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十一）第七章 亚裔在海外的崛起第三节 华裔亚裔在法国先给下两个定义：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何为中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1980年)第3条和第4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或外国者具有中国国籍，但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者不具有中国国籍。因此，国外任何持中国护照者，只要具有定居性质，即是华侨。其子女如无外国国籍，也是华侨。 华人泛指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华侨华人，指定居在国外一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和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华人)。 本人居住法国。按理实在应当多多谈论一下欧洲至少是法国华侨华人的类似状态。但由于法国严格禁止有关种族的统计，也非常忌讳在媒体上讨论负面性质的种族问题。笔者无法找到有关的任何官方甚至半官方的数据。比如在法国究竟有多少华人、亚洲人或者非洲人、阿拉伯人，没有人知道，政府也不知道，因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官方统计，这类的统计干脆就是被禁止的。更别提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甚或犯罪比例之类更深入的细节了。 你可以试着在google搜寻工具中键入种族（ethenicity,ethnicité）一词的英文和法文，然后点击图片选项。你立刻就会发现巨大的区别。用英文，你可以看见很多的统计图表。而用法文，则一个也找不着。 用中国的成语形容这种情形，叫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用西谚来形容则更准确，那就是：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堆以躲避正在来临的危险。 笔者定居法国超过30年，在这里也观察到与上两节所述类似的情况。这里的亚裔妈妈也多是虎妈，这里的亚裔孩子也是在比欧洲人更比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孩子更努力地学习。因此在各地的重点初中高中里，都群聚着远比正常人口比重为多的亚裔孩子。就以笔者的儿子上过的法国第一高中名校大路易高中（Lycé Louis Le Grand）为例。儿子曾在的班级40人中，亚裔竟然占到10人，25%。然而在法国的亚洲人，只有大体1%的比重。不过真的到了法国的高等教育的顶尖的五大名校，亚裔的比重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显然也远比1%多。这似乎说明，人的努力也是有时而尽。真正的高素质水平天才，还是随机分布。可惜我没有进一步的统计数字。 可以说的就是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在这里照样表现出极强的竞争优势。在学业方面，在顶尖的中学和大学里，亚裔和在美国一样扎堆，所占份额远超在人口中的比重。 更突出的是在商业上，华商已经垄断了礼品、皮包、假首饰和高科技的电脑行业，正在全速向已被犹太人垄断千年的服装行业进军。不出10年，除了高档定制服装，高档皮包，华人铁定夺下这些行业的垄断权。 每年在巴黎华埠举行的春节巡游都吸引着以十万计的观众。法国总统府、巴黎市府、国民议会都会分别举行招待会与亚裔华裔聚会，祝贺农历春节。2004年春节，中国人甚至受邀到法国的天安门—香榭丽舍大街巡游。 看到法国所有大小商场中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看到所有观光景点和奢侈品购物中心蜂拥的中国人潮，华人不由自豪，西方人不由钦羡。中国世纪，真的已经不再是梦想。 估计，亚裔在法国总人口中的份额不过1%。而黑人阿拉伯人的份额应当各占10%以上。但是法国人对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礼遇。
不过，笔者又不得不承认，在政治方面，亚洲人还实在成就有限。阿拉伯裔和非裔，在法国都有一些人在政府任到内阁一级的官员。当然笔者也常有感觉，他们，尤其是她们，是被照顾进去的。可是亚洲人怎么没有得到类似照顾呢？事实上，亚洲人，连一个小城镇的正职的镇长职务都没有人得到过。因为那是要通过选举的。这方面，亚洲人可真不擅长。    
没有数据，就只好用一些照片来作证了。
2014年四月刚刚举行的法国地方选举中，已经是巴黎十三区副区长的亚裔陈文雄首次当选巴黎市议员。同时巴黎有6位亚裔候选人进入第二轮，可除了陈文雄都惜败。 2017年，还是陈文雄，借马克隆的前进党东风，成功当选国会议员。但他还是孤军一人。看来，在法国，亚裔的从政之路，比起美国还要漫长得多。
 
2015年春节本人应邀参加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亚裔的春节招待会留影。右面是总统府请帖复印件。
