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上海保衛戰”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們在同一個“敵人”戰鬥》（作者：佚名，2022-05-11）

今天這個朋友圈我要小心避開雷區，所以有些話需要你自己理解，不能只看到我字面涉及的範圍。我在3月份即斷定上海封城至少一個月，甚至有可能會長達二三個月，後來所做的幾次預測到目前能被驗證的也都是對的。我今天把觀察視角從上海抽離開來看看更宏觀的東西。不要以為社會面清零等於解封，政治意義上的社會面清零和實際上的解封恢復正常秩序有相當長距離，也就是說在上海的朋友不能過於樂觀。

事情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顯然已經不是疫情本身的問題那麼簡單了，“大上海保衛戰”這個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們在同一個“敵人”在戰鬥，但這個敵人並不存在或者說根本不是敵人只是“被當成敵人”的，那麼為何要製造個敵人出來？之前某個城市已經有過先例，有了“敵人”才能名正言順地實施法外行為，其他城市的服從性已經無須讓人擔心，但上海因為它的國際性和本身的城市特色，

還是需要服從性訓練，從本質上講這是一種社會動員運動，只不過這是一種消極動員，它的目的不是要發動群眾而是要讓控制力能夠保持社會面的高度服從。

虛擬出一個根本不是敵人的敵人，已經能夠看出什麼經濟不經濟，國際影響不影響，民生不民生都不是啥問題了，那麼冒着毀掉長三角的風險還要這樣做到底是為什麼？我的推測就是不久的將來本身這一切都要發生，那麼乾脆不如就借着這個機會提早讓它發生，反而能夠化解掉以後發生而產生的更大的風險（這段話需要思考才能理解，我不能說得那麼清楚）香港已經為將來可能被踢出SWIFT做準備了，一旦香港被踢出SWIFT，珠三角就會很快垮掉，中國經濟拋開長三角和珠三角還有什麼？這個誰都知道，但目前這樣做就是經濟已經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了，反正現在就是保經濟，不久的將來這一切也會發生，不如乾脆現在用一石二鳥的辦法消解因為外部原因造成的猛然崩潰所帶來的更大危機。

上海封城有點像房價，目前封着很多問題還能被拖着，一旦解封更多的問題就會接踵而來。在上海的朋友要有所準備，首先是外資、國際企業大量逃離，千萬以上的房產會被大量拋售，小微企業的大量倒閉和轉移，會有一波不小的失業潮，消費市場會急劇萎縮，這對於旅遊餐飲文化娛樂產業都很不友好，上海的常駐人口可能會下降五分之一，這一切都可能在解封后的一年內發生，上海的衰退短期內對其他城市特別是深圳這樣的城市有一定的利好，但當大蕭條橫掃一切時，上海依然會是一線城市，只是過去二十年的輝煌不會再有，我早就說過很多東西已經不可逆轉，也不可能回到以前了，這裡的意思是即使遭受重創之後的上海依然還會是一線城市，但上海都會如此慘澹，可想其他地方會是怎麼樣的。

時代的車輪已經滾滾碾來，但大多數的對此渾然不覺，所能感知的也只是自己生活周邊的那點範圍，就在如同49年6月只會為士兵睡在大街上的宣傳而產生低級的感動，而根本不知道他將面臨的是怎樣的時代。

