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政治与良心政治 万沐
政治常常给人以厚黑、波诡云谲之感，故平民百姓常敬而远之，文人雅士亦多以不屑对之，然每个人又都不能远离政治、更不能超越政治，或大或小在政治中扮演着 一定的角色。从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首阳、陶渊明隐居柴桑到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非但没有远离政治，反而离政治更近了。今日许多知 识分子的所谓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并非出于内心的清高或求得良心的安稳，而是一种利益的考量，甚至是一种装腔作势。一般民众的顺应时势、或逆来顺受，某种程 度上也扮演了邪恶力量支持者的角色。社会的苦难和不幸往往就是由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不关心政治者的“利益政治”造成的！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正义的实现都必须通过政治的途径，所以，不关心政治的社会必然是麻木的社会，不分青红皂白否定政治的社会是可悲的社会，不讲良心只讲利益的社会更是没有希望的社会。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本来就有利益政治与良心政治之分，这从政治体制、政治事件、政治人格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先从政治体制上讲，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的就是一种良心政治，民主政体通过多党政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主选举等能够使社会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伸张和保 护，强权、不公、腐败受到尽可能的制约，从而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相反，专制政体由于利益分配的权贵化，很大程度造成了政治标准对社会正义的偏离。维护专 制政体，必然要造成对社会正义的践踏，甚至导致国家政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公义、反人类倾向，如当年的萨达姆政权、今日的金正日王朝就是实证。所以，忽视 政治体制的建设就是对人类良心的巨大背叛。
从具体政治事件来讲，大多有正义的一方和非正义的一方之分，正义的一方就是一种良心政治，而非正义的一方则是利益政治，我们要切忌用“各为其主”这种说法 来淡化利益与良心的分野。比如，二战中中国人的爱国和日本人的爱国就有正义与非正义、良心与利益之别，即使在法西斯阵营中依然有许多反对侵略战争的人士， 以至于有些人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最后以生命来彰显正义与良心的力量；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河南记者傅振中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新闻关卡重 重、地方黑势力穷凶极恶的情况下，冒险报道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堪称民族和社会的脊梁，而山西的地方官员无论事后如何作秀，但谁是为自我利益，谁是为良心 正义，相信无论今天人们的评论、还是明天的历史都不会给出错误的结论。
从政治人物本身而言，如果重要政治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对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对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所起的正面作用往往是难以估量的；如果心怀不轨，以 一己之私利践踏万民之福祉，则天下生灵亦将随之陷于涂炭！这里突然想以两个著名女性为例，在抗战中宋美龄以其外交才能，争取到了西方国家大量的援助，对国 家独立功不可没，而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则是导致两百万人死亡、几百万个家庭破碎以及国家的全面倒退。从这两个女性政治人物身上亦可见政治人格差异对历史影 响的截然不同。当然，此二人历史作用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其实也是与民众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政治认知有很大关系。抗战中民众选择的是正义、是良心，而文革 中更多人选择的则是损人却并不一定利己的利益。当良心与利益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其中任何一方在民众中生根时，社会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亦可 看出芸芸众生在社会政治中所起的的巨大作用，故任何随波逐流、以“小人物”自居者也应时时警醒自己在良心与利益之间的选择。
应当注意的是，利益与良心有时往往是让人难以分辨的，所以也给了许多人钻空子的机会，如果干了坏事，还要将之包装成好事；一旦在事实上不能抵赖时，便尽可 能在动机上做文章。有人说文革时中国人盲目，现在的中国人则清醒了，其实依笔者之见，任何时候多数人在自我利益上都是很清醒的。不同的是文革时人们是从自 身利益出发去关心政治，现在也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关心政治”，实际骨子里又都是政治人，只是时过境迁，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又将自己重新梳妆打扮一番， 把参加文革的利益动机包装成良心动机，将自私自利说成盲目，实际上正像梁晓声所说的，如果由自己买火车票去北京见毛主席，恐怕外地的红卫兵连人民大会堂都 坐不满。现在许多人常常喜欢以清高示人，刻意将政治说得一团漆黑，似乎一些有良心的政治人物非奸即诈、非愚即傻，只有自己才远离红尘，才是高人、君子。人 们对政治态度的变化，说到底不过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利益的算计方式跟着变化罢了。
其实，政治本身并不一定坏，坏的是只讲利益不讲良心的政治，而良心政治对整个世界来说，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正确的体制和政治人格的养成则是良心政治的关键保证。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你怎么想起写这篇文章？答曰：我身边以“清高”自居、而故意模糊是非的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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