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禮庭：和劉學偉先生商榷西方文明是否下行
日前，我和劉學偉先生就“人民主權”問題各自著文進行了三個來回的論戰，現在讀了劉先生的《我為什麼認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經開始全局下行》【1】，不得不再次向劉學偉先生提出商榷。
面對歐美引發的“次貸危機”和“國債危機”，劉學偉先生的論點就是“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經開始全局下行”，並斷定民主憲政制度必然會從新回到“受束縛”的舊體制：“有史以來，世界上偉大的文明一般持續約200年。在這200年期間，有關國家都會經歷以下的發展階段：從（思想）受束縛到有精神信仰；從有信仰到有勇氣；從有勇氣到有自由；從有自由到富裕；從富裕到自滿；從自滿到散漫；從散漫到依賴；從依賴又重回受束縛。”【2】也就是說，劉學偉先生在認定民主憲政制度在本次危機中將會“又重回受束縛。”和“已經開始全局下行”的同時，卻堅定地相信中國的集權制度對於嚴重的腐敗事實，卻能夠自我救贖：“中國的制度不會因腐敗而崩潰。到了要命的關口，制度自然會自我救贖。”【3】所以，在制度建設問題上，可以說劉學偉先生是“愛憎分明”的！
一、歐美憲政國家的經濟危機真的已經“病入膏肓”了嗎？
劉學偉先生認為憲政國家的經濟出了問題，才認定民主憲政制度會“又重回受束縛。”和“已經開始全局下行”： “一個繁盛的文明必須有一個繁盛的經濟子系統做基礎。如果經濟子系統面臨難以挽回的長期困境，那麼這個文明就得走下坡了。……西方的經濟競爭力全面衰退的最確切證據是它們整體普遍面臨的長期的國際貿易逆差。長期的國際貿易逆差之不可承受，應當不言而喻。……為什麼會出現巨額外貿逆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空洞化。絕大部分的中低端製造業已經轉移到了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以至出現這種怪誕的現象，就是他們大批地、長期地去借別人的錢，然後用這些錢去賒購人家提供的商品。這種情形，憑心而論，你看可持續嗎?……為什麼無數的產業會遷移到海外呢?那是製造成本之巨大差距所至。每一個投資者不可能不知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差至少在10倍以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大批工業品以西方人難以想象的低廉價格供應全球，也包括發達國家市場。……發展中國家的生產，並沒有在中低端止步，他們已經開始竭力地向高端產品進軍。簡單地說，由於勞動力成本的巨大差距，發展中國家每攻進一個領域，西方人就不得不退出這個領域。”【4】
在這裡，劉學偉先生說得非常正確的是，歐美憲政國家的高額貿易逆差確實是不可承受、不可持續，這話沒錯。但是，重要的問題是必須搞清楚：一是，造成這種事實的根源是什麼？是不是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體系真的“病入膏肓”了？二是，憲政國家到底能不能走出這個困境，又如何走出困境。
先談第一個問題：我的觀點非常明白：憲政國家之所以出現高額貿易逆差，最主要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競爭力徹底崩潰了，而是他們受到了不公平的低價惡性競爭。我曾經在2009年10月發表的《也談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摩擦》【5】文章中論述了全球化發展過程中正反二方面的歷史教訓：（請恕我如此大篇幅地引用我的舊文）
——市場經濟前200多年為什麼沒有這種資本外流的現象？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是很少有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現象的，那麼，在這種體現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純粹的市場經濟的歷史事實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前幾百經濟發展非常緩慢而低效，自始至終受到貧困、壟斷和生產過剩的困擾。經濟學家劉易斯對這種事實的理論分析是——工業部門的工資是由農業的收入來決定的。如果農村有足夠的剩餘勞動力，那麼勞動力供給就會出現“無限供給”的特徵。這時，工業的發展就會有不斷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支撐，而工業部門的工資不會上漲，直到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完畢之後，農業人口的收入增加了，才會產生工業部門工資上漲的壓力。劉易斯先生甚至尖銳地指出：“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是由中國、印度、東南亞以及南美的農民收入決定的。”二者之間的差額就是“運輸成本”。
在這裡，劉易斯先生確實詳細地描繪了在“純粹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造成長期貧困、壟斷和生產過剩的主要原因。現在我來詳細分析這種情況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首先，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只要是由市場自然決定的價格和其它經濟現象就是正確的。但上面劉易斯所指出的勞動者工資收入增長緩慢及其造成的長期貧困、壟斷和生產過剩的事實，雖然是純粹的市場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但是這種市場的發展過程和結果卻是“反市場的”，或者說是違反市場經濟的最根本原則——公平競爭的原則的，所以我把它定義為“市場經濟的先天性缺陷”。
這是因為：造成這種事實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在沒有政府干擾的“純粹的”市場經濟體系中，“由於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大量存在”，所以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永遠過剩，而資本，或者說是物化資本的資源，永遠緊缺。在這種供求絕對不平衡的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價格就永遠是低於勞動者的貢獻和勞動成果的，也就是由於低於勞動力的合理所得的。但問題是由於勞動力受到生存壓力的迫脅，只要能夠維持生存，無論工資如何不合理，如何地低廉，勞動者不可能拒絕。因此，純粹的市場調節不可能通過勞動力過剩造成的低工資而減少勞動力供應，使勞資之間的供需自動恢復平衡。
這種勞動力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弊端：一是嚴重影響和遏止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能動性。二是勞動者的貧困制約了他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經濟能力和教育程度，從而進一步制約了勞動者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的提高，並因此而制約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而相對來說，勞動力綜合素質是決定國民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三是制約和遏止了消費需求的發展，加劇了“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市場規律。並進一步造成了純粹的市場經濟中必然具有的那種總需求不足的生產過剩危機。四是長期的資本非正常的超額利潤，就會培育和產生大企業的壟斷。
