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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麗的小山村
我成長在浙江東陽的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全村七十多戶人家，幾百號人。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我的家鄉十分美麗，四周群山環抱，其中點綴着眾多大大小小的村落。我
們村的東北就是一座名為金山、高度不到一百米的小山，山上果樹遍野，北面是一個名為石馬的村莊。在它的北面就是山巒疊嶂的著名的會稽山脈。山下就是
1958年由各村義務出勞力興建的水庫。我們村的西邊是一條小溪，北方人應該叫小河。在水庫修建前每逢雨季，山洪暴發，就會沖刷掉溪岸的楊樹柳樹，威脅到
我們村的良田（我們村大部分農田就在小溪岸邊）和居民的安全。修了水庫後再也沒有見到洶湧滾滾的洪水了，溪中常年奔流着清澈見底的溪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在
水中快樂游動的魚群，遺憾的是我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魚，個頭不大，反正不是鯽魚。每逢夏季太陽快要落山前，我們村的兒童就成群結隊的去那裡洗澡游泳戲水。
我們村的建築是典型的江南風格，黑瓦白牆二層，建築物上聳立着一座座“馬頭”，整個村莊就由十一、二座風格相似的四合院組成。我們村的這種四合院可比北京
的四合院大多了。以我們家居住的“四合院”為例，南面是圍牆和一座八字形的大門。總長估計有四十米左右，北面東面和西面均是住房，總共有十三間，還有兩個
天井，中間是一個大院子，其中壘了幾個罈子，栽着各種花草，其餘就是居民的活動場所，可以晾曬衣服被子啊什麼的。我們院住有六戶人家。
在毛澤東時代，那切切實實是屬於生態農業，菜葉青草啊這些東西加點糠啊麥麩等餵豬，豬都是圈養的，牛主要是耕牛也以牛圈為主。稻草麥稈等或者餵牛或者燒火做
飯，要不就是墊於豬圈牛圈，最後都作為肥料。所以整個村莊十分乾淨整潔，見不到什麼垃圾。村民們在實行人民公社後都在一個大隊下面的幾個生產隊，相處不能
說一點沒有矛盾，但基本是友好，沒有發生過很大矛盾和衝突。
我們村人多地少，土改時每平均人就只有七分多一田點地，所以除農業外手藝是全村村民生存的重要手段。有做木工的，篾匠，鑲牙的，雕刻匠，好像學瓦工比較少。
還有相當多的是做小生意。就是從縣百貨公司批發一些針線及各種小百貨，到比較偏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賣，賺點小錢。農活忙過後大部分青壯年都出去了，留下婦
女年紀大點的做田間管理。我們村一直到我1965年上大學離開好像都是這種模式----農忙和過年時全村才能大團圓，農閒時多數男人都外出，都是持有公社
或縣有關部門的證明的。沒有聽說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說法。自留地不要說了，我家的自留地有幾塊。因此，我們村的村民生活在我的印象里是十分愜意的。比如，
農忙主要是收割水稻和播種秋作物時，絕大部分家庭一天要吃四頓，當然早上起得也早，中午很多家庭都要燉一碗自己做的火腿，買點豆腐，每天上午都有來村叫賣
豆腐的。中午還要喝點酒，主要是自己加工的黃酒。這個時候，中午飯一般在十一點就吃了，到下午三、四點還要吃一頓飯---我們土話叫點心。晚上收工也比較
晚，中午最熱時要休息一會。
過年是全村最熱鬧的時候，外出的人都要趕回來。婦女們提早一個月就忙開了，主要是大掃除。等男人們回來就開始殺豬宰雞，從公有水潭裡撈魚分魚。除夕過後基本
不幹活，走親戚看戲，趕到鄰近的各個村看戲，主要是越劇還有婺劇。在我印象大人們里還有小賭博，大的不行，公社有人要抓，小來來，五張撲克牌的那種遊戲。
童年的這些記憶一直銘刻在腦海里。1966年，1989年和1972年都回去過，家鄉雖然變化不大但依舊美麗寧靜乾淨整潔。後來再也沒有回去過。1988年從新疆調到江蘇工作，回家鄉的念頭日益強烈。1996年下了很大決心回去看看美麗的家鄉。
回去一看，完完全全徹底失望了。村里除了老弱病殘基本沒有什麼人了，據說都進城了。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江南民居倒的倒，破的破，整個村莊呈現一片亂七八糟衰
敗景象。村子西邊的小溪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一滴水了，多數農田荒蕪着。我住了二天走了，而且沒一絲一毫有再回來的想法。
我的大姐在西安工作，讀高中就離開了家鄉，1966年母親病危時回家看過一次，以後再也沒有回去過。所以不斷地和我聯繫，讓我在她有生之年陪她回去看看可愛
的家鄉。我和她說，“姐姐，家鄉已經一點也不可愛了，回去只會讓你失望的。”她不相信。2003年她帶着病中的姐夫兒子媳婦和女兒到江蘇來，非要我陪她回
去看看家鄉。回到老家後一看，比我1996年回來時更加慘不忍睹。我們家那幢全村最好的建築也因為長期沒有人居住也倒了（我哥哥一家早就離家居住在上海）。全村只見到了不到十個人，都是老人。我姐姐淚流滿面，沒有說一句話，看了母親的墳墓待了不到二小時，走了。從此以後到現在，她再也沒有提起過回家鄉的事了。
(二)令人難忘的高中學生生活