二. 《與蕭功秦老師商榷》（文摘自：原創：名師大家談遊學，2022-05-11）

今天讀到蕭功秦老師的一篇文章，《我在上海疫情中的思考》，查了一下蕭老師的公眾號(蕭功秦評論)，原題是《在艱難時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還是略有不同的。拜讀之後，有些想法跟蕭老師有共鳴，有些想法卻難以認同。蕭老師遭遇了網絡暴力和言語侮辱，我非常同情，也非常理解。這些年的上網歷程，我也遭遇過類似的事情，所以對蕭老師的遭遇，感同身受，非常理解。任何人被這種不理性、無邏輯又惡語相向的人噁心一下，心情都會不好的。蕭老師很大度，在被謾罵之後，仍能做到心平氣和的跟對方講道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估計這位“極端思維網絡人士”也是聽不進去的。這種胸襟和氣度，我也是很佩服的。最後，蕭老師建議大家加強鍛煉，樂天知命，也頗有人生大智慧和過來人的從容鎮定。但是文章中的一些其他部分，蕭老師寫到:我在朋友圈是這樣回復他的:在你刪除我以前，請容許我對你說一句。我特別欣賞俄羅斯作家格林說過的一包話，他說"我每天總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麗的太陽升起"。並且進一步說到:沒有艱難歲月中的浪漫和瀟灑，不配是一個真正的人。不懂得苦難中的浪漫和瀟灑，也無法理解真正人生。讀到此人的回覆，絕對不能說自己會心情舒暢，好在多年來，我經歷了太多與極端思維人士的思想衝突與碰撞，也已經見怪不怪了。於是，我再次對他回覆說:

災難與苦難中的樂觀，並不等於對苦難的讚美與歌頌，更不等於對自然災難中產生的種種次生災難與種種不幸的無動干衷，你把對苦難事物的態度，與苦難中的人生處世方式，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在一起了。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局勢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嚴峻?外部因素固然是一個方面原因，社會深層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困境來臨時，我們國人應對困境的精神態度與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問題。中國人身上極左時代形成的陳舊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殘存的極端思維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我們內心深處這些惡根性的東西，存留越多，我們走向新文明的路途，就越漫長。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並如同防範新官並毒一樣，敬惕它們對們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的傳染、干擾與支配。判識這種種惡根性，並與之鬥爭，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命。......我的座右銘是:尊重經驗常識，尊重社會多元，超越左右極端，務實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在一個充滿複雜的矛盾與變化的時代，做一個有着內心的自由追求，又能樂天知命的知識分子。

上面這些內容，我的看法如下:

1.蕭老師寫到，"沒有艱難歲月中的浪漫和瀟灑，不配是一個真正的人”。這句話對干激勵困境中的個體，不要沉淪，要奮發圖強，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對那些求醫無門，只能等死，進而真的不幸過世的人們，對於那位人在上海，母親在福建病重，至死都沒有見到母親最後一面的記者，以及數不清的原生和次生災害的受難者、受害者，以及他們的親朋好友，他們的這些艱難歲月，你讓他們如何浪漫和瀟灑?那些受難者、受害者、逝者，他們配不配做一個真正的人呢?

2.蕭老師寫到，"災難與苦難中的樂觀，並不等於對苦難的讚美與歌頌，更不等干對自然災難中產生的種種次生災難與種種不幸的無動干衷”。上海當前的情況是自然災難嗎?上海並沒有什麼自然災難，甚至官方都沒有說上海有自然災難。任何時候，大規模、超限度、長時間的限制人身freedom，都不是自然災難，請不要讓自然災害背鍋。歐洲中世紀因為黑死病，確實有過隔離措施，隔離措施也確實是針對傳染病原始而有效的方法，但是中世紀的隔離，主要是隔離感染者，而非限制普通人。蕭老師把當前上海的事情說成是“自然災難”，我覺得真的有點粉飾太平的味道了。蕭老師文章的題目是，疫情中的思考，不妨直接改為“自然災難中的思考”更合適?太荒謬了吧!

