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beiqian2016-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文章摘要：在這篇文章里，我嘗試提出了幾點相互關聯的論點。首先，中共政權是改進了的新極權主義而不是威權主義；其次，中共在國際關係方面，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最優先考慮的是鞏固它對國內的控制和防止政權的倒台。第三，中美關係的性質實際上是無情對抗的敵手而不是競爭的對手。第四，中美雙方體量都大，都有相當實力，誰都不可能一口吞了誰，兩國之間的“熱戰”對於全世界將是災難性的。正是基於這些評估，我建議美國需要清楚地看透中共和中國是什麼——戰略性的敵手——由此制定相對於中國的戰略和政策。一廂情願的“接觸政策”必須被冷靜周全的防禦政策所取代，以保護美國避免中國的侵犯——同時帶給它進攻性的壓力，因為中共比美國人想象的要虛弱的多。】

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中美關係？是什麼因素促使中共接近美國？儘管我不是研究中美關係的專家，但作為前中共黨內人士和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多年的教授，我想在此提供一些我個人有關這些問題的反思。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我們中國人首先應該肯定和感謝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接觸政策幫助大陸中國結束長達將近30年的孤立和貧窮狀態，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巨大變化，是與美國政府，美國科技界，知識界，經濟界真誠的交流幫助分不開的。這些幫助為中國恢復經濟社會活力，接觸和認識現代文明，融入國際社會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歷史機遇和發展空間。因而，許多中國人才有機會走出國門，由此改變了他們和他們的家庭的命運。目前已經有500多萬中國人移居於美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1980年代以後通過求學，打工和移民，或成為持有綠卡的永久定居者，或歸化為美國的華裔公民。反過來，他們與親戚，朋友和回國的同事們的密切聯繫互動，也有助於拓寬中國人民的視野和思想的開放。

然而，客觀地看，過去70年來中共出於根本利益需要，既利用美國又敵視美國的基本心態沒有改變過。與此相比，從1970年代以來，美國兩黨及政府對中共政權一直抱有不切實際的良好願望，迫切希望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在世界上能成為一個比較自由甚至民主的負責任大國。然而，這導致美國對中共的真正的本質及其長期的戰略目標發生根本性的錯誤認識。而中共始終隱藏它的真正目標和意圖，以便於從美國獲得巨大的利益。儘管中美兩國內部都有經濟政治與人事的變化，以及在中美關係中有不斷的摩擦，衝突，包括短期局部的緊張等，但在兩國之間還基本維持着相對正常的外交關係，衝突與風險也大體能夠管控。

由此，過去半個世紀的接觸政策所產生的效應是多重性的：一方面接觸政策幫助中國人民擺脫貧困孤立，走向世界，並使得公民社會在中國萌芽生根並逐步發展起來；另一方面接觸政策也使中國在中共的新極權統治下快速崛起。中共已下定決心要重構已有的世界秩序和規則，領導世界轉向自由民主的相反方向。

自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他繼續着毛澤東和鄧小平建立的對美外交戰略——即利用接觸政策以爭取時間和條件去實現中共的目標。但是，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習近平錯誤地判斷現在的國際格局是“東升西降”，他變得更具有攻擊性並對他欲取代美國的戰略意圖直言不諱。乃至近些年來中美關係中的麻煩與衝突逐步增長，中共日益成為戰後國際關係，自由民主制度和美國安全的最大挑戰與最大威脅。2021年3月22號在安德雷奇舉行的兩國外交最高層官員的會談表明，中美之間的關係有可能將退回到五十年前的狀態。

未來美國政府如何認識與處理中美關係，不僅關繫到中美兩國人民的福祉，而且直接影響到未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為曾經的中共體制內人，回顧過去50年中美關係的變化，我有三點基本看法希望與美國人民分享，以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明白中共和它的戰略是什麼。

首先，自從它獲得國家權力70多年來，中共將處理內政外交【“融於一盤棋”，把增強控制力，防止政權垮台置於最優先地位。着眼於這點，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外交是中共黨牢固掌控國家權力的工具。

其次，就中共黨的全球戰略目標而言，在中國的全部對外關係中，中美關係是其中首要的，核心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國共產黨對中美關係和接觸政策的態度，取決於它們如何滿足並服務於中共國內政治的需要。

第三點，國際參與和經濟發展不可能軟化中共黨政權的政治特徵。意識形態與極端高壓相混合使它成為極權主義政權，精確的數字監控和鎮壓使極權主義控制有了新的特點。所有這些使中國成為美國更加危險的敵手。

【中美接觸政策的“蜜月期”】

正是尼克鬆開創了中美接觸政策，他不僅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聯中制俄的必要，而且從全球安全的長遠角度看改變中美關係的重大意義。早在1967年尼克松就寫到：“放眼長遠，我們無法永遠把中國拒於國際大家庭之外，讓他們在那裡孕育自己的幻想，滋養仇恨，並威脅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不能讓最具潛能的十億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1]但是尼克松忘記問了：共產主義中國能否那麼容易地就融進國際社會？

從中國這邊說，打開中美接觸大門的是毛澤東，但奠定中美接觸政策的中方策略框架是鄧小平。鄧小平對接觸政策持積極態度，首先是出於文革結束時國內經濟幾乎崩潰的壓力，同時在當時的美蘇對抗中選邊站美國，有利於中共依仗美國實力減輕俄國對中共的威脅。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緊接着鄧小平歷史性的一月訪美，許多中共官員訪問歐美發達國家，這些訪問促進了中共打開國門推進改革的決心，中國開始經歷顯著的變化。

1979年鄧小平被自己的訪美見聞深深地觸動了，他說了句經典的話：“二戰後凡是跟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戰後凡是跟美國作對的都還很窮。”[2]1980年代初，中共全黨從上到下都希望改變中國貧窮落後面貌。1980年代我住在蘇州，一次與蘇州日報資深記者聊天，那記者說前不久他去採訪當時首次訪美歸來的某位市領導，本以為領導會談美帝國主義正陷入如何沒落，如何垂死掙扎之中，但當他聽到市領導的話竟然被驚呆了。那領導說：“啊呀，現在我才知道什麼是文明人的生活，我們這兒都是野蠻人啊。”當然，這次採訪一個字都沒有見報。

1980年代初，鄧小平強調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中國要利用歷史機遇充分發展自己。中共從中央，省，到地方都熱情宣傳中美友好和對外開放，中共決定（設計）沿海十四個城市作為開放特區，以各種優惠政策努力吸引外資外企進入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派遣留學人員赴歐美，學習前沿科技與社會科學理論。

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訪美返回中國後很快發動中越邊境戰爭？當時中共內部流傳兩種說法，一是向美國遞“投名狀”，不惜教訓昔日國際共運的小兄弟，表示真心與美國交好；二是鄧小平想要通過打這一仗牢牢地控制中國的軍隊。（但是，中國人民從來不知道自己無奈地陷於多麼貧困的生活，從來不知道戰爭中究竟有多少戰士死亡了。）鄧小平實施了百萬裁軍計劃和將軍工企業轉變為生產民用產品，這樣省下軍費來發展經濟。他也制定了三步走戰略步驟，目標是到2049年——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00周年時——使中國成為現代大國。