小學和初中的學生生活的印象已經非常淡漠了，目前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一點，就是初三時國家處於嚴重困難時期。但是，給我們學生每月供應一斤帶魚，在市場上難以
買到。校長傳達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要千方百計保護好我們的下一代。”這個至今還深刻銘記在我的腦海里。
高中的學生生活是一生最難忘的幸福的一段時光。
我是1962年考上金華的一所高中。這是一所全省重點中學，學校在全地區招收學生。我未來的班主任是我們一個縣的，在暑假裡他就利用探家的機會來家訪了。我們班來自我們這個縣的學生最多，你可知道，班主任得花多少自己休息的時間來家訪？現在的老師可能嗎？
那個時候的交通當然沒有現在發達。剛剛初中畢業的我得從家步行15華里，再坐汽車到縣城，再從縣城轉汽車到義烏火車站乘到金華的火車。下了火車還要轉乘市郊
汽車，完全是我一個人，沒有任何人陪同。不單單是我一個這樣，來自全區各縣的同學都是這樣的。是我們那時的家長不疼愛自己的孩子嗎？不是，那時候的家長完
全不用擔心孩子在路上會遇到什麼騙子，人口販子，會遇到什麼不測事件。他們認為孩子平安到達學校，那是毫無疑義的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當時整個社會犯罪率極
底，整個社會總體是真正的和諧。我們縣是全地區人口最多的縣，各個公社沒有派出所，只有一個司法員，主要擔負婚姻登記責任。據我村在縣公安局工作的一個人
說，縣公安局也只有三十多人。
暑假裡上山坎柴，不小心一刀砍到腳上。農村嘛，能熬就熬了。報到後班主任看到我的腳脖子上面的傷口在化膿，叫我趕快到學校醫務室去看看。結果，打了三天青黴
素，好了！當然是免費的。你看，那時一個高中學生就可以享受免費的醫療了。當然，那時候也沒有人無病無痛好好的，跑去醫務室開藥。
學校除了收取書本費，電影費以外，不收取任何費用。一本書幾毛錢，一場電影三五分錢，全部學生都住校，沒有收取任何與住宿有關的費用。沒有學生因為交不起費
用而輟學的。我們班有幾名學生考取了沒有來報到，主要原因基本上是家庭人口多，希望孩子早些參加工作或勞動，為家庭分擔責任。
我上的這所中學，是1953年新建的。學校條件那是一流的，教室學生宿舍都是鋪木地板的。課桌都是每個人一張，用樟木做的，可以上鎖。學生坐的不是板凳而是
椅子。單身教工宿舍每人一間,十多平方米。整個學校占地很大，猶如一個大花園。那時，學校的建築都是當地最好的，環境也是最好的。但是我們學校建在距市區
八華里的一個荒山坡上，沒有占一分農田。節約耕地是當時實實在在的行動不是嘴上喊喊的口號。當時我們國家還只有六億多人口。
我們學校的很多老師，家都在市區，但是他們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去。平常從早操開始就和學生在一起，晚上我們學生晚自習，他們或者備課或者到教室巡視，住在單身教工宿舍。
雖然是全省重點中學，但學習負擔並不重。早上起來必需參加半個小時左右的早操和晨練，然後是早讀，朗讀語文或外語，好像是四十分鐘左右吧。上午四節課是排得
滿滿的，下午一般不上課，有時上體育課，一星期二節。下午前二節一般是做當天的作業。第四節課是活動課，學生一般必需去室外參加體育活動。此外，還有興趣
小組活動也安排在下午。學校有各式各樣的興趣小組，數學，物理，化學，無線電等等，還有學校運動隊包括籃球隊。
在高中三年期間的作業全部是書本上的練習題。我本人以及班上大部分同學基本上沒有看過課本以外的任何參考資料以及做過課外題。有小部分同學可能閱讀過。在有關的興趣小組裡涉及到課本外的一些內容。
學校把對學生熱愛勞動熱愛勞動人民的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每周安排勞動課，農村學生在暑假必需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在開學報到時需要攜帶生產隊出具的掙得
工分數目證明。學校組織學生義務勞動修建了四百米跑道的標準體育場，游泳池等設施，改善了辦學條件。教室的衛生也是由班級各個小組輪流值日打掃的。學校離
城區八里路，我們吃的主糧—大米，也是學校組織各個班級身強力壯的同學用架子車從城裡拉來的。吃的蔬菜怎麼來就不清楚了。
學校在相當的程度上依靠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各班級輪流值日，每天晚自習時對各個教室的衛生進行檢查打分，第二天公布。每天晚上息燈鈴響過後，也是有值日的班
級對各個學生宿舍進行巡查，有說話等不按時作息的宿舍敲門警告,並以一定的方式公布。每周六下午，家住城裡的老師都回去了，晚上同學們照樣到教室，有看書
的，看小說的，有拉二胡吹笛子的，好像沒有打撲克的。偶而有下象棋的。那時幾乎所有學生非常都循規蹈矩，同學之間也很少發矛盾和衝突。在我的記憶里老師們
管理起來非常輕鬆，同學之間沒有幫派，大家一直都是和睦相處。不過家鄉觀念還是有的，來自同一縣的，有的關係可能更親密些。同學們雖然相處融洽但沒有或者
說罕見有談情說愛的現象。例如，例如我們班後來就沒有男女同學配對結婚的情況。大家都覺得，學習是首要任務。星期天除了洗洗衣服，被子以外，好像主要是
玩，打籃球乒乓球，憑學生證就可以借運動器材。有時也到市區逛逛，主要是新華書店，一般來回都是步行，回學校吃飯。當然也有在教室看看小說複習功課的。
