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工作之需，又要去美国出差。比起欧洲诸国，去美国大使馆签证过程之繁琐，简直是大巫见小巫。我因此先后两次延后行程。

按照美国大使馆网站上的要求，准备好公务旅游签证所需的资料，我一大早去美国驻狮城大使馆门口排队，经过严格的安检，来到面试大厅。领号，等待叫号，在第一个窗口交护照和资料，在另一房间的柜台交费，等待叫号去第二个窗口面试。

好不容易到我了，来到窗口，看见一金发美女签证官，正襟威坐，杏眼圆睁，（不知外国美女可否用这个词形容？），对照本人和护照上的照片。然后问了一大堆问题后说不可以给我签证。接着递我一张黄色A4纸，解释给我说上面的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补齐短缺的资料，如个人简历，博士论文概要，曾经发表文章列表，目前工作内容等，然后等待4个星期以上的处理时间。我申诉说大使馆网站上并没有要求这些资料，况且我是出差，美国公司邀请，不是去开国际学术会议，也不在研究机构工作。而且我的行程已定。她当没听见我前半段申诉，只告诉我要改变行程。第二个选择是我的申请处理需要时间和额外的澄清。我如果没有在30天内收到回音，可以去电邮查询结果。我选择第二个，侥幸希望是签证官没想明白，没准儿过两天会给我。

我请公司和美国方面的公司改变行程，30天过后，电邮大使馆询问，还是说要上述资料，电邮过去即可。我只有赶紧寄资料。又等了近一个月，才通知我说签证申请已经处理和澄清完毕，要我尽快递交护照，隔两天去取签证，我只有再次延后行程。此时距离第一次的预定出发日期已经是两个多月后。

然而，等我拿到签证，护照上赫然写着一年内可多次往返。对我来说，一年内是没有必要，也实在没有机会多次赴美，我只要一个星期的签证就好。显然这是某种意义上的浪费。

回想上次的美国之行，已是十二年前。世易时移，中美政治、经济地位皆已发生巨变。我自己也已脱胎换骨，从在京城初出茅庐的稚嫩至海外混迹江湖的淡定，从而立之年到已过不惑。为避免再次之行，影响我心中原有的对美国的记忆；况且那是平生第一次踏出国门，对当时如日中天之帝国的好奇、忐忑不安之心，孜孜未忘。心想趁此机会，将上次之行追记于此，与再次美国之旅，作以比较，岂不有趣？

近年来，虽寄居海外，庸庸碌碌，仍常怀“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心，积极响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范出版物文字” 之号召：“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因此，本文中之美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已“按有关规定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果实在找不到对应的翻译，才保留英文名称于本人翻译的名词后括弧（）之内。

原本题名“追忆1999访美”，细思之，“访美”一词常见于报章，用于重要人士，似有抬高自己之嫌；又改为“追忆1999游美”，然“游美”乃富裕逍遥之族的喜好，于我又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议之于中文系毕业的老婆大人，曰：何不用“美国之行”？平白之语，尽解疑惑。乃会心一笑，欣然从之。

话说1992年我硕士毕业，来北京进入一家中央国家机关研究院工作。其时正值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高铁时代”。我就职的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都开始实行“一所两制”，注册成立了实业公司，边搞科研，边开发产品，并很快地推向市场。借助先进的技术储备和京城快速及时的信息优势，我们研究所成立的公司，在年轻所长的领导下，效益大大提高，个人收入也是连着翻番。所里为鼓励员工，每年都挑选几名技术管理的骨干，去先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等，考察及开阔眼界加旅游，也是对员工努力工作的回馈。

终于在1999年的元旦，所里选上了我，与所长及其他两名资深同事一起，组成考察参访团，去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组织的电力工程夏季会议“输配电设备大会及展览会”，并访问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美国合作伙伴公司总部。所里公司也安排大家去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参观，给予奖励。行程从4月11日起至5月1日。

同行的前辈同事中，有一位李工，曾经于8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他是大学四年级时公派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毕业后，顶着荣誉回国，报效祖国，获得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也确实为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一直到今天，仍站在国内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踏踏实实地奉献着。他也是我在工作中的良师。有他在，我们代表团不用请翻译。更何况其他三位都是硕士毕业，虽然口语不流利，听力也不好，但是由于我们研究院的工作中常阅读英文文献，并时常有外国专家来院讲学，因此，美国之行应没有什么大的语言障碍和恐惧感。

我的所长当时刚到四十岁，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一心一意为公司呕心沥血，对我也是工作关心，生活照顾。1995年我的父亲在老家去世时，那天子夜时分，老家电话通知，找不到住单身宿舍的我，研究院总机值班员将电话转到所长家。早上一上班，所长不忍心告诉我实情，只是说父亲有病，让我请假买火车票回家，我虽然有预感，但还是非常感谢所长，为我着想。如今所长已经成为国内同行业的技术权威，并在国家的重要行业担任局级干部。另外一位同事是市场部工作的杨经理，经常与美国的合作伙伴联系业务，由他来负责行程安排和财务，我从旁协助记录行程花费和事后报销事宜。