3.蕭老師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反思，是自己經歷的一次具有“極端思維網絡人士”的人身攻擊，推導出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極左時代形成的陳舊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殘存的極端思維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對此我很難認同。極端思維，陰謀論，發達國家並不比我們少。他們也並不是因為有更少的極端思維、陰謀論，才被稱為發達國家。看看美國兩partv的撕裂，關於墮胎、持槍、種族、同性婚姻，哪個問題不是極端思維、極端撕裂?關於羅斯柴爾德家族、共濟會陰謀論層出不窮，甚至大選舞弊的陰謀論也甚囂塵上，西方世界才是陰謀論的鼻祖和大本營，但是這些極端思維和陰謀論，並沒有影響他們社會的正常運轉(雖然問題很多，甚至一大堆)，而且正是這些國家從制度上保證了思想市場的開放、多元，極端思維和陽過論才更右市場，陰謀論才更有市場。肅老師經歷了一場英女師經歷了

出言不遜的言辭辱罵，這位“極端思維網絡人士”顯然不懂得溝通交流的基本禮貌，但是這樣一個人，如果不掌quan，試問他能限制上海2500萬人的人身自由嗎?這樣一位人士，現實生活中如果遇到，可能會讓人不開心、不愉快，他頂多是一個無禮、粗鄙的人，遇到這樣的人，也就是出門踩到狗屎，但是過去也就過去了，這樣的人能產生多大危害?現實社會中的這麼多問題，難道是沒有禮貌的人太多了造成的?國民劣根性這個問題，如果按照秦暉老師的考證，是康梁當年為了迴避自己維新運動策略上的失敗，從而找的一個藉口，國民性這個大而無當的概念是無法界定和量化的。即便我們不說這麼深的學理、考證，任何國家的國民性，跟人性是一樣的，都有光輝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國民性是受到制度環境影響的，1978年以前的國人崇尚階級鬥爭，1978年以後的國人崇尚做生意賺錢，是國人的國民性變了嗎?香g人以前上街，g桉法出台後，幾乎沒人上街，是香g人的國民性變了嗎?是制度環境變了，制度環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表現出什麼樣的行為、什麼樣的人性。把當前的所有問題，歸根干壓民劣根性，而不從制度方面找原因，是非常錯誤的。這個論調已經一百年了，相關的學理討論已經很深入了，不應該再繼續錯下去了。

4.蕭老師的座右銘是:尊重經驗常識，尊重社會多元，超越左右極端，務實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這很好啦。但是，如果quan力不受約束，你連門都出不了，或是進不了，有家不能回，就不要奢談什麼融入世界文明了。我很想知道的是，作為國內新權威主義(崇尚q uan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蕭老師，如何看待quan力應當被約束，這一世界主流文明的共識?

5.審美。審美這個問題，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你喜歡古典的，他欣賞現代的，是沒什麼好爭論的。所以審美這個話題並不是要和蕭老師商榷，我也沒資格對蕭老師的審美提出意見。我只是想說一下我的觀察:蕭老師的審美有點另類。蕭老師引用了格林的一句話，"我每天總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麗的太陽升起"，很多年前，蕭老師有一篇書評，叫做《拒絕殘酷的美麗》，將上個世紀40年代初延安的事情，事實層面評價為殘酷，審美層面認為美麗，價值層面認為應當拒絕。所以蕭老師從殘酷的事件中、逆境中，看出一層美麗，是不是挺另類的?當然蕭老師引用那包話，似乎是想說明，一個人應當在困境中保持積極向上、樂觀的態度，這當然沒錯。但是不管怎麼說吧，普通上海人更關心的是，為什麼美麗家園變成了“垃圾堆“一樣的“不定期徒刑”牢房，而不是垃圾堆上看美麗的日出。

6.最後一點，蕭老師文章題目是《艱難時期如何安身立命》，但是讀完全篇，蕭老師的個人經驗是加強鍛煉、閱讀與寫作，不過這個建議似乎由健身教練提更為合適。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我更希望看到作為歷史學家的蕭老師，對上海何以走到今天，中國何以走到今日，能夠條分縷析、答疑解惑。國民劣根性的說法，顯然不能令人信服。前兩天流傳一個短視頻，一位上海大叔，在給大白普法:你行使的是公quan力，公qua n力法無授權即不得行使;在私人領域，法無禁止即享有自由。上海大叔能說出這段話，是上海人的體面，也是中國人的體面。並且這段視頻在瘋傳，說明大家非常認同這些觀點。如此看來，中國人的優根性也不少?蕭老師以為呢?