學校對學生的伙食非常重視。在每個人每天只有一角錢菜金的情況下，為了保證同學們有充足的營養，豆製品吃得比較多。一個月有二次會餐---這是開葷的日子。主食也不是米飯而是麵食饅頭。這也是大家非常開心的日子，猶如過大年。
有一次我病了,也是三年高中學生生活的唯一一次生病。班主任除了派同學照顧去衛生室看病外，第一天晚上親自端了一碗教工食堂做的熱騰騰的富強粉手擀麵，裡面
還有一個荷包蛋到我宿舍，那時真是要留眼淚了。肯定是班主任掏的錢。那時候師生之間確實像親兄弟，班主任也就是比我們大十歲左右。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們的文娛體育活動。每學期一次全校運動會。每周放映一次電影，在大操場上掛上銀幕，各班級按照劃分好的區域有次序排隊入場退場，從來沒有發生擁擠搶位等意外情況。一切都是有條不紊。還經常舉辦歌詠器樂合奏比賽，大家都非常踴躍參加。
三年的高中學生生活有三件令我難忘的事件：
那時學校要求每個學生每周記一篇周記（不是作文），把自己想法感受記下來，班主任只看不打分。那個時候我正處於長身體時期，雖然每月定量（還有每月加發幾斤
熟食票）總計三十四斤，但是還是不夠吃，總覺得餓。有一次，我在周記里就寫了這事，說老是覺得肚子餓。班主任看過我的周記後，就找我談話，說決定給我增加助學金。當時十分感動，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十分感動。
不記得是高中幾年級了，有一次上午上俄語課。那天覺得頭疼反正覺得很不舒服，我就扒在桌子上。俄語老師發現了，問我為什麼，我說頭疼不舒服，然後繼續扒着。
可能這位老師脾氣比較急躁，他嚴厲地說：“站起來！”。我到現在也不清楚，當時我居然沒有聽他的話站起來了，而是繼續扒着。老師發怒了。過來拉着我的一隻
胳膊猛地朝教室外一甩。我那時個頭小，坐在前面，那經得起這麼有力的一甩啊？結果我一下子跌倒在教室門外幾米遠處。我的班主任剛好在隔壁班級上語文課，看
到我甩在地上。二天后，教導主任找我談話，說那位俄語老師犯了嚴重錯誤，學校領導決定讓他給我道歉並決定不再擔任我們班級的俄語老師。希望我能原諒他。這
時我驚呆了，下午，這位俄語老師果然十分嚴肅地向我道了歉。一直到現在我都感到有些內疚，有些對不住那位俄語老師。實際上，在這件事發生的過程中，我也是
有做得不對的地方。
我們學校的北面有一條叫北山的山脈，山下有一個叫雙龍洞的洞，和陶淵明寫的《桃花源記》的景色十分相似。洞口不大，躺在船上進去後，裡面很大，孱孱流水，豁
然開朗，是比較有名的景區。好像是1965年上半年吧，有一天忽然聽同學們說，昨天毛主席到了雙龍洞，說是一大早，有幾個起早幹活的農民看到了。我們學校
就在市區到景區的中間，是必經之地，事先居然一點都不知道。去年，有位中央大領導到我們這裡視察，沿途和全城早早就戒嚴了。長江大橋為了讓這位大領導的車
隊順利通過，社會車輛靠邊排了近十公里的長隊等候，城裡有關街道早就不許車輛通行。那個陣式猶如封建社會皇上駕到。
度過三年輕鬆愉快的高中學生生活，七月份參加高考。學校和專業的填報完全是自己決定，大家都是一樣。沒有特別緊張氣氛，唯一有點異常的是，很多同學都帶上了
手錶。還有一個小插曲，我們班有位同學是獨子，爸爸媽媽十分疼愛他，平時就經常來校探望。高中畢業考試結束後他宣布不參加高考，因為父母怕他離開他們。為此，全班還對他進行幫助。那時提出的口號是：“一顆紅心二種準備，站出來讓祖國挑選”。高考的結果，我本人考上了一所當時高教部直屬重點大學，我們班級被
第一張志願表（大概相當於現在一本吧）大學錄取的就占百分之八十多。後來才知道，我們學校高考成績全省第一。因為在1964年毛主席春節座談會上講話後，
不再公開公布高考成績排名。1965年秋，省教育廳大批領導到學校蹲點總結經驗。
(三)遠行上大學
我們這一屆是毛澤東時代最後一次通過考試選拔大學新生。
參加高考前必須先填報志願。在學校的體育館裡掛滿了全國各個大學自我介紹，沒有自我吹噓的誇誇之語。主要介紹學校的系及專業設置，專業性質，畢業後可能從事
什麼工作。學生們主要根據各個學校的介紹選擇自己的志願，基本沒有家長的參與。我們可以填報20所大學，第一表10所第二表10所。志願表填好後交班主任過目。班主任看完後找每個學生交換意見。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這些沒有出過校門的學生，對各所大學了解不多。班主任主要是對各個學生填報的志願是否適合自己的
實際水平把關，防止學生填報過高和自信過分不足，還有當時有些專業還有對身體及政治條件的特別要求，班主任在這些方面也需把關。學生填報志願主要根據自己
志向，還有就是熱血青年具有的好男兒志在四方的氣概，在大學所處地域的選擇方面基本不加考慮。比如我自己，第一表第一志願是位於西北的一所大學，因為大家
當時都知道崇、拜錢學森，我就想選擇錢學森從事的力學專業，這所大學有這個專業，所以我就填報它了。第二志願選擇了東北的一所大學。第三個志願才是浙江大
學。而且當時學校提出要求，第一表的前三個志願最好有浙江大學。現在我還清楚記得，第二表第一志願我填報的是蘭州鐵道學院，當時就是認為，年輕人嘛應該到
遙遠的地方見見世面，闖蕩闖蕩。我們班多數同學都考到外地去了，考到杭州的也就六七個人。
當時的高考沒有引起社會特別關注，只記得監考的老師都是陌生的，地區領導好像來巡視了一會。高考在七月上旬舉行,天氣非常炎熱,，考場教室中間放着一大冰
塊；除了監考老師，還有二名服務人員，給考生遞水遞毛巾，服務相當周到。考試期間伙食相當好。從來沒有聽說作弊的。不要說這種國考場合，平時考試也沒有人
