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一定要堅持“和平勝於戰爭”的“和平派”的立場（Pacifist）[注92]，上帝在祂兒女有困難的時候，也有可能“出手”的，約書亞，大衛，約沙法等都曾在上帝的允許和帶領之下投入戰場；從出埃及記的十災，我們也看到上帝透過摩西“出手”，救拔多年受苦的以色列民（出二23~三10）。“和平派”和“正義戰爭派”的觀點必須按情況來決定[注93]。然而，從同是寄居外邦的但以理和三友都曾受陷害，冤屈，卻讓上帝自己“出手（但三，六章）”來看，以斯帖和末底改的做法明顯不一樣。後者沒有讓上帝“出手”，而是自己“出手”報復，於是上帝被擠出舞台之外，上帝不見了[注94]，正如本文開首引述Johannes Hoornbeek所說的一樣。

   以色列民被擄之前，上帝早就透過先知耶利米勸誡他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耶二十九7）”。反觀被擄之民以斯帖和末底改，在高升之後卻僅僅“為本族的人求好處，向他們說和平的話（十3）”，而這“好處”和“和平”更是建立在七萬五千人喪命的基礎上。平凡後若以報復作為對待仇敵的唯一方式，帶來的往往僅僅是短暫的平安，被害者家屬，親友和同情者於他日也可能使用相同的報復手法，平安必成為高不可攀的奢侈品。這是人間歷史循環的寫照[注95]，更是現今世界局勢的寫照[注96]。甘地曾說，“如果每個人都遵守‘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則，全世界的人最後都會變成‘無齒’和‘無眼’之徒。[注97]”可惜他的感嘆仍然喚不醒人們總愛“自己出手”的心態。

  從以色列歷史看，上帝確實會“出手”。當迦南人已是罪惡滿盈（創十五16），上帝派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出手”；以色列和猶大長期違背上帝與之所立的約（王下十七；結二十三），上帝於是“出手”，派亞述和巴比倫審判以色列（賽十5-6）和猶大（賽三十九6-7）。但是當扮演“刑罰作惡者”的亞述（賽十7-19）和巴比倫（哈一5-11）“出手過重”，上帝也會親自“出手”，亞述（那鴻書）和巴比倫（賽十三1~十四27；哈二4-8）也就成為上帝審判的對象。

  舊約的原則確實是人越多“出手”，上帝就越加隱藏；相反地，人越是等候上帝，上帝在祂的時間表中越可能“出手”。先知哈巴谷和末底改一樣，都看到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哈一2-4，12-17），哈巴谷甚至上守望所向上帝訴冤（以斯帖記卻沒有記載末底改向上帝訴苦），但他因此看到掌權的上帝（哈二20）必會施行公義的審判（哈二6-19出現了五次“禍哉”）。原本憤憤不平的哈巴谷，反倒生出了信心（哈二4），因此，以哀歌開始的哈巴谷書，最後卻以讚美結束（哈三章）。哈巴谷這份等候上帝“出手”的視野和信心，還成為新約保羅書信“因信稱義”的舊約經文引據（羅馬書和加拉太書），也奠定了新約中末世論的“申冤在我，我必報應”的神學基礎（羅十二19；來十30）。

  以斯帖記的主角因為離開神本而走向世俗化，於是就開始了“替天行道”的歷史軌跡，這在猶太歷史中並非特例。主後70年，當耶路撒冷被提多將軍攻破後，猶太人面對羅馬的鎮壓，大多走“從耶路撒冷通往馬撒達（Masada）”的路線。領軍的是奮銳黨，他們一直頑強抵抗，直到主後73年馬撒達（Masada）被征服，所有奮銳黨最後以自殺來持守忠貞。但是這種“替天行道”，“潔身自愛”的路線並非最明智的抉擇。

  Peter Graigie指出[注98]，奮銳黨跟從馬加比革命路線的解放神學方式所走的‘從耶路撒冷通往馬撒達（Masada）’”的路線，並非第一世紀的猶太人唯一的路線。還有另一條路線，“從耶路撒冷通往燕尼亞（Yavneh/Jannia）”，領軍的Yohannan ben Zakkai在整個聖殿被毀之後，全心研讀律法，於是就延續了猶太教的命運。這也是第一世紀末教會受羅馬逼迫時，使徒們作走的路線---約翰就曾寫下了《啟示錄》來安慰受患難的信徒[注99]。結果，羅馬反被基督教“征服”了[注100]。

