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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杀害杨常

1929年1月10日晚，“东北易帜”后第12天，张作霖时代的二位重臣杨宇霆、常荫槐被枪杀于张学良府邸--奉天大帅府老虎厅，史称“杨常事件”。

10日下午，张学良临时决定杀死杨、常，并迅速作出了周密的安排：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贴身侍卫副官谭海率另外四位卫士在帅府内待命执行处决；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刘多荃主持帅府内外警卫；驻奉天独立步兵第七旅（原陆军第十九师）中将旅长王以哲部署全城守备。为杀二个没有兵权的人，张学良布下了天罗地网，杨、常在劫难逃。当晚，杨宇霆、常荫槐成为张学良死亡名单上第四、第五个被打勾的名字（前三个是姜登选、张作霖、吴俊升）。

张学良为什么要杀杨宇霆？是私人恩怨（只是顺便给郭松龄报仇）、派系斗争、权力之争这些广为流传的原因吗？全都不是。张学良之所以要除掉杨宇霆，根本原因是，杨的政治立场与张学良无法共容、势不两立。杨与张的政治立场怎么就势不两立了？杨宇霆是张作霖亲日敌苏、反苏反赤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杨的政治立场和老张是高度一致的，而张学良，小张则是李大钊、加拉罕发展的苏联特别党员，一个红色代理人。此外，杨宇霆还是张学良的重大威胁。张学良怕的不是杨宇霆夺权，东三省当时没有人能与张学良竞争最高统治权力，老人中威望最高且有兵权的张作相做不到，根基不牢、且已削去兵权的杨宇霆更无可能；张学良所忌惮的，是“智计深沉”的小诸葛杨宇霆，将会察觉自己与苏联的隐秘关系、隐秘合作，并进而推断出自己与“皇姑屯事件”、与张作霖、吴俊升之死的关系。“智者”杨宇霆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张学良的巨大威胁，张学良必须除掉这个与自己政治立场无法共容的眼中钉、心头刺、绊脚雷。种种迹象表明，杨宇霆生前并未察觉，至少并未确定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也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张学良的政治死敌，是张学良必须铲除的人；在老帅死后，他留在奉天就是等死。

张学良早有剪除杨宇霆之心。1925年冬，张学良隐于幕后，由副手郭松龄出面发动滦州兵变，郭在（代表张）所发的反奉通电中提出三大主张，其中第二条，就是“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如果当时张、郭兵变成功，那么张学良将提前代父主政，而杨宇霆则将或被杀，或逃亡。

虽然杨宇霆必须死，但是，已大权独揽的张学良，根本不必刚刚易帜12天就手染血腥，由“和平天使”骤变为血案元凶，他完全可以等更好的时机，安排更好的方式来除掉杨宇霆，就象他让众多奉系老人神秘消失那样。

张学良是1月10日下午突然决定杀死杨、常，并立即进行部署的。那么，10号这天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张学良迫不及待要杀死杨宇霆、常荫槐？

杨宇霆、常荫槐之死与中东路有关。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老虎厅求见张学良。二人指出，中东铁路本应中苏合办，但苏联一直排斥中方参与管理，独自把持路务，且拒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管辖（、制约），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统一管理东北铁路路务，从而将中东铁路也纳入中方的管辖范围之内。（据说，）杨宇霆还推荐常荫槐（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担任该公署督办。

注：《中俄协定》及《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原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连接线及支线）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双方合办。但苏联根据这两个协定，以沙俄继承者身份进入东北接收中东铁路资产后，却将中方排斥在路务之外，独自把持了中东铁路运营、管理权，使合办之约名存实亡。《中俄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1924年9月20日，苏联又与张作霖方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签订了内容大体类似的《奉俄协定》。

杨宇霆、常荫槐提议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试图将中东铁路纳入中方制约，及某种程度的管辖之下，这一“提案事件”，就是当天“老虎厅血案”的引爆器。