第四节 东南亚华人的业绩数百年来，东南亚都是华侨移出的第一方向。根据最新的估计，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3348.6万.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约占全球4543万华侨华人的73.5%。[1] 华侨华裔在东南亚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势是众所周知，无需证明的。但华人在不同的国家中的数量、比重和境遇是不太相同的。在我看，这个比重最重要。华人的境遇基本上来说，是由其在当地人口中的比重决定的。 比如新加坡人口77%是华人，华人是主导者，自然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其次，在1970年代马来西亚独立时，华人多达38%。现在依然有将近四分之一之多。那里的华人一直执该国经济之牛耳，但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排挤。 再次是泰国，那里的华人占比11%，似乎境遇很好，融入也最成功。比如大名鼎鼎的他信家族在泰国政商两界都声威赫赫。那是一个纯粹的华裔家族，不过已经改用当地的姓氏。华人在那里成功隐形，没有成为众矢之的。比如那里的红衫军、黄衫军这些年闹腾得那么凶，却并未听闻种族/华人话题。而那里的华人多居城市，多营工商，多数支持黄衫军当无疑义。 情形相当困难的是印尼。那里的华人绝对数量最大，但相对数量只有4.1%。一直以来，印尼华人受到许多的挤压，数次发生排华暴乱。他们在那里的经济势力，虽不停地受到打击，依然强大。 好几个国家的华人比例都在4-5%上下。他们在那些国家，经济上都有优势，政治上则不一定。 在菲律宾和越南的华人比例最小，但依然有相当影响力。比如那个与中国相当不友好的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也有相当多的华人血统。 下面我们用华人在该国人口中的占比做自变量，来观察一下，这个变数对该国基本国情的影响。
表5： 东南亚华人数量比重与居住国家的基本国情之关系[2] 
[1] 主要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三期，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2] 东南亚共10个国家，略去太小的文莱。加上中国，以资比较。
东南亚地方不大，论收入也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只有新加坡一家，已是亚洲首富，超过日本。 中产阶级有马来西亚、泰国两家。中国参加比较，也属中产。 剩下的国家都还属第三世界。柬埔寨和缅甸人均不足1000$，当属第四世界。
图7.18：东南亚国家华人比例与人均收入之关系
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华人的比重，与该国的人均收入，有极为清晰的正相关。除去中国不算，皮尔森相关系数高达空前未有的0.991！加上中国，再用人口一加权，这个系数则降至0.639。中国自然华人（汉族人）最多，由于收入太低，被丢在阴山背后，真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己情何以堪。 这里引一句从别处抄来的评语：“新加坡是个人间天堂，一个事事如意的地方，一个在华人手中该如此并且会如此的地方。” 看图7.19，其实更直接的关系，应当在该国的素质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如果没有中、越、柬、甚至老挝，素质与收入的相关系数必是极好。那么这四个国家是跌到一个什么样的坑里了呢？毋庸讳言，那就是消灭私有制的坑。但即使有这个坑，两个数据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也有0.686。如果除去中国，这个系数也高达0.890。
图7.19：东南亚各国素质水平与人均收入之关系
请大家把素质水平（或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分别比较。比如中国与新加坡比：越南与马来西亚、泰国比老挝与菲律宾比；柬埔寨与缅甸比。 概括起来，东南亚国家的收入水平，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是该国华人的比重。第二是该国是否施行过全盘公有制。 现在看图7.20。这回至少暂时摆脱了现实表现，而只比较华人比例和单纯的素质。这回的相关系数高达0.922。这是因为这回中国没有跌倒坑里。因为几十年的全盘公有制仅仅伤害了中国的现实表现（这里是收入水平），并没有伤害到中国人的深层素质。
图7.20：东南亚国家华人比例素质水平之关系
