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6 ，遇见“大官” 巍文伯和陈丕显（下）

作者  若云

序：《文革岁月》和《似水年华》，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小故事。文中的“我”不一定是若云本人，特此说明，以免误解，谢谢。

又是一个晴朗的春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学校的进口小车把我送到“大官”那里，进去后，竟然没有说一句话。他给我一张纸条，叫我给魏文伯。而且叮嘱我，可以看条子，但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没有看内容，老老实实地照他说的做了。

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天，我在五官科医院帮工，记得在汾阳路；院长带来二位长相像老农民的土八路，很严厉地命令我说：

“跟我走。”就这样被抓到青浦XX镇，关在那里被整了六个月，好可怕啊！和朋友同学完全隔绝，没有自由，没有人能说一句话；说度日如年，真是一点也不夸张。他们要干什么？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华东最大走资派的间谍！六个月后，回到学校，我们的女班长，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还问我说：

“怎么会这样，咋回事？全身除了骨头，没有三两肉。”是的，我的体重减了十几斤，自己觉得好像死了一回，刚从地狱回到人间似的。

自从女班长这么凶对待第二位“大干部”，我和她的关系变得正经起来，不再说我们去“恋爱”，也不说未来“妻子丈夫”这些废话或笑话了。

有一次，院革会组织部开会，部长突然宣布由我负责XXX专案，其他人不要干扰。真的，第二天就有车送我去第二个“大干部”隔离审查的地方。一进门，老头用手示意我坐下。然后，他十分出乎意料地说：

“小老乡，你真不知道我是谁？”停了一会，看我有点木呆，他又问我：“你知道XX、XX、XX吗？我出生在XXXX，你是XX人，不对吗？” 这时我已经猛醒过来，很开心地告诉他：

“是的，我出生在XX，您出生在我的隔壁镇。您的名气很大，我在老家就知道你在北京当大官，就是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他用一种发自内心的童年表情看着我，然后才慢慢地问：

“我们是不是老乡？”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

“是的，是地地道道的老乡，而且是邻居。”迟疑片刻，我吱吱语语地有点美中不足地说：“你是学生就好了。”他异常吃惊地问：

“为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

“好相处。”他高兴地笑了：

“不，现在更好相处。上次一张小纸条，让你被整了六个月。以后不会了，没有人敢或会碰你。”我茫然地看着他问：

“你怎么知道？”他又笑了，笑得自然而亲切，喝了一口咖啡，他看着我问：

“不相信？”我已完全意识到内在因素，所以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不，不，我信。”从此以后，我每周来一次，做二件事：一是汇报医学院情况；二是魏文伯的处境，后者是李静一告诉我，让我转告诉他。大概是二个月后的最后一次见面，陈丕显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他小孩的电话号码。告别时他说：

“小老乡，你不可能再来这里了。有事，打电话给我孩子。别忘了，小老乡，你需要什么都可以跟我孩子说，我很快会知道，会及时帮助你。”我当时的心情，真有点说不清，既幸福又茫然，既亲近又遥远。不管怎样说，一生中能在青春年少时，认识这二位“大官”、长者、老前辈，一位还是老老乡，总还是老天的眷顾。

附注（历史资料主要来自维基百科等）：

1、魏文伯（1905年3月－1987年11月15日），出身农民家庭。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副部长，后转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华东局秘书长。1965年柯庆施死后，和陈丕显，曹狄秋成为华东地区最高负责人的华东局书记。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国家司法部部长，中顾委委员。1987年11月15日在上海逝世。

2、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曾用名陈家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1977年2月，陈丕显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2年10月调往中央工作，任 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等。199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

3、陈同生（1906—1968），笔名农菲，曾用名张翰君、原籍湖南零陵。1924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今中记协前身）秘书长、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6月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后兼任党委书记。1963年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68年1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4、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 該運動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一打三反」的名稱，來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 「一打」對象是各地殘存反抗中共權威的人，「三反」目的是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