杨常的提案有什么问题吗？我认为，提案的细节，如实施的步骤、策略、时间表可以再作研究，但大方向没有问题。这一提案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合法权益，约束、反制苏方违约、越界行为的正当之举，以此为起点，中方还可进而尝试逐步收回中东路路权，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那么，是“请张学良委任常荫槐为公署督办”这一要求太贪权、太过分了吗？也不是。常荫槐先后担任过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当时正担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是东北交通、路务管理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是“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一职的最佳人选，杨宇霆的推荐合情合理，毫无越轨、不当之处。

也就是说，提案本身没有问题，杨宇霆的推荐也无不当（那些伪史捏造的态度问题我直接忽略了）；而且，就算张学良不同意该提案或相关任命，或者认为实施的时机尚不成熟，他予以否决，作出解释就可以了，犯得着为此事杀人吗？

一定有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原因，让张学良动了杀机，而且立即部署杀人。究竟是什么原因？

因为杨、常二人碰了不能碰的中东路！

杨宇霆、常荫槐以为自己是在为东北、为国家办一件好事，却懵然不知，他们此举无意中触中了张学良的隐秘、大忌，并置其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中国东北领导人，理应支持杨常提案，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约束苏方越轨行为，让中方得以参与中东路的管理；但作为苏联的特别党员，红色代理人，他又必须维护苏联的中东路特权和其独揽中东路路务的现状。中东路是苏联渗透中国的基地，干预中国政局的触角，与张学良秘密沟通的通道和桥梁，苏联绝不希望中方介入中东路事务，那样的话，苏联基于中东路进行的各种秘密事务将难以开展。

双重身份者张学良无法说服杨、常放弃提案，他否决的真正理由无法宣之出口。基于民族心、责任感，杨常一定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寻找其它的支持者来说服张学良，这样，知情、讨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事态的发展将会失控，无法收场。如果张学良最终接受提案，苏联在中国的革命输出将大受束缚，张学良与苏联的合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张学良坚持否决提案，人们将无法理解张学良的动机和立场。很自然地，人们将会怀疑张学良与苏联的真正关系，之后，张的隐秘身份，张的其它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与苏联共同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生父张作霖及吴俊升）都将面临暴露的危险。

不立即终结“提案事件”，那么，这一事件就将导致张学良政治生命的终结。要终结“提案事件”，就必须立即杀死杨常。这就是10号当天，张学良决定不惜代价（舆论影响），立即以雷霆手段将杨常处死的原因。

杨宇霆、常荫槐的提议，客观上是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改订新约运动”的呼应。为了避免“革命外交”-“改订新约运动”危害、终结苏联的中东路特权，也为了避免东北再出现新的不知趣的杨宇霆、常荫槐，几个月后，张学良又抢在南京政府就中东路展开外交行动前，与苏联合演了一出“中东路事件”双簧。张学良打着支持、响应“革命外交”-“改订新约运动”的幌子，使用与“改约运动”背道而驰的强制、暴力手段（“改约运动”使用对话、协商、谈判等外交方式，采取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温和手段），连续在中东路挑起对苏事端，为苏联制造出兵入侵东北，武力干涉的借口；中苏开战后，张学良又牺牲掉了非嫡系的两个旅（梁忠甲旅、韩光第旅），故意制造惨败；继而以惨败为籍口，向苏联求和，越过国民政府，私自、越权与苏联签署“伯力协定”（伯力会议议定书），规定“中东铁路恢复到冲突前之原状”，以这种方式延续、确认了苏联的中东路特权、苏联对中东路的排中独揽，同时也扼杀了南京国民政府以外交手段收回（无偿收回或赎买）中东路的机会。

1月11日清晨，张学良把张作相、孙传芳、郑谦、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请进府内，宣布了对杨、常的处决。

