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新家园 新人生”征文

我在加拿大认识的几个台、港学人

万沐

台湾人、香港人自然都是中国人，但是由于长期的区隔，却和中国大陆人在精神内涵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在加拿大，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和一些来自台、港的学人有较多的接触，有些还是来往频繁的朋友，有着很多的精神共鸣，但发现，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却对他们有不小的误解，甚至把他们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大的误会，而且对华人的团结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现在就把我和台、港学人接触过程中的一些往事写出来，既是对我们私人友谊的回顾，也让大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能有进一步的理解。

我最初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在北美时报社工作，当时我为报纸开办一个《名人访谈》的栏目，每周一期，采访了加拿大很多的华人名人。

这里先讲访谈栏目里的一对台美夫妇：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丘慧芬教授和杜迈克教授。丘教授是台湾当地人，杜迈克教授是美国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台美结合的家庭。杜教授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代政治，丘教授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我采访他们，是因为他们经常上加拿大新时代电视的《两岸三地加国情》节目，对于台美关系、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和良好的建议。这对夫妇一个是满头白发、满脸胡茬的白人，另一个是台湾口音比较明显的华人女学者，他们的表达都很温和理性，在当时的华人社区影响很大，也令刚从中国出来的我耳目一新。由于他们人在温哥华，于是我就采取了电话连线的方式进行采访。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只记得我那次的采访，首先对他们的教学、科研内容做了一些提问，接着就问到了两人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们都表达了深切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其次，还提到了西藏问题，杜迈克教授当时讲到一个观点，说鉴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西藏其实根本就无法独立，但中国人一定要处理好和西藏人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持久的稳定，这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我还问了他们华人在国外应该如何与当地人相处，两位教授文化背景不同，如何在生活中照顾对方生活习惯的一些琐碎有趣的话题。

他们夫妇在采访中都非常友善，耐心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而且我感到，他们对大陆的情况也很熟悉，比如对四川绵阳的基层选举实验非常了解。我此前不久就在四川工作，说起来很多事我当时还不知道。闲谈中，丘教授还问我老家在大陆哪里？结果我一说，她马上就是一阵赞扬，并顺口朗诵出了三千年前描写我家乡的几句古诗，令我感动，也可见她文化根底的深厚。

这篇采访登出来后，还是有一些影响，但也有人质疑我为啥采访他们，可见大陆社区华人对对岸的同胞疑虑还是很深的！当时我刚来到加拿大，到底是去工作，还是去读书？一直是个疑问，由于丘教授的研究领域和我在国内的专业接近，我还打电话咨询过她，她帮我做了仔细的分析。

2005年，加拿大设了一个“袁惠松文学奖”，我是评审委员会主任，就邀请了丘教授担任评审委员，她爽快答应，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几次联系下来，我对丘教授和杜教授的印象一直都很好，现在看到丘教授依然在讲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而且前几年还将余英时教授的传记翻译成英文，这也是完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工程，令人敬佩。

我接触到的第二个台湾学人是古伟凯先生。古先生是星岛日报的总编，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不到六十岁，头发胡子已经全白了，估计这个昼夜颠倒的工作还是很消耗体力的。星岛日报当时有一个评论专版叫《政经专论》，恰好，有一期我写的《中国人的为官之道》，与他和著名政论家苏赓哲教授的评论同版，以后我还和他们说起，同两位大咖并列，真是荣幸！他们笑言这就是朋友的缘分。

古先生除过全面负责星岛的编辑工作，当时还在该报写一个专栏，好像叫《枫林闲话》，我看过一些，文章多是对时弊的针砭，但言辞比较温和。他曾给我说，已经有这个专栏的文章两千多篇，想出一本书，但后来好像没有看到结集成书。不过，这些文章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旅行方面的麻烦，我听了感到很不可思议。

古伟凯先生退休后和我来往较多，两家人经常互动，彼此之间也有不少交流。古先生讲，他是三岁时跟父母从广东去的台湾，太太老家是大陆广西的，他的两个儿子发展不错，其中有个孙子是混血儿，他还将照片拿给我看过。

古伟凯先生自称左派，说他很同情台湾的底层人，觉得他们做人很本分，但却受到了许多不公的待遇。有一年冬天他告诉我说，每天早上要和一群台湾当地人去Mall里结伴锻炼，言谈中似乎对国民党先前的腐败很不满。不过，他说，他的岳父是国民党的坚决支持者。我在世界日报社工作的时候，一次给过古先生几张世界日报的换报券，他笑言要交给他的岳父。

