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三年级时的一个下午，大队的高音宣传喇叭忽然响起凄婉的哀乐，一直不停地回荡在村子上空。因为那一年已经有好几次听到这样的音乐，在教室外边玩得正起劲儿的我也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不祥的事发生，某一个大人物去世了。傍晚，高音喇叭终于传来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听大人们说：天上的一颗星星，对应地上的一个人。一个人去世时，天上的那颗星就会熄灭，或化为灰烬。只有代表巨人的星星陨落时，才留下痕迹，让人发现，因为巨人的星星要大很多、亮很多。公元一九七六年的春夏之间，据说就有三颗明亮的星星划过天际，陨落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预示着有三位巨人要离开人世。我常常在繁星满天的夜间看到流星划过苍穹，留下长长的一道光影，瞬间即逝，不知它们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陨星。 那年的一月，周恩来逝世；七月，朱德逝世；不久，一场大灾难降临神州大地——唐山大地震。病中的毛主席派华国锋副主席亲自去唐山慰问灾民，解放军日夜兼乘奔赴前线救灾。 震后余震不断，甚至距离唐山一千多公里的永济县也有震感。公社不敢掉以轻心，通知大家做好防震准备。有一阵儿，西下村家家都在大道两旁的空地上，用木材和塑料布支起简易的防地震帐棚，将家里值钱又方便搬运的东西和生活必需品都搬出来，即使下雨天也不敢回家住。好在是夏天，晚上天气不冷，睡在户外反而更凉快。这样，胆战心惊地过了一、两个星期，平安无事。地震的余威渐渐散去，但唐山大地震后的惨状却一点一点地传来。 九月，又传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接着是追悼会，我还清楚的记得：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片中，播放的细雨中华主席致悼词的场景。 毛主席对那个年龄的我来说是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更形象地说好象个符号。因为到处都有毛主席语录，墙上、电线杆上都用石灰或油漆整齐地刷着。经常能听到“毛主席万岁”。我甚至不知道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明白“语录”是什么意思，更不能理解他也会去世。 西下村在学校的礼堂里设置了“毛主席纪念堂”，让全村人吊唁。纪念堂正中间放一张大方桌，方桌上摆放一个大镜框，里面是一张毛主席半身像，镜框周围挂着黑纱。桌子上是纸扎的白花。四周摆满了花圈，大的直径有两米多，都是村里年长的妇女紧急精心设计制作。全村男女老少由各生产队长组织，轮流来到纪念堂，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不断播放的在哀乐声中，对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悲伤地离开。偶尔有人悲伤过度需要被搀扶着走出来。 所有大人的胳膊上都佩戴着黑纱，胸前佩戴小白花。每家每户的大门上也悬挂着黑纱。有的人家里也设有简易的灵堂，对着白瓷烧制的毛主席塑像不时地祭拜。村子里有好一阵子没有人举行结婚仪式。 又过了不久，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有一天，学校通知全村的小学生都跟着大人，举着小三角红旗，三三两两地走到公社所在地——碱庄（现称常青）。在平时唱大戏、放电影的学校大戏台下，聚集着全公社各个村庄的上万人，听台上公社书记作重要报告。只见戏台上一排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绿军装的人，远远地也看不清楚长的什么样，手上拿着稿子，对着麦可风念。一会儿一个“四人帮”，从四周安装的大喇叭传到耳边。场下的人乱哄哄，互相打着招呼。碰上亲戚朋友的，正好拉家常。家长找不着孩子的，扯着嗓子喊。各村的干部忙着维持秩序，让大家静静，认真听书记讲话。我还没弄明白“四人帮”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大会已经散了。大家又在热热闹闹中陆续赶回家。 学校里也开始深入批判“四人帮”，我也渐渐弄明白：王、张、江、姚原来是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是毛主席的妻子，一起组成了“四人帮”，干尽了坏事，迫害了许多好人。音乐课上，老师开始教唱《你办事，我放心》、《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歌曲。我们村有人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是华主席失散多年的弟弟，要进京相认。 没有多久，国家恢复高考，不唯成分论，任何人都可以凭考试成绩上大学，取消推荐上大学的制度。那时候还常听到“老三届”这个词。我们村就有个作老师的“老三届”考上了大学，成为全村小孩子的榜样。家长都开始重视小孩读书。特别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我的父母亲也开始每天检查功课，作业不完成，不能睡觉；问题答不上来时，或者考试退步后，父亲都会批评我们。 