中國經濟加快增長，是美國樂見其成的事。美國期待中國在經濟變化中逐步形成民主政治的因素。尼克松總統說：“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促使改變的發生。”[3]從建立接觸政策起，美國的戰略始終是期望在中國出現走向自由的變化——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或許令美國政府沒有料到的是，鄧小平設定四項基本原則，為中國政治劃好了邊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4]。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就很明確，接受和利用接觸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恢復中國經濟，以鞏固中共政權。經濟領域可以適度開放空間，但在政治領域決不允許改變四項基本原則，決不允許挑戰中共一黨獨掌權力的統治地位。

然而，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同時帶來了民主思想和普世價值，因而在黨和國家內引發意識形態的困惑。1982年到1983年，隨着某種自由化趨勢的擴展，黨內的改革者開始提出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反思，中共黨內保守派不能容忍這些，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以反擊。然而，這個運動是短命的，1984年黨內具有自由思想的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再次推進哲學和政治的思考，朝着自由的方向更加開放了。早在1980年，鄧小平自己說過需要政治改革並於1982年再次提出，1986年前後他又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提上官方議事日程。而在這同一時期，中國發生第一次全國性範圍的支持民主的思潮和運動。儘管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做了多次批示，但他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進入中國所產生的任何負面影響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並絕不允許政治變化超出中共控制的範圍。他與中共黨內幾個老領導人一起施加強大壓力，平息了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1980年的湖南學生運動，1986年全國範圍的學生運動（這次學生運動開始於河北，安徽，然後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後來的結果是，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中央黨的總書記職務，並把挑戰黨的領導的知識分子方勵志，王若望，劉賓雁開除出黨。在這麼做的同時，鄧小平還頗為自傲地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5]1986學潮被鄧與黨內保守派貼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標籤。這樣的定性與處理，為1989年6.4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6.4事件發生前，這一段是中美接觸政策的“蜜月”期。中共領導人不僅利用了接觸政策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創造有利條件，而且在一些敏感複雜問題上從來沒有退讓過。美國領導人，部分出於他們的良好願望和想象，有意無意地掩蓋和忽略了一些敏感和複雜問題（當時主要是人權，公民權利和台灣問題），甚而以某些曖昧言談作了事實上的讓步。當時美國政界學界一些頭腦清醒的人士表達了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的疑慮，但是他們明顯處於少數地位[6]。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疑慮是有道理的，當時的美國政府領導人似乎沒有太在意於此，而且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普遍接受與支持了接觸政策，並且陶醉於此。接觸政策的一個重大缺陷與失誤在於，它假設了中國共產黨能夠轉向分享權力和接受民主，因而它錯誤地大量接觸中國的精英們而不是與中國人民更多的接觸。

【六四事件後鄧小平明確了對中美關係的基本策略框架】

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隨後蘇聯東歐國家的政治劇變。極大地撼動了中共執政的根基，使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極為震驚。如何儘快地穩定國內局勢，緩解國際壓力，成為中共黨當時面對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後來的中美關係與接觸政策的總體框架，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逐步明確起來的。

1989年6月4日，當軍隊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北京城其他地方的市民開槍時舉世震驚，並立即引發全世界的嚴重抗議，這是中國共產黨自毀國際聲譽，中國的國際關係也隨之緊繃。西方七國（G-7）強烈譴責中國並且對中國實行多種制裁措施。中共黨內當時很緊張，首先，天安門廣場事件使與外部世界正面而積極地接觸了十年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着國際環境陡然惡化的巨大壓力。北京發生的事正與當時東歐國家的騷動混亂相似——挑戰共產黨的統治。然後，兩年後政治混亂蔓延到前蘇聯，蘇共黨（CPSU）被推翻。那些中共黨內的人幾乎無法相信發生了這些絕非尋常的事情。

這兩方面的因素都使中共壓力很大，黨內上下瀰漫着惶然恐慌氣氛。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鄧小平着力挽回被動的政治局面，試圖對內穩定黨心民心，對外努力恢復正常國際環境，特別是中美關係。針對國際封鎖，鄧在黨內作了個有影響的講話：我們為什麼要害怕封鎖？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被封鎖過30年，但是黨和國家不照樣生存過來了嗎？鄧小平還說，中國十億人本身就是個大市場，我們不用去求他們回來——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來找我們，因為他們需要我們[7]。當時這是內部講話，用於穩定黨內情緒。但是第二年七月，當鄧小平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時，他的談話明確地表達並更加公開了這個意思。[8]與此同時，中共連續發布多個文件，反腐敗，整頓黨風，建立舉報制度（包括黨內相互檢舉其他的人），調整中共黨與中國其他民主黨派（八個被允許存在以給中共裝點門面的“統一戰線”黨派），中共與社會公眾關係等，力求緩解民怨，穩定國內局勢。

關鍵的一點是，鄧小平錯誤地判斷1989年是美國在背後支持中國爭取民主的抗議者。此後，鄧小平頻繁接見國際人士，美國民間或官方的人士，也有美國半官方人士，竭力修復對外關係特別是與華盛頓的關係。他放出的話語，既有軟中帶硬，也有無根據的“倒打一耙”。鄧小平把6.4事件歸咎於西方國家和美國，說：“西方世界確實希望中國動亂......，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都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打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9]

在一次會見泰國總理時，鄧小平說“世界上的國家裡，最不怕孤立，封鎖，制裁的就是中國。建國以後，我們處於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但歸根結底，沒有損害我們多少。“事實表明，那些要制裁我們的人也開始在總結經驗了。”[10]在另一次會見前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鄧小平說“中國平息暴亂後，七國首腦發表宣言制裁中國，他們有什麼資格！誰給他們的權力！他們談論人權，自由，民主僅僅是為了保護他們強國，富國的利益，以追求軍事和政治的霸權而已。我們從不聽這些東西（鬼話）。”[11]

爾後，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接見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先是無端地誇獎了一番尼克松，說：“我非常讚賞你的看法，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所以，你1972年的中國之行，不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動。”接着，鄧小平一盆髒水潑過去：“坦率地說，北京不久前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首先是由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力量）煽動起來的。很遺憾，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捲入得太深了，並且不斷地責罵中國。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接着，鄧小平為開槍辯護，態度強硬地說：“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應該美國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取消制裁，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那樣做。”最後，鄧小平拿中國市場做誘惑，提醒尼克松：“中國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12]

今天回頭看，我們能感覺鄧小平說話確實很有“藝術”。明明他是施害者，結果他把自己和中共黨說成了受害者。鄧小平把6.4事件歸咎於西方國家和美國，很重要的是出於平息中共全黨和全國民眾對開槍事件不滿的需要。

