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政治與良心政治 萬沐
政治常常給人以厚黑、波詭雲譎之感，故平民百姓常敬而遠之，文人雅士亦多以不屑對之，然每個人又都不能遠離政治、更不能超越政治，或大或小在政治中扮演着 一定的角色。從許由洗耳、伯夷叔齊採薇首陽、陶淵明隱居柴桑到龔自珍“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為稻粱謀”，非但沒有遠離政治，反而離政治更近了。今日許多知 識分子的所謂不關心政治，事實上並非出於內心的清高或求得良心的安穩，而是一種利益的考量，甚至是一種裝腔作勢。一般民眾的順應時勢、或逆來順受，某種程 度上也扮演了邪惡力量支持者的角色。社會的苦難和不幸往往就是由以自身利益為中心、不關心政治者的“利益政治”造成的！
我們知道，任何社會正義的實現都必須通過政治的途徑，所以，不關心政治的社會必然是麻木的社會，不分青紅皂白否定政治的社會是可悲的社會，不講良心只講利益的社會更是沒有希望的社會。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本來就有利益政治與良心政治之分，這從政治體制、政治事件、政治人格幾個方面可以體現出來。
先從政治體制上講，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的就是一種良心政治，民主政體通過多黨政治、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民主選舉等能夠使社會正義得到最大程度的伸張和保 護，強權、不公、腐敗受到儘可能的制約，從而達到社會的真正和諧；相反，專制政體由於利益分配的權貴化，很大程度造成了政治標準對社會正義的偏離。維護專 制政體，必然要造成對社會正義的踐踏，甚至導致國家政權、社會意識形態的反公義、反人類傾向，如當年的薩達姆政權、今日的金正日王朝就是實證。所以，忽視 政治體制的建設就是對人類良心的巨大背叛。
從具體政治事件來講，大多有正義的一方和非正義的一方之分，正義的一方就是一種良心政治，而非正義的一方則是利益政治，我們要切忌用“各為其主”這種說法 來淡化利益與良心的分野。比如，二戰中中國人的愛國和日本人的愛國就有正義與非正義、良心與利益之別，即使在法西斯陣營中依然有許多反對侵略戰爭的人士， 以至於有些人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最後以生命來彰顯正義與良心的力量；在山西黑磚窯事件中，河南記者傅振中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在新聞關卡重 重、地方黑勢力窮凶極惡的情況下，冒險報道這一慘絕人寰的事件，堪稱民族和社會的脊梁，而山西的地方官員無論事後如何作秀，但誰是為自我利益，誰是為良心 正義，相信無論今天人們的評論、還是明天的歷史都不會給出錯誤的結論。
從政治人物本身而言，如果重要政治家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對國家社會文明進步，對天下蒼生的安居樂業所起的正面作用往往是難以估量的；如果心懷不軌，以 一己之私利踐踏萬民之福祉，則天下生靈亦將隨之陷於塗炭！這裡突然想以兩個著名女性為例，在抗戰中宋美齡以其外交才能，爭取到了西方國家大量的援助，對國 家獨立功不可沒，而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則是導致兩百萬人死亡、幾百萬個家庭破碎以及國家的全面倒退。從這兩個女性政治人物身上亦可見政治人格差異對歷史影 響的截然不同。當然，此二人歷史作用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其實也是與民眾在當時歷史環境中的政治認知有很大關係。抗戰中民眾選擇的是正義、是良心，而文革 中更多人選擇的則是損人卻並不一定利己的利益。當良心與利益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價值觀，其中任何一方在民眾中生根時，社會就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亦可 看出芸芸眾生在社會政治中所起的的巨大作用，故任何隨波逐流、以“小人物”自居者也應時時警醒自己在良心與利益之間的選擇。
應當注意的是，利益與良心有時往往是讓人難以分辨的，所以也給了許多人鑽空子的機會，如果幹了壞事，還要將之包裝成好事；一旦在事實上不能抵賴時，便盡可 能在動機上做文章。有人說文革時中國人盲目，現在的中國人則清醒了，其實依筆者之見，任何時候多數人在自我利益上都是很清醒的。不同的是文革時人們是從自 身利益出發去關心政治，現在也往往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不關心政治”，實際骨子裡又都是政治人，只是時過境遷，當年的紅衛兵現在又將自己重新梳妝打扮一番， 把參加文革的利益動機包裝成良心動機，將自私自利說成盲目，實際上正像梁曉聲所說的，如果由自己買火車票去北京見毛主席，恐怕外地的紅衛兵連人民大會堂都 坐不滿。現在許多人常常喜歡以清高示人，刻意將政治說得一團漆黑，似乎一些有良心的政治人物非奸即詐、非愚即傻，只有自己才遠離紅塵，才是高人、君子。人 們對政治態度的變化，說到底不過是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利益的算計方式跟着變化罷了。
其實，政治本身並不一定壞，壞的是只講利益不講良心的政治，而良心政治對整個世界來說，任何時候都是稀缺資源，正確的體制和政治人格的養成則是良心政治的關鍵保證。
寫到這裡，可能有人要問，你怎麼想起寫這篇文章？答曰：我身邊以“清高”自居、而故意模糊是非的人太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