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裡最熱鬧的事莫過於誰家娶媳婦和誰家嫁女兒。

約早上十來點鐘。迎送親隊伍的最前面是放爆竹開路的年輕人，他們一般抽着紙煙，背着黃色軍用背包，裡邊是大大小小的“二踢腳”和鞭炮。邊走邊放。然後是樂隊，有敲鼓的，有拍鈸兒的，有吹瑣吶的。接着是新郎戴着藍或軍綠色帽子，穿着嶄新的中山裝，肩上斜掛着紅布，胸前一朵小紅花連着綢帶，上寫着“新郎”；新娘從頭到腳一身紅，頭上戴着紅花，胸前同樣有一朵小紅花連着綢帶，上寫着“新娘”。新郎和伴郎在前，新娘和伴娘在後，都推着嶄新的自行車，新郎新娘的車頭上也都掛着紅布編成的大紅花，並各掛着一面大鏡子。後面跟着送親的親戚朋友。一定要有小孩提着一隻竹籃子，裡面放着一隻被綁起來的母雞和一瓶酒，稱為“提雞酒”；有人用自行車馱着陪嫁的棉被和衣裝。其餘的陪嫁品已提前一天送走。如果姐姐出嫁，妹妹是不可以送親的，“妹子送姐送了命”是村里人的講究。兩旁是看熱鬧的人們。人群中不時地有人喊新郎或新娘的名字，也有開玩笑的。新郎會朝聲音方向招招手，或努努嘴兒。而再活潑的新娘子也會害羞的滿臉通紅，低着頭。

隊伍路過村子的交叉路口，有人將一條長橙擺在路中央，意思是說要聽樂隊吹吹打打一陣兒，迎送的隊伍就停下來幾分鐘。這時候樂隊會賣力地表演。被攔的次數越多，表示這家人的人緣好，請的樂隊好，有面子。

要是嫁女兒，我們小孩子們會一直跟着送親的隊伍，出了村，看人家都騎上了自行車後，才意尤未盡地各自回家。要是娶媳婦，我們會跟着擠進新郎家，看舉行結婚儀式，拜天地，入洞房。

院子裡早已搭好帳篷，後院燒起旋風爐，酒席已經準備就緒，新人入洞房後就可開席。前院擺着的一排大方桌暫時移開，騰出一大塊空地，面向北邊的帳篷上掛着大張的毛主席像。一般請村裡有頭臉的幹部或有學問的人做證婚人。證婚人先宣讀結婚證書，雙方媒人介紹新人背景，新人對主席像三鞠躬後，開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最後證婚人大聲高喊：“新郎新娘入洞房！”只見新郎新娘按照早就準備好的路線沖向洞房，要是動作慢點，被一幫朋友堵住進不了洞房，要掏紅包才可以過。新娘子剛進洞房，早已守候在窗戶旁的婆婆，就將紅紙新糊的窗戶紙全部戳破。

結婚當天，舅舅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舅舅不來，不可開宴席。舅舅來了，必坐上位，比媒人還重要。婚禮結束後，媒人的任務就結束了，就是人家說的“媳婦娶進房，媒人撂過牆。”

每次看完結婚典禮，我也常常想，要是有一天我當新郎，會不會害羞？會有怎樣的表現？甚至暗地裡還為此事煩惱過。

可惜，二十多年後，我在京城結婚的時候，因為父親去世不滿一年,所以,結婚登記後，既沒有婚禮，也沒有酒席和鬧洞房。

人們常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熱鬧、愉快的婚禮才只是家的開始。

西方也有相似的表述：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它是托爾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話。時至今日，我對前半句的體會仍不是很深刻，對後半句卻是深信不疑。兒時的耳濡目染，看過許多不幸的家庭，特別是不幸的小孩子。箇中原因有的是時代造成的，有的是身體造成的，還有的則是無知造成的，儘管當時不全然明白。

先說我家西邊的鄰居，姓張。他們家的宅地基，本來屬於我的“老爺”。解放後，被充公分給張家。而張家的主人曾是“頑偽軍官”，在湖南一帶帶過兵，打過仗，娶了長沙的女人做老婆。回到西下村，生了一女二子。他這樣的背景，自然是那時候革命和鬥爭的對象。在村里抬不起頭來做人。張家老婆的濃重的南方口音我們聽不清楚，但因為是鄰居，時間一久，打交道又多，再加上我們家成份也高，也算“惺惺相惜”，祖母和張家老婆的關係不錯。兩家孩子們也在一起上學和玩樂。

那時台海兩岸的氣氛及國際局勢緊張，我們村裡的民兵每年的農閒時節都要在華西溝進行訓練和打靶。深夜時常有熱氣球飄到華西溝，氣球下面掛着台灣來的反共傳單，也不知真是從台灣海峽飄過來，還是潛伏在大陸的特務偷偷摸摸放上去的。氣球一出現，村裡的氣氛就緊張，民兵們就要去溝里搜索。

一日，張家十七、八歲的小兒子晚上在打麥場值夜班的時候，聽着收音機，不知是故意還是無意，收音機開着，他自己在麥垛下睡着了。誰知生產隊長半夜裡查夜，聽到收音機里正在播放台灣對大陸的宣傳廣播，念着與潛伏特務聯繫的暗號——數字代碼。這下可好，被抓個正着。

