聞,懷古人,望來者”,使我們全面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學家,這裡描述了自己的學術道路,剖析了學術思想變遷,按照“知人論世”的古訓,讀其書者不可不先讀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書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總序也。世之知人論世、知我罪我者,以觀覽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懺悔錄”,對自己在過去三十年間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過程中,放棄獨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際遇加以真誠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與痛定思痛之際的反思,在一代知識分子中頗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義。
  巧合的是,另一位武昌著名學者周一良的自傳性質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也於同年刊行。雖然這兩部書的體例和立意不盡相同,但並不妨礙我們把它們放在一起比對參照閱讀。
  人們很容易地將二人並論,不僅僅因為二位都是名聞海內的碩學鴻儒,對中國歷史、哲學研究的學術成就為世人看重;還因為解放後,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間他們人生道路與命運頗多相似處。文革開始,二人都是“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打倒在地,遭遇抄家、批鬥、關進牛棚的命運。1974年因批林批孔運動而成立“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亦即人們熟知的“梁效”,其中就有馮友蘭和周一良。這使他們過了兩年多的“順境”。“四人幫”倒台以後,一夜之間,梁效成員成了現行反革命。成員寫材料,揭發,交代,大會小會相結合進行批判,審訊,鬥爭,用周一良的話來說,是“全套作法與‘文革’毫無不同”,可謂“以‘四人幫’之道,還治梁效之身”。
  遑論當初,即使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梁效”也依然是他們所歸屬陣營的難以洗刷的恥辱,猶如無數受難的知識分子是他們難以忘懷的記憶一樣。更不要說“四皓”之不見容於清流橫議了。舒蕪有《四皓新詠》,其中二絕分詠馮友蘭和周一良(另有兩首分詠同為“四皓”之魏建功、林庚):
  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
  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
  《四皓新詠》在當年的學者圈中,頗多傳誦或步韻和唱者,足見人心大快、敵愾同讎的情景。周一良還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匿名函,上面大書“無恥之尤”四字。對於自己在梁效班子裡的活動,馮友蘭和周一良都有事實陳述和辯解之辭。周的說法是:“其實幾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裝點門面以為號召作用,同時供顧問諮詢。”認為“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因而深信“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馮友蘭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見,都會事後感激涕零地獻詩,如1962年的“懷人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1972年的“若有東風勤着力,朽株也要綠成蔭”。按照今天的閱讀感受而言,這等詩句直與前朝歷代的御前文學侍從的阿諛奉承之詞無甚差別。更有甚者,1974年發表的《詠史》組詩中的“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於他的江青之嫌,也難怪時人對此嗤之以鼻。
  在那樣一個知識分子競折腰的年代,不應該厚責馮、周的選擇,如同無法指摘郭沫若、周揚的言行一樣。對“四皓”冷嘲熱諷的舒蕪,在胡風事件中落井下石,不也同樣為同是知識分子的讀書人所詬病嗎?這樣說,並非一網打盡,“洪洞縣裡無好人”,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剛烈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意義——比如老舍、胡風、梁漱溟、陳寅恪的剛烈或堅韌,而只是想說明,儘管台下受害者與台上風光一時者、失意者與得意者、順從者與反抗者,彼此有着本質的區別,但其實都是籠罩在時代大悲劇下的個人悲劇,都是在人家搭好並導演的舞台上或被動、或違心地扮演角色,並沒有多少可供選擇的空間。所謂“覆巢無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也。像陳寅恪先生所推崇標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現代中國只能是一種不可企及的理想,所以,陳先生自己也無奈地說:“最是文人不自由”,學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
  這裡顯然無法簡單地以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脊梁骨不硬,或者膝蓋軟弱來解釋。亂世之中,能夠“苟全性命於亂世”已經不易,如果還想堅守自己的人格與尊嚴,也只有像傅雷、翦伯贊、老舍自殺那樣選擇“自絕於人民”。馮友蘭曾經以“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來概括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學術經歷,細加揣摩,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以至痛心。林彪說過的極其霸道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也揭示了知識分子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惟一選擇:放棄學術個性與思想立場,無條件地投身於社會改造的洪爐之中,接受脫胎換骨的洗禮。因而,事過境遷之後,自我蓋棺論定曰“畢竟是書生”,既可以看作自我解釋與辯解,亦可視為隱隱的懺悔與反省。若細加尋繹,裡面其實還包含着一層耐人尋味的“書生”之傲氣。說到懺悔,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陳,過去三十年中“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不可謂不沉痛--馮氏此言,早於周氏十年說出,尤見可貴。
  二書的價值當然不僅在透露出來的這些文革歷程,雖然這或許是我們讀後深思而感慨最多的部分。其實,這兩部回憶錄中講述的家世、交遊,從幼承庭訓、求學異域到執教名府的身世經歷,以及關涉的眾多人事掌故,擴而及於身家之外的時代背景與社會風貌,多有足廣見聞者。所以,他們的“八十自述”,雖然是“微小敘事”,但實在有助於我們把握近百年來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這一“宏大敘事”。就此而言,二人的典型意義自是不言而喻。
《人生的境界》
  馮友蘭認為人生境界有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這四種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人。前兩者是自然的產物,後兩者是精神的創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後是天地境界。它們之所以如此,是由於自然境界,幾乎不需要覺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較多的覺解;天地境界則需要最多的覺解。道德境界有道德價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價值。”
  ——《人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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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電影