张学良命高纪毅将郑谦（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带到另一房间草拟电报，以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提笔良久，两眼呆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一会，郑谦将笔丢下，起身要走，高纪毅将其拦往并警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谦只好重新坐下，但仍旧木然不动，久久无法动笔。最后改由刘鸣九（张学良机要秘书）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郭松龄杀姜登选，应也是出自张学良的授意）装棺，听由杨、常亲友吊祭。

不久，郑谦也遇害身亡（另说吓死或病故）。郑谦之死，也与中东路有关。1924年9月《奉俄协定》的奉方签字人，就是郑谦，而《奉俄协定》，是一个以中东路为核心议题的协定。很有可能：杨宇霆、常荫槐事前就（涉中东路）提案征询过郑谦的意见，得到了郑的支持，他二人在10号请求张学良批准提案时，也转述了郑谦的意见。

郑谦生前历任黑龙江督署秘书长、黑龙江省政务厅厅长、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江苏省省长、安国军司令部秘书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等职，曾被提名北京政府内务总长。1925年8月底，杨宇霆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杨、郑二人曾搭档治苏（郑谦1925年2月被任命为江苏省省长）。

杨宇霆、郑谦、常荫槐三人都是长期追随张作霖左右，极得张作霖信任、倚重的奉系“老臣”。多年以来，作为张作霖最核心的助手，杨、常、郑深度参与了奉系，乃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诸多重大内政、外交事务（包括对日、俄的外交交涉），对政事、对官场（包括对张学良）知情极深、极广；与张学良政治立场背逆的三人，是张学良在东北暗中联苏，推行反日排日政策的重大障碍，也是张学良红色代理人身份秘密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胁。

11日清晨，孙传芳也应召入府。张学良对他说：“馨远（孙传芳字），我又放了一炮，邻葛（杨宇霆字）和瀚襄（常荫槐字）被我处决了。”

孙传芳心中震骇无比，但强作镇定，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

回到家中，孙传芳对夫人周佩馨说：“杨常被张学良杀了，我很危险，奉天待不了了，你留在奉天，我马上离开奉天去大连。” 次日清晨，孙传芳乘早班火车（孤身一人？）避走大连。

孙传芳与张学良的两大政治死敌张宗昌、杨宇霆都关系不错，走得比较近。

1926年10月中旬，浙江省长夏超易帜倒戈，下旬，夏超被孙传芳派兵击败、处决。后院起火后，孙传芳在江西的战局优势被逆转。11月上旬，孙传芳主力在九江、南昌被北伐军重创，孙传芳败出江西。中旬，孙传芳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天津，由张宗昌陪同、引介，面见张作霖，得到原谅，成为奉系盟友。自1926年冬至1928年春，孙传芳、张宗昌在苏、皖、鲁、直等省联手对敌北伐军，二人并肩作战，惺惺相惜，相处融洽。

1927年夏，张学良、韩麟春率安国军三、四联合军团从郑州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新乡。在中原战事的暂歇期，张学良制定了“新乡兵谏计划”（“滦州兵变”Ver.2），计划联手阎锡山、孙传芳，消灭张宗昌的直鲁军，同时由北京的亲信禁锢张作霖，逼其下野。孙传芳、张学良、张宗昌三人彼此都是换过兰谱结过拜的义兄弟，主力已所剩无几的孙传芳两边都不想得罪，也谁都得罪不起，但他内心更倾向于张作霖、张宗昌一边。在10月之前，孙委婉地将“兵谏”之事透风给了张作霖（应该是只透露了部分情况，并且作了淡化处理），已焦头烂额的老张将小张召至北京，但只是臭骂了一顿了事（不久，与张学良共同指挥三、四联合军团的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突然中风，其职务由杨宇霆接手。此事也许与流产的“新乡兵谏计划”有关）。

孙传芳与杨宇霆也走得很近。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说，“孙传芳白天在帅府办公，晚上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张学良在张氏帅府官邸内给孙传芳设了一个‘孙联帅办公室’）。”