無視美國國民的譴責情緒，布什總統竭力想使中美關係回到正軌（這是美國人善良天真的另一個例子），將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Scowcroft）派去北京進行兩次秘密旅行，1989年7月和12月，以至於連美國大使都沒有通知。取代使鄧小平一直處於孤立和防禦狀態的，是布什的特使主動顯示出某種明顯的溫和態度，結果使自己落入了鄧小平的手中。中國民眾無從知道這些秘密訪問，甚至中共黨內中央機構的人也都不知道。鄧小平會見布什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來訪時的態度強硬而傲慢，但同時也伸出橄欖枝。鄧小平說：“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我們沒有做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13]”斯考克羅夫特，這位文質彬彬“君子”類型的美國外交官，不是用對抗性的而是用外交禮儀的“謙卑”風度，化解了鄧小平會見時的隱隱對抗的尷尬氣氛。但是這也許對後來處理中美關係的衝突開了個不好的頭。

經過一年多的內外調整，鄧小平逐步形成了中共黨應對6.4天安門廣場事件與蘇聯東歐國家劇變的國內外大政基本方針。1989年9月4號，在鄧對中央委員會宣布他退休的講話中，鄧小平談到：

“我認為這場發生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動亂......無疑是帝國主義者想要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顏色。現在的問題不是蘇聯的旗幟是否會落下，而是中國的旗幟是否會落下......。只要中國不垮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就能堅持社會主義......。總之，國際形勢可以概括為三句話。第一，冷靜觀察；第二穩住陣腳；第三平和應對。不要急躁，急躁不好。我們應該冷靜，冷靜，再冷靜。”[14]

最早鄧小平宣布的是十二字方針“穩住陣腳，冷靜觀察，沉着應對”，後來是24字方針：穩住陣腳，冷靜觀察，沉着應對，有所作為，決不當頭，韜光養晦。

後面的短語“韜光養晦”，作為鄧小平指導中國外交政策，是最著名的格言。許多人不知道，正是蘇聯和東歐陣營的垮塌，觸發鄧小平提出這個戰略方針。中共黨的最頂層官員在蘇聯東歐垮塌後，力促鄧中國應當接替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鄧小平堅持“我們決不當頭”而必須“韜光養晦。”

鄧小平通盤運籌內政外交，對中共黨內強調了幾條。他的政治智慧和豐富的經驗清醒地看到當時中國還沒有實力直接抗衡美國，中共政權要能生存下來必須竭盡全力做好自己的事。他也懂得中共黨統治的合法性與政權生存依賴於經濟改革，如果中國不能擺脫貧困，中共黨遲早要垮台。中國的經濟不僅取決于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也取決於將如何緩和中美關係。在當時，中國遠遠達不到與美國和歐洲國家平起平坐的實力，如果中國想要進入國際經濟共同體和利用世界市場增強國家實力，中國只能放低姿態，放軟身段，柔和低調地處理與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必須通過隱藏自己的長期戰略目標，假裝“被削弱”和“無害”來欺騙西方世界，以有效利用西方國家的市場，技術，資本，人才資源，等待時機反擊西方以贏得最終的戰爭勝利。這是中國古代帝王們過去多次使用的戰略戰術——兵不厭詐。

【後鄧時期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框架】

鄧小平制定的中美關係四點方針基本框架，管住了後來的20年。中共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逐步趨近於美國，但2009年以後開始發生變化。

【反和平演變成為中共的長期一貫方針】

“反對和平演變”，防止政權被暗中顛覆，是從毛澤東時期就成為中共黨內意識形態宣傳的基本方針之一。天安門事件與蘇聯劇變後，中共在黨內大力強化這方面的宣傳灌輸，從四個方面下了功夫，其首要目標是消除美國的影響。

第一個策略是把中共黨所有黨員官員的前途命運與中共政權捆綁為一體。1989年以後，中共持續不斷強化黨內“危機教育”，強調一旦中共黨下台，就像在前共產主義國家裡一樣，數十萬黨員幹部都將面臨被關押甚至被殺，絕大多數黨員和幹部將面臨失業而生計艱難。尤其是，中共黨以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為例警告全黨，保持政治權力事關中共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進一步強化“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就是政治正確的立場與姿態；

第二點是主動組織一些機構（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著名大學研究國際共運學者，軍方亦有人員參與）研究前蘇聯東歐政治劇變的原因，教訓與對策，以預防中共自己的垮台。這類研究（從1990年代至2000年代早期）形成兩種不同學術觀點：一種傾向於促進政治改革，逐步走向民主憲政體制；然而另一種竭力固守共產黨傳統思維，與美國打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15]這兩種傾向都對中共最高層有影響，但最終是保守傾向占了上風。

第三點是主動發起意識形態進攻。中共意識到與美國的衝突最終將聚焦於意識形態—但是中共黨意識形態因與社會現實相矛盾，有悖常識，而使之難以為中共令人反感的統治作正當性辯護。所以，黨內部分“理論家”努力重塑新的意識形態，以抵抗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憲政等現代政治文明理念對全黨和中國社會的思想影響力。一方面，中共將自己定義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法治等寫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攻擊與否定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理論。作為替代，中共試圖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融合起來，以構成“21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隨着中共黨意識形態支柱的坍塌，中共內部越來越多地利用謊言欺騙，利益引誘與高壓懲罰來聚攏黨心。

第四點是中共黨尋求把反和平演變與操控社會大眾情緒等結合起來。中共黨高度提防和限制國外社會公益組織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打壓萌芽生長中的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力量，公民組織和公民行動。而且，中共黨在中國民眾中鼓動與操控民族主義情緒，鼓吹“大一統”的國家本位主義意識，煽動仇美心理來強化政權合法性的社會心理。

【以“主權”壓“人權”，“維護人權”成為引發中美爭議的一個重要因素】

過去中共黨內對人權幾乎沒有概念，他們幾乎是“鸚鵡學舌”般地照搬前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話語。6.4事件後，中共外交部居然無人能寫文章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譴責。中央黨校一教師偶然獲知這一情況後即給外交部幫忙。在他幫外交部寫的文章中提出“生存權和發展權高於人權”的“中國特色”人權觀點，恰好呼應了鄧小平的“國權高於人權”的說法，後來這兩點成為中共當局關於人權問題的基本口徑。[16]

顯然，正因為中共看透了中國市場對美國商人的巨大誘惑力，他們知道美國大公司會“自動”對美國政府施加影響，迫使美國政府讓步，這就使中共不在乎對他們暴力侵害人權的批評。他們在國內變得更加嚴酷地壓迫民眾。中共剝奪民眾的基本信仰權，言論權，知情權，遷徙權，工作權，殘酷迫害揭露真相，主持正義的記者，律師，學者，社會公益組織人士，摧毀教堂逮捕教會人員與信眾。在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繼續其長期推行的“大一統”做法，扭曲民族自治政策，削弱與剝奪民族自治的能力，最近強暴推行變相的民族滅絕政策。2019年以來中共對香港民眾的粗暴鎮壓，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以莫須有罪名拘禁並判刑捍衛自由權利的各界知名人士。這些年中共侵犯人權的問題愈亦嚴重，正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關注和公憤。

美國兩黨政府先後多次與中共交涉，救助遭受中共迫害者——有時候成功，有時候失敗。美國政府強烈譴責中共對新疆，西藏，內蒙，香港民眾的殘暴行徑。在川普政府的最後階段，美國明確了中共正在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的判斷，拜登政府繼續堅持了這個判斷，這一判斷立即引發全世界的高度關注。最新的安德雷奇中美雙方會晤，一開始布林肯就明確提出新疆，香港問題，清楚地闡明了它們的重要性和美國政府的立場，而這激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家外事委員會的權威領導楊潔篪，他表示美國無權訓斥中國和“干涉中國內部事務”。