这里我们看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素质指数比其它华侨少的国家都高。这应当有另一个原因了。就是这些国家离中国近，他们的人种本身，就与中国人种更接近。 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没有哪一个比越南与中国交往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简单地说，秦朝以前，中国的五岭以南，都还未开化，没有国家，只有部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才派赵佗等人帅50万大军，取得岭南，在今天越南北部地区设南海郡。秦末乱时，赵佗在越南称帝独立，号南越武帝。汉朝稳定后，在恒帝使臣陆贾的说服下，赵佗归汉。以后1000年间，越南的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郡县，南部则大体上还是蛮荒之地。直到公元938年，越南才取得独立地位。以后一直到19世纪中晚期，法国人入主之前，越南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使用汉人姓名，汉字。一切风俗，都与中国极为相似。人口血液嘛，可以想见，与汉人交流很多。老挝、柬埔寨的情形与越南类似而稍逊。 概括起来，东南亚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是该国华人的比重。第二是该国离中国的距离（和由其决定的该国在历史上与中国的文化与血液的交流）。总之都是华夏因素在主导。 越南以南的东南亚的土著，接近太平洋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肤色比华夏人深，身量也比华夏人矮。他们的开化程度，以前与华夏人比，可是差很远。当然这个距离，随着近几十年或一二百年来的发展，已经明显地缩小了。 必须提到，华人在东亚地区取得的发展成就其实与制度（只要放弃全盘公有制就行）无关。中国人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大陆取得惊人发展成就，也在实行私有制和一党权威政治的新加坡取得亚洲首富、最廉洁、最清洁城市等一系列桂冠，也在行政主导的香港取得富裕的世界最自由市场经济的名号，也在台湾的西式民主制下取得均富发展的成就。这些政体的规模大中小俱有，成就同样斐然。华人在东南亚大规模客居它国，一样取得当地人不可比拟的经济成就。在西方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小规模客居的华人也都在取得令当地人和世人称羡乃至惊诧不已的经济、社会和学术成就。这些，并不能用制度和政府的良好治理来解释。 最后，笔者扼要引述一些马来西亚的国父马哈蒂尔在一部受到很大争议，但影响极大的名著《马来人的困境》[3]中的一些基本意思，从另一个角度来印证一下，不同的种族，其实也真是有不同的素质。 马哈蒂尔这部书的名字就表达了马来人的一项极大的困惑。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国家的两个种族之一，并且是土著加多数的马来人，在几乎一切方面（首先是在学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中，都远落华人之下风。 他说，由于长时间以来，马来亚地广人稀，气候湿热，种植水稻只要两个月的劳作，就可以足够一年用度，无论再懒再笨的人，在这里也容易生存。不像华夏的地方，竞争激烈，非优秀者无法生存。 他甚至引用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豌豆定理，来说明由于马来人近亲通婚的陋俗，对自己种族的危害。同时褒扬华人的近亲不婚制度，积累了优秀基因。 这本书长逾十万字，一切解说，不厌其详。请大家自己去看。 为了捍卫他们作为主导民族和土著民族的利益和尊严，马哈蒂尔在这本书中提议了一大堆照顾马来族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相当一部分，也确实在马氏当政的22年中，和直到今天，在该国实施。其效果就是，在牺牲华人很多的利益的前提下，马来人的境遇得到相当的改善。但两个种族之间的差距，至今依然明显存在。 第五节 蔡爱眉《起火的世界》[4]摘要与评论第一小节 摘要与直接的评论蔡爱眉近年因她那本《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扬名世界。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法学终身教授，她当然不会仅有育女经。最近才读到的她出版于2003年的《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书，又一次深感吾道不孤。不过该书的主题与本书仅有部分重叠。而且她的书的撰写方式是传统的叙述式，没有任何图表。因此也无成套数据可引用。但两本书的观点的确还是有许多重合之处。这里自然摁耐不住要引用一些，以壮大自己这个阵营的声势。
[3] 在网上键入《马来人的困境》，可以找到好几种免费的中译文本。
