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顽皮、懵懂的日子,总是要结束的。 我七岁了,到了入学的年龄。当时学校是春季入学和升级。八月的一天,村里的“幼稚班”,就是现在称为“学前班”的两名女老师来我家登记。我知道她们是幼稚班的老师,看见她们从另一个小伙伴家里出来,手里拿着花名册,就要到我家里来。我已经野惯了,不想去学校被关着,虽然哥哥已经上学了,我对学校还是不了解,本能地对学校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排斥。赶紧跑回家,把大门关起来,不让她们进来。 她们来到我家门前,推不开门,就敲木门上的铁环。我藏在门后面不出声。母亲在家里听到敲门声,过来开门。看见我躲在门后,就说:“小宏,你咋不开门,看是谁?”我靠在门上,不让母亲开。 母亲将我拉开,打开大门,知道是幼稚班的老师前来登记。就请她们进来。我看着老师进来,猛地往地上一滚,号啕大哭,嘴里还骂人。就想让老师们知道:我不想去上学! 母亲尴尬地与老师交谈,报上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并指着仍在地上躺着的我对老师说:“你们看看,这么不懂事,不上学咋行?” 父母希望我接受教育,多识字,会算数,只是为以后能走正道,做一个能养家糊口的木匠。 没有办法,九月一号开学,我终于还是搬着父亲做的小板凳和小桌子,挎着母亲早就用一块块做衣服剩余的花布头缝织的书包,被父亲送到学校。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小姑姑和哥哥分别是六年级和三年级。自此以后,每天上学时就由他们领着一起去。 西下村学校就在外祖母家对面,有一个高大的砖砌的校门,拱形的门框上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白石灰墙皮,上书红色的“西下村学校”几个大字,还是外祖父的笔迹。学生上学、放学必须走学校大门。进了校门,一条宽阔的砖铺的大路通向最里面的礼堂。礼堂前、后面栽有钹花和树木。礼堂大门和校门相对,是校长办公的地方。大路两边从大门到礼堂依次排列的是:学生试验田,四排教室、老师休息室和办公室,接着左边是简易食堂,右边是学生宿舍。食堂旁边有一小门,通向操场和大戏台。 当时的西下村学校有幼稚班、小学和初中,一年级一个班。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设有高中,学生宿舍和食堂是为邻村来的高中学生用的。小学基本上每班只有一位老师,语文、算术、写作、写毛笔字、体育全包办。全校只有一位音乐老师,轮流教每年级学唱歌。音乐老师自己用手风琴伴奏,印象最深的歌:有《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大寨赶大寨》等。 校长是公社派来的,还有一、两位老师是公办老师,他们吃饭由有学生的家里轮流送饭,或去学生家吃饭。吃饭后按规定给粮票和钱。村里人对老师都很尊敬,轮到为校长送饭时,都特意为他们单独做好吃的,打发孩子提着蓝子送饭。放学时再带回来蓝子和粮票。 学校每45分钟一堂课,课间休息15分钟,专门有人敲钟。“当”的一下一下地敲,是上课,“当当”是下课,“当当当”是放学。幼稚班的作息时间也是“一天三晌”,早上、中午上课,下午玩。早、中、晚饭回家吃。 幼稚班被安排在距其它年级较远的戏台上上课。这样幼稚班的二十多个新学生无论多吵闹,都不会影响其它班级上课。待天气转冷,新学生也慢慢适应和被驯服,再搬到正规的教室里上课。 每个教室里有一个砖砌的讲台,讲台摆一张桌子,上有一个教鞭棍,可用来指着黑板上的字,也可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学生。一盒粉笔,和黑板擦。前、后墙上有黑板,是用白石灰砌在墙的中间位置,再涂一层黑色的油漆,有三米多长,一米多宽。低年级教室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家的。摆列成一排排,学生按高低个安排座位。 教室里的窗户都没有玻璃,用白纸糊又贵又不结实,风一吹,或下雨、下雪很容易破。学校就用白色塑料薄膜钉在窗户上挡风挡雨雪御寒。冬天里,每个教室的中间都有一个泥砖砌的火炉,一根洋铁皮管将烟雾抽出教室,火炉旁边堆着煤块。学生轮流值班照看火炉,掏炉灰,打扫教室。早上上学后先升火,教室里乌烟瘴气,等烟散尽,才可以上课。晚上放学前如忘记添煤,火炉就会熄灭,第二天又要重新生火。 每天下午四点多钟是全校的课外活动时间,除值班打扫卫生的,其他学生都来到操场玩,乱哄哄的很热闹。操场地方大,有一个篮球场,位于平整、光滑、结实的地面,白石灰划的界线已经变的断断续续,篮板上也只有框没有网。几张水泥和砖块做的乒乓球桌。靠墙角有几个单杠和沙坑。有一个平常很少开的小门,小门外面就是深水井和池塘。 男孩子玩乒乓球,篮球或坐在地上“抓子儿”。女生也有“抓子儿”的,更多的是跳绳,踢键子。我的个头矮,篮球抢不过别人,“抓子儿”最拿手。 “抓子儿”是一种用小砖块、小石子或杏核来玩的游戏,至少三颗“子儿”,多的有上百颗。