就政治立场而言，孙传芳与张学良势不两立的程度，比之杨宇霆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张学良有意隐饰、模糊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杨宇霆、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对张学良的敌意、杀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孙传芳和张宗昌是张作霖反苏反赤立场最坚定、最具实力的两大支持者。1926年11月底，孙传芳、张宗昌领衔通电，与十五省军政长官拥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领导北洋各系对抗苏联扶植下的北伐军；1927年6月中旬，孙传芳、张宗昌又联袂入京，反对南北议和（张学良等为提议者），力主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领导北方各省抗衡南方的（两个）国民政府（当时宁汉尚末合流），继续与之作战。

1月11日（杨常被杀次日），张学良发表通电，通告“杨常事件”，通电中给杨宇霆所安的罪状包括“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孙传芳、张宗昌与北伐军对抗之坚定、不妥协，远胜杨宇霆，安给杨宇霆的罪状，同样可以套到孙传芳、张宗昌，包括张作霖身上（张学良的潜在逻辑是，凡对抗苏联及苏联代理人者，即为“酿成战祸之罪魁”、“破坏和平之祸首”）。这个通电，想必更坚定了孙传芳的离奉决心（当然，刚刚杀死杨宇霆、常荫槐、郑谦三人的张学良未必会对孙传芳立即下手）。

孙传芳暂时逃出生天，但7年后，他还是死于苏联-共产国际系统的谋杀。1932年9月张宗昌陨命济南火车站，1935年11月孙传芳血溅天津居士林佛堂，都与张学良或苏联-共产国际有关，都是精心安排的以私人仇杀掩饰的政治谋杀。其中，对张宗昌的谋杀是张学良于幕后直接主持的，配合张学良进行谋杀布局的还有韩复榘、石友三二人。后续章节还将对这两起谋杀再作展开。

被张学良清洗的张作霖忠属，不只杨宇霆、常荫槐、郑谦三人。25年冬不附从张学良、郭松龄兵变（“滦州兵变”）的镇威军（即奉军）“津榆驻军”四个师长，除高维岳外，其它三人齐恩铭、赵恩臻、裴春生，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都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人间蒸发，再无任何消息音讯。

死亡蹊跷莫明的还有奉系重要将领韩麟春。25年冬姜登选被郭松龄杀害后，韩麟春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此后与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合署办公、共同指挥三、四联合军团。27年4月，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等发动“四一二清共”，宁汉分裂，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各自北伐。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张宗昌直鲁军、孙传芳军在徐州一带拉锯激战，在此期间，蒋介石派何成浚（即何成濬）去山西游说阎锡山（支持宁方，并出兵与奉军作战），途经北京时，何成浚受到韩麟春的款待（二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兼好友）。何成浚对韩麟春明言自己要赴晋游说阎锡山，对张学良了解颇深的韩麟春对何成浚说：“阎可运动，未必张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国民党），并且可做共产党。”

何成浚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在这次何、韩会面之前，何、张之间应该已经有了秘密往来。这是向朋友直言相告的韩麟春所不知道的。

韩麟春的死亡时间有1927年底、1929年底、1930年1月18日、1930年3月2日、1931年等诸多说法，死亡原因也有病故、脑溢血、被（张作霖或张学良）毒杀等多个说法。一个奉军屈指可数的顶级将领，其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居然不明不白，连官方记载都没有，这是很异常的，韩麟春的死，一定牵涉重大的秘密和难言之隐。

韩麟春有个弟弟叫韩麟征，参加过1927年秋冬奉军对晋军傅作义部的涿州战役（涿州围困战），他当时是张学良的卫队旅（旅长王以哲）第三团团长。这个人后来也消失了，下落不知，生死不明，再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过。
注：张学良的卫队旅于1928年初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整编军队，化师为旅，第十九师又改编为独立步兵第七旅，驻奉天（沈阳）。王以哲和第七旅参与了“杨常事件”，在事件中负责外围城防守备。

