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高校文學社“新家園 新人生”徵文

我在加拿大認識的幾個台、港學人

萬沐

台灣人、香港人自然都是中國人，但是由於長期的區隔，卻和中國大陸人在精神內涵上有比較大的差異。在加拿大，由於工作的原因，我和一些來自台、港的學人有較多的接觸，有些還是來往頻繁的朋友，有着很多的精神共鳴，但發現，來自中國大陸的很多人卻對他們有不小的誤解，甚至把他們與中國的國家利益對立起來，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大的誤會，而且對華人的團結也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現在就把我和台、港學人接觸過程中的一些往事寫出來，既是對我們私人友誼的回顧，也讓大家對他們的精神世界能有進一步的理解。

我最初來到加拿大的時候，在北美時報社工作，當時我為報紙開辦一個《名人訪談》的欄目，每周一期，採訪了加拿大很多的華人名人。

這裡先講訪談欄目里的一對台美夫婦：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的丘慧芬教授和杜邁克教授。丘教授是台灣當地人，杜邁克教授是美國人，他們組成了一個台美結合的家庭。杜教授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代政治，丘教授研究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我採訪他們，是因為他們經常上加拿大新時代電視的《兩岸三地加國情》節目，對於台美關係、中美關係，兩岸關係，以及中國的政治發展有很多獨特的見解和良好的建議。這對夫婦一個是滿頭白髮、滿臉胡茬的白人，另一個是台灣口音比較明顯的華人女學者，他們的表達都很溫和理性，在當時的華人社區影響很大，也令剛從中國出來的我耳目一新。由於他們人在溫哥華，於是我就採取了電話連線的方式進行採訪。

現在二十年過去了，只記得我那次的採訪，首先對他們的教學、科研內容做了一些提問，接着就問到了兩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他們都表達了深切的和平願望，同時也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其次，還提到了西藏問題，杜邁克教授當時講到一個觀點，說鑑於自然環境的原因，西藏其實根本就無法獨立，但中國人一定要處理好和西藏人的關係，這樣才能有持久的穩定，這句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我還問了他們華人在國外應該如何與當地人相處，兩位教授文化背景不同，如何在生活中照顧對方生活習慣的一些瑣碎有趣的話題。

他們夫婦在採訪中都非常友善，耐心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而且我感到，他們對大陸的情況也很熟悉，比如對四川綿陽的基層選舉實驗非常了解。我此前不久就在四川工作，說起來很多事我當時還不知道。閒談中，丘教授還問我老家在大陸哪裡？結果我一說，她馬上就是一陣讚揚，並順口朗誦出了三千年前描寫我家鄉的幾句古詩，令我感動，也可見她文化根底的深厚。

這篇採訪登出來後，還是有一些影響，但也有人質疑我為啥採訪他們，可見大陸社區華人對對岸的同胞疑慮還是很深的！當時我剛來到加拿大，到底是去工作，還是去讀書？一直是個疑問，由於丘教授的研究領域和我在國內的專業接近，我還打電話諮詢過她，她幫我做了仔細的分析。

2005年，加拿大設了一個“袁惠松文學獎”，我是評審委員會主任，就邀請了丘教授擔任評審委員，她爽快答應，並對我的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

幾次聯繫下來，我對丘教授和杜教授的印象一直都很好，現在看到丘教授依然在講中國文化方面的課程，而且前幾年還將余英時教授的傳記翻譯成英文，這也是完成了傳播中國文化的一個巨大工程，令人敬佩。

我接觸到的第二個台灣學人是古偉凱先生。古先生是星島日報的總編，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一些，不到六十歲，頭髮鬍子已經全白了，估計這個晝夜顛倒的工作還是很消耗體力的。星島日報當時有一個評論專版叫《政經專論》，恰好，有一期我寫的《中國人的為官之道》，與他和著名政論家蘇賡哲教授的評論同版，以後我還和他們說起，同兩位大咖並列，真是榮幸！他們笑言這就是朋友的緣分。

古先生除過全面負責星島的編輯工作，當時還在該報寫一個專欄，好像叫《楓林閒話》，我看過一些，文章多是對時弊的針砭，但言辭比較溫和。他曾給我說，已經有這個專欄的文章兩千多篇，想出一本書，但後來好像沒有看到結集成書。不過，這些文章也給他帶來了一些旅行方面的麻煩，我聽了感到很不可思議。

古偉凱先生退休後和我來往較多，兩家人經常互動，彼此之間也有不少交流。古先生講，他是三歲時跟父母從廣東去的台灣，太太老家是大陸廣西的，他的兩個兒子發展不錯，其中有個孫子是混血兒，他還將照片拿給我看過。

