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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愚昧是暴政生长的基本土壤。民族思想的不开化形成了暴政体系的权力基础。因为在一个愚昧的社会，暴力是社会唯一可以通行的语言。对于中国的发展史，怨天尤人放在这里应该最为合适。地理环境对中国的客观影响是外族的不断入侵，使得好不容易进入到稳定发展期的权力体系被外族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愚昧和野蛮的统治。这就更加阻断了中国社会权力谱系的有效扩展。在主观上，正是由于中原地区疆域的广大、人口的众多，暴政的力量就要比西方更加强烈才能有效。而暴政对效力的要求，又使得暴政体系必须用暴力去同步社会的念力。严刑峻法以及深度愚民是远古法家的策略，这是一种体制结构的建设；儒家则在思想层面，用道德逻辑的形式为暴政背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本质上是在理顺暴力体系的层次关系。这等于在文化上为暴政打造了掌控社会的思想直通车。尽管儒家的祖师爷可以解释说：本意只是理顺关系，并无暴力倾向。但面对当时的现实，统治以及管制的基本力量和手段就是暴力和使用暴力。不管孔圣人本身有什么理念，一旦这种说教被皇权利用后，它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思维导向模块，并在客观上引导了暴力的作用方向。这也是为什么自秦之后所有的帝王都奉行废黜百家而独尊儒术的文化方略，为什么儒教会成为中国的国教，为什么当今的政府还在推广孔子学院，为什么中国社会到如今都还盛行社会暴力的原因。当然啦，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国的男人基本从祖先的打女人已经进化到现在的挨女人打；但官员打百姓、父母打孩子那还是天经地义地普遍。

中国的文化和的统治模式在几千年的锤炼过程中，构成了暴力的超导体。其权力谱系是一个极为尖锐的解析图形分布。这种狭窄而尖锐的权力矢量分布，导致社会利益及思想的矢量方向处于几乎垂直向上的状态。用句电影里的台词，就是“谁横就听谁的”。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植入，中国的王权就不需要借用宗教来约束百姓的思想。儒教于其说是中国的国教，倒不如说是中国的皇教。皇教的基础是天，帝王是承天命的天子，其与臣民的关系，就由儒家理论来接续。因此，中国的神权就成为了历史的空白。但是，暴政体系从来都需要对社会的思想约束。中国古代用的是儒教，近代开始用的是政治学习手段。这就有效替代了宗教的作用，同时避免了神权对政权的威胁。

就像人的样貌可以遗传，人的情怀同样可以遗传。在强大暴力幅值的社会权力谱系中，利益的方向乃至思维的方向都是自下而上的矢量状态。长期的生物演变，使得观念被塑造成情怀而植入人的基因，致使中国人中具有奴才情怀的数量众多。这种对下欺凌，对上谄媚的情怀，让充满奴性的社会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万物的标准，只有为上是听、为上是从、为上是尊的判断模式。这种对权力的顺从，并不局限在皇权暴政，社会中哪种权力强大，哪种权力就是标准。如果金权力量大，金权就会成为社会的标准。在毫无原则的奴才情怀笼罩下，中国社会彻底成为了理性思维的沙漠。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缺乏扩展社会权力谱系的思想基础和念力基础。

一个狭窄的谱系结构决定了系统稳定运行的条件十分苛刻，而系统崩溃的风险则很大。这就像通信系统的发展，初期的窄带传输（32K、64K、128K）不仅传输速度慢，还经常产生阻塞和掉线。别说看视频了，就是看文字信息都是断断续续。对应到社会，就是社会的思想发展极为缓慢，思维狭隘且粗糙。整个文化中，除了极端的媚上，就是精致的利己。这就使得社会必须靠强大的暴力来维持，一旦失去暴力的约束，整个社会将即刻成为一盘散沙。因为中国文化中极度缺乏横向沟通和协作的元素，因为权利的向上分量太强大，利益很难在横向之间流动。这个解析的结论对中国人来说，是心知肚明且无处不在的现实。权力谱系的狭窄和高幅值造成了权力体系的极度不稳定性，因此中国的皇权更替也就必然周期性地频发，这也是历史证明的。科学称此现象为自激振荡。

为了维持皇权的稳定，正如之前在谈论贪官的文章中所阐述的，多层次的贪官体系在皇权之下构建了一个极有张力的官僚利益输送体系。这在数理角度就是各级官员利用各层次的权力，扩展了皇权的谱系，从而降低了皇权的重心并提高了权力体系的稳定性。“水至清则无鱼”就是帝王统治国家和繁荣社会的真实心得。可是一旦贪官体系的权力谱分布与皇权产生偏离，则皇权就会被极大地削弱，民间造反夺权的运动就会兴起。

