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新家园
新人生”征文
我在加拿大认识的几个台、港学人
万沐
台湾人、香港人自然都是中国人,但是由于长期的区隔,却和中国大陆人在精神内涵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在加拿大,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和一些来自台、港的学人有较多的接触,有些还是来往频繁的朋友,有着很多的精神共鸣,但发现,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却对他们有不小的误解,甚至把他们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大的误会,而且对华人的团结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现在就把我和台、港学人接触过程中的一些往事写出来,既是对我们私人友谊的回顾,也让大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能有进一步的理解。 我最初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在北美时报社工作,当时我为报纸开办一个《名人访谈》的栏目,每周一期,采访了加拿大很多的华人名人。 这里先讲访谈栏目里的一对台美夫妇: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丘慧芬教授和杜迈克教授。丘教授是台湾当地人,杜迈克教授是美国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台美结合的家庭。杜教授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代政治,丘教授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我采访他们,是因为他们经常上加拿大新时代电视的《两岸三地加国情》节目,对于台美关系、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和良好的建议。这对夫妇一个是满头白发、满脸胡茬的白人,另一个是台湾口音比较明显的华人女学者,他们的表达都很温和理性,在当时的华人社区影响很大,也令刚从中国出来的我耳目一新。由于他们人在温哥华,于是我就采取了电话连线的方式进行采访。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只记得我那次的采访,首先对他们的教学、科研内容做了一些提问,接着就问到了两人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们都表达了深切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其次,还提到了西藏问题,杜迈克教授当时讲到一个观点,说鉴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西藏其实根本就无法独立,但中国人一定要处理好和西藏人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持久的稳定,这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我还问了他们华人在国外应该如何与当地人相处,两位教授文化背景不同,如何在生活中照顾对方生活习惯的一些琐碎有趣的话题。 他们夫妇在采访中都非常友善,耐心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而且我感到,他们对大陆的情况也很熟悉,比如对四川绵阳的基层选举实验非常了解。我此前不久就在四川工作,说起来很多事我当时还不知道。闲谈中,丘教授还问我老家在大陆哪里?结果我一说,她马上就是一阵赞扬,并顺口朗诵出了三千年前描写我家乡的几句古诗,令我感动,也可见她文化根底的深厚。 这篇采访登出来后,还是有一些影响,但也有人质疑我为啥采访他们,可见大陆社区华人对对岸的同胞疑虑还是很深的!当时我刚来到加拿大,到底是去工作,还是去读书?一直是个疑问,由于丘教授的研究领域和我在国内的专业接近,我还打电话咨询过她,她帮我做了仔细的分析。 2005年,加拿大设了一个“袁惠松文学奖”,我是评审委员会主任,就邀请了丘教授担任评审委员,她爽快答应,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几次联系下来,我对丘教授和杜教授的印象一直都很好,现在看到丘教授依然在讲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而且前几年还将余英时教授的传记翻译成英文,这也是完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工程,令人敬佩。 我接触到的第二个台湾学人是古伟凯先生。古先生是星岛日报的总编,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不到六十岁,头发胡子已经全白了,估计这个昼夜颠倒的工作还是很消耗体力的。星岛日报当时有一个评论专版叫《政经专论》,恰好,有一期我写的《中国人的为官之道》,与他和著名政论家苏赓哲教授的评论同版,以后我还和他们说起,同两位大咖并列,真是荣幸!他们笑言这就是朋友的缘分。 古先生除过全面负责星岛的编辑工作,当时还在该报写一个专栏,好像叫《枫林闲话》,我看过一些,文章多是对时弊的针砭,但言辞比较温和。他曾给我说,已经有这个专栏的文章两千多篇,想出一本书,但后来好像没有看到结集成书。不过,这些文章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旅行方面的麻烦,我听了感到很不可思议。 古伟凯先生退休后和我来往较多,两家人经常互动,彼此之间也有不少交流。