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顽皮、懵懂的日子，总是要结束的。

我七岁了，到了入学的年龄。当时学校是春季入学和升级。八月的一天，村里的“幼稚班”，就是现在称为“学前班”的两名女老师来我家登记。我知道她们是幼稚班的老师，看见她们从另一个小伙伴家里出来，手里拿着花名册，就要到我家里来。我已经野惯了，不想去学校被关着，虽然哥哥已经上学了，我对学校还是不了解，本能地对学校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排斥。赶紧跑回家，把大门关起来，不让她们进来。

她们来到我家门前，推不开门，就敲木门上的铁环。我藏在门后面不出声。母亲在家里听到敲门声，过来开门。看见我躲在门后，就说：“小宏，你咋不开门，看是谁？”我靠在门上，不让母亲开。

母亲将我拉开，打开大门，知道是幼稚班的老师前来登记。就请她们进来。我看着老师进来，猛地往地上一滚，号啕大哭，嘴里还骂人。就想让老师们知道：我不想去上学！

母亲尴尬地与老师交谈，报上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并指着仍在地上躺着的我对老师说：“你们看看，这么不懂事，不上学咋行？”

父母希望我接受教育，多识字，会算数，只是为以后能走正道，做一个能养家糊口的木匠。

没有办法，九月一号开学，我终于还是搬着父亲做的小板凳和小桌子，挎着母亲早就用一块块做衣服剩余的花布头缝织的书包，被父亲送到学校。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小姑姑和哥哥分别是六年级和三年级。自此以后，每天上学时就由他们领着一起去。

西下村学校就在外祖母家对面，有一个高大的砖砌的校门，拱形的门框上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白石灰墙皮，上书红色的“西下村学校”几个大字，还是外祖父的笔迹。学生上学、放学必须走学校大门。进了校门，一条宽阔的砖铺的大路通向最里面的礼堂。礼堂前、后面栽有钹花和树木。礼堂大门和校门相对，是校长办公的地方。大路两边从大门到礼堂依次排列的是：学生试验田，四排教室、老师休息室和办公室，接着左边是简易食堂，右边是学生宿舍。食堂旁边有一小门，通向操场和大戏台。

当时的西下村学校有幼稚班、小学和初中，一年级一个班。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设有高中，学生宿舍和食堂是为邻村来的高中学生用的。小学基本上每班只有一位老师，语文、算术、写作、写毛笔字、体育全包办。全校只有一位音乐老师，轮流教每年级学唱歌。音乐老师自己用手风琴伴奏，印象最深的歌：有《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大寨赶大寨》等。

校长是公社派来的，还有一、两位老师是公办老师，他们吃饭由有学生的家里轮流送饭，或去学生家吃饭。吃饭后按规定给粮票和钱。村里人对老师都很尊敬，轮到为校长送饭时，都特意为他们单独做好吃的，打发孩子提着蓝子送饭。放学时再带回来蓝子和粮票。

学校每45分钟一堂课，课间休息15分钟，专门有人敲钟。“当”的一下一下地敲，是上课，“当当”是下课，“当当当”是放学。幼稚班的作息时间也是“一天三晌”，早上、中午上课，下午玩。早、中、晚饭回家吃。

幼稚班被安排在距其它年级较远的戏台上上课。这样幼稚班的二十多个新学生无论多吵闹，都不会影响其它班级上课。待天气转冷，新学生也慢慢适应和被驯服，再搬到正规的教室里上课。

每个教室里有一个砖砌的讲台，讲台摆一张桌子，上有一个教鞭棍，可用来指着黑板上的字，也可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学生。一盒粉笔，和黑板擦。前、后墙上有黑板，是用白石灰砌在墙的中间位置，再涂一层黑色的油漆，有三米多长，一米多宽。低年级教室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家的。摆列成一排排，学生按高低个安排座位。

教室里的窗户都没有玻璃，用白纸糊又贵又不结实，风一吹，或下雨、下雪很容易破。学校就用白色塑料薄膜钉在窗户上挡风挡雨雪御寒。冬天里，每个教室的中间都有一个泥砖砌的火炉，一根洋铁皮管将烟雾抽出教室，火炉旁边堆着煤块。学生轮流值班照看火炉，掏炉灰，打扫教室。早上上学后先升火，教室里乌烟瘴气，等烟散尽，才可以上课。晚上放学前如忘记添煤，火炉就会熄灭，第二天又要重新生火。

每天下午四点多钟是全校的课外活动时间，除值班打扫卫生的，其他学生都来到操场玩，乱哄哄的很热闹。操场地方大，有一个篮球场，位于平整、光滑、结实的地面，白石灰划的界线已经变的断断续续，篮板上也只有框没有网。几张水泥和砖块做的乒乓球桌。靠墙角有几个单杠和沙坑。有一个平常很少开的小门，小门外面就是深水井和池塘。

