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原载《共识网》；作者：柳曦）http://wap.21ccom.net/index.php?&a=show&catid=43&typeid=43&id=2104 【“Sometimes it is easy to forget that we spend most of our time stumbling around the dark. Suddenly a light gets turned on and there is a fair share of blame to go around.”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大部分时间我们（安心于）在黑暗中磕磕绊绊。突然，天终于亮了，人们又开始相互指责起来。”） 第88届奥斯卡终于落下帷幕，莱昂纳多终于结束陪跑，拿到了垂涎已久的小金人，全世界仿佛陷入了一场狂欢，在世界各地为这个陪跑了四届奥斯卡的“无冕之王”举行加冕庆典。莱昂纳多以及他所主演的电影《荒野猎人》无疑成为今年奥斯卡的焦点。但仍有一部电影在混战中异军突起，一举夺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奖，这就是由托马斯·麦卡锡执导的，根据《波士顿环球报》中的一则新闻所改编的电影《聚焦》。 影片讲述了波士顿环球报一个名叫“聚焦”的调查小组由波士顿地区一名牧师猥亵儿童的偶然事件最终揭露出该地区多达八十余名犯案牧师，受害者达上千人的骇人新闻事件。但吊诡的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教会神职人员猥亵幼童的过程中，几乎不曾有一个知情人士或受害人站出来揭露这一现象，并阻止罪恶事件的持续蔓延。在整个事件中，受害人及其代理律师、教会人员、媒体从业人员、校方等等涉事人员都不曾真正采取有效措施干预并加以阻止。 而影片之所以高明的一点是，它并未将整体叙事的焦点局限于对骇人事件细节的深挖和渲染，对情节的机巧调动和剪辑。它将整个事件的内涵上升到对于整个体系的批判，以及对涉事各方冷漠态度的理性反思。它让人看到了，沉默所造成的这场大屠杀，有可能将刀挥向你所熟识的每一个人——亲戚、朋友、同学，甚至是你自己。 一、集体与个人的责任 （一）不存在集体罪责 如果要深究谁该为此事件承担责任，影片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手处理案件的代理律师，负责出手平息事件的高层人士，心理医生，大主教，学校，甚至记者。这些人都不是真正发起犯罪行为的牧师，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这场犯罪，但他们的行为无疑让恶行持续发酵，让事件波及更远。 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一书中指出的：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如果说涉事的牧师可以通过花名册进行清查和定罪，那么在整个过程中产生推波助澜作用的其他人呢?所有人都是共犯，他们的沉默就像是为强盗敞开的大门，让恶人大摇大摆地进屋掳掠，再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对于这些共谋的帮凶，我们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只能以“集体罪行”进行谴责。 就像环球时报主编在片尾说的：“Sometimes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we spend most of our time stumbling around the dark. Suddenly a light gets turned on and there’s a fair share of blame to go around.”（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大部分时间我们<安心于>在黑暗中磕磕绊绊。突然，天终于亮了，人们又开始相互指责起来。） 这种相互指责，其实就是一种罪恶开脱，当所有人身上都被泼了污水后，也就不会觉得谁龌龊。也正是因为根本不存在“集体罪责”，所以这种道德的冷漠才受到了良好的保护，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在“集体”概念的掩护下，即便犯下的是滔天罪行，也显得不那么不堪与难以承受。 正如BBC 主播萨维尔近半世纪性侵儿童事件被爆出后举世骇然一般，萨维尔在生前对儿童的猥亵癖好在整个BBC 内部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但BBC 高管及职员却纵容罪行一再发生，并持续近半个世纪，染指了近百名儿童。 德国战败后，汉娜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绘“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这种不假思索与批判的行为，恰恰是“集体罪行”最可怕的部分。它以强大的环境压力，迫使个人放弃了思考与选择的能力，滑入旋涡之中，被彻底吞没。它让人彻底丧失了最根本的判断力，麻痹了一个人对于善、恶的基本感知，从而也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掌控能力，并以“集体”为天然甲胄，安心于挥刀屠戮。 （二）沉默的屠刀 在大众传播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该理论由诺埃勒·诺依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更进一步阐释：对于被孤立的恐惧表现为一种驱动力，它促使沉默的螺旋启动起来。“与狼共舞”是一种较为幸福的境地，但是当人们由于无法认同在公众中被广泛传播的意见，而无法说服自己人云亦云时，只能将永远沉默的做法作为使自己能接受的第二选择。 对于该理论的批判与质疑主要集中在对于“意见气候”的判断上。一个人能否正确地判断他的观点在“意见气候”中占据的优劣情况?在无法判断“意见气候”的情况下，一个人又该作何反应呢? 而在本片中，那些不确定“意见气候”的人，的确作出了试水动作，个别受害者想要向法院提交诉讼，却最终迫于各项压力，止步于庭外和解，噤若寒蝉;受害者组织的发起人企图通过媒体扩大事件的关注度，却最终只能在报纸的一角占据着不温不火的位置，没有溅起一丝水花，不了了之;心理医生企图将对神职人员普遍存在心理疾病的调查结果公诸于世时，却遭到教会的公然抹黑与抨击，最终选择了放弃;甚至在整部电影中以反派形象贯穿始终的牧师代理律师，也曾经在事件发生的初始阶段向报社寄去了犯案人员名单，却被报社完美地“忽略”了。 当所有的努力最终都被社会所吞噬时，每一个当事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了自身意见的渺小与不受重视。于是，很自然地，在整个过程中，“沉默的螺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甚至让一些沉默的人，最终忘记了自己是因为“不认同”而保持沉默，最终变成了“冷漠”。