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工程。其中包括了社会能源使用的指标、能源使用的结构、能源使用的效率、能源的洁净处理、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与回收、新型洁净能源的开发。抛开这些专业化的概念，简单来说可以用一辆车来概括，也就是：车要多大排量的、里程油耗值有多高、烧什么类型的油、标号有什么要求、废气排放的指数如何、能否油电混用？
很显然，要想一部车达到良好的环保状态，适度的排量、优异的能耗效率、充足的防污处理，是三个最主要的关键性环节。把这三个环节对应到国家的系统环境之中，就形成了三个主要的能源使用层次，即：能源使用总量（Energy Consumption）、能耗效率（Energy Efficiency）、污染控制（Pollution Control）。
能源使用总量直接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挂钩，也是社会心态的主要表现。在“政治土豪”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彻底释放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束缚的贪婪，乐得邓大人摸着石头过河，全国上下都在河里摸，浑水摸鱼是也。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美好抵挡不住发财致富的诱惑。挣钱是个人的事，污染是大家的事，比较起来，当然是个人的事优先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决定发展私人轿车，于是向世界各大汽车制造商发出了明确的邀请：大佬们帮我们做蛋糕吧，我们中国人绝亏不了你们！以法西斯国家为首的德、日两国的车商毫不犹豫地冲向这个极为诱人的“处女市场”。当时美国的两大车商通用和福特也为此专门做了全面的分析评估。在为自己国家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一旦放开汽车市场，必然对金属资源以及石油能源产生巨大需求，因而会对美国企业产生不可忽视的竞争压力；在对市场的道德影响评估时则明确显示：中国文化主导的私人轿车的消费模式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福特公司因道德评估无法过关而搁置进入中国市场的打算，通用也因之而放慢了进入中国的脚步。也许上述的故事是资本主义国家煽情的演绎教材，但美国车商迟迟才进入中国市场则是历史的事实。而且，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有专门的道德评估程序也是真实存在。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基于道德原因，放弃在印度的瓶装配套生产，而不惜增加成本另选它途。
一个企业尚能如此，而一个大国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居然丝毫不考虑对自己家园环境的保护。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已经明确提出防止发展将带来的污染问题，希望政府从国家的角度预先建立一套完整的环保监管体系。然而当时从上到下发财心切，一个“先发展，后治理”，“边发展，边治理”就成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环保版。国策一旦这样定下来，就相当于定下了一个函数的重要变量值。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共武力得天下，这个道理在经济发展中应该也有所直觉才对。按照小康生活的目标以及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能源发展需求的框架大致是一个多大规模的结构，应该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能源设施的发展建设以及相应的环保体系建立，应该是现代文明智力水平上必然要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但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像土匪上山，一哄而上。科学的声音、理智的声音在中国实在太微弱了。
中国经济的起步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高能耗型、高污染型的产业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不能不说是由邓土豪眼光水平和能力所限造成的。在当时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主动承担起了世界工厂的角色。从珠三角、长三角起，自东南沿海向内陆辐射，不但迅速挤垮了国内，特别是东三省的国有重工企业，造成千万量级的工人失业，也极大刺激了生产所需的能源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电荒、煤荒所表现能源发展滞后非常明显。拉闸限电是经济发达地区常见的现象。眼看着大把的订单在手里，没电开不了工，眼看到手的钱抓不住，这是要把人逼疯的节奏啊！此时此刻的中国上下，谁还在乎什么环保不环保啊，多出煤、多发电、多开工、多挣钱，思路就这么简单。对那些穷疯了、穷怕了的中国人，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这时候眼中能看见的，就只有钱了。
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能源瓶颈的逼迫下，中国的电力市场被放开，煤炭市场被放开，小水电、小火电遍地投建。由于电力生产所涉及的技术要求和能源材料的供给调配使得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和混乱，在政府强力干预下，电力市场最终被政治寡头所垄断，而煤炭生产的开放性直至今天仍在延续。
改革初期的能源以煤炭为主，除了发电、取暖，钢铁生产也是主要一个部分。大型能源设施的环保升级当然不可能短期内完成，使用优质的煤炭就成为减少污染最有效的措施。但是，由于中国环保政策的先天不足，以及一切向钱看的国家发展纲领，卖煤的掺假、用煤的使假就成为恶性竞争环境下必然的手段。此外，为了获得大量的外汇，中国大比例的优质煤被卖到日本“填海”。中国有个神华集团，据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煤炭上市公司，其主要初始业务就是将中国的优质无烟煤输出给日本，为此还专门建设了神黄铁路，从陕西神木县起，直至河北黄骅港出海。社会对能源的需求同样拉动了铁路运输的兴旺，车皮难求，在煤炭基地铁路车皮调度的家里，现金都是用塑料编织袋装的。为了钢铁厂焦炭的供应，山西、陕西境内绵延百里的山脉中，焦炭厂一个接一个日夜喷吐着浓浓的黄褐色烟雾。铁路沿线，每到夜晚就能看到断不了边际的炼焦炉火。