【加大對外開放，以利於中國的經濟增長】

江澤民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初期強調反和平演變，並有否定經濟改革成果和對外開放的傾向。但是江澤民意識到，如果經濟搞不好，不僅中共黨無法維持統治地位，而且鄧小平的十年功績也就被否定了，鄧小平不可能坐視不管。1992年初，鄧作了著名的深圳視察，他一再強調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並且發了狠話：“誰反對改革開放誰就下台。”這是直接警告江澤民，推動江澤民在中共14大會議明確宣布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共努力吸引外資外企（包括美國公司）進入中國的市場，加強與發達國家（首先是美國）的經濟，文化，科技交流。在這同時，中共利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機會，隱秘地獲得經濟，商業，科技，政治，軍事情報。特別是盜竊高新科技研究成果，不僅在中國境內的外企中進行盜竊，而且中國學者去國外都有可能被有關部門要求“配合”竊取各種資料。筆者大約在10年前曾經與一歸國學者聊到有意去國外名校訪學，這位學者隨即說了一句：如果有部門要求你“配合”什麼，你千萬不要答應啊。當時沒有在意，現在回想起來，這學者的提醒大有深意。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這些危害美國安全的隱秘活動只被很少數的美國人察覺到。

【“韜光養晦”是約束中共處理中美關係最為重要的一條原則】

中國人說的“韜光養晦”，典型地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權謀思維。中共從1989到2009這20年裡是認真地韜光養晦的，因為中共需要時間成為更大更強。江澤民1994年在一次內部報告中談到了他處理中美關係的16字原則，向美示弱[17]。當認定中美之間國力懸殊太多，還無力與美正面衝突時，中共遇到衝突時就“忍”了。由此，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忍了；1996年台海危機忍了；1999年中國駐布爾格萊德使館被炸，中美關係一時跌至最低點，最終中美雙方談判解決，中方也“吞進去”了。

2001年4月，美國EP-3間諜飛機與中共空軍戰鬥機相撞（中共軍機曾經騷擾過美機）事件，再次惡化中美關係。在美方兩次表示遺憾後，中方再一次“忍”了。

在這兩次事件中，中方都有人員傷亡。在一定層面上說中國政府可以以“受害方”名義把事情鬧大些，以獲取更多的利益賠償。然而，中國政府被動順從美國了。這令中國民眾相當失望，直接影響到中國政府的威信。中國民眾長期被政府的反美宣傳所蠱惑，紛紛自發地上街遊行示威，衝擊毀壞在北京的美國駐華使館。（儘管實際上抗議者行動是中國政府背後精心策劃的。）而這又“嚇着”了中共和中國政府。他們害怕民眾的民族主義憤怒情緒會返轉為對政府順從於美國的不滿而引火燒身，於是通過各種手段儘快地平息民眾情緒，限制民眾行為，以儘快結束外交事件。

在這兩個事件後，中共黨內重申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思想，使這一原本着重作為外交方面的策略原則，逐漸地成為中共全黨上下必須遵行的基本方針。這被黨內中高層官員普遍地接受了。有兩件事給我印象很深。一件事是大約2001年8，9月間，中央黨校在哈爾濱市舉辦全國黨校系統會議。（在中國，黨校系統包含大約2800所黨校，遍布於中國各級行政層面。）這個會議是關於“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研討會[18]。開會期間，我與當時中央黨校一位很有影響的正局級領導聊天，我說到民間認為政府的態度太軟弱，不滿意中國政府對2001年4月中美撞機事件的處理。她回答說：“我們怎麼可能強硬呢？美國太強大了啊。”

另一件事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三個代表”思想提出後，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想法，中國官方媒體廣為宣傳，引起世界廣泛注意。一段時間後，“和平崛起”等不再提起了，被“和平發展”說法取代了。當時我注意到這個改變（任何一個像我一樣作政黨意識形態研究的學者，都會仔細察看中共措辭的變化，因為它們常常帶有很深的政治含意）。我問鄭必堅的助手——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為什麼“和平崛起”不再提了？”那位所長說：主要考慮西方國家對“崛起”兩字有疑慮，覺得似乎隱含着某種“潛在威脅”意味——所以改為“和平發展”，強調中國的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為了掩飾“韜光養晦”真實的戰略意圖，熊光楷——中共的軍隊情報系統最高層負責人，還在此成語的英文翻譯上大做文章，聲稱翻譯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是錯誤的，完全歪曲了中國和平外交戰略方針的內涵和實質，給中國“正常對外交往造成了不應有的負面影響，”熊光楷聲稱‘韜光養晦’的核心含意就是不要鋒芒畢露，特別是自己有才能的時候，更不要太張揚自己的才能，保持低姿態......”。任何稍稍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字的人，都知道“韜光養晦”“臥薪嘗膽”一類成語的背後含義[19]。

正如一個中國政策宣傳者的領導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負責人趙啟正諷刺地解釋說：‘和平’是說給外國人的，‘崛起’是說給我們自己的。”[20]

確實如此，中共在中美關係中嫻熟地運用着東方社會的權謀文化。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中美關係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美國對中國將可能的變化頗為樂觀，以為市場經濟會把中國帶向通往民主政治的路上。當時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向學生們演講時，總統比爾。克林頓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僅僅是在同意進口更多我們的產品，而且是同意進口民主最珍貴的價值觀之一——經濟自由......。中國在經濟方面自由化越多，中國人民潛在的自由化願望就越多，他們的主動性，他們的想象力，他們出色的企業家精神就越多......（和）自由的精靈就不會再回到禁錮它的瓶子中。“小布什總統宣稱：“經濟自由創造自由的習慣，自由習慣創造民主期望......，與中國自由貿易吧，時間在我們這邊。”

美國人太天真了。在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有許多不同。美國文化的一個基本傳統是不說謊，遵守規則和契約精神。在中國文化中，欺騙存在於我們的文化血脈里，我們沒有契約精神，缺乏公正意識，對同樣一件事，人們在不同的環境裡說不同的話；有些事，今天說的話明天就能被改變。所以，美國人不必在乎中共說了些什麼——但是他們必須非常小心中共幹了些什麼。假如美國人天真地相信中共的漂亮言辭和空洞宣傳，他們就會上當受騙。這就是中國式的狡猾。中共並不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正相反，他們認為這是“策略”——正如中國古代的孫子兵法說的“兵不厭詐”。

中共利用一切事物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認為，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用各種好聽的話語引誘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然後跨國公司很快就發現他們掉進了陷阱：他們被迫轉讓他們的技術或者面臨打壓，中國在獲得了他們所需要的外國技術後，中共經常想出各種辦法強迫這些公司退出中國市場。艾倫。馬斯克的特斯拉汽車公司現在正經歷這種情況。