古偉凱先生自稱左派，說他很同情台灣的底層人，覺得他們做人很本分，但卻受到了許多不公的待遇。有一年冬天他告訴我說，每天早上要和一群台灣當地人去Mall里結伴鍛煉，言談中似乎對國民黨先前的腐敗很不滿。不過，他說，他的岳父是國民黨的堅決支持者。我在世界日報社工作的時候，一次給過古先生幾張世界日報的換報券，他笑言要交給他的岳父。

現在古先生已經西去，但當年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昨，我每開車路過Bayview大街他家附近時，就不由得會想起他。此前，他來我家聚過幾次，我也去他家喝過兩次酒，其中一次人還比較多，他把他的一些朋友介紹給我認識，其中就有星島的翻譯魯維信，我們後來就時政問題也多有交流。

另外一個認識的台灣學人，是左光煊先生。左先生原來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曾任台灣文化大學的教授。我和左先生在新時代電視《家國縱橫》節目幾次同場做過嘉賓，左教授很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對國家統一的事情也很關心，是一個溫厚長者，和我見面很能談得來。疫情前，在電台的春節聚會上見面，還聊了好一陣子，但覺得他衰老了不少。

左光煊先生是歷史學家、著名報人左舜生的侄孫。左舜生早年曾和毛澤東、張國燾、鄧中夏等人組織過“少年中國學會”，在大陸做過國民政府的農林部長，在台灣曾任蔣介石的總統府顧問，有不少歷史著述。據世界日報此前的報道，左光煊先生上世紀70年代，與晚年寓居多倫多的張國燾有不少交往，不知是不是因為其叔祖父的原因？

還有，來自台灣的作家許之遠教授與我交往也較多。許先生個子不高，有些微胖，現在年屆九旬依然有一頭黑髮，而且紅光滿面，看起來氣色很好。許之遠平時講廣東話，國語用他的話說，就是“不靈光”，但卻是快人快語，待人誠懇親切。他是台灣的前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管理港台的僑務主管，這個職務在台灣大體相當於大陸的駐港澳辦主任。

許先生還在大學做過教授，對很多方面的學問都有涉獵。他勤於筆耕，一生著作等身，給我送過他的幾本書。同時，許先生也是書法大家，曾為我寫的幾本書題寫書名。

許先生對我也多有勉勵，尤其欣賞我的小說。去年有一天晚上11點多鐘，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開始還以為有什麼急事。結果，他說他正在看我的小說《傳媒大亨》，覺得寫得非常好，所以就不顧已經是半夜了，打電話和我聊一下他的感想。想到許先生年事已高，又是大家，竟然還這麼認真看一個晚輩的書，實在令我感動。以後，許先生和我相聚，多次鼓勵我在小說創作的道路上要堅持下去。

許之遠先生還長於舊體詩詞創作，有一段時間他在多倫多大中華文化中心講授古詩詞寫作，我去聽了一下，但由於廣東話很多還是聽不清楚，覺得茫然，不過看了一些他的講課資料，卻很受教益。對許先生我以前也是久聞大名，但相識卻是在一次研討會上，許先生當時對我的發言大加讚賞，作為後學，我深感榮幸，從此也開始了我們的交往。以後兩人喝茶互動不少，許先生給我講了他父親當年在廣東抗戰，以後又逃亡香港，以及他在廣東開平老家的生活。還有他如何自立自強去香港打工，後到台灣大學讀書，又來多倫多大學留學、一路經商、參與政治，並走到今天的許多往事，其發憤圖強的精神，令人鼓舞。

許之遠先生在台灣政壇一直很活躍，也是自然的藍營人士，曾給我講過和許多綠營政治人士的鬥爭。他對陳水扁多有批判性的語言，這些往事在他的《許之遠回憶錄》裡也有記載，這個回憶錄許先生送給了我一本。

許先生住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還經常去看他。儘管許先生現在走路要靠拐杖，但頭腦卻很清晰，依然從事寫作工作，還在Youtube上做講座，其中有一期就介紹了我的小說。

我在台灣社區還認識一些學人，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總體的感覺就是他們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較深，做事禮節禮貌周全，為人也誠懇謙讓，保持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良好習慣。這就令我想起了當年採訪丘慧芬教授時，她給我說的那句話：台灣最大的功勞是保存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我覺得也確實如此。從與這些台灣學人的平時互動中，就會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我和香港學人的來往，由於語言習慣的差異，相要對少一些，但有兩個人卻很熟悉，他們是蘇賡哲先生和文世昌先生。蘇賡哲先生是一個有很大影響的政論作家，其職業是一個中文書店的老闆。了解他，是因為當時多倫多的幾家報紙比如《明報》《星島日報》都有他的專欄。蘇先生的專欄文章不長，大體就是六、七百字，但內容卻十分精闢，觀點更是銳利，無論是針砭時弊，還是分析文化現象，見解都非常獨到，每次看後必有收穫。而他寫自己生活的一些散文，語調也詼諧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我是去他位於太古廣場的書店買書時認識他的，蘇先生個子中等偏上，面容清癯，說話慢條斯理。待我報上姓名，他忙說，他也看到過我的文章，用他的原話說就是：“寫得很好！”當然，我把這當做是他對我一個後學的鼓勵。我估計，他應該是指我政論方面的文章。