[4]《起火的世界》，美国蔡爱眉著。中译本，200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以下这段话是网上抄来的该书简介。 《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一书讨论的是一种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不同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扩展是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的一个首要的、使之恶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许多社会里，市场和民主并非相得益彰。由于市场和民主在这样的社会施惠于不同的族群，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极不稳定、极易摩擦起火的状态。市场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时常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政经困境，在一片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平+繁荣的西方主流话语海洋里，《起火的世界》一书发出的是不流于俗的反对之声。 笔者至少在两个基本观点上与蔡女士一致：一、存在着活力不等的强势与弱势两类族群。二、当强势族群居于人口少数时，普选民主的实施将导致族群对抗。 我这里要介绍的当然会比上引简介更详尽一些。 在本小节中，有很多该书的大意摘要，但不是直接的引文。我把这种摘要变成楷体。如果是直接的引文，再加引号。 她的书分三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名称叫“全球化的影响”。这个部分用大量实例说明在非西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东南亚，这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则是华人。 但她也看到，还是有不少的例外。比如在东亚的日本+四小龙+中国6个成功的政体中，都不存在那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就是说，在这里，主导市场的是多数族群。 该书的第二部分名叫“全球化的政治后果”。这里开始大量地讲政治。中心意思是：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但也严重地加剧了贫富分化。尤其是在那些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地方，更加剧了种族之间的贫富分化。然后，被西方与市场化同时推向世界的民主化，则会赋予多数的弱势的土著种族以政治优势、政治手段去抗拒这种种族之间的贫富分化。她在书中例举了一系列的这类种族之间的对抗，很多是极度血腥的。 该书的第三部分讲的是这种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与西方的关系。 这部分首先讲到，在绝大部分成功的富裕的民主的西方国家中，并不存在这种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雅利安人在这些国家中（如同汉人在中国）的几乎一切方面，都是主导者。我的理解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种族或宗教文化的太过多元、或有二元势均力敌，常常会导致种族或宗教之间的对抗，可不是该国能够顺利发展的有利条件。 然后她说，虽然没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但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一样有主导市场的少数人群。总是有利于少部分更强势的人的市场与有利于不太强势的多数人的民主之间一样有内在的张力。历史上西方国家内部也有过许多的类似的种族冲突。最著名的当然是德国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西方早期的民主也不是惠及所有人，而有很多的限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广泛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大地弱化了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对立等等。她指出，这种必要的弱化，是西式普选民主在西方富裕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先决条件。而在没有富裕起来的非西方世界里，这种弱化通常都是严重地付诸阙如的。 然后她又讲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则是这个地球上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而以色列则是在中东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她很精准地预见到，如果在中东实施民主，会出现诸多水土不服，也不利于西方利益的后果。 到这本书出版的2003年，蔡爱眉似乎没有足够地看清楚中国和东亚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她没有谈论，中国是否也会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一部分，更没有提到，中国/东亚可能成为西方对世界的主导权的挑战者。