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望武漢，春風又綠漢江岸。而這是個多少人沒有等來的春天。這是個多少逝者無法被吻別的春天。這是個被一千三百萬武漢人錯過的春天。

我在柏林，遙遠地陪伴武漢人，自我囚禁在院子的鐵柵欄內，也是一天天錯過了早春。院裡院外，野花都開了，最近開放的是勿忘我。花朵雖小，但一藍一片，藍得靜謐而傷感：勿忘我，勿忘我，似乎是明白人間終究薄情而善忘，誰又堪勿忘？假如我們民族都長了一副好記性，記住一次次災難，我們的記憶存儲盤早就爆了。

這已經是我們家自我囚禁的第三周。權當作陪伴苦難的武漢人，湖北人，以及我散落各地的自我囚禁的朋友、同胞，也陪伴方方。上周六，離我們家半里地的奧林匹克體育場吼喊震天，足球賽照常舉行。這樣的萬人群嗨，最逼我自我囚禁於鐵柵欄之內。站在鐵柵欄里，遙看那些身着球迷裝的柏林人嗨過我家柵欄牆，一路扔下他們的啤酒瓶、薯片袋。對於球迷們的短暫公德、教養休假，各國人都一笑而諒。何況這是春季到夏季他們最後一次群嗨，從此柏林將取消所有大型群聚活動。我簡直為他們痛楚。日耳曼族的內斂，緘默，攢出的吶喊都只能到那樣的場合釋放。

去年十二月底，國內的一個朋友向我發來最初的病毒信息，是一個醫生告誡“護士妹妹們”的截屏，我就向我在柏林的武漢女友告警。她的母親和兄妹都住在武漢，但我懷疑她是否實時向她的家人轉達了我的緊張。中國人遇事“瞞，瞞，瞞”，我幹過，你幹過，她/他幹過，我們都幹過，不是嗎？一瞞，首先是不願做烏鴉，這也不無幾分善意。二瞞，是怕麻煩；直面接受噩耗者的驚懼，恐慌，悲憤，甚至歇斯底里是很麻煩的，是給自己行天大的不方便，因此這需要把責任看得比天大的不方便更大的人才能承擔。最後一瞞，對我便是疑團了，究竟為何而瞞？

為了某者能吃好一頓飯，這個壞消息先瞞了他吧；為了能把這個年過好，先瞞到過了年再說吧；為了大家還能在無知無畏中傻歡樂，樂一時是一時，瞞一時是一時，難道不也有撞對大運的時候？壞事瞞着瞞着就化了的，大事瞞着瞞着就變小的，再瞞一瞞吧。可這病毒只有三微米，什麼樣的遮天手掌能捂得住？病毒如此兇惡神速，瞞得不如漏得快呀，多少人還被瞞着，就死了，以死來告訴你，真相絕瞞不住。

李文亮大夫臨終之前，我的武漢女友通過她的武漢朋友讓我對他的彌留有過幾小時的跟進。那幾小時，我為李大夫默默禱告，還許了願：假如李醫生能活下去，我就戒掉我最愛的紅酒。後來發現，連那幾小時，都是瞞。瞞住世界上所有為他不平的人，瞞住他的老母親，他的愛妻，他的愛子，他那個遺留在妻子腹中還有幾個月就要出世的孩子。那個孩子原本該在明年的春天，或許初夏，頭一回不清晰地發出“爸”字。孩子的祖母聯想到那一刻，哭得站不穩：“我……我怎麼跟孩子說呀！” 醫院領導隱瞞李大夫真實死亡的時間，明知無用，卻用心臟起搏器不斷按壓李大夫的胸腔。那皮肉之下是一根根人類肋骨啊，不是鋼筋混凝土，經得起幾小時的機械按壓？就是把那顆冷了的心按得還陽，肋骨早成碎瓷了。先逼人瓦全，在讓人玉碎，無非是怕上怕下，上有領導，可摘烏紗帽，下有萬千民眾，可掀石榴裙。那兩日的中國人，中華子孫可是信誓旦旦，永遠不忘記吹哨人李文亮。記憶究竟能延續多久，比勿忘我花期長多少？