  正如Peter Graigie所指出的，神的兒女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進退二難，乃是因為雙重身份使然---既身為天國子民，也身為人間國度的子民，也就始終不能避免地上的戰爭[注101]。但是，Gordon J. Wenham正確地指出，不論從新約還是舊約來看，殺人和暴力並非上帝所喜悅的，因此神的兒女應該避免報復[注102]。現今猶太人如果想克服“有仇不報非君子”這個掃羅後裔的心態，出路在於轉移焦點：從末底改和哈曼的“報復”關係，從掃羅和亞甲王的“仇恨”關係，轉移到掃羅和大衛的“饒恕”關係來重新解讀。

  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是報復的一個有力的理由，大衛比末底改和以斯帖更有理由“出手”。大衛打敗哥利亞之後（撒上十七章）“功高震主”，嫉妒的掃羅透過女兒米甲為誘餌，兒子約拿單為探子（撒上十八章），處心積慮地想要除掉眼中的“假想敵”大衛。他甚至集結全國的精銳部隊圍剿大衛（撒上二十，二十四，二十六章），完全忘記於公於私（彈琴唱詩趕鬼）大衛乃是其恩人（撒上十六，十七章）。反過來，大衛從來沒有因為無故被恨，被追殺，而想報一箭之仇，即使被趕逐到異地，在山洞，外邦之中過活（撒上十九~三十章），仍然放棄可以殺掃羅的機會（撒上二十四，二十六章）。及至掃羅死了，大衛對於掃羅的舊臣，將領，後裔，也是絲毫沒有惡意（撒下一，三，四，九章）。果然，大衛等候上帝，上帝就親自“出手”---接着死了的撒母耳的顯現（撒上二十八）。

  其實，從末底改的家譜，我們發現他和示每的關係較之他與掃羅的關係要更近一些；在末底改的家譜中出現的乃是示每，而非掃羅（二5）。追溯歷史，大衛和末底改可以有“世仇”的淵源，因為末底改的祖先就是嘲笑，咒罵，侮辱大衛的示每（撒下十六6-8），但是大衛並沒有因為示每羞辱他而殺了示每（撒下十六9-13），反而因為示每是掃羅族基拉的兒子（撒下十六5）而饒他一命。末底改這些示每的後裔，就是因為大衛原諒了掃羅而“保”下來的（二5），末底改和以斯帖得以存活，歸功於大衛對示每的包容。示每的子孫末底改如果一定要報亞甲王的世仇，正像一個惡僕被主人免了一千萬銀子的債，卻不肯原諒欠他十兩銀子的同伴（太十八23-35）。

  嚴格地說，掃羅真正的敵人不是亞甲王，而是他自己。當初是他不聽上帝的話（撒上十五1-23），留下了亞甲王，以致王位不保（撒上十五26-29）。連上帝都吩咐撒母耳不要為掃羅被棄而哀哭（撒上十六1），可見掃羅被棄不能遷怒於亞甲王，更不能遷怒於五百年後的哈曼。掃羅（和末底改，還有現在的猶太人）的根本問題是神學性（信仰）的，而非種族性，社會性，政治性，經濟性的[注103]。示每的後裔末底改應該怪罪的不是亞甲王，而是不聽上帝吩咐的祖先掃羅，因此他根本沒有需要，也沒有合理的理由去報仇。

總結：

  總起來說，以色列民族被擄後的三次歸回，都不過是局部和短暫的。從被擄歸回的文獻（哈該書，撒迦利亞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和瑪拉基書）看，以色列民在信仰，婚姻，事奉上都不完全，甚至有世俗化的趨勢[注104]。這三次歸回並沒有達到耶利米（耶三十~三十三章），以西結（結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章）所盼望的；真正的歸回是透過新約的耶穌才真正完成[注105]。如果沒有聖經的末世視野，沒有盼望彌賽亞第二次歸回的眼光，就容易陷入猶太教“以眼還眼”，“自己動手”的牢籠。神的兒女受欺壓時，應該讓上帝透過耶穌二次的降臨而“出手”，這才是解決“報復倫理學”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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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2：譬如Lois Barrent就持這個觀點。她有門諾教會的背景，積極反對美國參加越戰，也認為政府不需要建軍。他們相信得勝的關鍵不是軍力，而是信靠上帝。參見《The Way God Fight：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Testament》，Scottdale：Herald，1987，p.7