隊長報告給大隊，大隊報告給公社，公社報告給縣裡，縣武裝部組織人員將他抓去。審訊並關了幾天后，要將他遊街示眾。

說起遊街示眾，當時剛發生過一個“七萬八”的特大搶錢案件。忘了是縣裡哪一個公社發生的事。有一對兄弟，搶劫了信用社七萬八千元錢，在當時應該是天文數字。被抓後，遊街示眾路過我們村大道時，我親眼目睹：兄弟倆被五花大綁地押在解放牌汽車後車廂的中間，胸前掛着牌子，寫着名字和罪行，名字被紅色的“X”划過。每人後面站着個解放軍，一手握槍，一手緊緊拎着他們脖子上的繩子，威風凜凜。兩邊站着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面向旁觀的人群。車上的大喇叭，義正詞嚴地廣播批判他們的罪行。後面一輛汽車上立着一個大看板，厚厚的一疊一疊的被搶的錢——贓物被固定在看板上，兩邊同樣站着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我記得很清楚，這哥倆臉上竟然還透着笑意。兩兄弟後來被槍斃了。

想不到同樣遊街示眾的事發生在我的鄰居身上。他的雙手也用繩子捆在背後，胸前掛着白色的木牌子，上面用毛筆寫着名字和“偷聽敵廣播”的罪名，站在汽車上，在全公社各個村莊遊行。汽車來到他家門口，他母親受不了這樣的羞辱，捂着臉哭着就往巷子口的井邊跑。幸好最後一刻，被眼尖的人攔住。後來他被放回來後，無顏再呆在西下村，從此離家，在外闖蕩。直到文革結束。他的大哥，受不了人們的指指點點與歧視，帶着老婆孩子們舉家遷移到臨猗縣的叔叔的村子裡。

這件事差點搞的他們家破人亡。那個生產隊長可能也沒有意識到他的“告密”所帶來的後果。在這個大家祖祖輩輩都住在一起，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小村子裡，兩家從此撕破了臉，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真不知該怨誰？

隔着大道與我們家斜對門的另一家，主人姓孟，年紀約50多，據說解放戰爭中頭部受過傷，立過功。轉業後擔任與我們公社相鄰的開張公社的書記，人稱孟書記。家裡落戶在我們村，原籍是哪裡，我不甚清楚。反正說話的口音與我們不相同。有一年，他老婆帶孩子們回老家探親，路上遇險，傳說都出了意外，孟書記因此而精神出了問題，變得沉默寡言，行為也不可思議。不知他是如何上班工作，又或者只是掛名的書記。誰知過了很久，老婆孩子們又都平安回來了，原來的傳說不實。可是，老婆看見他這樣，情急之下，也瘋了。

不知為什麼，瘋後的老婆經常在傍晚時分扯着嗓子哭罵。也聽不清楚她罵的是什麼。總之，一哭罵起來，就好幾個小時。又因為他們家面向大道那邊，沒有圍牆，哭聲就哀怨，淒涼地迴蕩在村子裡。

孟書記偶爾禮拜天騎自行車回家，與村里人也不說話。他常穿着四個兜露在外面的中山裝，洗的都辨不出原來的顏色，但總顯得整齊，樸素。他個子高大，鼻子有點高，頭髮有點卷。雙臂交叉，嘴裡叼着煙，低着頭走路。他應當不缺錢，可我經常看他揀地上的煙頭抽。我們小孩子都怕他，遇到他都遠遠地躲着瞧。

孟書記有一兒四女，老大是女兒，早已出嫁隨丈夫到石家莊，不知什麼原因，據說精神也有問題。老二是兒子，叫友友，三妹妹叫愛愛，當時也就是十四、五歲。父母都有病，就靠友友和愛愛照顧家和兩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小妹妹，他們自己也要上學。

沒娘的孩子最可憐，有娘卻不能或不知怎樣照顧的孩子同樣是可憐的。小小年紀的友友與愛愛的遭遇讓村里人同情，但他們很早熟，很堅強，樂觀與豁達的態度更讓人們佩服。

有村里人好奇地問友友：“你們家裡誰做飯？”友友回答：“愛愛燒火我擀麵，嗵啪嗵啪（拉風箱燒火的聲音）一鍋飯！”或者“你們中午吃什麼？”友友答：“粉漿面，油辣子，鍋里飄着蔥花子。”

孟書記與他老婆後來相繼去世，文革後，政府落實政策，讓友友頂替他爸，被安排在縣城上班。友友撫養照顧妹妹們長大，直到她們都出嫁。

友友所說的粉漿面，是一種獨特的晉南風味湯麵。粉漿是用黃豆做豆腐時發酵的豆漿，味道是酸酸的，用來煮麵條，麵條不會粘在一起，也不會很快變軟。吃麵時，加上油潑的辣椒麵和蔥花，味道酸辣可口。我長大離開家鄉後，每次回鄉探親，祖母就讓父親找村里做豆腐的，要來一大盆酸豆漿，做一鍋粉漿面，解一下饞。父親去世後，母親也跟着我們兄妹在外生活，回鄉的次數越來越少，就再也沒有吃過那地道的粉漿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