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顛倒的世界——中國人不能由專制者來定義

艾地生

在長期的專制社會裡，人們很容易形成一種錯覺：仿佛專制者才是歷史真正的主體，而普通人只是被塑造、被安排、被拯救的對象。久而久之，甚至“中國人是什麼樣的人”，都似乎只能通過專制者來理解。

這是一個顛倒的世界。

壞人作惡時，自稱是在“拯救人民”；壞人稍微收斂惡行時，又自稱是在“改革”“進步”“覺悟”。於是，人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到這些暴力者、統治者、革命者身上。社會的倫理中心，不知不覺從普通人轉移到了專制人格那裡。

這正是最大的顛倒。

我們今天閱讀劉再復等人的“性格組合論”，會覺得相比過去對“革命人格”“鬥爭人格”的崇拜，已經是一種進步。它開始反思專制文化，開始討論中國人的精神結構問題。這當然有價值。

但如果我們站在更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尤其是站在民國社會、民間社會、普通人的視角來看，就會發現：所謂“專制人格”，其實並不是“中國人的本質”，而只是正常人中的墮落者。

他們原本也是普通人中的一部分，卻在權力、革命和暴力中異化，最終變成惡魔。

問題在於，後來整個社會卻反而圍繞這些惡魔來定義自身。

仿佛中國歷史的核心，就是這些專制者； 仿佛中國人的精神，只能從這些暴力人格中產生； 仿佛普通人的生活、倫理、情感，都只是歷史的邊緣。

其實並不是。

真正構成中國社會主體的，從來都是那些普通人。

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也依然有人：

愛自己的家人；

講信用；

保持善良；

不願害人；

在艱難中互相扶持。

這些普通人的存在，才是中國社會真正的基礎。

專制，只是覆蓋其上的腐爛部分。

就像一個房間，當然會有廁所，但你不能因此把整個房間定義成廁所。廁所是必要的部分，卻絕不是整體。一個社會同樣如此。腐敗、暴力、專制、邪惡，可能長期存在，但它們並不能定義整個民族。

如果讓邪惡來定義中國人，那麼世界便徹底顛倒了。

更危險的是另一種情況：當邪惡開始“改革”，開始“變好”，開始收斂暴力時，人們反而更容易陷入迷惑。

因為赤裸裸的暴力並不難識別，而“改良後的專制”卻會重新扮演救世主。

它會告訴人民： “是我帶來了穩定。” “是我結束了混亂。” “是我讓你們過上了更好的生活。”

於是，原本應該被審判的對象，重新獲得了道德中心的位置。

人民再次被迫感恩。

但實際上，專制者即使“變好”，那也只是他們對自己罪惡的一種遲來的修補。他們停止傷害別人，不是恩賜，而是最基本的責任；他們減少壓迫，也不是偉大的道德貢獻，而只是停止繼續犯罪。

所謂改革，如果真有價值，也首先是懺悔與還債。

人民可以滿意，也可以不滿意；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可以原諒，也可以不原諒。

最重要的是：評價權必須回到人民自己手中。

因為只有這樣，普通人才重新成為社會真正的主體，而不再是等待“救世主”施恩的對象。

中國人不能永遠通過專制者來認識自己。

無論那個專制者是兇惡的，還是“開明”的；是瘋狂的，還是“改革”的；是赤裸暴力的，還是溫和包裝的，只要中國人的自我認知仍然圍繞着他們展開，那麼這個世界仍舊是顛倒的。

我們真正需要回到的，是一個正常的世界。

在那裡： 普通人的生活比權力更重要； 普通人的尊嚴比意識形態更重要； 普通人的評價比統治者的自我表演更重要。

中國人首先是中國人，而不是“專制者治下的中國人”。

即使身處苦難，這一點也不應該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