注93：Robin Gill把這個議題分成四組：1）全然軍事；2）選擇性軍事；3）選擇性和平；4）全然和平。其中除了第一項不是基督徒的選項，第二項和第三項是從康士坦丁大帝以後直到現今大部分信徒的選項；選擇第四項的，有康士坦丁以前的教會和現代少許教派（如門諾，重洗，弟兄，貴格，耶和華見證人，等等）；參見《A Textbook of Christian Ethics》，Edinburgh：T & T Clark，1995，p.258-259。

注94：Marc H. Ellis如此感嘆，從大屠殺後猶太人在信仰上稱為不可知論者或者無神論者來看，以斯帖記沒有“上帝”的名字似乎有相同的緣由，在只關心地上和信仰戰爭的猶太人（和世人）眼前，上帝不見了。參見《一個猶太人的反省》，梁永安譯，台北立緒文化，2005，p.273-274。

注95：康來昌從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加以引申，“教會和基督徒很容易被上帝城中的特色：龐大的勢力，權力，能力所引誘，因而丟棄十字架，代之以十字軍的力量去控制，征服和壓制 ...... 教會歷史就是這二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當十字架變為十字軍》，台北雅歌，1997，p.10。

注96：當今國際政治局勢不安的根源，表面上看起來是Samuel Huntington所主張的文化意識形態的衝突，但骨子裡卻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心態在作崇：回教國家不滿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引發911的恐怖襲擊，也引發了美國繼波斯灣戰爭後再一次攻擊回教國家的慘烈行動；回教激進分子更想藉此引發世界性的“十字軍東征”，盼望勝過基督教國家的歷史重演。

注97：“911”事件後美國轟炸阿富汗，反對“以戰止戰”的人士在倒塌的世貿大樓附近舉牌示威，牌上的標語正是“Eye for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注98：Peter Graigie，《The Problem of War in the Old Testament》，Grand Rapids：Eerdmans，1978，p.31-32。

注99：吳獻章，《啟示錄導論》，基道出版社，2003，p.14-16。

注100：Will Durant在一本討論“文明”的著述中下此結論：在人類所有記錄中，最偉大的戲劇莫過於少數的基督徒被一個接一個的帝王所恥笑，逼迫。他們不屈不饒地忍受各樣煎熬，在安靜中成長，當仇敵製造混亂時，他們維持秩序，以言語對抗刀劍，在殘暴下仍抱着希望。到了最後，這些人居然擊敗了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該撒大帝和耶穌基督在人間舞台上相遇，最後基督得勝。《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Part III：Caesar and Christ》，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44，p.652。

注101：Peter Graigie，《The Problem of War in the Old Testament》，Grand Rapids：Eerdmans，1978，p.102，108-112。另見吳獻章，“基督徒的二國論”，《基督教論壇報》，2004-12-07，第十版。（Abraham Kuyper也說，“神兒女的衝突乃是二個世界觀的衝突。）

注102：Gordon J. Wenham認為上帝雖然容忍暴力，但是到人間已經是罪惡滿盈的時候，上帝便會親自“出手”，以維持祂的安息（創一1~二3）；在創世記三至六章之後，上帝就借着洪水行使審判（創七~八章）。《Story as Torah: Reading Old Testament Narrative Ethically》，Baker Academic，2004，p.153。

注103：Rabbi Meir Zlotowitz曾說過，“因着猶太人不拿這些戰利品（九10，15，16），掃羅從亞瑪力亞甲王的戰利品所犯的罪（撒上十五9）就因此洗淨了。”但是，這個觀點與舊約的主張不符合，因為後代不能也不可能為祖先贖罪（結十八20）。《Esther：The Megillah》，booksnbagels.com，2000，p.121。

注104：Brueggemann跟從Jack Miles，主張被擄歸回後上帝的“傳記”和角色已經不像出埃及記時那樣主動，這是的以色列民得“靠自己”了。《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p345。

注105：這個神學主體---“第二次出埃及”是透過彌賽亞耶穌而成就的，不僅是福音書的中心主題，也是舊約許多書卷的預言中心。參見吳獻章，《天道聖經注釋：以賽亞書（卷三）》，香港天道，2005，p.250-252。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