三.《在艱難時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作者：蕭功秦，2022-05-11）

一、上海街頭出奇的寧靜

我住的小區是上海徐匯的一個封控小區，目前還沒有解封，但只要向居委申請通行證，還是可以出門看病的。在電話聯繫以後，我到居委填寫了一張表格，寫明最近兩次做核酸的時間與出門事由，居委大白蓋了一個章，我就可以憑這個申請單出門了。

五月四日清晨，我騎電瓶車去第九人民醫院看牙科門診。這是一個多月來第一次上街，頗有一種重獲自由的新鮮感。從小區到醫院的一路上，空曠的大街見不到一個行人，即使是快遞小哥也不多。往日繁華的林蔭道，連汽車也不見蹤影，這種出奇的寧靜，倒還別有一番趣味。我就在路邊停車，拍了張街景照片作為留念。這可以說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來未遇的奇觀，解封以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40分鐘騎車途中，看不到一個交警。近醫院的一條小路邊上，遇到一個大白，他問我上哪裡去，我說去九院看病。他也沒查看我的通行證，就讓我走了。

醫院大廳里人不多，相當於過去的五分之一，我在九院底樓掛號窗口看到一個掛號的老人讓人同情。掛號時他的核酸檢驗報告還沒有出來，等到報告出來時，他預約的專家門診號已經失效了。他向窗口裡的工作人員苦苦爭辯解釋，但對方回答，這就是醫院的規定，沒有辦法。

我真為這位老者擔憂，一個月不能出來看病，估計也不是小病，好不容易申請到了通行證，到醫院看病時卻遭到拒絕，這是多大的打擊？世上總有很多不幸的事，我們的制度規定是不是應該更人性化一些，來減輕普通人的困難與不幸呢。

這次疫情也顯露出我們社會中一些消極的東西，例如，某些官員素質不高，凡事一刀切，層層加碼，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上下反饋機制的不足，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匱乏，人道主義文化的缺失，體制與社會文化中的種種短板也很多。

疫情中顯露出來的這些社會問題，會成為影響中國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國運的深層次因素。希望疫情過後，我們社會能從上到下，都對這場災難進行深入的理性總結與反思。古人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社會困局中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一個民族的財富，然而必須通過深刻的反思，才能轉化為民族的經驗資源。

二、與一位極端思維者對話

我把出小區治病的這段經歷與途中拍的相片發到朋友圈裡了，有一位我不認識的人士在我的朋友圈裡責問說，“你居然在空曠的大街上看出來別有趣味”！他極為憤慨，認為我是一個“麻木的人”，“對疫情中的苦難缺乏同情心”，並認為我不配是一個文人，他決定把我從自己微信中刪掉。

我在朋友圈是這樣回復他的：在你刪除我以前，請容許我對你說一句。我特別欣賞俄羅斯作家格林說過的一句話，他說“我每天總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麗的太陽升起”。

沒有艱難歲月中的浪漫和瀟灑，不配是一個真正的人。不懂得苦難中的浪漫和瀟灑，也無法理解真正人生。

格林是俄羅斯20世紀初期的一位浪漫主義作家，格林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始終保持着樂觀向上的精神。他以自己對生活的信心與熱愛，超越了種種人生苦難。他的中篇小說《紅帆》被改編成電影，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中國放映過。當時我還是個少年人，我至今對電影中的浪漫詩意印象深刻。我之所以想到引用這句話，因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艱難時刻的座右銘。

這位對我不滿的先生很快又回復了，我以為他消除了誤解，會同意我的看法。沒料到的是，他說，“在垃圾堆上欣賞太陽，那是典型的犬儒主義”！並寫了一段帶有侮辱人格的話，他說，“都如你這般，如蛆蟲一樣，在糞坑裡看見一絲熱的大便就歡心雀躍”。他把我的話等同於“粉飾太平”，還要求我不要對他回復。他寫道，“你回復了，就是承認自己是蛆蟲了。”另外還寫了一些不宜引用的、不堪入目的罵人的話。