男孩子玩乒乓球，篮球或坐在地上“抓子儿”。女生也有“抓子儿”的，更多的是跳绳，踢键子。我的个头矮，篮球抢不过别人，“抓子儿”最拿手。

“抓子儿”是一种用小砖块、小石子或杏核来玩的游戏，至少三颗“子儿”，多的有上百颗。双手一把掬起，往空中一抛，右手背接着一些，再一抛，从空中抓出一颗，以这一颗为“引子儿”。“引子儿”抛向空中，用手抓早已看好的地上余下的奇数颗“子儿”，至少要三颗，等抛出的“引子儿”落下，一起接着。然后留下三颗，其余为所赢得的“子儿”。再用留下的三颗，抛向空中，用手背接着，再抛，出一颗接着做“引子儿”。如此顺序，直到某一步失败或犯规。两人或多人轮换，抓取多者为赢。功夫高者，一手抓取最多达9颗石子儿，抛出的“引子儿”有一人多高。多年后，我向女儿露这一手“功夫”时，仍出手不凡。虽然女儿对我的“土游戏”不屑一顾，但对我灵巧的双手也很佩服。

傍晚六点敲钟，学生在本班教室前集合，由班长喊口号，一路唱着歌，排队放学回家。幼稚班、低年级先走。到达大门后，分成以不同生产队为单位的小分队伍，继续排成一行。到谁家门口，谁离队。

说也奇怪，自从入了学校，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从不迟到早退。有时候母亲早上稍微晚一点叫醒我，我怕迟到，都会很着急，甚至发脾气，让母亲也很小心谨慎。学校老师的话就是圣旨，一句比母亲说十句都管用。在学校里，绝对是好学生；回到家里，又是另一个面孔，该淘气还淘气，该发脾气发脾气。每次放寒、暑假，母亲最伤脑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也不知老师把你放回来干什么？还不赶紧开学，把你关在笼里！”

幼稚班的樊老师，是我进学校的第一个老师，她就是来我家登记入学的其中一位。她是个高个儿的姑娘，我已记不清她长的样子。有一天，樊老师把我叫到戏台边上问：“那天，我去你家登记，你为什么在地上打滚骂人？”羞的我满脸通红，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只教了我半年，就被推荐上了大学，去省城太原读书。除有一年回家过年，见过她的背影后，再没有她的消息。

她先教我们学写阿拉伯数字1，2，3 直到100。再教念b，p，m，f ，d，t，n，l 等汉语拼音字母。还有拍手歌等游戏。我学的很快。不久就能默写1到100和所有的汉语拼音字母。

升上一年级，我遇上人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位老师——薛老师。薛老师年约40，比我父母大几岁。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她教。她夫妻原来都在县城教书，因为成分不好，被人批评有资产阶级作风，离职回村教书。村里大人都说她学问高，书教的好，是个好老师。

我一上学，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名，薛老师自然很是喜欢，让我担任学习委员，管课堂纪律。如果她有事出去，我会象老师一样，在教室里巡视，看谁不认真写作业，搞小动作，然后记下来报告老师。每个班都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上课不是爱说话，就是打磕睡，或着做小动作，或者左顾右盼。老师讲什么，一点也听不进去，可教室外面有任何动静，机灵的很，总是伸着脖子看窗户外，竖着耳朵听。老师前脚离开教室，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一、二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记仇，我说他们，还比较听话。到三年级时，如果我再报告老师，有的同学就开始威胁我，骂我或报复我。

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骂我“地主富农”。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你跟他们一样，也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大，不用怕他们！”。因此，有时小老师也不好当。

那时候，用来写字的白纸，我们称“粉脸纸”很奇缺。据说都被用来写大字报，县城的街上贴满大字报，而村里的供销社根本买不到。老师布置作业时，动不动就是生字、词写十遍，二十遍。我们为节约用纸，就比看谁的字写得小，一页32开白纸上谁写的字数多，谁厉害。我曾经数过的最高纪录超过1000字。没有白纸，生产队里装水泥或肥料的薄牛皮纸，也用来写字。铅笔都用到短的手都拿不住才不用，将剩下的一小段劈开，装在圆规上接着用。

可作业本用牛皮纸就不好看。薛老师利用老同事的关系，从造纸厂批发一些在生产过程中报废的边角纸张，买回来后，我们学生自己裁剪整齐，装订后，便宜卖给学生当作业本和考试卷。

我自小就非常爱惜课本，每学期新课本发下来，首先让妈妈帮我包上牛皮纸书皮，写上名字。一学期结束，课本仍然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几乎没有在课本上写字、画画或者用蜡笔涂颜色。而有的同学，没有几天，课本就被揉成一团，或被撕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