皇权的强大同样造成了对金权的有效压制，因此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没有培育出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这也使得共产主义很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使得中国在短暂的共和体制之后，再次进入到无名却有实的皇权模式。但是随着官僚体系的迅速恢复，在世界近代强大的金权念力的作用下，中国官僚体系的权力图谱明显表现出与皇权的偏离。社会俗称这些官僚为“走资派”。就在独裁者过世而导致皇权休克的当口，官僚体系突然发力，结束了一人专制的皇权模式，开启了引入金权加码的权贵统治模式。

金权在中国的引入迅速拓展了社会的权力谱系。但是在吸取了西方金权推翻皇权的教训后，中国的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控的暴力机器，始终对金权进行着不断的压制，并形成了现代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体系。由于官僚文化和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使得中国的金权发展跳过了西方社会自由竞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到权贵精英的垄断模式。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金权谱系分布形成不了撼动暴政体系的积分能量。特别是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政权的掌控者利用国家机器全面束缚社会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更使得金权的作用方向与政权趋于一致。因此，让中国经济发展后自己改变政权模式的思维就是一种毫无科学依据的痴心妄想和自欺欺人。

中国在暴政基础上构建的权贵资本体系，不但使金权调制上了强大的暴政分量，也就是金权的相位与政权趋同；同时还使金权成为暴力政权的支撑力量和稳定器。因为金权的谱系拉宽了政权的谱系分布，使政权更具有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百姓因经济的发展而对当权者感恩戴德的自然机理。尽管表面上权贵阶层在利益纠纷上时有冲突火并，给人表面感观似乎政权不稳；但政权与金权的矢量合一性决定了即使现政权进入同归于尽的模式，整个社会的暴力文化惯性还是会推动新的暴政体系出现。这是矢量作用的自然本质所决定的。因为在中国，即使君王的暴力没了，只要是有等级有阶层的地方，暴力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并没有改变。同时，以中国人的精明，他们知道一群恶狼的“民主”并不见得比一个老虎的独裁好。况且，西方的“民主”已经显露出了魔鬼的身影。中国人最知道中国人，有几个会相信多数人的抉择会是理性和道德的？就像好几年前北京的一个民调，接近50%的人认为不该给孕妇让座，因为他们认为上班很累，孕妇不该在上下班的时间跟他们抢交通资源。但是，上下班期间挤公交的孕妇，有几个是不用上班赶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的？就中国社会这种思维水平和道德水平，你还能指望他们会选出德才兼备的政治领导人？

科技是导致政权与金权合相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科技使暴力掌权者的暴力值以指数形式增加，这就使社会的利益指向更加具有权力的强迫性；另一方面，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对社会思想的掌控从传统模式进入到大数据时代。因此，谁掌控了信息平台和信息渠道，谁就掌握了话语权和思维导向权。通过对信息的掌控，以暴政为基础的政权就可以把金权进行政治调制，使其成为政权的附属力量。从而使政权更加强大的同时，权力谱系严格维持在政治权重最大的范围。因为现代信息技术为权力掌控者提供了动态控制的有效工具，也就是完善的信息处理体系在数理层面构成了对权力谱系的负反馈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金权已经无法撼动暴力型政权的本质原因。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的金权在构建了广泛的垄断体系之后，虽然在金权领域可以剿灭任何试图打破垄断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层面还有被政权解构的风险。于是金权垄断者就开始寻找与政权合一的方法。利用信息平台对大众的影响力，扶持政治代理就是西方金权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为了给代理保驾护航，对军权的掌控就是金权进一步的目标。这实际上就是在向权贵暴政的方向靠拢。面对这种国际大潮流，中国的暴政体制就更难被金权推翻。因为金权寻求暴政的护体是全球资本发展的大趋势。

这是不是说，金权与政权的结合使得暴政体系更加强大，暴政就不会崩溃呢？在中国，在文化的作用下，底层造反成功的机会甚微；但当金权的强度下降，暴政的支撑力度就会降低，旧的平衡就会在很高的社会压力下被打破。那么，结构性分裂对于一个巨型社会来说就是大概率事件。这种逻辑正好与西方所谓的专家学者相反，中国暴政的崩溃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因为经济的下滑，金权的走弱而倒塌。因为暴政体系的重心已经被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推得极高。

眼见得全球资本已经深陷困境，支撑暴政的能量日渐衰弱，人类做好文明升级的准备了吗？如果没有，那就会陷入长期的社会动乱之中。只有构建更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体系，才能彻底让暴政成为历史。

这就是下文将要探讨的，如何构建新的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