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獲得巨大成功，美國陷入次貸金融危機。這刺激了中共高層領導人們，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是不可避免。因此，他們感覺不再需要藏着中國的勃勃野心而忍受美國人的“壓制”了，中國必須進入世界中心。中美關係開始出現隱秘，微妙的變化。北京的中共領導人開始想象，‘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能等於或超過美國模式。從2008年底，“韜光養晦”就是開始逐步被拋棄的。

中共有個說法“外交內政一盤棋”，意思就是利用外交達成他們的國內外政治目標，以維護一黨政權，這是中共秘而不宣的一貫意圖。

中共利用2008年奧運會做了幾件事：第一，初步建立起一個大規模，系統性，全方位監控中國民眾的系統，這是以最新的高科技為基礎的，遍布於全國範圍的系統。那時，政府說這套系統僅僅用於奧運會安全保衛，僅僅是臨時性的——但實際上，習近平掌握權力後進一步強化這套體系，下大功夫提高其監控的嚴密性精準性。一年後，另一套嚴密的安全監控體系覆蓋北京全市，其藉口是為保障紀念人民共和國而舉行的60周年軍隊閱兵大典的安全。

第二，中共利用成功舉辦奧運會努力宣傳“中國模式”。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宏大場面，精美炫麗的各種表演讓世界讚嘆不已，展現了一副繁榮昌盛，開放自由中國的假象，各國媒體對中國的正面報道明顯地多於以往。同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了，直接衝擊了全球經濟。中美景象的巨大反差，一時使世界都關注“中國模式”，並成為熱點話題。中美經濟處於兩個極端。借英美等國學者的話，中共誇張宣傳“北京共識”以對抗“華盛頓共識”，所謂“中國模式”的真正含義是企圖把私人經濟的活力與國家控制資源混合起來，掩蓋壟斷權力的一黨統治，從而避開極為需要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是中共拋棄“韜光養晦”方針，向世界擴張滲透的開始。

第三，中共利用成功舉辦奧運會的影響力，為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爭得應有地位”作心理準備，中共黨內放棄“韜光養晦”的聲音逐漸出現。一邊是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另一邊是美國陷於金融危機大蕭條，中共自誇中國政府投入的四萬億人民幣（美金約6400億）救市，不僅使中國繼續經濟高速增長，而且給世界經濟託了底。中共黨內出現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國力已經今非昔比，中國必須爭得自己應有的地位：那就是從“大國”轉成“強國”，從世界規則（包括WTO規則）的接受者轉變成制定規則的參與者。

作為中央黨校的教師，我既給官員講課也要參加他們的各種討論。從2009年到2012年間，我逐漸感受到這種心理變化。最初是質疑聲。一次討論中，一個官員問我：“蔡老師，鄧小平說‘韜光養晦’，那是當時的情況。‘韜光養晦’要養到什麼時候呢？”此後，在多次討論中聽到的議論是：在全球金融海嘯中，唯有中國是“定海神針”，這些證明了中國“中國特色”的優越性，“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具有全球性重大意義，中國為第三世界國家尋找到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等等。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新選舉上任的奧巴馬總統於2009年11月訪華。這次訪問沒有獲得好的效果，中國領導人以冷淡無禮接待他。不僅如此，中共的傲慢態度開始在中國南海問題上表現出來，中共海軍開始挑釁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隨着中共在國內的加強壓制，2009–2010年似乎是中共對外顯露自信心的一個轉折點。

【中美關係從摩擦衝突到冷戰對立】

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時，中國黨內和民間都處在民族主義情緒不斷膨脹的狀態中。利用這個情況，習近平鼓吹並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推進軍事擴張，向西方與美國施加壓力。最終美國受夠了中國的困擾，在川普政府時期做出了根本性的政策轉變。實際上放棄接觸政策，而選擇以“戰略競爭者”來取代。

從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到現在，他對內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強化仇恨意識，對外愈加傲慢。如果說，胡錦濤時期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是恢復自信向內努力，致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話，那麼習近平時期的民族主義情緒則逐步顯出處對外擴張，霸道，蠻橫的傾向。習近平2009年在墨西哥訪問時說：“有些外國人，吃飽了沒事幹，對我們的國家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21]”這些話語已經顯現出習的蠻橫性格，但是當時美國人沒有在意，甚至許多人相信他也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正相反，習近平掌權後進一步強化民族主義情緒，利用民族仇恨意識，毒害中國人民。

中共教育人民仇恨美國。從1949年到今天，70多年來他們把美國視為敵人，持續不斷煽動反美情緒。事實上，中共長期稱美國為“美帝國主義”，幾十年一貫制對民眾灌輸仇美意識，已經在中國幾代人心裡扎了根。我和我們那一代人從小是在反美教育中長大的。從幼兒園到小學，我最熟悉的話就是“打倒美帝野心狼”，“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等。有一次，我買了把玩具手槍送給一個6歲的小男孩，小男孩端着玩具槍衝口而出：“打死美國佬。”我當時就被震驚了。9。11攻擊事件發生後，中國民眾中的反美情緒逐漸升溫。2020年中共戰狼式外交進一步反映了民眾的反美情緒，楊潔篪在安德雷奇兩國高層官員會談中對美方的攻擊性話語引來大陸一片叫好聲。

中共的反美宣傳在中國社會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反應。由於大陸言論管控極為嚴厲，人們不能公開反對中共官方媒體的反美煽動。

習近平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打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號向世界擴張，在中共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隨之2013年着手實施“一帶一路”計劃。2015年後，習在一些講話中拋出更有欺騙性的言辭，比如“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等。中共官媒把吹捧習與膨脹民族主義情緒合為一體。中共每年在“對外宣傳”上花費巨款，包括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組織在北京召開世界政黨大會。這不僅顯示中共意識形態在世界上擴張影響力，也營造“萬邦來朝”覲見習近平的場面，以滿足他稱霸世界帝天下的虛幻想象。

中共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滲透，特別是意識形態的滲透，早在21世紀初就開始了，但當時規模與領域有限。後來胡錦濤2007年在中共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需要建設中國“軟實力”，對外宣傳活動放在非常重要而又優先的位置上。隨着中共經濟實力的增強，它向世界擴張乃至稱霸世界的野心逐步膨脹，其滲透活動日益擴大範圍。最初的海外宣傳滲透以文化交流為名義，然後擴張到媒體，金融，經濟，科技，教育，智庫，博物館，以及其他領域與機構。據報道，幾乎所有在美國的獨立中文媒體，現在都已經被中共收購或者被控制了；中共干預和挑戰美國高校和智庫的學術自由。中共還“長臂控制”中國在美學生和遍布全美國的華人團體，他們甚至在美國大學裡建立中共黨支部（在許多其他國家裡也有這種情況）。與此同時，中國逐漸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關閉學術交流的大門，限制他們進入中國。中共設置了許多障礙，來嚴重限制外國學者從事中國研究，以及與中國學者與官員之間的交流。

【軍事備戰與對美軍加劇對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

隨着1991年蘇聯的解體，唯一能號稱擁有世界一流軍隊的國家就是美國。習近平上台後，強調着力推進深化國防軍隊改革與提高軍事訓練實戰水平，“實現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和“準備打仗並打贏戰爭”。這些都明顯是瞄着美軍為目標的。