双手一把掬起,往空中一抛,右手背接着一些,再一抛,从空中抓出一颗,以这一颗为“引子儿”。“引子儿”抛向空中,用手抓早已看好的地上余下的奇数颗“子儿”,至少要三颗,等抛出的“引子儿”落下,一起接着。然后留下三颗,其余为所赢得的“子儿”。再用留下的三颗,抛向空中,用手背接着,再抛,出一颗接着做“引子儿”。如此顺序,直到某一步失败或犯规。两人或多人轮换,抓取多者为赢。功夫高者,一手抓取最多达9颗石子儿,抛出的“引子儿”有一人多高。多年后,我向女儿露这一手“功夫”时,仍出手不凡。虽然女儿对我的“土游戏”不屑一顾,但对我灵巧的双手也很佩服。 傍晚六点敲钟,学生在本班教室前集合,由班长喊口号,一路唱着歌,排队放学回家。幼稚班、低年级先走。到达大门后,分成以不同生产队为单位的小分队伍,继续排成一行。到谁家门口,谁离队。 说也奇怪,自从入了学校,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从不迟到早退。有时候母亲早上稍微晚一点叫醒我,我怕迟到,都会很着急,甚至发脾气,让母亲也很小心谨慎。学校老师的话就是圣旨,一句比母亲说十句都管用。在学校里,绝对是好学生;回到家里,又是另一个面孔,该淘气还淘气,该发脾气发脾气。每次放寒、暑假,母亲最伤脑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也不知老师把你放回来干什么?还不赶紧开学,把你关在笼里!” 幼稚班的樊老师,是我进学校的第一个老师,她就是来我家登记入学的其中一位。她是个高个儿的姑娘,我已记不清她长的样子。有一天,樊老师把我叫到戏台边上问:“那天,我去你家登记,你为什么在地上打滚骂人?”羞的我满脸通红,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只教了我半年,就被推荐上了大学,去省城太原读书。除有一年回家过年,见过她的背影后,再没有她的消息。 她先教我们学写阿拉伯数字1,2,3 直到100。再教念b,p,m,f ,d,t,n,l 等汉语拼音字母。还有拍手歌等游戏。我学的很快。不久就能默写1到100和所有的汉语拼音字母。 升上一年级,我遇上人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位老师——薛老师。薛老师年约40,比我父母大几岁。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她教。她夫妻原来都在县城教书,因为成分不好,被人批评有资产阶级作风,离职回村教书。村里大人都说她学问高,书教的好,是个好老师。 我一上学,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名,薛老师自然很是喜欢,让我担任学习委员,管课堂纪律。如果她有事出去,我会象老师一样,在教室里巡视,看谁不认真写作业,搞小动作,然后记下来报告老师。每个班都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上课不是爱说话,就是打磕睡,或着做小动作,或者左顾右盼。老师讲什么,一点也听不进去,可教室外面有任何动静,机灵的很,总是伸着脖子看窗户外,竖着耳朵听。老师前脚离开教室,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一、二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记仇,我说他们,还比较听话。到三年级时,如果我再报告老师,有的同学就开始威胁我,骂我或报复我。 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骂我“地主富农”。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你跟他们一样,也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大,不用怕他们!”。因此,有时小老师也不好当。 那时候,用来写字的白纸,我们称“粉脸纸”很奇缺。据说都被用来写大字报,县城的街上贴满大字报,而村里的供销社根本买不到。老师布置作业时,动不动就是生字、词写十遍,二十遍。我们为节约用纸,就比看谁的字写得小,一页32开白纸上谁写的字数多,谁厉害。我曾经数过的最高纪录超过1000字。没有白纸,生产队里装水泥或肥料的薄牛皮纸,也用来写字。铅笔都用到短的手都拿不住才不用,将剩下的一小段劈开,装在圆规上接着用。 可作业本用牛皮纸就不好看。薛老师利用老同事的关系,从造纸厂批发一些在生产过程中报废的边角纸张,买回来后,我们学生自己裁剪整齐,装订后,便宜卖给学生当作业本和考试卷。 我自小就非常爱惜课本,每学期新课本发下来,首先让妈妈帮我包上牛皮纸书皮,写上名字。一学期结束,课本仍然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几乎没有在课本上写字、画画或者用蜡笔涂颜色。而有的同学,没有几天,课本就被揉成一团,或被撕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