想到作弊，這被認為是最見不得人的事，作弊的學生則被認為最不道德的人，比考試不及格和留級還見不得人。
七月上旬考試，我在八月初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我被填報的第一表弟一志願的學校錄取。我們村還有一位被北京鐵道學院錄取。考上大學當然高興，又是第一志願的
學校，並且還是第一志願的系，可好像當時也沒有特別的高興，就像現在的學生和家長一樣，考上大學要請幾天客。按理，我們那時考上大學的意義更加不同尋常。
因為那時大學生的工作是國家包分配的。
辦完了戶口糧食關係遷移手續，八月下旬，我和同村的那位結伴出發遠行上大學。二人挑上行李步行15華里到汽車站，在從縣城轉乘到義烏火車站。在火車站遇上了
幾個初中的高中的去報到同學，大家就結伴同行。一部分到北京我們幾個到西安。我們坐慢車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南京，從南京坐輪渡到浦口。在浦口住了一夜，第
二天分別坐上到西安和北京的火車
我們都是第一次出遠門，有的連火車都是第一次坐，正是學校開學時候，人多，買不到對號的票。上了火車只好站着。列車員看我們的樣子就知道是初次出遠門的學
生，見狀趕緊給我們找位子，把我們一個個安頓好，又送來茶水。那時火車上有公用的茶杯，上面印有紅色鐵道標記。從上海到南京的路上，快到南京的時候列車員
把茶杯收走了。這時，同行的一位用我們那邊的方言說了一句“還想食茶”，列車員好像聽懂了，過一會就端來一杯水。這件事至今還印象深刻。
我們四個考取了同一所大學，經過三天二夜的行程到了學校。每個人都是帶了在當時看來數目可觀的鈔票。路費，一個月的伙食費起碼要帶的吧，還有講義費電影費等報道要繳的計二十多元，就幾個娃娃單獨出行，。現在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然而當時家裡人並不覺得有什麼好擔心的。
下了火車，學校的汽車已經等在那裡了，上了校車到了學校辦完報到手續到寢室，從火車託運的行李已經擺在床上了。報到繳的錢，包括書報講義費學雜費總計是二十多一點，具體數目記不清了。
學校到處是歡迎新同學的大標語和招生通知，學校話劇團，運動隊，管弦樂隊還有象棋隊等等都在招收具有這方面特長和愛好的新同學。
九月一日開始軍訓一個月，期間申請評定助學金。我們班上最多的是每月19.5元。當時每月伙食費是每月15.5元。伙食相當好，食堂一星期內食譜不重複，每
天有葷菜。學校總計七千五百多學生,只有二個學生食堂，但是每周都能吃上餃子餛飩。每星期六和碰到晚上停電的晚上，學校都在電影廣場放映電影，五分錢一
票。。
軍訓結束後開始分專業，我被分到力學專業，學錢學森專業的夢想實現了。對整個學校沒有做過統計，就我們班而言，三十多個學生，近一半來自華東地區，來自上海
的就有五個。來自南方的比例就更高了。因為我們學校是1956年從上海搬遷到西安，所以老師也是來自華東的占多數。地方也給與了特別照顧，沒有粗糧，大米
的供應比例也遠高於當地居民。
秋天到了，西部寒冷的冬天要到了，學校又發出通知，凡來自南方的學生可以申請棉被棉衣。
後來知道,當時學校一級教授的工資是360元，我們教研室主任是三級教授，工資250元。付教授的工資是150元，講師的工資是108元左右。據說毛主席當時的工資是四百幾十元，所以當時有“知識分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說法。
（四）見證新疆由治到亂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臥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着五顏六色戴着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我
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部
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麼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西
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團
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那
里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裡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着，我們就住在那裡。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裡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是
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麼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麼澆水的。只
