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 中國教育已經成了“老大難”，誰提起來，都是一聲嘆息。之所以成了這種局面，原因在於，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以前沒有，現在也沒有；當政者沒有，老百姓也沒有。根源找不到，在枝節問題上做文章，當然無濟於事了。 中國教育，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我的答案是，問題不在教育體制，也不在考試制度上，而是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出了問題。 中國社會的價值觀，迄今，依然是被儒學體系主導的。儒學的核心是“禮”，“禮”的關鍵是“等差秩序”，而等差秩序背後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就像一塊莊稼地，“良莠不齊”。人和人之間的這種不平等，或者說差異，在道德上表現為：君子和小人；在智力上表現為：賢能和愚笨。一個“好社會”，就是要把“君子”和賢能之士，選拔出來，由他們來管理人民和治理國家。 如何選拔呢？考試。選拔的方法，有很多。早期，用過“舉孝廉”，即，由當地的知名人士或地方長官，向上推薦。但這種辦法，實行了不久，就有了問題。魏晉時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當官的永遠是當官的，老百姓永遠是老百姓。舉薦的辦法，不行，因為太不公平。怎麼辦，只好改成考試。 因此，在中國，考試的目的在於選拔人才，是面向“人”的，而不是面向“知識”的。考什麼，考多少，根本無關緊要。只要能把人的等級區分出來，就行了。科舉制，考“四書五經”；現在，考數理化，結果，都一樣。只要是面向“人”的選拔制度，都必然帶來對新知識、新發現和新思想的禁錮。換言之，即使在古代，中國人就考數理化，科學思想和探索發現的精神，依然不會在中國出現。 為什麼？這是由考試的性質決定的。 既然是考試，就要統一；不統一，就有失公平。1，試卷統一；一人一份卷子，不行；因為，難以保證考試的難度一致；2，考試內容統一；考什麼不考什麼，要公之於眾；科舉考試，必須以朱熹註解的四書五經為準，或許，這不是當權者的要求，而是考生的要求。第三，答案要統一；要有標準答案，如果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就不知道怎麼學，老師也不知道怎麼教，判官也不知道如何給分。 考試，天然地抑制了對新知識、新思想和新發現的追求。新東西，都沒有定論。比如，有沒有外星生命存在，根本不適宜作為考試題目。為什麼？因為，沒有答案。說有、說沒有，無從判別。所以，凡是考試，一定是成熟的、老舊的、有限的，有現成答案的東西；而且，越是成熟的、老舊的、有限的考試制度，就越公平、有效和經濟。科舉走向八股，是必然的；正如當下的高考，越來越令人厭惡，一個道理。 選拔人才，聽上去很好，看上去很美，結果，卻由此締造了世界上最令人噁心的考試制度。追根溯源，是“人人不平等”的價值觀在搗鬼——本來，就沒有什麼“君子”和“小人”，也沒有一個人比其他人更聰明，更適宜作為其他人的管理者和領導者。但是，儒學家及其走狗，偏偏要“選賢與能”，要把“人上人”篩出來，要通過考試發現誰比誰更牛。過去的真狀元，現在的“假狀元”，趾高氣揚的架勢，不就是那種“昨吃苦中苦，今為人上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集中表現嗎？ 西方國家，與此相反。他們的價值觀是：“人人生而平等”，除去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只要有適當的監督機制，使人去惡揚善；每個人也都可能成為魔鬼，只要權力無限膨脹。西方人從不天真地選拔“好人”，而是隨機地抽籤決定誰可以暫時代行管理職責——僅僅是代行，輪流坐莊人人有份。例如，在古希臘雅典，很多“人民公僕”，是抽籤決定的。 抽籤是盲目的、隨機的，但其背後隱含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人的價值觀：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一個人，比其他人更高明；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比其他人更傻。“上智下愚”，乃一派胡言。 