上述若干疑点指向同一个结论：如果韩麟春死于“东北易帜”之后，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死于张学良谋杀。

张学良还以裁军、改编、屯垦等手段，褫夺了张作霖时代众多将领的兵权（其中一部分将领此后情况再无史料记载），代以自己的亲信，和自己培养起来的少壮派；一些因参加郭松龄兵变而被张作霖免职的张学良、郭松龄心腹，如高纪毅，也重新回到张学良身旁，被委以要职。

张学良杀害、排斥富有经验、卓有能力、老成持重的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张作霖旧臣，代之以年轻气盛、眼高手低、轻率莽撞，对自己盲目服从的少壮派亲信；
制造恐怖气氛，制造个人崇拜，以一已意志为尊，独断专行，决策不透明；
破坏了张作霖时代高层间宽松平和、大家敢说话、能畅所欲言的议事作风；因为有无法公开的隐秘，张学良必须处处诈伪，时时对人小心防范，无法具备张作霖坦率待人、从善如流、博采众议、胸怀坦荡、开诚布公的开明领袖风范。
张学良将张作霖近日反苏的外交政策彻底逆转，一边倒地反日、排日，暗中通苏，自作聪明地一直推脱、敷衍、拖延日本的“维权”交涉（日本与张作霖及北京政府签订的相关协约中规定的日人居住往来自由权、土地商租权、满蒙铁路敷设权等），甚至以无赖的方式，戏耍的心态回应日人的反复交涉。对日本军界而言，既然外交交涉之路已绝，那么就只有武力解决一途了。
。。。
以上这些，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它们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集团举止失措，以致东北迅速沦陷的内在原因。个人认为，如果老帅还在，即使“九一八事变”发生，也不会成功，东北也不会沦陷。

东北军抓获在东北、外蒙边界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调查的中村震太郎一行被后，张学良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处理，而是极其反常地授意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四人，并毁尸灭迹，这一做法出于张学良苏联代理人、特别党员的身份本能，他要将中村手上的有助于日本对苏作战的情报彻底毁灭。

不幸的是，张学良的自作聪明之举被土肥原贤二侦破了。“中村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军少壮派的神经，他们早就想用武力来解决满蒙悬案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被点燃了，中日关系走向了难以化解的悲途。

杨常被杀后，张学良炮制了会审文件、法律手续，捏造了杨的各种罪状，编造了一系列杨宇霆恃才放旷、不知进退、嚣张跋扈、骄横不驯，屡次冒犯张学良、自寻死路的故事，与白崇禧齐名的北方小诸葛，“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陈布雷语）的张作霖头号智囊，被伪说、伪史描绘成了一个不谙处世之道，不知死活的莽夫蛮汉。直至晚年，张学良仍在编造诸如杨宇霆“偷买了军火”，即“等于准备叛变”的无耻谎言。

张学良集团编造、捏造的海量谎言，被文学界、史学界，包括一些史学名家不加推敲、甄别地作为信史、依据，到处引用、传抄、散布。这是张学良的系统性谎言广为流传，泛滥成灾，将真相深深淹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以张学良研究大家张魁堂老先生（已故）的《张学良传》一书为例，对有关史料的真伪问题略作探讨。

《张学良传》“杨常事件”一节中说：“滦东军务结束后，杨宇霆回奉天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

这一说法是不可信的。杨宇霆虽然长期担任张作霖的参谋长、总参议，但并不直接指挥军队，他没有实际的兵权，直到1927年冬韩麟春突然中风，张作霖才命令杨宇霆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和时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共同指挥三、四联合军团，这可以说是杨宇霆首次握有兵权。杨宇霆没有时间在奉军中深植自己的党羽，而且嗜权如命的张学良也不会允许杨宇霆在奉军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杨宇霆的权力完全来自张作霖，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即失去了自己在奉军中的唯一依托，此时被重用、得势的清一色是张学良的亲信、心腹，杨宇霆没有自己的势力和军队，怎会不解人情世故，没有自知之明地“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呢？