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对“冷漠”所制定的法律，一切能被绳之以法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个人，以及个人所犯下的具体的罪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跳脱出这场旋涡，每个人都陷入了和哈姆雷特相同的困境：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于是，就像我们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不可思议的现象那样：独行的狮子肆意地猎取成群的羚羊，受惊的羚羊群撒腿就跑，扬起漫天尘土，一只倒霉的小羚羊被扑倒在地，凄惨无望地呻吟着，脖颈被尖牙死死箍住，奄奄一息的眼里是绝尘而去的亲人与同胞。我们都侥幸地认为自己不会是那只倒霉的“羚羊”，直到有一天，自己的头塞进了那张血盆大口中… 二、权力机器的责任 （一）每一个零件都是可报废的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Marty, don’t hesitate to ask. I find that the city flourishes when its grand institutions work together.”（马蒂，如果我能帮得上什么忙的话，尽管开口找我。我发现城市要想繁荣，离不开它里面伟大机构的齐心协力） 这是在影片开场不久，天主教大主教对波士顿环球报主编说的一番话，主编对这番话的回应十分微妙，颇耐人寻味： -“…for the paper to best perform its function, it really needs to stand alone.”（一份报纸想要成功运作，必须保持独立自主） 这句话对我们的意义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要想获得存在的价值，就必须保持独立自主。他必须依靠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去作出独立的选择，而不是被体系囊括在内，用所谓的“戮力合作”来碾碎我们的思想和价值。 一旦一个“体系”成型，它就具备彻底碾压个体的力量，它拥有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将你同化进它的体制中，丧失了对体制本身的道德性与合理性的判断。 在对二战德国纳粹的反思中，学者们都喜欢用机器来类比极权主义，每一个人都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只是随着机器运转的惯性发挥自己的“传动”作用而已。这种比喻的内涵是什么?就是人不称其为人，不再是由血、肉和思想所构成的生物，而彻底沦为了没有思想、生命与价值的工具。而“工具”所隐含的意义又是什么?工具就是可以报废，可以被替代，被改进的物品，一个零部件的损坏、丢弃，对于整个体系，整个机器的运转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意义。 毫无疑问，这样的类比是泯灭人性的。但事实上，在一次次的历史悲剧与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或多或少不自觉地沦为了“工具”，我们将思想与选择拱手相让，放弃了生物性，选择了对自我的“物化”。 （二）责任转嫁是惯例 影片中，报社主编告诉调查小组成员们，不要把焦点放在个体牧师犯罪行为的坐实上，否则教会依然会以“偶然”事件为官方辞令，再一次将事件摆平。要想真正对事件发展有所改变，必须放弃对一桩桩罪行的穷追不舍，抽身而出，追索整个体系运行的错误，揭露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系统性问题，才能彻底改变整个体系。 只不过，在法庭上，没有针对体系的审判，法庭只审判一个个具体的人，于是，责任转嫁便成为维护体系完整性的最常用手段。每一个接受审判的人，每一个被绳之以法的人，都只不过是整个体系运行崩溃的“替罪羊”。人们通常十分短见地选择了“冤有头、债有主”的最直接报复，他们不曾循着这一条条蛛丝马迹，去诊断系统的病灶，去与体制抗争。 体系碾压个体，而个体，只会碾压另一个个体，在这场纷争中，体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逃脱法庭的制裁，逃离所有人的法眼。尽管调查小组对整个教会给予了重磅一击，但在最后，依然是个人代替了整个系统，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体系又一次完美地演绎了“危机公关”。 三、星空和道德律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极为优雅而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观点： “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景仰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前面那个无数世界的景象仿佛取消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反之，后面这一景象则把我作为一个理智者的价值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了。在这种人格中，道德律向我展示了一种不全部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全部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 康德空中的星空是什么?是那个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自然力量，甚至是超自然力量，它“取消了人作为一个动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这或许也是宗教给人带来的一种超脱世俗，居高临下不可侵犯之感。 自然的法则是什么?是不可违逆不可侵犯的。宗教的教义是什么?是命令，是教条，是必须无条件遵循的“上帝的指示”，它重视的是服从，而不是对个人的关怀。电影中的牧师在传道时说，“知识是一回事，信仰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什么是“信仰”与“道德律”?它们是你运用你所学的知识，经过思考、判断与取舍后所决定坚守的东西。宗教所布道的教义是一种“信仰”吗?如果你把宗教当做星空，那便不是信仰，而是“顺从”。 电影中的心理医生说了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话：教会只是个机构，是由人组建的，它会消逝，而我的信仰是永恒的，我试着把两者分开。他停止了对“信仰”的仰望，而以一个理智者的身份回归到对自我价值的建构上来。 （原文链接：http://wap.21ccom.net/index.php?&a=show&catid=43&typeid=43&id=210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