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武汉，春风又绿汉江岸。而这是个多少人没有等来的春天。这是个多少逝者无法被吻别的春天。这是个被一千三百万武汉人错过的春天。

我在柏林，遥远地陪伴武汉人，自我囚禁在院子的铁栅栏内，也是一天天错过了早春。院里院外，野花都开了，最近开放的是勿忘我。花朵虽小，但一蓝一片，蓝得静谧而伤感：勿忘我，勿忘我，似乎是明白人间终究薄情而善忘，谁又堪勿忘？假如我们民族都长了一副好记性，记住一次次灾难，我们的记忆存储盘早就爆了。

这已经是我们家自我囚禁的第三周。权当作陪伴苦难的武汉人，湖北人，以及我散落各地的自我囚禁的朋友、同胞，也陪伴方方。上周六，离我们家半里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吼喊震天，足球赛照常举行。这样的万人群嗨，最逼我自我囚禁于铁栅栏之内。站在铁栅栏里，遥看那些身着球迷装的柏林人嗨过我家栅栏墙，一路扔下他们的啤酒瓶、薯片袋。对于球迷们的短暂公德、教养休假，各国人都一笑而谅。何况这是春季到夏季他们最后一次群嗨，从此柏林将取消所有大型群聚活动。我简直为他们痛楚。日耳曼族的内敛，缄默，攒出的呐喊都只能到那样的场合释放。

去年十二月底，国内的一个朋友向我发来最初的病毒信息，是一个医生告诫“护士妹妹们”的截屏，我就向我在柏林的武汉女友告警。她的母亲和兄妹都住在武汉，但我怀疑她是否实时向她的家人转达了我的紧张。中国人遇事“瞒，瞒，瞒”，我干过，你干过，她/他干过，我们都干过，不是吗？一瞒，首先是不愿做乌鸦，这也不无几分善意。二瞒，是怕麻烦；直面接受噩耗者的惊惧，恐慌，悲愤，甚至歇斯底里是很麻烦的，是给自己行天大的不方便，因此这需要把责任看得比天大的不方便更大的人才能承担。最后一瞒，对我便是疑团了，究竟为何而瞒？

为了某者能吃好一顿饭，这个坏消息先瞒了他吧；为了能把这个年过好，先瞒到过了年再说吧；为了大家还能在无知无畏中傻欢乐，乐一时是一时，瞒一时是一时，难道不也有撞对大运的时候？坏事瞒着瞒着就化了的，大事瞒着瞒着就变小的，再瞒一瞒吧。可这病毒只有三微米，什么样的遮天手掌能捂得住？病毒如此凶恶神速，瞒得不如漏得快呀，多少人还被瞒着，就死了，以死来告诉你，真相绝瞒不住。

李文亮大夫临终之前，我的武汉女友通过她的武汉朋友让我对他的弥留有过几小时的跟进。那几小时，我为李大夫默默祷告，还许了愿：假如李医生能活下去，我就戒掉我最爱的红酒。后来发现，连那几小时，都是瞒。瞒住世界上所有为他不平的人，瞒住他的老母亲，他的爱妻，他的爱子，他那个遗留在妻子腹中还有几个月就要出世的孩子。那个孩子原本该在明年的春天，或许初夏，头一回不清晰地发出“爸”字。孩子的祖母联想到那一刻，哭得站不稳：“我……我怎么跟孩子说呀！” 医院领导隐瞒李大夫真实死亡的时间，明知无用，却用心脏起搏器不断按压李大夫的胸腔。那皮肉之下是一根根人类肋骨啊，不是钢筋混凝土，经得起几小时的机械按压？就是把那颗冷了的心按得还阳，肋骨早成碎瓷了。先逼人瓦全，在让人玉碎，无非是怕上怕下，上有领导，可摘乌纱帽，下有万千民众，可掀石榴裙。那两日的中国人，中华子孙可是信誓旦旦，永远不忘记吹哨人李文亮。记忆究竟能延续多久，比勿忘我花期长多少？

李大夫是受了天大委屈离去的。七尺男儿可杀不可辱，先是领导辱，再是警察辱，然后在电视上受全国游街奇耻大辱。他会不委屈吗？而他死给你看，死给委屈他的人、委屈他的电视台主播们看，真相就在他永不再发声的微启欲阖的嘴唇上，在那最终冷下去的心脏里。还有比这真相更刺痛你我，更鞭挞我们的吗？他是为了我们好啊，我们怎么成了不知好歹的一族人了？！武汉人和全国人以哨音为哀乐，为李文亮送行，也以哨音放飞囚禁的心灵。李文亮生如凡人，爱妻子，爱孩子，爱美食，解禁二胎他一定如所有平凡人家的丈夫，喜悦而怀有感激之心，终于能给儿子生育出玩伴儿了。而他的死，却宛若圣徒：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的献祭，为了启迪人们，为了救赎犯下的罪孽的我们。这不是罪孽吗？无数人丧生，无数家庭灭门，从上到下，罪孽在贯彻时，由于人性的局限，一层层的罪孽叠加，到了最底层，就成了封门，殴打，饿死不到两岁的孩子，冲散一家人聊以消磨的牌局，并逐个加害。我们会忘记这些吗？难说。

