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文革后邓主持了“改革开放”？

如果邓死在1965年，左看右看邓一生所作所为， 实在很难让人看到十几年后的邓。 在某种意义，毛把邓逼成了“走资派”。

1949年后前十几年，邓跟毛相当紧。邓是搞党务的，和“生产党”无关。毛几次和党内不同派别决战，邓大概都是站在毛这边的。 至少我没有听说邓小平支持高饶，支持邓子恢，支持周恩来，反对反右，反对大跃进。 在这些重大决战中，邓似乎没有犯任何错误。 中苏决裂，中共组织班子批判苏联，好像牵头的是邓，毛对“九评十分满意”。

毛周分歧，毛刘分歧，事前都有点迹象。至少64年有人高呼刘主席万岁，连我这个中学生都知道不妥。一山容不得二虎，喊刘主席万岁的，不是把刘少奇放在火上烤？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造反派给邓罗列的十大罪名是“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有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 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4.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6.反对毛主席关于教 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 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送”。 看这十大罪名，实在觉得过于牵强附会。

说到底，邓其实是为刘陪绑的。 大跃进毛捅下天大麻烦，最后刘等出来收场，毛退居二线。 以邓当时那个地位和邓的个性，大概是说得少做的多，尽量做好刘的助手。 邓的麻烦，其实就是陪太子读书的麻烦。太子用的人还不都是皇帝指定的？ 但一旦皇帝猜疑太子，这些陪臣就进退两难。 没罪也是有罪。不是今天死，就是明天死。

邓是否能学柯庆施或林彪，在毛刘之间仍做毛的忠臣呢？ 柯庆施是方面大员，林彪是军界巨头，两个人都缩在自己的地盘上，可以唱些高调。邓主持党务日常工作，和刘共事，逃无可退避无可避，甚至不能做个旁观派逍遥派。 所以邓在文革前和毛渐行渐远，以致毛指责“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又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毛内心大概希望刘邓死掐，最后刘把毛请回来收场。

从这点而言，邓之“无作为”可能是逼得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伴君如伴虎，做人难亦！

如果上述逻辑成立，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后期，毛为什么启用邓来制衡周。 说到底，毛自己知道邓没有做多少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周邓之间的关系本也不那么和谐， 如果邓还是五十年代的邓，毛的算盘还是行得通的。

但是邓已经不是五十年代的邓，甚至不是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时的邓。  邓人不可轻辱， 记仇。 也许心里多少对毛还有点敬意，但要邓服侍江青等上位，那也太异想天开了。 随即就是所谓"邓“大搞右倾翻案，毛自己出手又把邓打了下去这段过程，毛终于把邓逼成了后来的”走资派“。

1976年是邓家相当惶恐的日子。邓第一次倒台，大儿子成了残废，自己被发落工厂，祸及子女。 第二次出道，似乎满心相信毛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又被打落凡间。 那时全家可能大有死缓的感觉， 不知江青等的”屠刀“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 邓当时被半软禁，只能通过孩子多少探听一点外界消息。 没有经过的人，大概不能体会“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那种心理吧。 邓后来没有像江泽民那样，也没有像老毛那样非要建立自己绝对权威，我还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邓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从现在所有回忆录，我们实在看不出他思想转折的痕迹。 到底什么时候他心里开始有了反叛之心， 何时有把反叛之心转变成为一种要改革开放的念头，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文革受压者并不一定能成为“走资派”，黄克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彭德怀要能活到文化革命之后，也未见得会像邓走的那么远。 很多人也许责怪邓走的不够远，但较之陈云，李先念，王震等， 邓的反思至少能和林彪比美或过之。

第一代共产党员的悲剧在于，他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眼见无数自己人杀自己人，无数自己人杀无辜者的悲剧，更不用说无数自己人杀敌人的胜利。 从这种生涯出来的人，“必须”残酷无情，对自己如此，对别人也如此。 没有这种冷酷，光反思为什么自己人迫害自己人如此残酷就能让人疯狂。 因此，指望第一代共产党人能像和平环境长大的人那样思维，恐怕多少是强人所难。

抛开种种疑问， 只谈事实，很多人应该庆幸的是，毛把邓逼成了“走资派”，而且是对历史教训下了一番功夫的走资派，而不是铁杆毛派。 

附： 邓家有一点与众不同。 卓琳三十年代考进北大。 邓家两子一女都和北大物理系或技术物理系有关。 从现在所知情况看，书都念得不错。推算，邓的素质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