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原載《共識網》；作者：柳曦）http://wap.21ccom.net/index.php?&a=show&catid=43&typeid=43&id=2104 【“Sometimes it is easy to forget that we spend most of our time stumbling around the dark. Suddenly a light gets turned on and there is a fair share of blame to go around.”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忘記大部分時間我們（安心於）在黑暗中磕磕絆絆。突然，天終於亮了，人們又開始相互指責起來。”） 第88屆奧斯卡終於落下帷幕，萊昂納多終於結束陪跑，拿到了垂涎已久的小金人，全世界仿佛陷入了一場狂歡，在世界各地為這個陪跑了四屆奧斯卡的“無冕之王”舉行加冕慶典。萊昂納多以及他所主演的電影《荒野獵人》無疑成為今年奧斯卡的焦點。但仍有一部電影在混戰中異軍突起，一舉奪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獎，這就是由托馬斯·麥卡錫執導的，根據《波士頓環球報》中的一則新聞所改編的電影《聚焦》。 影片講述了波士頓環球報一個名叫“聚焦”的調查小組由波士頓地區一名牧師猥褻兒童的偶然事件最終揭露出該地區多達八十餘名犯案牧師，受害者達上千人的駭人新聞事件。但弔詭的是，在長達數十年的教會神職人員猥褻幼童的過程中，幾乎不曾有一個知情人士或受害人站出來揭露這一現象，並阻止罪惡事件的持續蔓延。在整個事件中，受害人及其代理律師、教會人員、媒體從業人員、校方等等涉事人員都不曾真正採取有效措施干預並加以阻止。 而影片之所以高明的一點是，它並未將整體敘事的焦點局限於對駭人事件細節的深挖和渲染，對情節的機巧調動和剪輯。它將整個事件的內涵上升到對於整個體系的批判，以及對涉事各方冷漠態度的理性反思。它讓人看到了，沉默所造成的這場大屠殺，有可能將刀揮向你所熟識的每一個人——親戚、朋友、同學，甚至是你自己。 一、集體與個人的責任 （一）不存在集體罪責 如果要深究誰該為此事件承擔責任，影片中的大部分人幾乎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經手處理案件的代理律師，負責出手平息事件的高層人士，心理醫生，大主教，學校，甚至記者。這些人都不是真正發起犯罪行為的牧師，他們都沒有直接參與這場犯罪，但他們的行為無疑讓惡行持續發酵，讓事件波及更遠。 正如漢娜·阿倫特在《責任與判斷》一書中指出的：哪裡所有人都有罪，哪裡就沒有人有罪。如果說涉事的牧師可以通過花名冊進行清查和定罪，那麼在整個過程中產生推波助瀾作用的其他人呢?所有人都是共犯，他們的沉默就像是為強盜敞開的大門，讓惡人大搖大擺地進屋擄掠，再心滿意足地揚長而去。對於這些共謀的幫凶，我們甚至連他們是誰都不知道，只能以“集體罪行”進行譴責。 就像環球時報主編在片尾說的：“Sometimes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we spend most of our time stumbling around the dark. Suddenly a light gets turned on and there’s a fair share of blame to go around.”（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忘記大部分時間我們<安心於>在黑暗中磕磕絆絆。突然，天終於亮了，人們又開始相互指責起來。） 這種相互指責，其實就是一種罪惡開脫，當所有人身上都被潑了污水後，也就不會覺得誰齷齪。也正是因為根本不存在“集體罪責”，所以這種道德的冷漠才受到了良好的保護，甚至被認為是理所應當。在“集體”概念的掩護下，即便犯下的是滔天罪行，也顯得不那麼不堪與難以承受。 正如BBC 主播薩維爾近半世紀性侵兒童事件被爆出後舉世駭然一般，薩維爾在生前對兒童的猥褻癖好在整個BBC 內部是心照不宣的事實，但BBC 高管及職員卻縱容罪行一再發生，並持續近半個世紀，染指了近百名兒童。 德國戰敗後，漢娜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邪惡之強制性報告》中，這樣描繪“死刑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不陰險，也不兇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就那麼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接受絞刑。”