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頑皮、懵懂的日子，總是要結束的。

我七歲了，到了入學的年齡。當時學校是春季入學和升級。八月的一天，村裡的“幼稚班”，就是現在稱為“學前班”的兩名女老師來我家登記。我知道她們是幼稚班的老師，看見她們從另一個小夥伴家裡出來，手裡拿着花名冊，就要到我家裡來。我已經野慣了，不想去學校被關着，雖然哥哥已經上學了，我對學校還是不了解，本能地對學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排斥。趕緊跑回家，把大門關起來，不讓她們進來。

她們來到我家門前，推不開門，就敲木門上的鐵環。我藏在門後面不出聲。母親在家裡聽到敲門聲，過來開門。看見我躲在門後，就說：“小宏，你咋不開門，看是誰？”我靠在門上，不讓母親開。

母親將我拉開，打開大門，知道是幼稚班的老師前來登記。就請她們進來。我看着老師進來，猛地往地上一滾，號啕大哭，嘴裡還罵人。就想讓老師們知道：我不想去上學！

母親尷尬地與老師交談，報上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並指着仍在地上躺着的我對老師說：“你們看看，這麼不懂事，不上學咋行？”

父母希望我接受教育，多識字，會算數，只是為以後能走正道，做一個能養家糊口的木匠。

沒有辦法，九月一號開學，我終於還是搬着父親做的小板凳和小桌子，挎着母親早就用一塊塊做衣服剩餘的花布頭縫織的書包，被父親送到學校。開始了我的啟蒙教育。小姑姑和哥哥分別是六年級和三年級。自此以後，每天上學時就由他們領着一起去。

西下村學校就在外祖母家對面，有一個高大的磚砌的校門，拱形的門框上面有一塊長方形的白石灰牆皮，上書紅色的“西下村學校”幾個大字，還是外祖父的筆跡。學生上學、放學必須走學校大門。進了校門，一條寬闊的磚鋪的大路通向最裡面的禮堂。禮堂前、後面栽有鈸花和樹木。禮堂大門和校門相對，是校長辦公的地方。大路兩邊從大門到禮堂依次排列的是：學生試驗田，四排教室、老師休息室和辦公室，接着左邊是簡易食堂，右邊是學生宿舍。食堂旁邊有一小門，通向操場和大戲台。

當時的西下村學校有幼稚班、小學和初中，一年級一個班。曾經有一段時間，還設有高中，學生宿舍和食堂是為鄰村來的高中學生用的。小學基本上每班只有一位老師，語文、算術、寫作、寫毛筆字、體育全包辦。全校只有一位音樂老師，輪流教每年級學唱歌。音樂老師自己用手風琴伴奏，印象最深的歌：有《學習雷鋒好榜樣》，《學習大寨趕大寨》等。

校長是公社派來的，還有一、兩位老師是公辦老師，他們吃飯由有學生的家裡輪流送飯，或去學生家吃飯。吃飯後按規定給糧票和錢。村里人對老師都很尊敬，輪到為校長送飯時，都特意為他們單獨做好吃的，打發孩子提着藍子送飯。放學時再帶回來藍子和糧票。

學校每45分鐘一堂課，課間休息15分鐘，專門有人敲鐘。“當”的一下一下地敲，是上課，“噹噹”是下課，“噹噹當”是放學。幼稚班的作息時間也是“一天三晌”，早上、中午上課，下午玩。早、中、晚飯回家吃。

幼稚班被安排在距其它年級較遠的戲台上上課。這樣幼稚班的二十多個新學生無論多吵鬧，都不會影響其它班級上課。待天氣轉冷，新學生也慢慢適應和被馴服，再搬到正規的教室里上課。

每個教室里有一個磚砌的講台，講台擺一張桌子，上有一個教鞭棍，可用來指着黑板上的字，也可用來嚇唬不聽話的學生。一盒粉筆，和黑板擦。前、後牆上有黑板，是用白石灰砌在牆的中間位置，再塗一層黑色的油漆，有三米多長，一米多寬。低年級教室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家的。擺列成一排排，學生按高低個安排座位。

教室里的窗戶都沒有玻璃，用白紙糊又貴又不結實，風一吹，或下雨、下雪很容易破。學校就用白色塑料薄膜釘在窗戶上擋風擋雨雪禦寒。冬天裡，每個教室的中間都有一個泥磚砌的火爐，一根洋鐵皮管將煙霧抽出教室，火爐旁邊堆着煤塊。學生輪流值班照看火爐，掏爐灰，打掃教室。早上上學後先升火，教室里烏煙瘴氣，等煙散盡，才可以上課。晚上放學前如忘記添煤，火爐就會熄滅，第二天又要重新生火。

每天下午四點多鐘是全校的課外活動時間，除值班打掃衛生的，其他學生都來到操場玩，亂鬨鬨的很熱鬧。操場地方大，有一個籃球場，位於平整、光滑、結實的地面，白石灰劃的界線已經變的斷斷續續，籃板上也只有框沒有網。幾張水泥和磚塊做的乒乓球桌。靠牆角有幾個單槓和沙坑。有一個平常很少開的小門，小門外面就是深水井和池塘。