他的回覆讓我出乎意外，可以說，我遇到了一位具有極端思維的網絡人士。從人類的思想史上來看，無論是左的極端，還是右的極端，無論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極端，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充滿着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凡是不同意自己意見的，就是動機不良，就是不正義，就是邪惡，凡是邪惡，就必須予以清除、打倒乃至從肉體上予以消滅。

“道德優越感”——“正邪”兩值分類——“有你無我”的鬥爭哲學，就構成了此類人士判斷事物的三步曲，就形成他們對世界萬物的解釋框架。他們甚至對情緒不如他們那麼激昂亢奮的人，也都判定為叛徒，投機分子與動機不良。理性與中道，同情地理解對方，在和而不同中，彼此交流互動，在他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令人憂慮的是，當今中國的微信與網絡世界裡，國人處於左右兩個極端的撕裂狀態。各方都是惡語相向，把對方指責為動機卑劣的邪惡者。其實，他們雖然在幾乎所有觀點上勢不兩立，然而，在思維方式上，在判斷與表達觀點的“深層句法”上，卻是驚人的一致。這是因為，他們都有着文革激進文化的傳承。（眾所周知，無論是小偷還是警察，雖然角色不同，但講話使用的句法是一樣的。所謂的深層句法就來源於此。）

這讓我又想起了文革時期在上海嘉定工廠參加一次反帝遊行，當時有一部滿載牛奶的奶罐車，一不留神開到我們廠的遊行隊伍中間來了，遊行隊伍中的一些人大為憤怒：這不是破壞革命大遊行的罪惡嗎！於是一伙人衝上去，以“正義者”的姿態把駕駛員毒打了一頓，據說把司機的門牙都打斷了。（後來聽廠里人說，那位可憐的被打者解釋說，由於滿車罐的新擠的牛奶必須立刻送去消毒，否則全廢了。為了趕時間，才不小心駛進了隊伍）。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極端思維的例子。

讀到此人的回覆，絕對不能說自己會心情舒暢，好在多年來，我經歷了太多與極端思維人士的思想衝突與碰撞，也已經見怪不怪了。於是，我再次對他回覆說：

——災難與苦難中的樂觀，並不等於對苦難的讚美與歌頌，更不等於對自然災難中產生的種種次生災難與種種不幸的無動於衷，你把對苦難事物的態度，與苦難中的人生處世方式，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在一起了。

—— 你罵得再厲害，我也不回敬，我知道極端文化在社會上是何等根深葉茂，我知道你實際上是一種極端文化的受害者。老弟，息怒，或許幾年以後你會清醒一些，或者那時候你會意識到自己錯了。

原以為我這封講理的信，會讓他理解，沒有料到他更為惱怒，他在短信中表示，如果我再回復他，他就要開罵了。我已經領教了他發出的惡語的厲害，也不再與他聯繫了。

我們的網絡與微信中充滿着語言暴力，一方面，網上有人鼓吹要求政府派“志願軍”去歐洲，幫俄國打仗，凡是反對這樣做的人就是膽小鬼、漢奸、投降派，另一方面，我遇到的這位極端人士，僅因為我說“寧靜的街道上別有一番趣味”，就把我視為“粉飾太平”的“蛆蟲”來謾罵。近年來，中國民間的思想處於撕裂狀態，日益對立。

與這位極端人士交流，讓我感到一種擔憂，他的仇恨心如此之強烈，對不同意見的人如此勢不兩立，對激昂情緒者講道理是多麼蒼白無力，這件小事就足以說明。想用中道理性來說服左或右的極端派，是多麼困難。