中國國防軍隊費用不斷增長。2021年，中國國防軍費支出為13553。43億元（約為2091。6億美元），比2020年增長6。8%[22]。在世界上是第二大軍費預算開支，然而，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估計：“2019年中國實際的軍費開支已經達到2400億美元，比北京估計的數字高出38%。[23]

中國軍費大幅度擴張，既是習近平搞軍隊改革的需要，也用於為習近平吹噓的‘一帶一路’。前幾年我應邀參與了軍隊的意識形態與思想政治教育“精品課”評選，聽了一星期講課人的競爭性演講，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講課，是講軍隊要“為一帶一路保駕護航。”

而且，中國當局蓄意加劇南海的緊張局勢。2011年，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出訪中國，習近平曾經親口保證不會在南海進行軍事擴張，並且於2016年再見奧巴馬時，在白宮玫瑰園他再次信誓旦旦地公開重申他的承諾。但是後來的行動再次證明中共從不遵守他的承諾。中共在南海加緊建造人工島，並且開始在島上部署軍隊和武器，可能很快就建成一個海軍基地。中共聲稱所謂“九段線”內的南海水域屬於中國的地盤，已經挑起與東南亞幾個國家的爭端，並且蠻橫地拒絕接受海牙國際仲裁的決定，即中國聲稱的對南海水域領土要求完全無效。所有這些行動已經極大地增加了南海，東海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2015年9月，習近平對奧巴馬說：“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看起來習似乎是呼籲中美和平共處，但事實上暴露了他想與美國平起平坐稱霸世界的野心。

2021年1月1日，中共實施新修訂的《國防法》，有兩個關鍵詞被加進原來的第二條。如下“國家的軍事活動是預防和抵抗侵略，阻止武裝顛覆和分裂，保衛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安全和發展利益所進行的活動。”這兩個關鍵詞“分裂”和“發展利益”大有深意：一個針對台灣；另一個針對所有國家發出威脅信號，最重要的是針對美國。無論誰阻擋中共統一台灣，無論誰影響到中國的發展利益，中共軍隊就將對誰開戰。[24]

2021年2月10日，美國拜登總統於宣布在五角大樓成立對中國戰略工作小組。中共政府似乎沒有對此發布任何評論，但10天后用發射遠程洲際導彈作出回應。2月20日，中國海軍核潛艇在煙臺附近深海發射了巨浪3型潛射洲際導彈（SLBM）。官方公開播出發射視頻，官方評論強調稱這一導彈具有重大的“洲際威懾”意義，這意味着PLA（人民解放軍）將具備全球一流的海基核打擊能力......。官方評論繼續說：“近期，某些國家自恃武力，頻繁對世界其他國家施加壓力，試圖不勞而獲攫取利益，對此我們顯然不會答應。在這一時刻發射隱藏多年的新一代潛射導彈，這已經表明了我方的堅決態度”。這些跡象表明，中共已經走上了軍國主義圖謀發動戰爭的道路，並把美國作為最具有威脅性的敵人。事實上，無論美國哪個黨上台執政，都不可能使中共改變觀點。

【利用疫情謀取霸權】

2019年底中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但中共隱瞞真相延誤防治時機，這導致武漢病毒疫情向世界擴散，直至現在還沒有結束。全世界已經有上億人感染病毒，數百萬人被奪去生命。2020年中共進一步利用疫情散布假消息，在外交上以戰狼式謾罵代替正常的國家溝通，誣陷病毒起源於美國，企圖甩鍋推卸責任。中共千方百計地隱瞞真相，阻止世衛組織和各國政府尋找病毒起源，0號病人資料以及疫情初期的真實情況。

隨着疫情的繼續，中國宣布其經濟增長率放慢至2。3%，而同期世界上許多國家經濟沒有一個疫情國家的經濟是正增長。2020年11月舉行的《讀懂中國》論壇上，北京大學一位教授稱，中國從抗擊疫情中獲得的收益為67萬億元，約占中國2020年GDP總量的三分之二。[25]反之，美國深受武漢病毒疫情困擾，其經濟，社會，包括大選等都遭到重創。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共正在利用疫情反對美國，試圖從疫情中獲得利益以暗中爭奪世界領導權。接觸政策註定會黯然終結

中美關係最終走向冷戰與對抗。接觸政策的黯然終結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儘管接觸政策已難以繼續，但任何極權統治者都無法消除美國持續給中共黨內與中國民眾的巨大影響力。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一直持續加強着，隨着美國的資本，公司，產品和文化進入了中國，隨着許多中國人到海外探望孩子，親戚，隨着朋友們出國求學打工，隨着中美通婚的家庭越來越多，許多人已經親眼見到了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真實情況，中共極權政權的虛假宣傳已經破產了。在極權統治下，中共一面公開煽動反美情緒，一面許多人秘密地把他們的財產，孩子和家庭成員轉移到美國。他們被中國網民揭露為兩面人，嘲諷他們：“反美是工作，移美是生活”。事實上，許多中共黨員和官員，中國社會相當大數量的精英，特別是中產階級，非常認可與接受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普世價值觀。

另外許多美國人相當感傷於接觸政策的結束，這完全可以理解。但在我看來，這是必然的結局。因為接觸政策基於兩個錯誤的假定上，即國際交流和經濟發展能夠使中共向着願意分享權力，放棄霸權統治的現代政黨方向轉變。但是中共的基本任務和組織原則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與美國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完全對立。這兩個衝突的制度體系不可能和平共處。結果，中共與美國不可避免地走向對峙或者對抗（冷戰或熱戰即是對抗的外在表現）。事實上，正是中共一手毀掉了接觸政策，因為中共利用接觸政策達到了的目，接觸政策對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

【中美究竟是敵手還是對手？】

中共視美國為不懷善意的敵手甚至是敵人（enemy），而美國把中共為看作為它的競爭對手。這些不同的概念產生處理雙邊關係中的不同策略，不同的策略又帶來不同的政策後果。敵手或敵人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但是競爭者，則僅僅尋求在反覆博弈中獲得利益。

中共始終視美國為敵人，出於兩點原因：一是擔心政權被推翻。缺乏自信的多疑和需要為獨裁合法性作辯護，是中共製造出最大敵人的根本原因。因而，從我兒童時期到今天，標語口號“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始終沒有停止過。在國內，中共每隔幾年必須搞一次政治運動，以消滅一切反對力量，他們始終防備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影響。用他們的話說叫“反對和平演變。”無論何時，凡是有中共黨政府與民眾激化矛盾衝突時，中共黨即以背後有“國外敵對勢力黑手”作藉口鎮壓抗議者。經過幾十年的反美宣傳，在中共黨內外“反美”情緒已經成為不容質疑的政治正確。

二是，中共始終把“消滅帝國主義，解放全人類，”“把紅旗插遍全球”作為政治目標。70多年來，無論是毛澤東高調的“反和平演變”，“一切帝國主義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無論是鄧小平的“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還是習近平的“底線思維”，“不可犯顛覆性錯誤”，維護“政治安全，政權安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本點都是把中美關係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只是因為自身國力之弱和國際環境因素等制約，但是現在中共察覺到美國在衰弱，自己在強大的自我膨脹，據此北京正在調整他對美國的策略。

