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歲月11 ，認識張春橋、姚文元

作者  若雲  

文革中，最最望而生畏、炙手可熱的人物應該是江青和張春橋。大概是上海市革委會成立之前，有一次，聽說張春橋要親自召見部分大學學生代表。在我們的上海X醫，規定每班選一名，再由學校按上級下達的要求和名額（人數）挑選出幾個人去。當時，從上到下，千篇一律，無論是學校、醫院、醫學系、衛生系、藥學系，直至班級和小組的領導班子，幾乎都是三派：造反派紅聯、保守派反聯、中間派紅三司。我們班裡三派爭論不休，吵來吵去選了二位逍遙派，一位是上海松江的陸XX，另一位是本人，還得由學校決定選一個，不知怎麼回事，最後二人都去。

全校才十幾個人，用校車送到市委什麼會議廳，估計最多也不到一百人。張春橋和姚文元並排坐在位於中間的二條扶手與椅背相連的舒適藤條靠背椅上，穿二片全紅領章的嶄新軍裝，紅星徽軍帽放在旁邊小桌上。靠背椅周圍留有較大空地，沒有看到保鏢或警衛。這是座談會，不是十分嚴肅，比較隨便。那時，這二人都紅得發紫、滿面春光、瀟灑自如。聽說，張春橋、姚文元還和先到的學生一一握手，我們是後來的，可以站在他們倆旁邊看看。

記得是張春橋一個人說話，姚文元光聽或點頭，一直微笑着沉默無語。當時的上海人，恐怕誰都知道，張春橋是有名的嘴皮子和筆桿子的雙料貨。他說起來不打草稿、一套一套；寫起來連篇累版、又長又臭、沒完沒了。想不起來當時他具體說的什麼，張講完，有很多學生提問或發表看法，我們學校去的負責人肖XX也滔滔不絕地說了一二分鐘。全程約二小時左右，張姚一直坐着，沒有離開過。最後散會時，很多同學自動排隊與二位 “首長” 握手告別。本人和小陸在他們身旁，只顧看忘了握手，也許是人多插不上手，具體記不清了。不過，說起張春橋，自然會想起文革中本人也被整過的 “炮打張春橋”，前後有三次：

第一次“炮打”發生在一月風暴，又稱一月革命，即1967年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前夕。這時全國各地熱鬧成一鍋雜燴稀粥，到處都是造反派、保守派和所謂的中間派奪權。上海紅三司第一個提出要奪上海舊市委的權。很快，我們學院的造反派也建立了革委會。就在這關鍵時候，大概是一月下旬，復旦大學紅革會不知為什麼要反對張春橋，他們把徐景賢抓到復旦大學，聽說張春橋派軍隊包圍復旦大學，紅革會頭頭也不怕。後來，有人稱之為“一·二八” 炮打張春橋事件。

當時，我們學校也有人貼大字報反張春橋。說句玩笑話，可能是因為上述會前會後都沒有和張春橋握手，印象不深，沒有情感；所以，我和陸XX都跟着班上幾位同學，一起到原市委門口去貼“炮打張春橋”的橫幅標語。但至今也不清楚為什麼要反張？張錯在哪裡？狄克又錯在哪裡？一句話，青年學生全是盲目地被別人利用，一會反，一會打，背後是誰沒有人知道。

到一月三十號，中央文革下達特急電報，復旦紅革會才宣布不再開什麼反張春橋的大會和遊行，趕快放了徐景賢。接着自然是參與反張活動的人，不管哪派、不管老師、學生、幹部、工人，全都倒霉挨整。我和小陸也被後來進駐學校的工軍宣隊整得屁滾尿流，還掉了幾斤肉。十分可笑的是，在寫此文查看資料時才知道，說是陳丕顯和曹獲秋在背後支持反張春橋。

第二次是1968年4月12日凌晨，復旦大學校園裡貼出《揪出大叛徒張春橋》的大字報，同時，朱錫琪和觀點相同的幾位同事乘車到同濟大學散發了一批反張春橋傳單，掀起了第二次“炮打”事件。由於毛對張說過：“造反派犯錯誤，要高抬貴手。”這就導致後來上海全市範圍內幾次鎮壓造反派時，張春橋手下稍微留了一點情。

第三次是從1976年初，全國各地炮打張春橋，南京尤甚。那時周已死，毛病危，估計後台是老帥們。這次炮打至粉碎四人幫，即1976年10月6日的懷仁堂事變為止。隔離審查四人幫和毛侄子後，於1981年1月，張春橋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沒有想到的是，“炮打張春橋”的最後結局粉碎四人幫，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終止或尾聲。從此以後，全國人民又開始了新的正常生話。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