蘇先生告訴我，他其實是大陸閩南人，上世紀50年代末十多歲時去的香港。蘇先生曾在香港珠海書院做過教授，也是一個飽學之士，說起文史哲各方面的學問，他都能滔滔不絕。

由於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蘇賡哲比較看重人權、自由等方面的價值，因此，在評論起社會政治方面的事務時，文章與社區大陸人的觀點就有更多一些的衝突，於是就有人對他攻擊得很難聽，說他是“漢奸”“賣國賊”。我估計有些是文人之間的互相攻訐，但更多則是淺薄之徒的吠影吠聲，可能根本還沒有看過他的文章，就隨便給他扣帽子了。有個廣州來的工人，曾對我說，他準備在街上打死蘇賡哲這個賣國賊。我問他看過蘇的文章沒有？他說，沒有，他從不看賣國賊的文章，就是要打死他！似乎表現出滿身的“正能量”。由於蘇教授的文章幾乎天天出現在報紙上，當時在多倫多影響很大，招致的批評也就比較多。但談起這些不愉快，蘇教授都能從容淡定，一笑了之。最大就說一句：“他們了解了以後，就不會這麼說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為人的寬容和大度。

蘇賡哲先生在多倫多還遇到過一個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的大兒子的突然去世。這個兒子當時才三十六歲，身後有一個六七歲的女兒，我和古偉凱、文世昌幾個人為此還專門去看望過蘇先生。這件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事情對他打擊非常大，事後，蘇先生給我說起，一生所有的成就感，都被兒子這件事給抵消掉了。他說起他的兒子很孝順、很善良，媳婦很賢惠，孫女也很聰明，本來一個幸福的家庭，不想卻遭到了如此的意外。他還給我談起兒子去世後的一些靈異的事情，似乎兒子一直就在他身旁。我想，這大概是一個父親在失去兒子後的一種自我寬慰。其實，他本來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或許，這麼想，心裡會好過一些。

蘇先生在遇到這個事情後不久，就和媳婦、孫女回到香港定居了。不過，有很長時間，看到他依然在給多倫多的報紙寫文章。上個月，有個多倫多的作家還和我談起過他，說最近看到蘇賡哲的一篇回憶文章，覺得蘇先生是一個很深情的人。

另外一個和我交往較多香港學人，就是文世昌先生。文先生是港英時代的立法委員，曾做過加拿大中文電台的台長，他在英國留過學，在《明報》還開過教大家學英語的專欄。文先生和我一起參加過幾次政論方面的討論會，共同接受過報紙的專訪。同時，文先生長期在加拿大中文電台做粵語節目的評論員，我做國語的評論員，兩個人在電台經常碰面，也有過不少友好深入的交談。

記得有一次，加拿大聯邦大選，社區舉辦了一個華人參政議政的宣傳會，他和我擔任會議共同主持人。不過，這次主持比較滑稽，他講他的粵語，我講我的國語。他肯定清楚我講了什麼，而我卻不知道我是否講重複了他的表達內容？

文世昌先生是文天祥的後人，他有次曾給我講起過香港的族人約他回江西給文天祥掃墓的事。我估計，他應該是文天祥弟弟的直系後人，因為文天祥在起兵勤王后，儘管坐到了丞相的高位，但當時蒙古大軍壓境，兵荒馬亂，文天祥的兩個兒子佛生、道生，在一次戰鬥中都走失了，以後也一直沒有音訊。此後，是文天祥一個弟弟將自己的兒子過繼給了哥哥。根據現在看到的資料，好像文天祥殉國後，歐陽夫人和親屬，一路扶靈南下，將文天祥安葬在老家江西廬陵後，一家人就定居在了那時的蠻荒之地香港一帶。我想，文世昌先生的祖先是不是就是那個時代到的廣東？但好像也有另一個說法，就是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為避蒙古人的迫害，將家從江西遷到了廣東東莞，後世很多人定居香港元朗，文世昌先生會不會屬於這一支？不過，這些事現在我也無從問起了，因為文先生作古大概已經有十年了。

我在多倫多居住，至今也有二十餘年，在社區走動得比較多，平日裡感到台、港的讀書人身上有許多值得學習的東西。總體來講，台灣學人受傳統文化薰染要深一些，身上有更濃厚的中國風。而香港學人則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多，思想上有較強的現代政治文明意識。但是，由於社會體制的原因，兩岸三地的華人之間，又存在着一些誤解。借着這篇文章，我就把自己比較了解的幾個有代表意義的台、港學人介紹給大家，從他們的身上或許可以看到另一部分中國人身上的文化內涵。也許，這正說明，大陸和港台方面的同胞需要進一步加強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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