现在古先生已经西去，但当年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昨，我每开车路过Bayview大街他家附近时，就不由得会想起他。此前，他来我家聚过几次，我也去他家喝过两次酒，其中一次人还比较多，他把他的一些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其中就有星岛的翻译鲁维信，我们后来就时政问题也多有交流。

另外一个认识的台湾学人，是左光煊先生。左先生原来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曾任台湾文化大学的教授。我和左先生在新时代电视《家国纵横》节目几次同场做过嘉宾，左教授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对国家统一的事情也很关心，是一个温厚长者，和我见面很能谈得来。疫情前，在电台的春节聚会上见面，还聊了好一阵子，但觉得他衰老了不少。

左光煊先生是历史学家、著名报人左舜生的侄孙。左舜生早年曾和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等人组织过“少年中国学会”，在大陆做过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在台湾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顾问，有不少历史著述。据世界日报此前的报道，左光煊先生上世纪70年代，与晚年寓居多伦多的张国焘有不少交往，不知是不是因为其叔祖父的原因？

还有，来自台湾的作家许之远教授与我交往也较多。许先生个子不高，有些微胖，现在年届九旬依然有一头黑发，而且红光满面，看起来气色很好。许之远平时讲广东话，国语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灵光”，但却是快人快语，待人诚恳亲切。他是台湾的前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曾担任过中华民国管理港台的侨务主管，这个职务在台湾大体相当于大陆的驻港澳办主任。

许先生还在大学做过教授，对很多方面的学问都有涉猎。他勤于笔耕，一生著作等身，给我送过他的几本书。同时，许先生也是书法大家，曾为我写的几本书题写书名。

许先生对我也多有勉励，尤其欣赏我的小说。去年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开始还以为有什么急事。结果，他说他正在看我的小说《传媒大亨》，觉得写得非常好，所以就不顾已经是半夜了，打电话和我聊一下他的感想。想到许先生年事已高，又是大家，竟然还这么认真看一个晚辈的书，实在令我感动。以后，许先生和我相聚，多次鼓励我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要坚持下去。

许之远先生还长于旧体诗词创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多伦多大中华文化中心讲授古诗词写作，我去听了一下，但由于广东话很多还是听不清楚，觉得茫然，不过看了一些他的讲课资料，却很受教益。对许先生我以前也是久闻大名，但相识却是在一次研讨会上，许先生当时对我的发言大加赞赏，作为后学，我深感荣幸，从此也开始了我们的交往。以后两人喝茶互动不少，许先生给我讲了他父亲当年在广东抗战，以后又逃亡香港，以及他在广东开平老家的生活。还有他如何自立自强去香港打工，后到台湾大学读书，又来多伦多大学留学、一路经商、参与政治，并走到今天的许多往事，其发愤图强的精神，令人鼓舞。

许之远先生在台湾政坛一直很活跃，也是自然的蓝营人士，曾给我讲过和许多绿营政治人士的斗争。他对陈水扁多有批判性的语言，这些往事在他的《许之远回忆录》里也有记载，这个回忆录许先生送给了我一本。

许先生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还经常去看他。尽管许先生现在走路要靠拐杖，但头脑却很清晰，依然从事写作工作，还在Youtube上做讲座，其中有一期就介绍了我的小说。

我在台湾社区还认识一些学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体的感觉就是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较深，做事礼节礼貌周全，为人也诚恳谦让，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好习惯。这就令我想起了当年采访丘慧芬教授时，她给我说的那句话：台湾最大的功劳是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也确实如此。从与这些台湾学人的平时互动中，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和香港学人的来往，由于语言习惯的差异，相要对少一些，但有两个人却很熟悉，他们是苏赓哲先生和文世昌先生。苏赓哲先生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政论作家，其职业是一个中文书店的老板。了解他，是因为当时多伦多的几家报纸比如《明报》《星岛日报》都有他的专栏。苏先生的专栏文章不长，大体就是六、七百字，但内容却十分精辟，观点更是锐利，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分析文化现象，见解都非常独到，每次看后必有收获。而他写自己生活的一些散文，语调也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我是去他位于太古广场的书店买书时认识他的，苏先生个子中等偏上，面容清癯，说话慢条斯理。待我报上姓名，他忙说，他也看到过我的文章，用他的原话说就是：“写得很好！”当然，我把这当做是他对我一个后学的鼓励。我估计，他应该是指我政论方面的文章。