另一方面，無論對中國懷着多少疑慮，美國繼續把中國當作正常國家看待，美國政府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摒棄支持中國加入WTO。當時美國樂意見到中國快速增強國家實力，假想經濟自由會帶來政治變化。雖然美國用心良苦，但這種行動極為天真。

直到最近幾年，美國無論是政界，商界，學界精英還是眾多智庫，都不認為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對上述看法持反對意見的，比如塞謬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26] 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真地提出未來中美之間有可能爆發戰爭[27]，也都被嘲諷。主流精英們沒人認為中國是美國潛在的敵人。然而，“文明衝突論”特別是“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說法，迅速被中共接過去，作為煽動中國民眾反美情緒的藉口，為加劇中美關繫緊張，準備未來戰爭作社會心理動員。

儘管中共始終視美國為敵手，但因它在過去的落後貧困，它需要時間來增強國力。因而中國必須“韜光養晦”，必須與美國和解交好。然而，現在習近平認為它牢牢地掌控着中國，而且國力增強到足以挑戰美國，中共不需要再“韜光養晦”，他就開始露出攻擊性。這從最近幾個月中共在南海的軍事擴張和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中可以明顯地看到。

3月18日在美國安德雷奇舉行的中美兩國會晤，開場再次變成了罕見的兩國高層外交官唇槍舌劍。楊潔篪，中國外交界最高層官員完全不顧及基本的外交禮儀，甚至把中國人罵大街的語言用於外交場合，指責與其地位相等的美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的言詞再次顯示中共只相信弱肉強食的“憑拳頭說話”外交。

令人深為關切的是，2020年習撕毀“一國兩制”承諾，不惜毀掉香港也要暴力強制推行國安法。而美國與歐盟國家未能作出堅決有力的制裁來支持香港民眾的抗爭，這等於默認與接受了中共的強勢逼迫。當武漢病毒在全球擴散疫情，給美國與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損害時，習說中國現在有實力“平視世界”。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是“東升西降”，他們的判斷是“危中有機，危可轉機”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是威權主義還是極權主義？】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究竟是威權主義國家還是極權主義國家？這一問題至今美國兩黨都沒有清晰過，然而中共的統治空前地嚴酷。即便前國務卿蓬佩奧的講話也只是稱中共為威權主義國家。實質上中共政權一直都是極權主義的一黨專政國家。

毛，鄧與尼克松開始中美接觸時，只是外交政策有所鬆動，而對國內統治從來沒有鬆動過。1980年代後中共在經濟體制有所鬆動，但從沒有鬆動過壟斷政權，壟斷思想話語權，壟斷經濟資源和制度資源。然而，在美國政治，政府以及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似乎對此都忽略了。由此，美國繼續執行接觸政策沒能影響中國向自由民主方向演進，反過來卻被中共利用接觸政策潛入美國盜竊科學技術知識產權和商業，政治情報，甚至利誘美國政界商界學界科技界精英服務於中共的利益。自從習上台以後，中共黨越發加緊偷盜與滲透。

只要中國極權制度不改變，中美關係註定了將進入根本性對抗的時期，這是由兩國根本不同的制度性質和價值理念所決定，也是兩國不同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這將危及世界和平。

【中美關係的未來可能性：是“競爭與合作”還是“對峙與對抗”？】

中美安德雷奇高層會唔前，布林肯談到處理中美關係，“美國的三原則是：應該競爭的競爭；能夠合作的合作；必須要對抗的時候對抗。”其實這三原則是存在邏輯衝突的。它們表明美國政府既深知中美關係的複雜性與艱巨性，但依舊希望最好的結果。多年以後，美國政府和各個方面的精英們意識到中國發生了一些政治變化，他們沒有認識到中國已經轉變為一個新極權主義。許多人依然把中共政權看作為威權主義。依賴於單方面的良好願望和幻想，繼續堅持接觸政策，客觀上使接觸政策具有了某種“綏靖”效應。

筆者認為，中美關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對峙與對抗，持這一看法是基於以下幾點：如果中共統治只是威權主義性質，則有可能形成競爭為主調，一定範圍的合作以及必要時對抗的中美關係，正如如美國政府所希望的。這對極權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

儘管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都是專制獨裁制度，但兩者有着明顯的差異。政治學家喬萬尼。薩托利區分不同類型的專制獨裁制度。對照薩托利理論，分析不同類型專制制度的核心特徵，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權是極權而不是威權。[28]

布熱津斯基的著作，一位研究共產主義制度的傑出學者也指出相似的結論。他寫道：“極權主義的兩個決定性維度是恐懼+意識形態。正是二者的極度結合造就了這一體制的其他特點。[29]極權主義的極端性，僵硬性以及控制的嚴密程度，決定了極權主義不可能直接推進到自由民主制度，必須先有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的鬆動。[30]

高壓恐怖和意識形態這兩根支柱支撐了希特勒，斯大林乃至後斯大林時代的前蘇聯，東歐國家，包括毛時期的中共極權統治。習近平上台後，他努力利用高科技從而獲得超級強大的監控能力，超過了希特勒和前蘇聯。在布熱津斯基概括的基礎上，也許我們現在可以定義中共在中國的統治為：恐懼+意識形態+數字技術控制系統（利用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重新定義為高度精緻的新極權。運用薩托利，布熱津斯基，漢娜·阿倫特，喬治·奧維爾和其他研究獨裁制度的學者理論，應該很容易分辨出中共統治是什麼。

說習近平政權為極權主義，因為他同樣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和“大一統（漢族一統國家）。”習近平步毛澤東後塵，大搞個人崇拜，把自己等同於黨，修改憲法，用進一步加強壓制脅迫和謊言欺騙，以穩固終身獨裁。希特勒控制下的納粹黨是“國家社會主義”基於種族主義；習近平的極端民族主義也是與種族主義相關聯。長期以來，中共持續不斷強化大漢族主義優越感，對新疆，西藏，內蒙等少數民族實行變相的文化種族滅絕。

說中共是精緻的新納粹主義，是因為它利用大數據，人臉識別技術（AI），一天24小時監視人們。這種精準監控與警察、國安部門的恐怖鎮壓嚴密地結合起來，中國大陸已經很難發出反對的聲音了。自2013年以來，我的7位朋友因發出反對聲音而全部被被習當局捏造罪名拘留和被囚監。

總之，隨着對內鎮壓對外擴張，中共政權已經惡劣地淪為新斯大林極權主義[31]，其性質與價值觀理念與美國以及所有自由民主國家是根本對立的。中共一直把美國看作敵人，現在更加如此。因此，中美之間難以形成國務卿安托尼·布林肯所認為的“競爭，合作，某種情況下的對抗”的多重關係，最大的可能趨勢就是走向對峙和對抗。