他在為自己辯護時，反覆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這種不假思索與批判的行為，恰恰是“集體罪行”最可怕的部分。它以強大的環境壓力，迫使個人放棄了思考與選擇的能力，滑入旋渦之中，被徹底吞沒。它讓人徹底喪失了最根本的判斷力，麻痹了一個人對於善、惡的基本感知，從而也喪失了對自身行為的掌控能力，並以“集體”為天然甲冑，安心於揮刀屠戮。 （二）沉默的屠刀 在大眾傳播學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論。該理論由諾埃勒·諾依曼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這類觀點就會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理會（有時會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 諾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一書中更進一步闡釋：對於被孤立的恐懼表現為一種驅動力，它促使沉默的螺旋啟動起來。“與狼共舞”是一種較為幸福的境地，但是當人們由於無法認同在公眾中被廣泛傳播的意見，而無法說服自己人云亦云時，只能將永遠沉默的做法作為使自己能接受的第二選擇。 對於該理論的批判與質疑主要集中在對於“意見氣候”的判斷上。一個人能否正確地判斷他的觀點在“意見氣候”中占據的優劣情況?在無法判斷“意見氣候”的情況下，一個人又該作何反應呢? 而在本片中，那些不確定“意見氣候”的人，的確作出了試水動作，個別受害者想要向法院提交訴訟，卻最終迫於各項壓力，止步於庭外和解，噤若寒蟬;受害者組織的發起人企圖通過媒體擴大事件的關注度，卻最終只能在報紙的一角占據着不溫不火的位置，沒有濺起一絲水花，不了了之;心理醫生企圖將對神職人員普遍存在心理疾病的調查結果公諸於世時，卻遭到教會的公然抹黑與抨擊，最終選擇了放棄;甚至在整部電影中以反派形象貫穿始終的牧師代理律師，也曾經在事件發生的初始階段向報社寄去了犯案人員名單，卻被報社完美地“忽略”了。 當所有的努力最終都被社會所吞噬時，每一個當事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了自身意見的渺小與不受重視。於是，很自然地，在整個過程中，“沉默的螺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甚至讓一些沉默的人，最終忘記了自己是因為“不認同”而保持沉默，最終變成了“冷漠”。但是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對“冷漠”所制定的法律，一切能被繩之以法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個人，以及個人所犯下的具體的罪行。每一個人都不願意跳脫出這場旋渦，每個人都陷入了和哈姆雷特相同的困境：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 於是，就像我們在動物世界裡看到的不可思議的現象那樣：獨行的獅子肆意地獵取成群的羚羊，受驚的羚羊群撒腿就跑，揚起漫天塵土，一隻倒霉的小羚羊被撲倒在地，悽慘無望地呻吟着，脖頸被尖牙死死箍住，奄奄一息的眼裡是絕塵而去的親人與同胞。我們都僥倖地認為自己不會是那隻倒霉的“羚羊”，直到有一天，自己的頭塞進了那張血盆大口中… 二、權力機器的責任 （一）每一個零件都是可報廢的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Marty, don’t hesitate to ask. I find that the city flourishes when its grand institutions work together.”（馬蒂，如果我能幫得上什麼忙的話，儘管開口找我。我發現城市要想繁榮，離不開它裡面偉大機構的齊心協力） 這是在影片開場不久，天主教大主教對波士頓環球報主編說的一番話，主編對這番話的回應十分微妙，頗耐人尋味： -“…for the paper to best perform its function, it really needs to stand alone.”（一份報紙想要成功運作，必須保持獨立自主） 這句話對我們的意義又何嘗不是如此?