古先生讲,他是三岁时跟父母从广东去的台湾,太太老家是大陆广西的,他的两个儿子发展不错,其中有个孙子是混血儿,他还将照片拿给我看过。 古伟凯先生自称左派,说他很同情台湾的底层人,觉得他们做人很本分,但却受到了许多不公的待遇。有一年冬天他告诉我说,每天早上要和一群台湾当地人去Mall里结伴锻炼,言谈中似乎对国民党先前的腐败很不满。不过,他说,他的岳父是国民党的坚决支持者。我在世界日报社工作的时候,一次给过古先生几张世界日报的换报券,他笑言要交给他的岳父。 现在古先生已经西去,但当年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昨,我每开车路过Bayview大街他家附近时,就不由得会想起他。此前,他来我家聚过几次,我也去他家喝过两次酒,其中一次人还比较多,他把他的一些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其中就有星岛的翻译鲁维信,我们后来就时政问题也多有交流。 另外一个认识的台湾学人,是左光煊先生。左先生原来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曾任台湾文化大学的教授。我和左先生在新时代电视《家国纵横》节目几次同场做过嘉宾,左教授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对国家统一的事情也很关心,是一个温厚长者,和我见面很能谈得来。疫情前,在电台的春节聚会上见面,还聊了好一阵子,但觉得他衰老了不少。 左光煊先生是历史学家、著名报人左舜生的侄孙。左舜生早年曾和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等人组织过“少年中国学会”,在大陆做过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在台湾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顾问,有不少历史著述。据世界日报此前的报道,左光煊先生上世纪70年代,与晚年寓居多伦多的张国焘有不少交往,不知是不是因为其叔祖父的原因? 还有,来自台湾的作家许之远教授与我交往也较多。许先生个子不高,有些微胖,现在年届九旬依然有一头黑发,而且红光满面,看起来气色很好。许之远平时讲广东话,国语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灵光”,但却是快人快语,待人诚恳亲切。他是台湾的前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曾担任过中华民国管理港台的侨务主管,这个职务在台湾大体相当于大陆的驻港澳办主任。 许先生还在大学做过教授,对很多方面的学问都有涉猎。他勤于笔耕,一生著作等身,给我送过他的几本书。同时,许先生也是书法大家,曾为我写的几本书题写书名。 许先生对我也多有勉励,尤其欣赏我的小说。去年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开始还以为有什么急事。结果,他说他正在看我的小说《传媒大亨》,觉得写得非常好,所以就不顾已经是半夜了,打电话和我聊一下他的感想。想到许先生年事已高,又是大家,竟然还这么认真看一个晚辈的书,实在令我感动。以后,许先生和我相聚,多次鼓励我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要坚持下去。 许之远先生还长于旧体诗词创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多伦多大中华文化中心讲授古诗词写作,我去听了一下,但由于广东话很多还是听不清楚,觉得茫然,不过看了一些他的讲课资料,却很受教益。对许先生我以前也是久闻大名,但相识却是在一次研讨会上,许先生当时对我的发言大加赞赏,作为后学,我深感荣幸,从此也开始了我们的交往。以后两人喝茶互动不少,许先生给我讲了他父亲当年在广东抗战,以后又逃亡香港,以及他在广东开平老家的生活。还有他如何自立自强去香港打工,后到台湾大学读书,又来多伦多大学留学、一路经商、参与政治,并走到今天的许多往事,其发愤图强的精神,令人鼓舞。 许之远先生在台湾政坛一直很活跃,也是自然的蓝营人士,曾给我讲过和许多绿营政治人士的斗争。他对陈水扁多有批判性的语言,这些往事在他的《许之远回忆录》里也有记载,这个回忆录许先生送给了我一本。 许先生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还经常去看他。尽管许先生现在走路要靠拐杖,但头脑却很清晰,依然从事写作工作,还在Youtube上做讲座,其中有一期就介绍了我的小说。 我在台湾社区还认识一些学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体的感觉就是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较深,做事礼节礼貌周全,为人也诚恳谦让,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好习惯。这就令我想起了当年采访丘慧芬教授时,她给我说的那句话:台湾最大的功劳是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也确实如此。从与这些台湾学人的平时互动中,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和香港学人的来往,由于语言习惯的差异,相要对少一些,但有两个人却很熟悉,他们是苏赓哲先生和文世昌先生。苏赓哲先生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政论作家,其职业是一个中文书店的老板。了解他,是因为当时多伦多的几家报纸比如《明报》《星岛日报》都有他的专栏。苏先生的专栏文章不长,大体就是六、七百字,但内容却十分精辟,观点更是锐利,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分析文化现象,见解都非常独到,每次看后必有收获。