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鏝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裡水就流到那裡。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術
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志。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的
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志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蔥，
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蔔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學
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裡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
“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麼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
得那麼寧靜和諧的原因。只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麼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
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伙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麼吃雞和雞蛋。我們就學
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麼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得
會出什麼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麼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後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麼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麼野外任
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
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志有一套辦法；先給裡面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
少捨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捲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
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
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麼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麼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
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
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地
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而
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東
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面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面生產一面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採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拼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
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
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幾百年了，現
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
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麼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制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麼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發
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後來
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麼顯著效果。
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麼天大本事，只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麼多年，深深地懂得，
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麼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一
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里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
（五）汶川大地震後的反思
四
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令世人震驚。如果本次地震不是發生在中午二點多而是像唐山大地震年那樣發生在午夜，人員傷亡將會是一個天文數字。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不久，在日本本土發生了一次7.2地震，它所造成的損失就微乎其微。作為一個現已退休的老地震工作者，有責任對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
減輕地震災害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震前較準確的預測預報、地震發生後有效快速的應急反應和提高建築物和構築物的抗震能力。我們就從這三方面進行一一反思。
大幅度減輕人員傷亡最有效途徑是比較準確預報大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強度，哪怕能夠提前打個招呼也有可能大大降低死亡人數。非常遺憾，從目前所了解的情況
看在本次大震前，地震工作者非但沒有做出任何預報，甚至沒有任何將要發生大地震的預感。這是十分不正常的；因為如此巨大的一次地震孕育着巨大能量，孕震區
域比較大，因孕震引起地球介質物理化學性質變化的區域也比較大、變化的幅度也應該比較大，地震前應該出現比較明顯的、和範圍較廣泛多種類的前兆異常。四川
省是我國地震和前兆台網分布比較密集的地區，地震科技力量也很強，四川地震大隊（今四川地震局的前身）曾經是全國的超級大隊；該地區中強地震頻發，實踐檢
驗的機會多，應該說對於地震預報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那麼為何在最有可能作出一定程度的震預報的地區沒有能夠這樣做呢？這就需要對我國地震預報研究
的歷程作一簡要回顧。
一九六六年在我國邢臺發生了二次七級大地震，造成了較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敬愛的周總理親赴現場視察。當他目睹地震現場的慘狀時禁不住流下了眼淚。他在現
場聽取匯報後滿懷希望地對年輕的地震工作者說：“地震是有前兆的“，“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解決地震預報問題！”等重要指示。為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專門成立直
屬國務院的地震機構——國家地震局，周總理親自為它確立了工作方針，在國家並不富裕的情況下投入大量財力建設地震台站，從相關單位調集一批技術人員。與此
同時還在廠礦、學校機關和事業單位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地震群測群防活動。
廣大地震工作者熱烈響應敬愛的周總理和黨的號召，自告奮勇自覺自愿的深入基層，紮根地震台站和群眾測報點，清心寡欲專心致志投身於地震預報的探索。與此同時
專家和群眾相結合，土辦法和洋辦法並用，“海、地、天”多學科聯合攻關。那時是怎樣的一種局面呢？那時是大家圍着地震預報轉，專家圍着台站群測點轉，領導
圍着基層轉。有付出，就有回報，有多大付出就有多大回報。1974年我國地震工作者對遼寧海城七級地震做出了成功的短臨預報並取得了明顯的減災效果。這是
人類首次對大地震作出臨震預報並取得減災實效，贏得了國際同行的尊敬。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接着，我國地震工作者又於
1976年成功預報了四川松潘——平武（距汶川地震不遠）七級大震；1966年以來成功預報過多次中強地震。即便是唐山大地震，也曽有過一定的中期預測，