李大夫是受了天大委屈離去的。七尺男兒可殺不可辱，先是領導辱，再是警察辱，然後在電視上受全國遊街奇恥大辱。他會不委屈嗎？而他死給你看，死給委屈他的人、委屈他的電視台主播們看，真相就在他永不再發聲的微啟欲闔的嘴唇上，在那最終冷下去的心臟里。還有比這真相更刺痛你我，更鞭撻我們的嗎？他是為了我們好啊，我們怎麼成了不知好歹的一族人了？！武漢人和全國人以哨音為哀樂，為李文亮送行，也以哨音放飛囚禁的心靈。李文亮生如凡人，愛妻子，愛孩子，愛美食，解禁二胎他一定如所有平凡人家的丈夫，喜悅而懷有感激之心，終於能給兒子生育出玩伴兒了。而他的死，卻宛若聖徒：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聖徒的獻祭，為了啟迪人們，為了救贖犯下的罪孽的我們。這不是罪孽嗎？無數人喪生，無數家庭滅門，從上到下，罪孽在貫徹時，由於人性的局限，一層層的罪孽疊加，到了最底層，就成了封門，毆打，餓死不到兩歲的孩子，衝散一家人聊以消磨的牌局，並逐個加害。我們會忘記這些嗎？難說。

我無法體驗這種肺炎在最後奪取生命的症狀，但憑着許多醫護人員的敘述，重症病人會向他們呼喊求助：“救救我呀，醫生！”這讓我想起我的前婆婆和我的父親。兩位老人家都是在八十多歲由於心臟衰竭而引起了的呼吸衰竭。記得我的前婆婆也是這樣對他的女兒呼救：“救救我！” 那時她的血氧一定也低於百分至六十，等於一個溺水者正在窒息，而岸邊的人不為所動。不如溺水者的是，溺水的受罪是短暫的，幾十秒就會結束。而這種肺炎的患者，也許要把窒息過程延長几天，每一秒鐘都生不如死。被扼死，被悶死，被嗆死的感覺，一天二十四小時地生受，一小時六十分鐘的垂死掙扎，我不敢細想，不敢動用形象思維……但我腦子裡還是不斷出現父親在氧氣面罩下的臉孔，嘴巴大張，用盡全身力氣吞吸，不管他怎樣吃力，氧氣都進入不了他的肺泡，老人的樣子好可憐啊，就像被扔到岸上的魚。最後父親是腦缺氧走了，實際上是給扼死了，給悶死了，給一根不可視的絞索勒，又不一口氣勒死，而是一分一秒地折磨死，整個過程是一天一夜。假如我能再選擇一次，我會選擇讓父親少活那二十四個小時，免除他最後從人類到魚類的退化，既然終有一死，就不要讓他在受刑中死。我知道，父親被憋死的刑法，在武漢所有瀕死的重症病人身上重複了，也在李文亮大夫身上重複過。

那些被廢掉的肺折磨至死的人們，在他們最後的瞬間，舉目四顧，卻找不到一張熟悉的臉，來給他壯點膽子，拉住他的手，表示人間最後的不舍，最後能讓他帶走的掌心上那一縷體溫，都沒有，他就像一個落魄異鄉的陌生人，孤單單地進入裝屍袋，多不甘，又多麼恐懼。人的最後一刻，最不可缺的是親人的許諾：去吧，我們不會忘記你，因為我們愛你。可是武漢的逝者，沒有得到到這終極的許諾。