我无法体验这种肺炎在最后夺取生命的症状，但凭着许多医护人员的叙述，重症病人会向他们呼喊求助：“救救我呀，医生！”这让我想起我的前婆婆和我的父亲。两位老人家都是在八十多岁由于心脏衰竭而引起了的呼吸衰竭。记得我的前婆婆也是这样对他的女儿呼救：“救救我！” 那时她的血氧一定也低于百分至六十，等于一个溺水者正在窒息，而岸边的人不为所动。不如溺水者的是，溺水的受罪是短暂的，几十秒就会结束。而这种肺炎的患者，也许要把窒息过程延长几天，每一秒钟都生不如死。被扼死，被闷死，被呛死的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生受，一小时六十分钟的垂死挣扎，我不敢细想，不敢动用形象思维……但我脑子里还是不断出现父亲在氧气面罩下的脸孔，嘴巴大张，用尽全身力气吞吸，不管他怎样吃力，氧气都进入不了他的肺泡，老人的样子好可怜啊，就像被扔到岸上的鱼。最后父亲是脑缺氧走了，实际上是给扼死了，给闷死了，给一根不可视的绞索勒，又不一口气勒死，而是一分一秒地折磨死，整个过程是一天一夜。假如我能再选择一次，我会选择让父亲少活那二十四个小时，免除他最后从人类到鱼类的退化，既然终有一死，就不要让他在受刑中死。我知道，父亲被憋死的刑法，在武汉所有濒死的重症病人身上重复了，也在李文亮大夫身上重复过。

那些被废掉的肺折磨至死的人们，在他们最后的瞬间，举目四顾，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脸，来给他壮点胆子，拉住他的手，表示人间最后的不舍，最后能让他带走的掌心上那一缕体温，都没有，他就像一个落魄异乡的陌生人，孤单单地进入装尸袋，多不甘，又多么恐惧。人的最后一刻，最不可缺的是亲人的许诺：去吧，我们不会忘记你，因为我们爱你。可是武汉的逝者，没有得到到这终极的许诺。

李文亮大夫也没有在慈母的泪眼下，在妻子和孩子的声声唤中离去。他最后一句话至今留在他的微博上，由人们去延申他在另一维度的生命。人们不愿忘记他，以自己的想象，一厢情愿地让他活下去。正如方方所说，这里成了中国人的哭墙。我看了一下留言，跟李医生谈什么的都有，琐屑的三言两语，家常的点点滴滴，谈吃，谈爱，仿佛李医生是他们的心理咨询师，更像李文亮是隔壁大哥。很多人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李医生。但愿这堵无形的立于阴阳两界的哭墙永远不被强拆，伴随幸存者活下去，并且记住。

我所居住的柏林是一个拒绝遗忘的城市。很多街道的地面上都镶嵌着铜牌，铸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位犹太人（或他们的家庭）曾从这条街某楼某号被带走……”的字样。并告诉人们这些被带走的犹太人最终的去向，其中绝大部分死于集中营。离我家不远的弗拉托大街（Flatowallee），通向奥林匹克体育场正门，大街便是以一对犹太运动员堂兄弟命名的。这对犹太堂兄弟在雅典的奥运会为德国出赛，使德国体操队拿了金牌，他们被带到集中营之后，都死于饥饿。据我们隔壁的老邻居说，我家的房子最早的主人也是犹太人，但战后没有任何人来认领，哪怕远亲都没出现过，于是就只能归于政府所有。后来政府拍卖，才又回到民间。房子建于一九二二年，非常考究坚固，大概计划给若干代子孙居住，但是这家人没有一个后代幸存，连远亲都没有线索了。德国的洪堡大学图书馆，曾经被纳粹焚书，现在图书馆就把那些书架空置，让人们不忘那次焚书丑行。这是德国人为自己欠犹太人和全人类的血债命债记账。记下这笔账，对于他们难免痛苦，但不记账，便是保不住民族的羞耻感，然而没有羞耻感。荣辱孪生，无羞耻感，也就无所谓荣誉感了。德意志民族，宁要痛苦，也不要失去荣誉感。他们相信，只有牢记自己的羞耻，才能杜绝羞耻再度发生。

自吹哨者李文亮牺牲后，又出现一位“发哨子的人”艾芬医生。艾医生后悔她没有更广泛地分发“哨子“，否则事情不会遭到如此地步，早知如此，她会豁出去。这是个勇敢的女人，勇敢的武汉人。武汉人隐忍且勇敢。隐忍高贵，而勇敢更高贵。勇敢的武汉人到处都是，他们对弄虚作假大喊“假的！”他们吃足了“瞒”字之苦。发生在过去的灾难，我们瞒着后代，最荒唐的是，我们对自己都瞒着。因而我们的百姓忍受了萨斯之痛才十七年，又陷入新冠肺炎的挣扎。瞒着，就可以不追责，因为要追就必追瞒者的责。不追责又怎样指望我们牢记？悲剧的戏核都没挖出，记住什么？于是我们成了一族记性坏，忘性好的人。南京大屠杀，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拼命对自己瞒着，不瞒着就不是正能量。不计较是非，不记仇，似乎也是我们宽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们善于宽恕，得理饶人，但我们也成了隐瞒者。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后人不能瞒，必须毫无隐瞒地给他们一个交代，李文亮大夫为什么受辱，又是怎样死去。不能瞒着他们那么多无辜的武汉人湖北人全国人是怎么无辜被禁锢，被病死，被潦草入殓的。瞒不住的，是意大利昨天直升的一百七十多个死亡案例。

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社么要为加害于我们的人隐瞒？隐瞒他们的羞耻吗？历史上有多少个时机，该他们感到羞耻，对他们牺牲的人民赔罪？可我们放过去了。悲剧都是稀里糊涂地收场，不久悲剧又上演了，剧情仿佛剽窃，还是一个瞒字了的。

我们民族之所以苦难，因为我们两千年来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早就预见了这一点，不知他是否预见了人为失忆，被迫失忆，亦使垂哀于父辈苦难的后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