臨震前也是有所覺察的。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國地震台站的數量和裝備的技術水平今非昔比；過去少有教授、高工，更別說博導院士了；而現在呢？有人笑言，地震部門院士一個班，博導一個營，碩導一個團，成功的地震預報不見了影。這是為什麼呢？
我認為，首先地震工作部門自我解壓沒有大目標的壓力。周總理和華國鋒總理時期都把力爭在24小時前對五級以上地震作出預報作為地震工作方針的核心，改革開放後的地震工作方針把這去掉了。就是說地震部門及地震工作者沒有了既定目標的壓力，相應地也就缺乏了動力。
其次，三十多年前成立的國家地震局是一個純科研機構，其主要任務就是攻克地震預報難關，沒有任何政府的行政職能，如前所說上上下下都是圍繞地震預報。我國改
革開放以後，特別是國民經濟向全面市場化過渡，機構和部門的管理職能顯得特別重要。管理職能意味着在社會生活中地位和話語權，決定其生存狀況。因此，各個
機構和部門都在尋找、擴大和強化這種管理職能。國家地震局（後改名中國震局）也不得在不市場經濟中尋找、儘量擴大和強化自己的管理職能並努力獲得中央政府
的承認，這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地震部門各級領導在行使這種管理職能的過程中也感到美妙絕倫，比較而言，地震預報攻關事業就顯得太枯燥無味默默無
聞的了。而且，人的精力有限，顧此可能失彼。
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國湧現了一股排山倒海的下海經商潮。地震系統也有大批志士仁人撲向金錢的“海洋”。更有甚者在國家號召下從上到下單位經商，
到處找項目搞錢，名曰搞開發。當然有發的，但多數是空手而歸；有的單位還賠了本。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做好學問嗎？更不用說攻克屬於世界科學難題的地震預報
了。而且整個社會的浮躁就是從此時開始的，金錢崇拜的影響範圍之大時間之久前所未有，像學校、醫院這類自古以來比較純潔的地方也未能倖免。
再者，由於我國後來告別了把吃“皇糧”的人員一概稱為國家幹部的做法，建立了公務員制度，把原來的國家幹部中的一部分人定性為公務員，另一部分人定位事業編
制，名曰“管做分開“。而公務員能保持永遠吃“皇糧”且將逐漸和國際接軌，待遇會越來越高，同時當時正實行事業單位改革，很多事業單位走向市場，前景難
料。因此，在原來的國家幹部隊伍中造成了這樣一種狀況：首先全力以赴爭取當長（官），如果當不了長（官），無論如何也得想法進入公務員編制隊伍。中國地震
局情況也一樣，有一線希望的爭着去當官；有的“曲線救己”，在業務方面努力，寫幾篇論文，最好出版一點著作，同行中出了名，最終目的還是想撈個一官半職。
在中國地震局，這是當官的一條有效途徑。結果是，很多教授、研究員和博導當了局長，司長，處長，大家都拼命往此方向努力。經過千方百計的努力既當不成官又
進不了公務員隊伍的，只好留下干業務。我認識一位省地震局的業務人員，地震科班畢業，搞了十幾年的地震預報業務。他三番五次報名競爭局長、處長主任等職
務，屢戰屢敗，仍不氣餒。以前，搞行政都是沒有什麼學歷或者業務不行的一部分人，改革開放了，這部分人倒成了公務員了，管那些搞業務的。這就使那部分從事
業務工作的人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呢？我的一位尚在工作崗位的同事公開說過：我現在只把地震工作作為我的職業，不是把它作為我的事業!。他的這種思想
狀況大抵反映了當前地震部門業務人員的一般狀態。作為自己的事業和作為自己的職業，就是以前干地震的人和現在干地震的業務人員的差別。我想，如果當年搞導
彈原子彈和氫彈核潛艇時，也來個公務員制度，也搞管做分開，這些東西可能到現在也搞不出來。當今，我國的北斗系統，還有大飛機等項目，為什麼進展這麼慢？
可能與這有一定關係。
地震台站和群眾測報點是監視地震活動和地球物理場變化的前哨。科研人員根據地震台站和群眾測報點觀測到的資料進行分析，確定所發生地震的地點、時間和震級並
判斷地球物理場的一些參數是否發生變化。因此地震台站和群眾測報點對於地震科學研究和地震預報探索是不可或缺的，對於地震科研人員來說沒有了它們就如人沒有了五官一樣。自我國推行改革以來多數群眾測報點逐漸消失了，剩下的也是生存艱難，曾經轟轟烈烈的群眾測報活動銷聲匿跡。專業地震台站生存也是前所未有的
艱難。地震系統是條條管理，經費由國家財政部門撥給中國地震局，由中國地震局再撥給各省市地震局，省市地震局下撥經費給各個地震台。在計劃經濟時代，地震
部門的人頭經費據說僅次七機部，充裕鍀很，地震台站根本不必擔心經費的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出國熱，公款吃喝假借會議、考察公款週遊全國甚至世界的熱度
持續不減，還有公款購車用車並不斷更新，辦公樓豪華裝修，總之，與改革開放前完全不同，花錢的路子是越來越多了。上級撥的錢就那麼些，所以剋扣下屬的經費
是連傻瓜都會想得到的。處於最底層的地震台站，還能剩下幾個銀子？我本人曾經工作過的地震台，十幾年來，十幾個工作人員的地震台，每年行政經費只有二萬
元，包括水電、通訊、旅差辦公費和維持十多台套儀器的費用。工作人員除國務院認定的工資外，其它的錢一分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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