三、與國人的惡根性告別

疫情總會過去，而未來中國可能會面臨更艱難的時代。

俄烏戰爭發生以後，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將更為嚴峻，新的疫情還會時不時地挑戰我們的神經，不斷讓我們付出更多艱辛努力。政府發出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號召，表明在嚴峻的國際形勢下，“逆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勢必面對以往四十年從來沒有經歷的嚴峻的經濟局勢。人口出生率在持續下降，社會上的種種內捲化讓人們憂慮。每年有上千萬的大學生需要就業，社會上的待業人群卻在增加，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重重。民間社會中左右撕裂的狀態並沒有改善，反而會在矛盾中進一步激化。此外，疫情中暴露出來的深層次矛盾，將持續影響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

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我們必須為未來不確定因素的不斷增加做好準備。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局勢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嚴峻？外部因素固然是一個方面原因，社會深層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困境來臨時，我們國人應對困境的精神態度與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問題。中國人身上極左時代形成的陳舊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殘存的極端思維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一旦國際環境惡化，國內經濟困難出現，各種“陰謀論”思維、亢奮極端的狹隘民族主義、自以為是的“厲害國”觀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義，都會被重新激活，它們會取代人們的常識與經驗，並且具有傳染性。這是因為每個人思維中多少有過它們曾經的活動軌跡。甚至已經被全民否定的“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會很輕易地回到我們生活中來支配人們的思維。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種種惡根性，其中有二千年來的專制統治形成的文化習性，也有十年動盪時代的左的思潮在國人精神與心理上積澱的文化慣性。都可能會在艱難時期不斷被激活。

事實上，前些年來，這些惡根性的東西，它們曾經淡出了我們的精神生活，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時，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時，當時中國人的心態與精神狀態，要比現在健康得多，溫和得多，開明得多，中國人中的樸素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在國力上升時期也健康的萌發着，茁壯地滋長着，在民間表現出飽滿充實的生氣，基層幹部與群眾的關係也要和美得多，官員也要體恤民意得多，民間的戾氣比現在要少得多，那時社會上也遠沒有後來的“左右撕裂”與“厲害國”的狂熱。

舊文化 ，舊思維，舊事物在真正死亡以前，曾經會有一個假死階段，處於假死狀態的舊文化，一旦有了適宜的條件，就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過來，一旦被重新激活，它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支配我們，影響我們，干擾我們走向新文明的努力。

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嚴復，他在給他的學生熊純如的一封信中，寫過的一段含義深刻的話：

“華族終當強立，由此強立之先，以其有種種惡根性及種種不宜存之性習，故須經層層洗伐，而後能至。”

專制文明千百年來，以及文革極端時代以來，積澱了許多看不見的民族劣根性，這種文化性習太深厚了，要克服它們，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困難。

至於中國人要受多少磨難，才能走上真正的強立這一坦途？嚴復說了一句深刻的富有歷史感的話：“但問其惡根性及不宜存之性習之多寡矣足矣”。

我們內心深處這些惡根性的東西，存留越多，我們走向新文明的路途，就越漫長。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並如同防範新冠病毒一樣，警惕它們對們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的傳染、干擾與支配。判識這種種惡根性，並與之鬥爭，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命。

四、做一個樂天知命的人

有朋友問我，在上海疫情中，我是怎樣度過的。我回覆說，每天看微信中種種消息，往往讓我心焦，我也會思考產生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這並沒有影響我的寫作與讀書。

我說，我的生活節奏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在疫情前，我每天早上要在小區的牆頭打壁球六百次，每天都是滿頭大汗，一年就可以積累到十八萬次。現在封閉在家裡，我的運動量幾乎並沒有減少，我每天在家深蹲運動四百次，一個月就積累了一萬二千次。我比許多人更重視運動，堅持運動凡二十年，連脂肪肝都消失了，這是對我多年堅持“間歇性的高強度運動”的回報。