而他写自己生活的一些散文,语调也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我是去他位于太古广场的书店买书时认识他的,苏先生个子中等偏上,面容清癯,说话慢条斯理。待我报上姓名,他忙说,他也看到过我的文章,用他的原话说就是:“写得很好!”当然,我把这当做是他对我一个后学的鼓励。我估计,他应该是指我政论方面的文章。 苏先生告诉我,他其实是大陆闽南人,上世纪50年代末十多岁时去的香港。苏先生曾在香港珠海书院做过教授,也是一个饱学之士,说起文史哲各方面的学问,他都能滔滔不绝。 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苏赓哲比较看重人权、自由等方面的价值,因此,在评论起社会政治方面的事务时,文章与社区大陆人的观点就有更多一些的冲突,于是就有人对他攻击得很难听,说他是“汉奸”“卖国贼”。我估计有些是文人之间的互相攻讦,但更多则是浅薄之徒的吠影吠声,可能根本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就随便给他扣帽子了。有个广州来的工人,曾对我说,他准备在街上打死苏赓哲这个卖国贼。我问他看过苏的文章没有?他说,没有,他从不看卖国贼的文章,就是要打死他!似乎表现出满身的“正能量”。由于苏教授的文章几乎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当时在多伦多影响很大,招致的批评也就比较多。但谈起这些不愉快,苏教授都能从容淡定,一笑了之。最大就说一句:“他们了解了以后,就不会这么说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的宽容和大度。 苏赓哲先生在多伦多还遇到过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的大儿子的突然去世。这个儿子当时才三十六岁,身后有一个六七岁的女儿,我和古伟凯、文世昌几个人为此还专门去看望过苏先生。这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对他打击非常大,事后,苏先生给我说起,一生所有的成就感,都被儿子这件事给抵消掉了。他说起他的儿子很孝顺、很善良,媳妇很贤惠,孙女也很聪明,本来一个幸福的家庭,不想却遭到了如此的意外。他还给我谈起儿子去世后的一些灵异的事情,似乎儿子一直就在他身旁。我想,这大概是一个父亲在失去儿子后的一种自我宽慰。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或许,这么想,心里会好过一些。 苏先生在遇到这个事情后不久,就和媳妇、孙女回到香港定居了。不过,有很长时间,看到他依然在给多伦多的报纸写文章。上个月,有个多伦多的作家还和我谈起过他,说最近看到苏赓哲的一篇回忆文章,觉得苏先生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另外一个和我交往较多香港学人,就是文世昌先生。文先生是港英时代的立法委员,曾做过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台长,他在英国留过学,在《明报》还开过教大家学英语的专栏。文先生和我一起参加过几次政论方面的讨论会,共同接受过报纸的专访。同时,文先生长期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做粤语节目的评论员,我做国语的评论员,两个人在电台经常碰面,也有过不少友好深入的交谈。 记得有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社区举办了一个华人参政议政的宣传会,他和我担任会议共同主持人。不过,这次主持比较滑稽,他讲他的粤语,我讲我的国语。他肯定清楚我讲了什么,而我却不知道我是否讲重复了他的表达内容? 文世昌先生是文天祥的后人,他有次曾给我讲起过香港的族人约他回江西给文天祥扫墓的事。我估计,他应该是文天祥弟弟的直系后人,因为文天祥在起兵勤王后,尽管坐到了丞相的高位,但当时蒙古大军压境,兵荒马乱,文天祥的两个儿子佛生、道生,在一次战斗中都走失了,以后也一直没有音讯。此后,是文天祥一个弟弟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哥哥。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好像文天祥殉国后,欧阳夫人和亲属,一路扶灵南下,将文天祥安葬在老家江西庐陵后,一家人就定居在了那时的蛮荒之地香港一带。我想,文世昌先生的祖先是不是就是那个时代到的广东?但好像也有另一个说法,就是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为避蒙古人的迫害,将家从江西迁到了广东东莞,后世很多人定居香港元朗,文世昌先生会不会属于这一支?不过,这些事现在我也无从问起了,因为文先生作古大概已经有十年了。 我在多伦多居住,至今也有二十余年,在社区走动得比较多,平日里感到台、港的读书人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总体来讲,台湾学人受传统文化熏染要深一些,身上有更浓厚的中国风。而香港学人则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思想上有较强的现代政治文明意识。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原因,两岸三地的华人之间,又存在着一些误解。借着这篇文章,我就把自己比较了解的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台、港学人介绍给大家,从他们的身上或许可以看到另一部分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内涵。也许,这正说明,大陆和港台方面的同胞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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