苏先生告诉我，他其实是大陆闽南人，上世纪50年代末十多岁时去的香港。苏先生曾在香港珠海书院做过教授，也是一个饱学之士，说起文史哲各方面的学问，他都能滔滔不绝。

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苏赓哲比较看重人权、自由等方面的价值，因此，在评论起社会政治方面的事务时，文章与社区大陆人的观点就有更多一些的冲突，于是就有人对他攻击得很难听，说他是“汉奸”“卖国贼”。我估计有些是文人之间的互相攻讦，但更多则是浅薄之徒的吠影吠声，可能根本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就随便给他扣帽子了。有个广州来的工人，曾对我说，他准备在街上打死苏赓哲这个卖国贼。我问他看过苏的文章没有？他说，没有，他从不看卖国贼的文章，就是要打死他！似乎表现出满身的“正能量”。由于苏教授的文章几乎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当时在多伦多影响很大，招致的批评也就比较多。但谈起这些不愉快，苏教授都能从容淡定，一笑了之。最大就说一句：“他们了解了以后，就不会这么说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的宽容和大度。

苏赓哲先生在多伦多还遇到过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的大儿子的突然去世。这个儿子当时才三十六岁，身后有一个六七岁的女儿，我和古伟凯、文世昌几个人为此还专门去看望过苏先生。这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对他打击非常大，事后，苏先生给我说起，一生所有的成就感，都被儿子这件事给抵消掉了。他说起他的儿子很孝顺、很善良，媳妇很贤惠，孙女也很聪明，本来一个幸福的家庭，不想却遭到了如此的意外。他还给我谈起儿子去世后的一些灵异的事情，似乎儿子一直就在他身旁。我想，这大概是一个父亲在失去儿子后的一种自我宽慰。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或许，这么想，心里会好过一些。

苏先生在遇到这个事情后不久，就和媳妇、孙女回到香港定居了。不过，有很长时间，看到他依然在给多伦多的报纸写文章。上个月，有个多伦多的作家还和我谈起过他，说最近看到苏赓哲的一篇回忆文章，觉得苏先生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另外一个和我交往较多香港学人，就是文世昌先生。文先生是港英时代的立法委员，曾做过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台长，他在英国留过学，在《明报》还开过教大家学英语的专栏。文先生和我一起参加过几次政论方面的讨论会，共同接受过报纸的专访。同时，文先生长期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做粤语节目的评论员，我做国语的评论员，两个人在电台经常碰面，也有过不少友好深入的交谈。

记得有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社区举办了一个华人参政议政的宣传会，他和我担任会议共同主持人。不过，这次主持比较滑稽，他讲他的粤语，我讲我的国语。他肯定清楚我讲了什么，而我却不知道我是否讲重复了他的表达内容？

文世昌先生是文天祥的后人，他有次曾给我讲起过香港的族人约他回江西给文天祥扫墓的事。我估计，他应该是文天祥弟弟的直系后人，因为文天祥在起兵勤王后，尽管坐到了丞相的高位，但当时蒙古大军压境，兵荒马乱，文天祥的两个儿子佛生、道生，在一次战斗中都走失了，以后也一直没有音讯。此后，是文天祥一个弟弟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哥哥。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好像文天祥殉国后，欧阳夫人和亲属，一路扶灵南下，将文天祥安葬在老家江西庐陵后，一家人就定居在了那时的蛮荒之地香港一带。我想，文世昌先生的祖先是不是就是那个时代到的广东？但好像也有另一个说法，就是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为避蒙古人的迫害，将家从江西迁到了广东东莞，后世很多人定居香港元朗，文世昌先生会不会属于这一支？不过，这些事现在我也无从问起了，因为文先生作古大概已经有十年了。

我在多伦多居住，至今也有二十余年，在社区走动得比较多，平日里感到台、港的读书人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总体来讲，台湾学人受传统文化熏染要深一些，身上有更浓厚的中国风。而香港学人则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思想上有较强的现代政治文明意识。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原因，两岸三地的华人之间，又存在着一些误解。借着这篇文章，我就把自己比较了解的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台、港学人介绍给大家，从他们的身上或许可以看到另一部分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内涵。也许，这正说明，大陆和港台方面的同胞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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