这一点上，她比在1996年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此就有很多精准判断的亨廷顿，水平还是差了一些。可能是因该书的主题所限，她也提到一些，但没有认真地分析，西方、美国，在开始走下坡的诸多迹象。下面她提到的那些措施，也都是针对非西方国家，没有一条是针对西方国家的。作为西方正统的一个代表，她还停留在一种十分自我满足的精神状态。这一点，她与亨廷顿的见微知著并居安思危，也是有相当距离的。 “今天给‘欠发达’国家所普及的政策处方等于是把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最原始的民主形式拼凑在一起，并把这两样东西打包出口到全世界最贫穷、最困顿、最不稳定和最绝望的国家。再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加入到这幅图景里，在人为操纵的种族仇恨的作用下，这种赤膊上阵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可以成千倍地恶化。” 该书的最后一章，为解决她提出的这个深刻的矛盾，作者集思广益，也自己开动脑筋，想了一系列的弥补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拖延民主的实施，直到自由市场产生足以维持民主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恰好也是本人的主意。 蔡说，这是一位名叫罗伯特·D·卡普兰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但她本人还不甚同意。因为独裁（或者说得更温柔也更准确一点—威权）并不能保证发展。有的是糟糕的独裁者。本人在附录中也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笔者以为，的确在非洲难有好的独裁者，但在东亚事实上却已经有了好多个成功的威权政体。这是国民包括精英的整体素质所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很多人提到的第二个主意就是用宪法保障少数、保障私有财产。蔡爱眉也承认，在大批发展中国家中的宪法，根本没有权威，随时都可以被推翻、重订，或者仅是一纸空文。像神像一样供在那里，谁也不理。这种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对纸上的宪法指靠太多，那也太天真。 那么怎样才能让宪法有权威呢？依笔者看，就是那个宪法必须是至少两个或更多的能够互相制衡的社会力量达成的公平建政契约。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制衡力量呢？这就回到了第一条。 蔡想出来的第三个主意她起名叫“平整运动场”。就是用种种办法来为不同的种族提供平等公平的出发点，起跑线。她也承认这并不够。因为，比如东南亚的华人，刚来之时，两手空空，起跑线比当地族群还靠后许多。1970年以后刚到美国和欧洲的华人何尝不是从赤手空拳开始打拼。又如犹太人历经2000年流浪，哪里待过被平整好的运动场，从来都是在逆势中斗争，才取得的成就。夸张点说，比如参加42公里的马拉松长跑，让你先跑十公里，我也能追上你。例子：在欧洲，犹太人垄断服装业，已有上千年历史。中国来的新移民，温州人，在欧洲介入这个行业至今不过30年，但已经夺下了超过一半的江山。运动场平不平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我也有能耐把你攻下来！ 在国际竞争中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德国、日本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战败之后，都是一片废墟。但不过几十年，它们又重新崛起。以色列的例子就更鲜明。如果没有犹太人，那里的大部分地区，始终就是一片片沙漠而已。南非的情况也是类似。如果没有那10%左右的欧洲人，南非的命运与其它撒南非洲国家不会两样。哪里会有那些强盛的工商业都市。 第四个主意就是在马来西亚部分成功地实行过的种族平权措施。从起点开始的有（就是平整运动场），从终点着手的也有（有种族偏好的福利再分配）。这一节她讲了很多细节。这样的事，美国也做过许多。效果是有的。今天，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了一批本土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在美国也有了一批非洲裔新贵。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就是做到各种族之间的成就大体平等。在笔者看来，各种族之间竞争力不等这样的问题，就如同贫富问题，哪里可能彻底解决。只能是适当地限制而已。用中国的俗话说：五个指头本来就有长短，哪里可能剁得一般齐。我的家乡重庆还有另一个意思一样的俗语：泥鳅黄鳝哪能扯做一般齐。 不过据笔者观察，马来西亚已经算是做得不错的了。至少那里没有出现印尼式的大规模种族暴乱，经济维持了持续的发展。现在那里的人均已经过万。