李文亮大夫也沒有在慈母的淚眼下，在妻子和孩子的聲聲喚中離去。他最後一句話至今留在他的微博上，由人們去延申他在另一維度的生命。人們不願忘記他，以自己的想象，一廂情願地讓他活下去。正如方方所說，這裡成了中國人的哭牆。我看了一下留言，跟李醫生談什麼的都有，瑣屑的三言兩語，家常的點點滴滴，談吃，談愛，仿佛李醫生是他們的心理諮詢師，更像李文亮是隔壁大哥。很多人說，他們永遠不會忘記李醫生。但願這堵無形的立於陰陽兩界的哭牆永遠不被強拆，伴隨倖存者活下去，並且記住。

我所居住的柏林是一個拒絕遺忘的城市。很多街道的地面上都鑲嵌着銅牌，鑄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位猶太人（或他們的家庭）曾從這條街某樓某號被帶走……”的字樣。並告訴人們這些被帶走的猶太人最終的去向，其中絕大部分死於集中營。離我家不遠的弗拉托大街（Flatowallee），通向奧林匹克體育場正門，大街便是以一對猶太運動員堂兄弟命名的。這對猶太堂兄弟在雅典的奧運會為德國出賽，使德國體操隊拿了金牌，他們被帶到集中營之後，都死於飢餓。據我們隔壁的老鄰居說，我家的房子最早的主人也是猶太人，但戰後沒有任何人來認領，哪怕遠親都沒出現過，於是就只能歸於政府所有。後來政府拍賣，才又回到民間。房子建於一九二二年，非常考究堅固，大概計劃給若干代子孫居住，但是這家人沒有一個後代倖存，連遠親都沒有線索了。德國的洪堡大學圖書館，曾經被納粹焚書，現在圖書館就把那些書架空置，讓人們不忘那次焚書醜行。這是德國人為自己欠猶太人和全人類的血債命債記賬。記下這筆賬，對於他們難免痛苦，但不記賬，便是保不住民族的羞恥感，然而沒有羞恥感。榮辱孿生，無羞恥感，也就無所謂榮譽感了。德意志民族，寧要痛苦，也不要失去榮譽感。他們相信，只有牢記自己的羞恥，才能杜絕羞恥再度發生。

自吹哨者李文亮犧牲後，又出現一位“發哨子的人”艾芬醫生。艾醫生後悔她沒有更廣泛地分發“哨子“，否則事情不會遭到如此地步，早知如此，她會豁出去。這是個勇敢的女人，勇敢的武漢人。武漢人隱忍且勇敢。隱忍高貴，而勇敢更高貴。勇敢的武漢人到處都是，他們對弄虛作假大喊“假的！”他們吃足了“瞞”字之苦。發生在過去的災難，我們瞞着後代，最荒唐的是，我們對自己都瞞着。因而我們的百姓忍受了薩斯之痛才十七年，又陷入新冠肺炎的掙扎。瞞着，就可以不追責，因為要追就必追瞞者的責。不追責又怎樣指望我們牢記？悲劇的戲核都沒挖出，記住什麼？於是我們成了一族記性壞，忘性好的人。南京大屠殺，三年饑荒，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拼命對自己瞞着，不瞞着就不是正能量。不計較是非，不記仇，似乎也是我們寬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們善於寬恕，得理饒人，但我們也成了隱瞞者。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後人不能瞞，必須毫無隱瞞地給他們一個交代，李文亮大夫為什麼受辱，又是怎樣死去。不能瞞着他們那麼多無辜的武漢人湖北人全國人是怎麼無辜被禁錮，被病死，被潦草入殮的。瞞不住的，是意大利昨天直升的一百七十多個死亡案例。

我們必須問問自己，為社麼要為加害於我們的人隱瞞？隱瞞他們的羞恥嗎？歷史上有多少個時機，該他們感到羞恥，對他們犧牲的人民賠罪？可我們放過去了。悲劇都是稀里糊塗地收場，不久悲劇又上演了，劇情仿佛剽竊，還是一個瞞字了的。

我們民族之所以苦難，因為我們兩千年來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早就預見了這一點，不知他是否預見了人為失憶，被迫失憶，亦使垂哀於父輩苦難的後人，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