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勤德：看《李總理答記者問》遇到的九個難題
看了《李克強總理答中外記者問》，遇到一些沒有弄懂、想通的難點，現將其歸納成九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來請求得到解答。這些問題既關係國家命運，又涉及每個人的衣食住行，當然值得大家關注、討論。
第一，中國最大、最根本的貧富差距在哪裡?
《答問》有這樣一個提法：“城鄉、區域兩個最大的差距”。然而，1988至2007年，人們在收入上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之間的差距，從7.3 倍上升到了23倍。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說，我國月收入2000元以下者占90%。可見，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相當低。世界銀行證明，“中國的基尼 係數2011年已經提高到0.57” [《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第23頁]，幾乎超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些，都已得到客觀實際的反覆證明並在絕大多數 人中形成共識。可見，暴富者和老百姓的差距，階級之間的差距，才是最大、最根本的差距，而城鄉、區域之間的差距，只是它的一種表現形式。所以，縮小這種最 根本的差距，是不是應當把共富改革放在首位呢?
第二，怎樣理解“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多年來在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搞的市場化改革，致使老百姓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對於他們，能不能說這是紅利呢?
《答問》主張在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中要繼續“推動民營資本順利有效地進入金融、能源、鐵路等領域”。這是否會使人聯想到，去年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的美國政 客佐利克給中國制定的國企進一步私有化計劃;國資委負責人針對當時進一步瓜分國企所說的這涉嫌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類事情?
《答問》強調，“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問題是怎樣把握這個度; 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搞小政府大社會; 應不應當在現階段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和人民政權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掌控?
談改革，應不應當首先問一問“資改”還是“社改”[因為改掉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資改”決不會給人民帶來長遠的根本的利益]?應不應當問一問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建設等等，會不會帶來紅利，如果也會，為什麼沒人提? 社會主義是我國整個的思想體系、社會制度、歷史階段，即使是“社改”，也只是完善制度的一種手段;社會主義是一場全面、徹底、長期的社會大革命，改革 只是其中的一項工作。所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包括發展中國。要說最大紅利，能用改革取代社會主義這個亊業整體嗎?
第三，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城鎮化道路? 前些年的城市化，造成的“城市病”如大批農民在城市間自由流動，加劇了社會不穩; 兩億多農民工既在城市受到歧視，又給市政造成不小的壓力，等等。同 時，還造成了“農村病”如種地者基本上是婦女和老人，平均年齡57歲; 拆遷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土地流轉成了新的圈地運動，使國有土地這一塊最大的公有 資產進一步私有化、外資化。可見，城鎮化的要害在於資本主導還是農民主導; 根本在於如何對待農民。搞西方國家那種資本主導的城鎮化，自然會帶來一系列嚴重 問題。對這些失誤，應不應當以改革的精神追究責任呢?
片面、過分地強調以城鎮化為經濟增長點，看不到通過共富改革，恢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使農民工及其他職工的實際收入在幾年內大幅增加，使幾 千萬下崗職工這些建設共和國的功臣每人每月增加成千元的補貼，使物價保持基本穩定，最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最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最能提高購買力擴大內 需，這是不是重大失誤?
中國現在有八千個村子如華西、南街都在堅持搞集體化，河北省的周村人民公社更是這樣。它們本身就實現了城鎮化。毛主席曾經說過，中國的光輝燦爛的前景 就在於農村社隊企業的發展。因為它使城鎮化有了經濟支柱。所以，“三農”問題的核心是集體化，城鎮化的前提和途徑是以此為基礎的農業現代化。難道說這不是 真正的社會主義城鎮化道路嗎?
第四，怎樣做才是忠誠於憲法? 《答問》說要“忠誠於憲法”，保持“對法律的敬畏”，這當然好。可是憲法明確規定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 規定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堅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可是現在為什麼卻出現了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工農成為弱勢群體，幾十家愛國網站被封這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現象?與此相 反，對在今年的新年獻詞裡依然敢鼓吹憲政即西方民主的南北兩家報刊卻姑息包容，這又是為什麼呢? 第五，“人人平等”和“公平競爭”的含義是什麼?
“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不論是來自怎樣的家庭背景”，《答問》這句話的含義，是需要弄清楚的。家庭背景，實質上指的是階級成分。在階級社會中，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賣國者和愛國者，是存在着你死我活鬥爭的，怎麼能給敵對階級如買辦資產階級分子提供為非作歹的機會呢?給他們提供剝削、壓迫工農和 其他勞動者的機會特別是賣國求榮的機會，還會有勞動人民和愛國者平等的機會嗎?
《答問》還說，不論“是國企、民企還是個體經營者，只要靠誠信公平競爭，都可以獲得應有的收穫”。事實是，它們在許多前提條件上存在着明顯的不平等。 例如，私營企業在行賄手段及程度等方面，特別是外資在享受優惠政策等方面，甚至於超過古今中外的殖民地。在此基礎上能實行公平競爭嗎? 宣揚超階級的“平 等”、“公平”，是否帶有普世價值的烙印呢?
第六，這算不算做到了“腐敗和政府的信譽水火不容”?
《答問》不僅指出“腐敗和我們政府的信譽應該說水火不容”，而且保證“讓腐敗行為、腐敗分子依法受到嚴懲，絕不手軟”。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卻是： 世界著名的大報揭發的大案應不應當以最快的速度查清?對老百姓公認的最大老虎敢不敢嚴懲? 如果不把這些問題解決好，信譽會怎麼樣呢?
第七，食品安全問題的治本之策是什麼?
《答問》認為，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那麼真正當作天大的事來抓，是否應當採取治本之策，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建國前30年食品安全問題為什麼較少， 現在問題這麼多和私有化、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是不是有根本性的關係?是否應當追究大量進口美國轉基因大豆這一最大的食品安全問題的責任?
第八，這樣“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行不行?
共產黨人堅信的大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要堅持的唯一正確大道，是社會主義道路。一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講人生大道能離開這些嗎? 硬要離開這些搞自己的人生大道，那會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呢?
人民的根本利益，當前集中體現在是否實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以保證他們能夠共同富裕上; 體現在是否實行大眾民主，以保證他們能夠成為真正的主人公上。以民為本是不是應當從這裡入手，反思過去，面對現實，開闢未來?
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即為人民謀幸福，而決不是為剝削階級及其走狗服務。相反，打倒他們正是解放被壓迫人民的表現。大講“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包容異質思維”等等，這樣去利天下，究竟對誰有利? 應當怎樣對待這些宣傳?
第九，根據什麼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國人的信條”?
《答問》極力宣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國人的信條”。拿戰爭來說，即使我們不喜歡，但是當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也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的信條。這時如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抵抗反而幫助侵略者，便是漢奸賣國賊。把漢奸的信條當作中國人的信條，對中國人意味着什麼呢?
從這九個問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本身，便不難看出來搞清楚此類是非的重要性。所以，諸位都理應重視這場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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