一個人要想獲得存在的價值，就必須保持獨立自主。他必須依靠自己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判斷，去作出獨立的選擇，而不是被體系囊括在內，用所謂的“戮力合作”來碾碎我們的思想和價值。 一旦一個“體系”成型，它就具備徹底碾壓個體的力量，它擁有摧枯拉朽的破壞力，將你同化進它的體制中，喪失了對體制本身的道德性與合理性的判斷。 在對二戰德國納粹的反思中，學者們都喜歡用機器來類比極權主義，每一個人都是這台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只是隨着機器運轉的慣性發揮自己的“傳動”作用而已。這種比喻的內涵是什麼?就是人不稱其為人，不再是由血、肉和思想所構成的生物，而徹底淪為了沒有思想、生命與價值的工具。而“工具”所隱含的意義又是什麼?工具就是可以報廢，可以被替代，被改進的物品，一個零部件的損壞、丟棄，對於整個體系，整個機器的運轉沒有任何影響也沒有任何意義。 毫無疑問，這樣的類比是泯滅人性的。但事實上，在一次次的歷史悲劇與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或多或少不自覺地淪為了“工具”，我們將思想與選擇拱手相讓，放棄了生物性，選擇了對自我的“物化”。 （二）責任轉嫁是慣例 影片中，報社主編告訴調查小組成員們，不要把焦點放在個體牧師犯罪行為的坐實上，否則教會依然會以“偶然”事件為官方辭令，再一次將事件擺平。要想真正對事件發展有所改變，必須放棄對一樁樁罪行的窮追不捨，抽身而出，追索整個體系運行的錯誤，揭露出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系統性問題，才能徹底改變整個體系。 只不過，在法庭上，沒有針對體系的審判，法庭只審判一個個具體的人，於是，責任轉嫁便成為維護體系完整性的最常用手段。每一個接受審判的人，每一個被繩之以法的人，都只不過是整個體系運行崩潰的“替罪羊”。人們通常十分短見地選擇了“冤有頭、債有主”的最直接報復，他們不曾循着這一條條蛛絲馬跡，去診斷系統的病灶，去與體制抗爭。 體系碾壓個體，而個體，只會碾壓另一個個體，在這場紛爭中，體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逃脫法庭的制裁，逃離所有人的法眼。儘管調查小組對整個教會給予了重磅一擊，但在最後，依然是個人代替了整個系統，承擔了所有的“罪責”，體系又一次完美地演繹了“危機公關”。 三、星空和道德律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極為優雅而明確地表明了他的觀點： “有兩樣東西，我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景仰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前面那個無數世界的景象仿佛取消了我作為一個動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反之，後面這一景象則把我作為一個理智者的價值通過我的人格無限地提升了。在這種人格中，道德律向我展示了一種不全部依賴於動物性、甚至不全部依賴於整個感性世界的生活。” 康德空中的星空是什麼?是那個高高在上，俯視眾生的自然力量，甚至是超自然力量，它“取消了人作為一個動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這或許也是宗教給人帶來的一種超脫世俗，居高臨下不可侵犯之感。 自然的法則是什麼?是不可違逆不可侵犯的。宗教的教義是什麼?是命令，是教條，是必須無條件遵循的“上帝的指示”，它重視的是服從，而不是對個人的關懷。電影中的牧師在傳道時說，“知識是一回事，信仰是另外一回事。” 什麼是知識?知識是一種客觀存在，什麼是“信仰”與“道德律”?它們是你運用你所學的知識，經過思考、判斷與取捨後所決定堅守的東西。宗教所布道的教義是一種“信仰”嗎?如果你把宗教當做星空，那便不是信仰，而是“順從”。 電影中的心理醫生說了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話：教會只是個機構，是由人組建的，它會消逝，而我的信仰是永恆的，我試着把兩者分開。他停止了對“信仰”的仰望，而以一個理智者的身份回歸到對自我價值的建構上來。 （原文鏈接：http://wap.21ccom.net/index.php?&a=show&catid=43&typeid=43&id=210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