《张学良传》引述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轶事》一文说：“易帜那天，张学良与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国民政府来的代表合影，杨宇霆拒不参加，挟起皮包愤愤而去，被记者摄入纪录片中，这当然使张学良难堪。”

请问，上述情节被摄入了哪部记录片中？这部记录片还存在于世吗，有任何人看过吗？
即使易帜的有关合影中真的没有杨宇霆，是杨宇霆拒不参加，还是未被邀请参加？亦或没有参加的资格、名分？（杨当时仅挂名‘奉天兵工厂督办’，没有其它任何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13名委员中根本没有杨宇霆，杨怎么去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与国民政府代表的合影”？而且，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29年1月12日，杨宇霆被害于1929年1月10日，“东北易帜”时间则是1928年12月29日，易帜时东北政务委员会尚未成立，何来“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与国民政府代表的合影”？

《张学良传》中又说：“他除了兵工厂督办外，并无其他任职，但许多军政会议，他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据说还背地叫张为‘阿斗’。”（注：这段话可能也是引自荆有岩的文章）

这番说法也很荒诞、可笑。杨宇霆的总参议、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等重要职务都已被张学良免去，只剩下一个“兵工厂督办”的挂名，杨宇霆难道不明白张学良要他靠边站么？杨宇霆难道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吗？
“许多军政会议，他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我相信，稍微正常点的人都不会这么做，连大大咧咧的程咬金都不会这么做；我相信，会这么做的是不识时务、不知进退、没事找死的2B，但不是“以智计深沉闻于世”的小诸葛，张作霖倚赖、欣赏的头号智囊杨宇霆。
关于杨宇霆“议事擅自作主”，有什么事杨宇霆擅自作主了？一个只挂名“兵工厂督办”的人能做多少主？能做多大主？如果杨宇霆能擅自作主，他何必与常荫槐就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一事请求张学良的批准？
我想，张老先生当年，在将这样的一些所谓“史料”写入自己的著作之前，是应该先作一下史料甄别工作的。。

《张学良传》中还说：“常（荫槐）与杨宇霆交谊很好，他在黑省特设山林警卫队，扩编武装约2万人，曾得到杨的支持，张学良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对常也有戒心。常也骄横，轻视张学良，背后散布张不久于人世，接替者舍杨其谁的流言。”

这些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捏造之辞。假定“常荫槐扩编山林警卫队2万人”确有其事，那么，此事是不是在执行张学良的指示？或者，此事有没有向张学良请示过？有没有得到张学良的批准？如果此事本身就是张学良要求的，或者此事已向张请示，并得到了张的批准，而非暗中进行，那么常荫槐此举有何不妥不当，有什么可加罪的地方？如果此举未向张请示，或未得到张的批准，而是常荫槐自把自为，有所图谋，那么，相关罪状为什么不写到张学良通电中？在张学良通电公布的杨常众多罪状中，为什么根本没有任何“私设武装”、“私下扩编武装”相关的罪状？
杨宇霆根本没有接替张学良的势力基础、传统基础、舆论基础，散布上述流言有何意义？即使张学良真的“不久于人世”，死于非命，接替者也是张作相而轮不到杨宇霆。东北已是谁的天下？连保命都力所不及的杨宇霆、常荫槐，还有功夫去散布除去、取代张学良的流言？杨宇霆和常荫槐，究竟是老帅倚重的，处事妥帖、老成持重的肱股之士，还是你们意淫中不知进退，嫌自己死得不够快的傻B啊？
为什么要捏造此类谎言？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杨、常二人是自寻死路、罪有应得，张学良才不得不杀；这样，张学良杀杨常的真正动机，人们就不会去追究了。

为了隐藏秘密，掩盖真相，张学良和他的幕僚部属，必须成为谎言制造机，张学良不只是伟大的“爱国将领”，更是最伟大、最多产、最成功的谎言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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