辍学已经四年的三叔也想重新开始读书，他被迫离开学校时已经上初二，生产队四年起早摸黑的劳动磨练，已经使他长成一个强壮的小伙子，祖父母也开始张罗着给他说媳妇。他执意要读书，而西下村的初中已经没有名额，三叔也觉得年龄太大，不好意思在本村上学，自己跑到二里地外的邻村——东信上初一，成为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珍惜再次读书的机会，非常刻苦，但运气不佳，几次高考都差几分未能如愿，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 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陆续开始返城。我们公社的知识青年都集中在碱庄的小农场，有集体宿舍和食堂。公社专门为他们划分出优质试验田，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自己种地、种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平时偶尔来各村体验生活时，才住在我们村子里几天，与农民打交道。此刻，小农场变的空空如也，死气沉沉。 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几年里，虽然带来城里人的知识和新鲜气息，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的纯朴之风。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长时间没有家长在身边管教，有些人很快养成抽烟喝酒、偷鸡摸狗、争风吃醋的坏毛病。不同来源地的知青经常借看电影的机会打群架，甚至闹出人命。据我所知，当时最大的帮派就有来自电机厂和发电厂的本地帮，及北京、上海来的大城市帮。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汗牛充栋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把知青个个都描写成了受委屈的时代受害者，博得了无数的眼泪和同情。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那个时代，似乎也不公平。 恢复高考和知青返城，也曾在农村留下无数个现代版的“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我们村就有人刚上了大学，就逐渐与农村的未婚妻疏远，最终分手。 接着又一件大事：送《毛主席选集》第五卷下乡。一群人敲锣打鼓，坐在一辆四轮拖拉机上，从公社来到大队门口，将一捆一捆崭新的、用红绸布系着的《毛主席选集》第五卷送来，大队干部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组织干部社员学习。 在学校，老师让大家上课时抄写《毛主席选集》第五卷上面的话当写日记，有的段落要求背诵。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死记硬背，其实我根本不懂毛主席讲的是什么意思。 四年级时，学校开始实施秋季入学和升学的制度，我的四年级因此多上了半年。公社各村学校开始成立联校，全联校统一出题考试，年终各村比较学生成绩。“青渠屯公社”也改名“常青公社”。各村逐渐取消初中部，挑选优秀教师，筹备成立“常青中学”。 我开始接触课外读物，迷上看小说。家里的书除了《毛主席选集》和我们的课本外，就剩下一本被母亲用来夹鞋样的竖排字的繁体字书，好象是《小说月报》。姨父是老师，每次去古城村的姨家走亲戚时，我都钻在屋里，找姨父攒下的小学生杂志，一读就是半天。有时向高年级同学借书，有被揉的破破烂烂的，没封面，没头没尾的小说、杂志，甚至手抄本如《梅花党》等。晚上在煤油灯下，躺被窝里看，上课偷偷藏在课桌下看。 这一年，薛老师生小孩，请假一年。在四年级多上的半年里，我们班又先后换了几个年轻的女老师。她们都刚刚高中毕业，没有教书经验，常常被学生气哭。但都很认真，很耐心。她们最终都出嫁，离开了西下村，对我而言，几乎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我会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孙晓梅老师，张琳老师，张荣荣老师。 村子东面的“尊村引黄大渠”开始挖掘，沿渠的每个村子负责修建一段工程。村子里年轻人在冬天都参与修建大渠，吃、住都在工地。冰冻坚硬的工地上红旗招展，爆破的声音此起彼伏，小平车、拖拉机欢快地跑着，几十公里长的大渠工地，热火朝天。第二年，黄河水蜿蜒流过西下村，永远结束了农民靠打井和靠天收获庄稼的日子。 村子里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宣传队，由妇女队长，保健站的赤脚医生带领，挨家挨户地劝妇女少生孩子，劝说孩子多的母亲做手术。 祖父终于被摘掉了扣在头上几十年的“四类分子”帽子，名义上，我们家与贫下中农的地位开始平等了。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这就如横亘在面前的一扇厚重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只要我们探出头来，就能看见广阔、灿烂的外面世界；只要我们愿意，就有机会走一条与祖父母、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