男孩子玩乒乓球，籃球或坐在地上“抓子兒”。女生也有“抓子兒”的，更多的是跳繩，踢鍵子。我的個頭矮，籃球搶不過別人，“抓子兒”最拿手。

“抓子兒”是一種用小磚塊、小石子或杏核來玩的遊戲，至少三顆“子兒”，多的有上百顆。雙手一把掬起，往空中一拋，右手背接着一些，再一拋，從空中抓出一顆，以這一顆為“引子兒”。“引子兒”拋向空中，用手抓早已看好的地上餘下的奇數顆“子兒”，至少要三顆，等拋出的“引子兒”落下，一起接着。然後留下三顆，其餘為所贏得的“子兒”。再用留下的三顆，拋向空中，用手背接着，再拋，出一顆接着做“引子兒”。如此順序，直到某一步失敗或犯規。兩人或多人輪換，抓取多者為贏。功夫高者，一手抓取最多達9顆石子兒，拋出的“引子兒”有一人多高。多年後，我向女兒露這一手“功夫”時，仍出手不凡。雖然女兒對我的“土遊戲”不屑一顧，但對我靈巧的雙手也很佩服。

傍晚六點敲鐘，學生在本班教室前集合，由班長喊口號，一路唱着歌，排隊放學回家。幼稚班、低年級先走。到達大門後，分成以不同生產隊為單位的小分隊伍，繼續排成一行。到誰家門口，誰離隊。

說也奇怪，自從入了學校，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從不遲到早退。有時候母親早上稍微晚一點叫醒我，我怕遲到，都會很着急，甚至發脾氣，讓母親也很小心謹慎。學校老師的話就是聖旨，一句比母親說十句都管用。在學校里，絕對是好學生；回到家裡，又是另一個面孔，該淘氣還淘氣，該發脾氣發脾氣。每次放寒、暑假，母親最傷腦筋，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也不知老師把你放回來幹什麼？還不趕緊開學，把你關在籠里！”

幼稚班的樊老師，是我進學校的第一個老師，她就是來我家登記入學的其中一位。她是個高個兒的姑娘，我已記不清她長的樣子。有一天，樊老師把我叫到戲台邊上問：“那天，我去你家登記，你為什麼在地上打滾罵人？”羞的我滿臉通紅，不知該怎麼回答。她只教了我半年，就被推薦上了大學，去省城太原讀書。除有一年回家過年，見過她的背影后，再沒有她的消息。

她先教我們學寫阿拉伯數字1，2，3 直到100。再教念b，p，m，f ，d，t，n，l 等漢語拼音字母。還有拍手歌等遊戲。我學的很快。不久就能默寫1到100和所有的漢語拼音字母。

升上一年級，我遇上人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位老師——薛老師。薛老師年約40，比我父母大幾歲。從一年級到四年級，都是她教。她夫妻原來都在縣城教書，因為成分不好，被人批評有資產階級作風，離職回村教書。村里大人都說她學問高，書教的好，是個好老師。

我一上學，每次考試都是班上第一名，薛老師自然很是喜歡，讓我擔任學習委員，管課堂紀律。如果她有事出去，我會象老師一樣，在教室里巡視，看誰不認真寫作業，搞小動作，然後記下來報告老師。每個班都有幾個調皮搗蛋的學生，上課不是愛說話，就是打磕睡，或着做小動作，或者左顧右盼。老師講什麼，一點也聽不進去，可教室外面有任何動靜，機靈的很，總是伸着脖子看窗戶外，豎着耳朵聽。老師前腳離開教室，他們就開始蠢蠢欲動。一、二年級的學生還不知道記仇，我說他們，還比較聽話。到三年級時，如果我再報告老師，有的同學就開始威脅我，罵我或報復我。

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們罵我“地主富農”。我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說：“你跟他們一樣，也是紅旗下生，紅旗下長大，不用怕他們！”。因此，有時小老師也不好當。

那時候，用來寫字的白紙，我們稱“粉臉紙”很奇缺。據說都被用來寫大字報，縣城的街上貼滿大字報，而村裡的供銷社根本買不到。老師布置作業時，動不動就是生字、詞寫十遍，二十遍。我們為節約用紙，就比看誰的字寫得小，一頁32開白紙上誰寫的字數多，誰厲害。我曾經數過的最高紀錄超過1000字。沒有白紙，生產隊裡裝水泥或肥料的薄牛皮紙，也用來寫字。鉛筆都用到短的手都拿不住才不用，將剩下的一小段劈開，裝在圓規上接着用。

可作業本用牛皮紙就不好看。薛老師利用老同事的關係，從造紙廠批發一些在生產過程中報廢的邊角紙張，買回來後，我們學生自己裁剪整齊，裝訂後，便宜賣給學生當作業本和考試卷。

我自小就非常愛惜課本，每學期新課本發下來，首先讓媽媽幫我包上牛皮紙書皮，寫上名字。一學期結束，課本仍然乾乾淨淨，平平整整。幾乎沒有在課本上寫字、畫畫或者用蠟筆塗顏色。而有的同學，沒有幾天，課本就被揉成一團，或被撕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