我絕不相信年歲上去了，就應該像烏龜一樣不動。健身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有良好的生活與寫作狀態，我要保持健康的身體與靈敏的思維，來從事我的著述。可以說，我是疫情中受影響最小的人中的一個。我力爭做一個“樂天知命”的現代儒者。

什麼是樂天知命？對此我有自己新的理解，所謂樂天者，就是理解了宇宙的法則，理解了生命的含義，以及“善良終究戰勝邪惡”的千百年人類文明的大趨勢。這就是樂天。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因相信天道而樂觀。

凡生活中的一切惡事與災難，我的理解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在走向新文明的過程中，必須克服的障礙與付出的代價。雖然這種代價有時很慘重。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個死不改悔的樂觀主義者。這種信念也是我的精神支點，它讓我可以避免悲觀厭世、虛無主義。抑鬱症是與我無緣的。

這種人生態度，得益於一位家鄉老者的啟示，那是1987年，我在長沙開會後，順道回家鄉衡陽探親，見到我堂哥的一位患難之交，他曾是民國時期的一位老縣長，十年動盪時期的生活當然是顛沛流離。

我問他，在那麼艱苦的生活中，他為什麼沒有想到自殺？這個重頭問題立即勾起了他的深思，他想了一會對我說，因為他一直研讀歷史，從歷史中，他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四人幫式的“法家”統治，從二千年歷史看，總是短暫的，一時的，不會長久的，中國文明源遠流長，中國終究會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這個信念一直支持着他，終於他還是等到了文革的結束，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

樂天，讓一個人在困境中會有一種堅持力，一種韌性。我還記得十年動盪中曾有一個不幸的受迫害者，因為對人生絕望而自殺了，而自殺後的第二天，他的落實政策的通知就發過來了。由此可見，樂天人生態度是多麼可貴。

所謂知命者，就是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由自己選擇的，一個人不可能選擇自己出生的時代與環境。既然命運讓你出生於這個時代，生活於這塊土地，就讓我們享受這個時代的美好的一切，也同時必須承受這個時代中的種種不完美。其中有歡樂，也有痛苦，有焦慮，也有慰惜，既來之，則安之。我們生活於這個世界，生活於當下，這是我們的命。

樂天知命，心懷善意，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讓自己在事業追求中，得到人生的充實。把我們從事的工作與事業，看作是人類文明洪流中的晶瑩的小顆粒。

如同我在青年時代讀過的小說《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中的海鷗那樣，他在追求自我超越中，獲得了精神升華，在他看來，世上沒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飛越高。讓自己成為文明進步大趨勢中的一個積極參與者。這就是我所秉持的樂天知命。

這幾天得知了一個消息，商務印書館一位編輯來短信告訴我，我在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小冊子《走出天下秩序——近代中國變革的思想視角》，上了“萬聖書屋”四月份的銷售排行榜。我的這本書並不通俗，原來以為不會有什麼銷售量，這個消息讓我還是有點意外的驚喜。

在這本書中，我分析了中國近代特定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是如何支配、影響了他們在關鍵時刻做出的歷史性選擇的。我閱讀了英法聯軍當事人的回憶錄，讓我搞清了火燒圓明園事件中的一些關鍵細節，例如，咸豐皇帝因對西方文化的誤解，而作出了一個突然的情緒化的決定，導致人質事件，從而改變了歷史。

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還有不少人在認真讀書思考，真是“德不孤，必有鄰”。這也是對著書人的鼓舞。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從來不去想自己的年齡，期待着還可以寫作思考閱讀二十年。既然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能在93歲還再次當上總理，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我將在我的近萬藏書中度過此生。我希望在離開這個美好世界的時候，能看到的是一個更美麗的中國。

我的座右銘是：尊重經驗常識，尊重社會多元，超越左右極端，務實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在一個充滿複雜的矛盾與變化的時代，做一個有着內心的自由追求，又能樂天知命的知識分子。

我最喜歡的儒家先哲的一句格言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原文參考出處鏈接：https://ipkmedia.com/139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