在当地土著占多数的东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有77%的华人，人均爆表。）马来西亚已经是首富。那里的华人也是最多（25%）。 第五个主意就是施行西方似的社会财富转移，用累进税和社会福利拉平差距。她也承认：“在国力虚弱、缺少资金并且腐败盛行的国家，建立能够实现赋税转移计划的制度和实践举步维艰。” 大家都知道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军之争吧？这里还没有牵扯到种族问题，富裕的华人还没有成为众矢之的，彰显出来的只是城乡矛盾。但那也是典型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市民）抗拒民主导致的社会财富转移。不过防守方的他信系的政府站在民粹一方，进攻方的市民则站在反对普选民主的一方。现在那里是军管下的（倾向市民的）僵局。以后将如何走，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一个主意是劝那些赚了大钱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花钱买平安，多做慈善。 其实说穿了，笔者认为，世界大同，在一国之内各个阶级之间，各个族群之间，或国际上各国之间，“等贵贱、均贫富”，都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一万年也不可能实现。当然过分的两极分化也不可接受。原则相信大家都没有分歧，就是要均贫富，但有限度。关键是这个度如何掌握，才能各方都有利益。 为了解决蔡女士提出的问题，本人其实是有一套比较详尽的方案的，起名叫加权民主，就是现行的西式普选民主的一个柔化版。那是下一本书的主题，这里就不细说了。 蔡教授拒绝回答为什么一些族群的成就会远远超过其它族群。说“权将这一争议留给更有资格的人去解决。”P29 该书左弯右拐地陈列了很多的理由，去试图说明如此普遍出现的那个强势少数族群的名分落在哪个族群的头上似乎是偶然的。她列举了比如先发优势，比如路径依赖，比如海外关系(母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大)……她似乎是有意识地在回避明确提及，这些主导市场的外来少数族群相对于当地显得弱势的土著多数族群，所拥有的综合素质的客观优势。在笔者的理解中，她还是畏惧触犯那个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 蔡女士不认为华人的经商才能来自遗传天赋。她说在大陆的华人好像并不善经商。这个说法不准确。到2014年，她应当可以承认华人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表现了卓绝的智慧。这不一定表现在经商上，比如在美国，更多地是表现在正规学业和学业结束以后的工程师职业生涯上。华裔和犹太裔一样，很大一个多数都会成为各种专业人士，而不会是简单的职工。她说那些成功的族群已经有了一切的现成关系，所以能够继续成功。而不成功的族群则相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路径依赖。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从1970年代，美国修改移民法以后，亚洲和大陆的新移民才开始大批涌入美国。他们来时两手空空，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这些华人新移民，一少部分走的是经商之路。这条路倒是有一个迅速繁荣起来的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后盾。但是在草创时期，那些需要的路径也都只能靠他们自己从没有人走过的荆棘中趟出来的。一大半的人走的是工程师路线。先读硕士博士，然后在大学或企业尤其是IT企业中供职。到今天，已经和来自印度的工程师一起，为亚洲人在美国的科技界打下了大大的一片江山。在他们前面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因为他们的导师们基本都是美国人，而他们教的学生，还没有或才刚开始进入职场呢。 第二小节 两类国家/民族/文明，两种前途在那个还没有普世人权，弱肉强食的18-19世纪，但凡有能耐欺负别国的国家都不会客气。于是才有了欧洲列强的横行世界。到我们东亚来耀武扬威，夺占殖民地的欧洲国家就有英国（海峡殖民地、今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印度支那三国）、西班牙（菲律宾）、葡萄牙（澳门）、荷兰（台湾、印尼）、美国（菲律宾）、俄国（已把占领土地吞并）和本洲的日本共八国之多。这些列强，那都是武装占领，享有主权。而华人在东南亚，只能凭脑力在经济上占优势。除了最后的新加坡，人口从未占据多数，也从未取得政治主权。在有西方殖民者时，也只能在西方人之下当二主子，包工头、包税头。中国的本土也在105年间（1840-1945），被列强任意欺负，被迫接受外来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不过殖民主义在二战以后全面崩溃，殖民者撤走以后，华人在东南亚却永久地扎下根来。并正在尝试摸索如何与当地多数但弱势的种族合作共享主权与繁荣。由于没有政治主导权，以前他们是被迫低头。