那时节，往好煤里掺劣质煤乃至矸石几乎是民企的标准工序。甚至到了运输环节，一车煤又能掺成两车煤。烧劣质煤的直接影响除了热量总值没有增加，还加大了运输能量的消耗，以及粉尘和硫化物的大规模排放。80年代末的时候，北方地区一到冬季就是漫天粉尘和煤烟气息，出门半天衣领肯定黑一圈。
90年代初，中国对用煤大户进行了彻底的环保改造，包括火力发电、金属冶炼、城市供暖三大块。90年代中后期，升级、改造基本完成，大型国有企业的环保指标普遍达到甚至超过国家的环保标准。这里面有一个与普通人感觉相反的现象，即：越是与腐败相关的大型国企，越是对环保给予重视。李鹏家族掌控的华能集团所投资建设的火力发电厂一律按世界最先进的环保标准来设计建设。其中的道理在于，这类巨型企业既不缺乏资金，也具有可以垄断的市场份额，因此不会在意靠牺牲环保来降低成本；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与腐败有瓜葛的大企业必须在公共形象上不给对手有抹黑的空间。在中国的电力系统中，最大规模的腐败者反而成为环保的标兵。但是，由于腐败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使得地方利益集团变本加厉地靠牺牲环保投入，甚至靠破坏环保来赚取利润，而且越往底层越甚，从而彻底抵消并超出了为腐败撑门面的国家级环保投入。这就好像10辆环保达标的豪车所排放的废气，抵不上一辆严重超标的破车。
如果煤炭污染的滞后治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是经验不足所导致，那么石油能源的环保问题就完全应该未雨绸缪。但是中国政府在六四后为了用经济发展稳定人心，利用电信市场、私人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轻工消费市场，迅速吹起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泡沫。无节制的大宗商品消费背后，是发疯一样的廉价代工出口，生产线上的打工仔、打工妹经常连续工作二、三十小时，有的甚至达到70小时以上。上亿农民工用每月几百人民币的生活水平支撑着城市的奢华和灯红酒绿。90年代中期，中国彻底放开私人轿车市场。大规模的合资及组装生产线的引进，使得中国轿车生产规模在2到3年的时间里飙升了两个数量级。在一个原始、野蛮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除了利润空间巨大的高档轿车，民用轿车的市场竞争仍然沿袭中国人民惯用的手法：偷工减料。其中最优先偷减的，自然是环保装置。
为了竞争，许多引进的车型都是国外已经淘汰或准备淘汰的车型，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北方大地上为数众多的《大发》和《夏利》。夏利引进时就是一个3缸的日本淘汰车型，其发动机的设计具有先天的环保缺陷。它的优点是超级省油，百公里耗油最佳状态仅5升多，因此深得出租车司机的青睐。那时北京城里满大街的“蝗虫”，排气管中也几乎都喷着青烟。那时虽然雾霾还不明显，但尾气污染已经日趋严重。从飞机上俯瞰，一个灰色的大罩子，现在时髦应该叫“穹顶”，扣在城市的上空。每次从一个空气清洁的地方回京，我几乎一坐上车就流眼泪，尾气熏的。
引进低排量的车型从车厂的角度当然是为了市场竞争，这里面也有一个与市场环境的自然适配。最关键的，是当时中国在国家层面没有一个严肃的车辆环保标准，因而企业必然走竞争力最大化、成本最低化的路线。最终化简的结果，就是导致污染最大化。
90年代末，中国在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之后，系统化地制订了机动车的环保标准，但为什么总是滞后呢？不过有标准当然好过没标准。北京市强制淘汰低排量车型，强制安装车辆环保装置，这的确有效缓解了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政府本就是应该承担这样的职责。但是，单独的城市环保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天是连着的、地也是连着的，在中国山头林立的政治利益格局下，油品的质量控制，以及外地车辆的环保控制就不是独立的城市所能解决的。江执政的后期，是腐败细胞高速分裂的时期；胡温的十年，是腐败体系尽情发展的十年，是地方政治势力淘金狂欢的十年。在胡温执政的10年中，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自然也包括了环保的政策。
房地产开发是全面召唤雾霾的最后一段魔咒。雾霾就是各种能源污染经过多次化合的结果，例如粉尘在发动机内与燃油的化合转变，这是许多所谓专家都意识不到的。建筑所需的原材料无一不与能源的巨大消耗挂钩，也无一不产生出巨大的污染物质。楼虽建在城市，但原材料却生产于城市周围。砖瓦、水泥、钢筋、玻璃、型材、防水保温、室内装修，有多少是在环保标准的要求下产出的？中央大哥的低调挡不住地方小弟们的任性。在权势角力的过程中，环保就像没了亲娘的孩子，被彻底踢到了角落。在一个山寨式的社会环境中，环保只能加重小弟们掠夺的负担。面对地方势力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当大哥的，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在中国，环保问题不是环保政策的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问题，更不是国企和私企的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环保政策永远只能在点、线上成功，就像可以在城市范围或企业集团范围落实，但根本扩展不到面的范围。其关键核心，乃是利益分配模式的问题。一个《穹顶之下》都能让中共噤若寒蝉，那为了落实环保而导致小弟们生财无门而离心离德，当大哥的能不掂量再三？
现在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放缓，由此带来的污染会有一个自然的回落，这将明显降低雾霾的浓度。加之以前对火电和焦炭企业的环保改造基础，可以预计，只要对周边地区的大污染企业做出重点改造，对进京车辆给予补助式的环保投入，北京出现大范围蓝天的日子指日可待。我想，这也许是《穹顶之下》此时推出的一个原因吧。当天变蓝的时候，你首先要感谢谁？当然是党和政府啊。但是，一旦经济再次升温，更严重的污染就会再次出现。毕竟中国的能源使用在整体水平上还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例如广大农村人口的生产、交通、和取暖。
没有一个平衡发展的战略，以及公平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环保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就是《穹顶之下》只能短暂亮相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