  片名:馮友蘭
  (又名青年馮友蘭)
  導演
  劉桐生
  編劇
  莫雪峰
  攝影
  寶鳳翔
  美術
  石 衛
  錄音
  張 磊
  主演
  馮友蘭----翟文斌
  吳淸芝----肖輝
  馮漢異----李永田
  馮沅君----栗思涵
  任載坤----李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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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bbit 留言時間:2012-05-17 08:04:38
忘了羅素對黑的評價。

羅素的主要著作,我記得是數學原理和西方哲學史。他沒有提出什麼新的創建,更沒有開創一個哲學潮流或派別。從哲學的分量上,他對後來的“邏輯實證論”方面有大的貢獻,但他不是一個大的哲學潮流的領軍人物,如近代的迪卡爾,康德,黑格爾等。他如果對黑這樣評價,就如同我對baby智力的評價一樣。黑可能不懂一個中文字,但這不影響他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概括,因為有翻譯的書。

我不是崇拜黑,實際上我對黑的批評很多。但黑的主要功績是繼承了一個傳統,古希臘哲學家開創的人類思維方法的傳統。

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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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bbit 留言時間:2012-05-17 07:44:33
五大兄,

謝謝前來改錯!

我聽說過但沒看過馮的這本。我下載了你說的書,三百多頁,第二章是談中國哲學的背景,我不知你指哪個地方與我說的矛盾。

如果我說,孩子的理智不成熟。你說,那是因為你沒見過我的孩子!我怎麼回答你呢?

西方當然我指的是希臘/基督教文化這一主流,而且是大規模的影響。希望你不是在抬扛“交流”二字。

你愛baby是可贊的,但不能光護者他不是?“打”也是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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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5daziyou 留言時間:2012-05-17 06:42:04
野兔兄又開始兩眼一摸黑憑感覺亂說了,不過你這個思維方式倒挺有中國特色的,哈哈!

中國有四千八百年沒跟外界交流過嗎?漢與羅馬的絲綢之路是幹啥地?佛教從哪來的?玄奘去幹啥的?宋代的新儒家是怎麼產生的?老調重彈,不跟你個歷史盲說了。

另外,蕭何不是肖何。

你很崇拜黑格爾,這傢伙對中國文化也很不感冒。可是你聽說過羅素對黑格爾的評論嗎? 羅素說,"黑格爾對中國的知識等於零”。(《西方哲學史》第3卷第22章)

關於中國人或中國哲學的思考特色,俺覺得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講得比較清楚。(見其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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