可以說中共的極權主義體制和中共習近平個人的負面因素，將會使美國面對着一個不按常理，不講規則，不講誠信，難有正常預期性的敵手。這將更加增加美國以及世界的高度風險。與此同時，中共長期而深度地滲透進入美國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使華盛頓難以看清中共的真實戰略意圖，目標和動機，因而無法有效應對和消除中共的威脅。總之，中共政權沒有底線，中共是美國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中共不是鐵板一塊，我從1986年起在中共黨校系統工作，三十多年與中共中高層官員的接觸經歷，我能說至少有60%–70%的中共中高層官員是了解現代世界文明進步趨勢的。他們懂得只有民主憲政政府才能使中國長治久安，才能使自己獲得人權保障與人格尊嚴和人身安全。中共黨內的有識之士是認識到美國的善意的。美國應該繼續支持中國的公民社會，中國公民社會現在已經轉入地下；同時，扶植和支持黨內自由民主力量重新回到政治改革路線，以實現中國社會的良性和平轉型。

最後，雖然難以想象，我建議美國要做應對中共可能突然瓦解的充分準備。中共貌似強大，但這個改良的新極權主義斯大林專制政權內部是相當脆弱的。中共有餓龍一樣的野心但內里是個紙老虎。在某些情況下，有許多因素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變，甚至政權的坍塌。這些因素包括：經濟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例如高水平的負債率；其虛假浮誇的意識形態宣傳與真實現狀之間，其在市場與國家之間相互衝突的分配雙軌制，其不斷擴大的社會貧富懸殊，其持續不斷的腐敗問題，其最高權力繼任方面的激烈內鬥等內在固有的無法克服的矛盾衝突。習近平的過分多疑和狹隘猜忌導致其在內部不斷清洗異己，這些帶來中共內部中高層官員的極度不安全感，以至於人人自危。

所有上述因素，使任何可能的突發性事件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而出現不可預料的情況，甚至政權的坍塌。回想那些——沒人預料到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突然垮塌——但它們發生了。由隨機性事件觸發的突然而瞬間的崩潰，幾乎不可避免地帶來中國內部的失序混亂，這將給中國外部的世界帶來嚴重的後果。因此，美國要有清晰的認識和充分的應對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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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文章里，我嘗試提出了幾點相互關聯的論點。首先，中共政權是改進了的新極權主義而不是威權主義；其次，中共在國際關係方面，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最優先考慮的是鞏固它對國內的控制和防止政權的倒台。第三，中美關係的性質實際上是無情對抗的敵手而不是競爭的對手。第四，中美雙方體量都大，都有相當實力，誰都不可能一口吞了誰，兩國之間的“熱戰”對於全世界將是災難性的。正是基於這些評估，我建議美國需要清楚地看透中共和中國是什麼——戰略性的敵手——由此制定相對於中國的戰略和政策。一廂情願的“接觸政策”必須被冷靜周全的防禦政策所取代，以保護美國避免中國的侵犯——同時帶給它進攻性的壓力，因為中共比美國人想象的要虛弱的多。

【參考文獻】

1. 里查德·尼克松，《越戰後的亞洲》，美國《外交事務》雜誌，1967年10月，第121頁。

2. 關嶺，《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了》，多維新聞。2018年07月15日，https://www./%E4%B8%AD%E5%9B%BD/60070820/%E9%82%93%E5%B0%8F%E5%B9%B3%E5%87%A1%E6%98%AF%E5%92%8C%E7%BE%8E%E5%9B%BD%E6%90%9E%E5%A5%BD%E5%85%B3%E7%B3%BB%E7%9A%84%E5%9B%BD%E5%AE%B6%E9%83%BD%E5%AF%8C%E4%BA%86。

3. Orville Schell《接觸政策的終結》，TheWire，2020年07月02日，https://www.thewir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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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65頁。

5.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5頁。

6. 《接觸政策的終結》。

7. 有一種內部說法：據說中共6.4開槍，一方面歐美發達國家政府公開宣布制裁中國，但暗地裡歐美大公司為了利益遊說本國政府放鬆制裁，通過一些非官方渠道接觸。這使鄧小平等中共高層有持無恐。這個講話，我在《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沒有查到。但是我對當時傳達的這個講話大意印象極為深刻。中共在編撰中共領導人的文選時，不會全部公開印發所有的講話，文稿，有相當部分依舊處於保密狀態。

8. 鄧小平，《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干涉內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9–61頁。

9. 鄧小平，《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5頁。

10. 鄧小平，《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9頁。

11.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5頁。

12鄧小平《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3頁。同時請見《人民領袖鄧小平——鄧小平思想年譜——1989年》，http://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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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鄧小平《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0–51頁。

14. 鄧小平《堅持對外部世界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的未來大有希望》《鄧小平選集》第，3卷（英文版），第310–11頁。

15. 李慎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八級電視片“居安思危——前蘇共黨垮台的教訓”（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中國人民解放軍也製作了內部傳播的TV電視片：反和平演變政治評論片。

16. 說明：這位來自中央黨校的教授董雲虎，從此中斷了他的學術生涯，成為中共的省部級官員。後來曾任中央外宣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西藏自治區宣傳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2018年任職上海市政協主席。

17. 江澤民於1994年7月12日在駐外使節會議上作《外交工作要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和民族最高利益》報告，報告中談到對美關係16字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請見：《江澤民與中美關係》，作者：倪世雄，《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雜誌，2009年第6期，第56–64頁。

18. “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 熊光楷《中文詞彙，“韜光養晦”翻譯的外交戰略意義》《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2期，第55–59頁。

20. 《接觸政策的終結》。

21. Jane Perlez，“與軍方關繫緊密的中國新領導人可能考驗美國，”紐約時報，2012年12月4日，https://www.nytimes.com/2012/11/04/world/asia/chinas-xi-jinping-would-be-force-for-us-to-contend-with.htm.

22. 《2021年國防支出增長6。8%，專家：中國軍費並非單純投入，而會產生和平紅利》3/5/2021，環球網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3/1217416.shtml。

23. Nan Tian and Fei Su，中國軍費開支增長的新評估（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21），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2101_sipri_report_a_new_estimate_of_chinas_military_expenditure.pdf。

24. 重要的是記住人民解放軍是“黨軍，”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向黨而不是民族，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負責。

25. 自由亞洲電台，2020年12月3日。

26.薩繆爾森·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紐約。西蒙與舒斯特，1997）。

27. 哈佛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註定要開戰？美國和中國能逃脫“修昔底德”陷阱？（波士頓：亨廷頓，密費林，哈爾科特，2017）。

28. 高琪琦，景躍進（主編）《比較政治中的概念問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第85頁。

29. 《比較政治中的概念問題》，第90頁。

30. 註：例西班牙和平推進的民主政治轉型並得到鞏固，其基礎建立在佛朗哥將軍統治的最後十年。那時西班牙已是事實上的威權主義政權。而前蘇聯儘管政治劇變過程中沒有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但並沒有順利走向民主政治體制而是事實上停留在葉利欽—普金的強人型威權統治階段。這表明，極權體制不可能直接推進到民主政治體制，但威權統治可以推進到民主政治體制。

31. 裴敏欣《從天安門到新極權主義》《民主雜誌》，，31卷，第1期（2020年1月），第148–57頁。

【註：

原文出處參考鏈接：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xia_chinausrelations_web-ready.pdf

作者蔡霞為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1952年出生於中國江蘇省。法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轉型。曾發表文章100多篇，專著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