相对而言，我的年龄在所里不算大，所里选上我，肯定其他同事有不同意见。1998年年底的公司总结会在京城郊外一度假村举行，所长在全所大会上，专门为此作出说明：一方面肯定我在所里开发部承担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安抚大家，将来都有机会，不要因此影响工作，影响身体健康。我自然是有点沾沾自喜，认为理所当然，也就没有想很多。美国之行回来后很久，我从同事口中得知，与我合作的一位同事，因此不满，提出调动工作，从此与我有了心结，几乎形同陌路。再后来他调去我们院另一个研究所工作，与我同一年辞职出国。现在想起当年一同晚上加班，谈笑风生的情景，心里难免有些遗憾和失落。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照标准护照相，申请护照，美国大使馆签证，设计行程，联系旅行社购票，换美元，申请旅行支票，通过电话、传真联系合作伙伴谈访问事宜，添置服装，采购礼品，政治学习等。对我毕竟是第一次出国，且是去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自然是期待、向往、好奇与担心并存。担心的是听说以前有人到了美国，由于资料不全，不让入境。而我会不会也遇到类似问题。

由于出国考察需要部里批准，属于公派出国，申请因公护照、去美国大使馆签证自然都由部里出面。谁知我和杨经理的签证没申请下来，需要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前去美国大使馆面试。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位于北京朝阳区日坛路的使馆区，毗邻当时北京有名的秀水街。我和杨经理一大早西装革履地坐公交车，再转地铁，一路探讨着签证官有可能问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用英语回答。想着我们能不能听懂问话，人家能不能听懂我们的回答。

三月底的北京，还没有进入春季。但那天的天气很好，早上八点钟，阳光明媚，穿着西装走路还是有点热。我们走出地铁建国门站，路过建国门外大街时，看到街道旁有一装潢时尚的哈根达斯冰激淋小店，以前从没有吃过，据说当时来讲，这是有钱的新贵才能消费的起的，一颗小小的巧克力冰激淋球要25元，对我来说确实太贵、太奢侈。我心里希望今天签证面试能顺利进行，即使破费也行，就开玩笑地对杨经理说，如果我们今天拿到签证，我请他吃冰激淋。杨经理也没有把握地说，希望能吃到我的冰激淋。

穿过狭窄的秀水街时，秀水街的摊贩已经将各种花花绿绿的真丝的服装、名牌鞋帽、名牌皮包挂在外面。要知道这时候还是早上，只有几米宽的秀水街供人行走的地方更窄。

在北京生活了近七年，从来没有来过使馆区。只见这儿 的道路宽阔，车辆不多，环境整洁、幽静、优美，高楼大厦也很少。各个国家的使馆自成大院，大门前都有武警站岗，低矮、稀疏的建筑都显得庄重、严肃，却没有人气儿。只有美国大使馆前和邻近的小巷内人来人往。许多办理出国签证手续的小公司，翻译公司，旅游公司，都占据着小巷内的住家的门面。不时的有人凑过来问：要办理签证吗？换外汇吗？美国使馆的侧门入口处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安检进入。

我们八点半准时到，因为是公派出国签证面试，不用提交资料，所以排在不同的队伍。这条队伍人少，很快就通过安检，进入使馆大厅。眼前所见跟我想象的不同：使馆大厅并不大，只有几个小窗口，门外站岗和进门安检的人员都是中国人。没有看见老外。从安检门往使馆大院看，可以看见几辆小轿车停在树下，院子里的灰色水泥建筑也很平常。

轮到我和杨经理面试，从类似火车站售票处的小窗口内往屋里看，前面站着签证官，后面是高高的灰色铁文件柜和几张办公桌，桌上也没有我想象的整洁。几个年轻的老外很随意地坐着。想不到我眼前金发碧眼、皮肤白晰的签证官很年轻，小巧的脸蛋，披肩的长发，左手拿着我们的资料，右手里握着铅笔，站着，个子很高挑，象刚毕业的大学生。让我吃惊的是：当她看我们英语不流利时，竟然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她问了我们诸如此类的简单问题：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去美国做什么？美国伙伴公司的产品是什么？谁出钱？这时候，有另一个同样年轻漂亮女士走过来，两个人又说又笑，好象在聊天。

我心里刚在想：不是说美国人都很敬业吗？怎么这么重要的岗位还可以上班聊天。几分钟之后，签证官抱歉地回过头，对我们俩笑笑，笑容很好看！可能她觉得让我们久等了，又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就说你们的签证批准了，去部里去拿护照。我们俩登时松了一口气，感觉好象没有人们传说的美国签证多么多么困难，签证官又多么多么不通人情。

大使馆出来，再次走过秀水街，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太阳也渐渐热起来，路过哈根达斯冰激淋店，我高兴地请杨经理进去，店内就我们俩顾客，我们舒服地对面坐着，一起回忆签证的经历，细细地品尝着结实的、绵滑的、透着浓浓奶香的冰激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