以后，有了中国强势崛起做后盾，合作共荣的方式可能会有变化了。 总之，足够强大的民族/国家如西方国家，如东北亚的中、日、韩，都不会容忍别的强势民族欺进门来，做自己国家的主导市场的外来少数族群。世上也没有别的强势民族，有能耐主导这些本来就足够强势的民族/国家的市场，即或他们并不是西方民族。不过能自己主导自己的经济，又能成功发展现代工商业的，在非西方世界中，好像也就以中、日、韩三个民族为限了。 比如前面也讲过，大批阿拉伯国家和中国、韩国类似，已经把殖民者赶走，国内也没有其它外来族群在主导经济，政治主权更是属于本民族，但除了能靠出口石油致富，依然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工业化、现代化。在本人看来，归根结底，还是这些国家的国民素质本底或潜力不够，不足以广泛掌握现代科技，支撑本国发展出自己的足够现代化的成体系的民族工业。 一言以蔽之，凡是被外来种族主导了本国经济的民族/国家，只怕是都无法发展到世界一流强国或富国。用大数据挖掘，这样的国家/民族，迄今就还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完全成功的先例。部分例外的只有那些有大量资源可以出卖的小国，那也是只能富而不能强，只能是去做真正的工商业强国的原料供应基地，而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进入一流强国的俱乐部。 在这个方面，俄国又可能例外。因为它的人口足够多，土地足够辽阔，资源足够丰富，现代科技和工业也足够强盛，还有苏俄时代留下来的（核）军事力量也足够强大，所以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强国。况且，它是一个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欧洲国家，虽然是略逊一筹的东欧国家。 而那些能够自行主导自己的一切，还有余力可以向外扩张，去充当主导别国的市场的少数族群的民族/国家/文明，才有资格去争当整个人类文明的领导者。 笔者的确现实主义地认为，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际上，真正的“共同富裕”其实也只是一个太过崇高的理想、假命题。在一国之内，在绝大多数现实情况下，富人真的只能是少数。能争取的，只能是中产阶级尽可能地多一些，贫穷的底层尽可能少一些。在一个民族/种族多元的国家，各民族/种族之间必有竞争，自然也会有优胜劣败。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如同贫富差别，只能适当限制，根本无法铲除。有先有后，有高有下，你追我赶，轮番领先。当然也可能永远领不了先，也可能永远领先。（比如汉族在中国。）至于国际上，某些国家或某些文明，更富有创造力，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主导另一些国家/民族/文明的发展），也是自然之事。只要它处事（大体）公道就行。（不占一些便宜，那也不可能。）当然不是每一个民族/国家/文明都会有资格领导世界，也不是真能大家完全平等，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通过联合国，共同管理这个世界。 在当今的地球上，现任的主导者，的确就是西方文明。而下一任的候选者，笔者的确看好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明。 本章结论本章谈论到的在美国的亚裔年轻人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学习优势，必然地预示着在美国的亚裔，将来很可能会有超越欧洲人的表现。 本章谈到在美国的亚洲人（不只是华裔）、在欧洲法国的亚洲人、华裔，在在表现出它们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劳、节俭、好学和家庭的凝聚力。凭着这五大优点，到处都取得令世人称羡，甚至畏惧的成就。 本章还谈到，在东南亚地区华人几百年来一直牢固拥有的素质和商业优势。 笔者确信，东亚国家，中国，在本世纪的人类社会中定会有不输于甚至超越欧洲人的精彩绝伦的表演。 当然亚裔、华裔情商不足，不善交际，不善结社，缺乏领袖，口头表达能力弱等方面的缺点，也需作出长期的努力才能渐渐克服。 如果审慎一点，笔者应当再这样补充：亚洲人前面的路当然还漫长。比如在世界上，中国能不能走到真正领袖群伦的一天，现在还不好说。比如在美国、在欧洲，亚裔或者华裔能不能走上当今被称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在美国和欧洲拥有的地位，也同样是还不好说。一切都还要再观察，一切都还有待于东方人下一步的正确努力。但是有一点笔者可以先行断定：华人在美国和欧洲的出头，不会走西班牙裔和阿拉伯裔在美国和欧洲靠生育能力取胜的平民道路，而是会走与犹太人类似的以质取胜的精英道路。 蔡爱眉的论述，对本人多有启发。她收集的那么多实例，（这里限于篇幅，基本未有引用。）让本人对我们共有的一些论点，坚定了更多的信心。本人在此向她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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