由於有了人人平等這個前提，教育的作用就單一了、明確了——教育和考試不是鑑別人高低的手段，而是追求知識的過程。教育有，且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探求真理。考試與探求真理無關，當然，是一個擺設，可有可無。考試成績，更是僅供參考。美國沒有高考，也沒有高考狀元；他們不理解成績排名的意義，更不理解“高考狀元”為什麼那麼受中國人追捧。因為，與無窮的知識以及無盡的知識探索比起來，“高考狀元”也不過是一個“無知者”——一個無知者，難道值得興高采烈嗎？ 柏拉圖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孔子的學生，就不這樣。每一個孔子的學生，都在樹立孔子的“聖人”形象。子路就拍孔夫子的馬屁，說：孔老二的學問，就像北京的紫禁城，牆太高了，從外面看，什麼也看不見，但是，城府陰深，深不可測。我們沒見過西方學者，這樣吹捧老師的，一個也沒有過。不管他是哪一個學派的，從來沒有。 為什麼？因為，人人平等，再大的學問，也不是拿來炫耀的，而是用來證明上帝之光輝。所以，西方的學者，都很謙卑，甚至自卑。和上帝比起來，由不得你不謙卑和自卑。中國的學者，都自以為是，都認為他們是可以拯救他人拯救世界的。比如孔夫子就說，要是給他一個有實權的職位，他就可以讓魯國“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蘇格拉底那麼大學問，卻每天疑問：我究竟知道什麼呢？他想了很久，最後發現：他知道自己的無知。 可見，西方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選拔人才，而是為了探求真理；是面向知識和真理的，而不是面向“人”的。所以，我們看到，西方人對什麼都感興趣，學什麼的都有。有些學問，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無聊，可西方人卻研究得津津有味。比如，去非洲森林裡，和大猩猩一起生活20多年。靠什麼支撐呢，只有靠追求真理的信念和樂趣。 因為要追求真理，獲得“新”知識，所以，西方教育的目標是“求異”和發展人的個性；人沒有個性，人云亦云，像一個跟屁蟲，只會拍老師和領導的馬屁，就沒有創見；沒有創見，就不可能找到知識的“新大陸”；在“老地方”上轉悠，是與探求真理的宗旨背道而馳的。多樣化的世界，形態各異的自然現象和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更需要不同個性、不同興趣的人去探索。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小時候，“除了打獵、養狗、抓老鼠以外，無所事事”——這是達爾文的父親對他的評價。達爾文要生在中國，其身份和命運，也就是一個八旗子弟，提籠架鳥撩貓逗狗而終其一生。因為，中國不需要博物學，也不需要博物學家。達爾文的個性和愛好，在中國，只有死去。 由於，要選拔人才，中國教育的目標是“求同”和壓制人的個性——只有在同一個標準之下，才能公平、有效地將人分出等級和高下；只有沒有個性，所有人都是“同質機器人”，才能分別品級優劣。蘿蔔是蘿蔔，白菜是白菜，蘿蔔和白菜必須分開；中國的教育和考試系統，在選拔人才方面，是有效的。換言之，制度是好制度，作為一種人才選拔制度，沒有比科舉和高考更好的制度了。正因如此，叫嚷改革高考制度的人、方案、機構，層出不窮，高考制度卻紋絲不動。為什麼？因為，根本沒有比高考更好的人才選拔制度了。但是，隱身在這種制度背後的價值觀，卻是令人唾棄的、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 這一切，都源自中西方基本的價值觀差異——西方人認為人人平等，選拔，多此一舉，抽籤就行了；中國人認為，人有賢愚，有考試，才能有鑑別。中西之別，一“念”之差，但其帶來的後果，卻是整個中華民族不得不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承受數不盡的艱難和困苦。古代如此，而今依然。高談教育改革的人，想到這一層了嗎？要是沒想到，所有有關教育改革的“高論”，只能是謬論和妄想。 要改革我們的教育，先革新我們的價值觀；否則，一切免談。 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 北京，家中 2010-3-13星期六修改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