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常遇到一些自称“左派”，偏爱对走资派反党卖国集团搞合法斗争，而不愿甚至反对和害怕革命，有的干脆宣布“告别革命”。 前面讲了，革命派从不放弃合法斗争，但立足点决不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合法斗争上。否则就犯右倾错误。还有一些自称“左派”，完全否定合法斗争，暴力成了唯一手段，这无疑是极“左”。从我们党几十年革命实践，这两种倾向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害的。我之所以称它为“倾向”，是因为在现在的革命派中还不是主流，还 构不成主导革命派的右倾或极“左”路线。但从右或极“左”对革命派的干扰不能低估。把这两种倾向解决在萌芽状态，十分必要。但由于革命派目前处于无核心领 导的焕散状态，难以用我们党行之有效的整风办法解决。唯一能行的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辩论等办法解决。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还应允许保留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极个别顽固坚持错误的，也只能是自我淘汰。

持这两种倾向的人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很值得探讨。

唯物主义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例如毛主席对待蒋介石，除上述西安事变，又如蒋介石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毛主席是赞扬的。而没有因为这是蒋介石说的就错了。当然辨别这类是非要看他讲的真话还是耍两面派。然而，我们在网文和跟贴中经常能看到一些“一语惊人”的表态。比如反对镇压学生运动，这可以说近百多年凡镇压学生运动，全世界都公认为该受到谴责和制裁。更不用说无产阶级对群众运动历来认为是天然合理的。至于个别或少数坏人利用群众运动搞阴谋，对这个别或少数坏人则另作别论外，而决不应借口混入个别或少数坏人而镇压无辜群众。最突出的例子是1957年整风，少教右派分子乘机搞阴谋。当时我还在南京念书，少数人冲广播电台等，也没有动武镇压，而查清煽动去冲的定为右派分子(反右时右派分子是作为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同于反革命。对少数极右分子进行劳教，极个别劳改)。大量史料证明反右扩大化是刘、邓干的。毛主席还一再警告一些当权派：不能借反右对向自己提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大家熟知的1976年清明节前后由邓、叶、胡(跃邦)精心策划的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4.5”反革命动乱(参见杨尚昆日记)，中央仅驱散了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事后对煽动打砸抢的坏人逮捕交群众批判(批判会都是说理斗争，没有武斗)。 即便对邓小平也只是撤销一切职务，还保留党藉，以观后效。并把真正悼念周总理的广大群众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区别开。毛主席去世前，对诸如这类混进少数 坏人或极个别野心家、阴谋家精心组织策划的反革命动乱，我们党都没有采取镇压的办法解决，均是对混入的坏人或精心策划的野心家、阴谋家作了处理，还基本上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类很多史实是走资派、文痞们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否定不了的。这就是毛主席特别强调的三个区别：“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而现在有些“左派”，正如有的同志说：有些人站在邓小平的手掌上。用邓小平为掩盖自己镇压人民群众的罪行，而编造的帮腔、派调当作经典为走资派辩护，值得深思。借此谈几句1989年“6.4”问题，最近看了三篇有关网文。一篇是介绍“6.4”“逃往美国”的某某深情怀念邓小平；一篇是介绍“逃往美国”的某某一再应盛情邀请到香港和大陆作“报告”。如果这类报导属实，则值得人们思考：混入“6.4”群众运动中被走资派“指责”搞西方自由化的少数人，究竟是受谁指使混进来的？混进来是干什么的？这已是回避不了必须弄清的问题。还有一篇是当年的一个大学生，“6.4”时亲自在六部口到国务院新华门长安街上抢回五具被坦克压死的尸体；30多年来他一直不敢把这一情况公布于众。这就想起“6.4”后北京走资派一方面清查“6.4”“暴徒”，一方面在强势压力下搞人人过关：对“6.4”大屠杀按走资派定的口径表态。并大力宣扬西化派如何如何挑起“暴乱”……。类似1976年9月6日几个篡党夺权的叛党分子把自己美化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把戏又成功地复到“6.4”事件，把一些人欺骗了20多年为他们唱赞歌。而今天，绝大多数人民都清清楚楚弄清了到底谁是真正投靠西方的西方自由化分子？又谁是西化派首领？我想，类似这些“大笑话”，革命派是该总结的时候了，再不能闹类似“大笑话”了。

需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一些人反对“6.4”镇压学生对不对？我前面讲了，是非的判别是对事不对人，这是唯物主义态度。同志们可能看过我揭露、批判张爱萍严重犯罪的文章。但是我对许多朋友讲：张爱萍公开反对“6.4” 镇压学生是正确的，应予赞扬；张爱萍去南街村支持南街村坚持走公社化道路是正确的，应予赞扬。决不能我认为他是走资派，把他正确的言行也当作错误批。同样 我也不会因为他做了点好事，就否定对他走资派的定性，功、罪是不能互相抵销的。我认为这样判别是非，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少数人把胡耀邦、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不仅不予肯定，反大加批判。至今没有见任何人能拿出证据说明胡、赵他们的表态是假的，倒有赵紫阳公开表态从清查他的儿子搞倒卖查起的报导。可以说，这30多年来有如此表态的政治局常委成员是唯一的，人们看到的死皮烂脸捂着自己问题的人可不是个别。(注：借此机会讲几句离题的话，前几天北京公安局领导竟公然宣布对“攻击”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要严励打击。大家清楚这“攻击”的罪名是没有标尺好度量的。不仅如此，照此章法，攻击人民群众的该不该严励打击？否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诺不就成了谣言！这类随心所欲的“政策”，我真担心千万别把“人民公安”变成了走资派、卖国集团的御林军，拍马屁也不是这样拍法。倒是应提醒北京新市委、新市政府领导考虑：在这位“人民公安”局座的领导下，世界人民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首都北京，竟“公安”到了一再发生无法最腐败黑暗的“截访黑监狱”都起源于北京；“公安”到了重要节日商店不准卖切莱刀；“公安”到了国庆等喜庆节日人民游玩天安门广场要被非法搜身……。这样的“公安”局座还不该罢官吗？)不管胡耀邦、赵紫阳在其它方面有多大问题，但反对镇压学生是正确的。这才是实事求是。而少数“左派”，只要他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不管他干的事对与错，一概就是上纲上线批判。显得非常“革命”，如果我们能认真地总结文革期的教训，类似这种非常“革命”，连累一些同志吃了苦头的教训是值得吸取的。不仅如此，这 种非常“革命”，绝对批不出正确的方向来，而只能使一些不管是什么当权派无所适从。又如重庆问题，重庆那么大量的人民群众拥护、支持。走资派镇压了重庆， 上万人民游行抗议、甚至罢市抗议。事己过去3个多月的今天，希望非常“革命”的同志，看看互联网报导的重庆人以什么形式在怀念被镇压前的重庆。再翻翻报纸，重庆被镇压后，仅派出所就增加了140多；有200多带罪逃跑的不法资本家又返回重庆，又有他们违法犯罪的环境。有些“群众路线”不离口的人，但偏偏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他们大加鞭挞，甚至满口是走资派的帮腔派调。我真担心这类非常“革命”的同志，千万别成了叶公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