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多年里对我来说的一件享受的事是泡书店，虽然偶尔也会买本书，但是多数时间是在那里免费读书，主要是读一些名著---名哲学家写的著作，偶尔也读一些科学（包括心理科学）的前端性的普及书籍（美国的这些书籍通常好象都是针对本科以上的人在普及）。古人云，“人生难得知音”。可能是因为喜欢哲理性思维，常觉得自己的思想与生活中周围的格格不入，但是，从那些从古至今的哲学名著中我却每每可以找到知音，找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或至少曾经还有和自己想法相同的人的感觉，找到自己还不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怪物的感觉。倒不是我总会同意书中的观点；其实，由于时代的不同而决定的知识结构的不同，很多时候读一本哲学名著，观点上不同的时候可能不比相同的时候少。但是，尽管观点可能不同，那种相同的思维逻辑思维方式同样会让我感到遇上了人生的知音。最近在读奥地利出生的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的《开放性社会和它的敌人们》一书时又一次找到了这样的感觉。其实，对于书中的很多观点我并不认同。但是，在读该书时我常会产生“这是我的知音”的感觉。

比如，波普尔认为古时的自然哲学家们更关心构成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更喜欢问诸如，“什么是能量”，“什么是运动”，或“什么是原子”这样的问题，而今天的自然科学家更多地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或如何）运作的，他们更关心的是诸如，“怎么能使太阳能更加有用”，“行星是如何运动的”，或“怎么能使一个原子辐射出光来”这样的问题。波普尔称前者为本质论者（essentialist）而后者为方法论的唯名主义者（methodological nominalist）。波普尔认为采用这种方法论的唯名主义是现代自然科学的一种优势，而当代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仍然在坚持本质论的思维方式。

读了波普尔的这一观点后，我不禁拍腿称，“好！”因为它让我感到出了一口闷气。2006年我写了一本《公平人生》的中文书，因在出版界无关系所以就在美国自费出书。在该书前言中我写到“本书不是关于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书，而是关于公平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的书。”后来当我向他人介绍该书的这一特点时所遇到的是莫名其妙的眼光，是“你不定义什么是公平怎么来讨论公平的影响”的疑问，后来因为打算将该书写成英文而向英文出版界介绍这个思路的时候，遇到还是这样的回应。因为没有人买我的书，我就免费送。但是，当我向他人提到我这本书讨论的是一种新的哲学，一个全新的方法论的时候，却不止一次地得到这样的评论，“有新思想，聪明，但是别把它说成是哲学，会把人吓跑的。”搞得我心里要有多憋气就有多憋气。而读了波普尔的书后，不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集到底有多少，至少我为自己的新方法论找到了一个名词，“methodological nominalism”。

《开放性社会和它的敌人们》写于1962年，在那个时候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的方法论仍然是波普尔所称的亚里士多德的本质论，那么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前两天我快速浏览了一下美国公认的当代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权威政治哲学大师John Rawls的关于公平与正义的论述，发现他对公平的论述仍然是基于波普尔所说的关于“什么是”的本质论（essentialism）。有了这些发现之后，我心里轻松了很多：不怪我周围的人读不懂我的公平分析法，按照波普尔的说法，该书所采用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也是前端的。如果连大师们都没能掌握，普通老百姓读不懂，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回想起来，在我提出了公平分析法之后，已经运用它对包括世界经济与文化在内的很多问题成功地进行了分析，并在一些事件发生之前提出了预告。现在看来这都不是偶然的，是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论的突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