當這種“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到上世紀30年代，各種矛盾的積累就導致了嚴重的世界性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於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和羅斯福新政就應運而生。且不說凱恩斯主義中刺激消費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但羅斯福的福利政策，包括支持工會提高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通過高稅收來推行福利制度，所有這些
通過政府干預市場，或者說是“促進和完善”市場的功能的一系列調節收入的政策，適當地制約了資本的強勢，輔助了勞動者的弱勢，創造了一個相對公平的勞資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極大地激勵了感到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能動性，也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階層，是大多數勞動者有財力接受高等教育，從而有效地提高了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和綜合素質；也進一步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有力地促進了消費，提高了內需，政府通過反壟斷立法制約了企業的壟斷現象，這一系列的政策非常有效地繁榮了國內市場。
在凱恩斯經濟理論和羅斯福新政實行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繁榮，就使歐美發達國家國內勞動力隨着經濟發展從過剩走向飽和，而資本卻隨着經濟繁榮而大量盈餘，在國內市場需求強勁的推動下，就只有二個發展趨勢，要麼從國外引進勞動力，要麼資本外流追逐廉價勞動力。……由於發達國家從貿易保護主義出發，阻止移民進入的政策和物流和運輸領域的現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順便解釋一下，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國民相對較高的福利和工資水平而生產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們不願意外人進入他們家庭分享他們的家庭財富一樣天經地義，無可指質。）市場就以自己的方式替代了人口的地域間的轉移，以資本外流的方式來尋找廉價勞動力的方式就不可阻擋了。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根源。…… “經濟全球化並非是一個國家的政策所決定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我認為也是市場經濟——丁禮庭）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6】
資本外流的另一個深刻的歷史根源，就是隨着大多數勞動者的福利和工資水平的提高，為大多數勞動者接受長期教育創造了社會條件。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這種勞動者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的升級換代直接地、有效地為科技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創造了“歷史必然”，這也就成為低層次製造業向外轉移的歷史動力。
那麼，這種資本外流的經濟全球化過程對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到底是利大於弊呢，還是弊大於利呢？ 這就必須先定義什麼是“利”和“弊”。恩格斯把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概括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作為人類社會追求的最高目標，那麼，就把大寫的“人”字高高地置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等的社會發展之上。也就是說：生產力和經濟的繁榮發展是人創造的，生產力帶來的物質財富也是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會，從而推動生產力發展及人類自身解放、發展和進化的人的實踐活動的主體，也是它的最終目的。這裡的“人”當然不是指某個群體、階層和階級，不是僅僅指少數精英群體，也不是僅僅指無產階級，而是指“每個人”和“一切人”的人類全體成員。因此，貧富分化和財富集中的經濟發展模式就完全是錯誤的，是沒有社會進步意義和正義性的發展模式。所以，衡量世界經濟發展的利和弊，只能以這二大原則為標準：世界整體經濟的高速持續發展，和“每個人”、“一切人”，或者說是“大多數”人的“自由發展”，其中主要的是大多數人的“共同富裕”。（也就是我反覆指出的“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我們必須，也只能在“高速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目標之間尋找最佳的結合點。
因此，能不能實現上述二大目標，就是檢驗“經濟全球化” 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的標準。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資本外流、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及製造業轉移的過程中，既有成功的事實和經驗，也有失誤和教訓。
我所指出的這方面所謂“成功的事實和經驗”，就是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步，發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波歐美發達國家在產業升級換代順利進行的過程中面向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資本外流和製造業的轉移，在這個第一波產業轉移的過程中，產業轉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於資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我之所以說這是成功的經驗，是因為：
第一，這種資本外流和產業轉移是整體性外流，……“伴隨資本外流的是技術和
管理經驗的擴散，就產生了進一步縮小技術和管理差距的效果。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產品替代發達國家產品的能力。其次，資本和廉價勞動力兩要素雙向流動變成了資本和廉價工業品的雙向流動。”【7】也就是說，歐美向日本和“四小龍”的製造業轉移，是連帶銷售渠道、生產技術、產品設計、管理理念和品牌效應等一系列產業體系的整體移植。縱觀世界經濟史上所有產業轉移成功的事實，可以證明這是產業轉移成功的必要條件。（當然不是充分條件）無論日本的家電行業，還是台灣的電子行業，甚至是中國的“海爾”還是“振華港機”，這些成功的事實都具備這個必要條件，甚至可以說是缺一不可，缺一就不可能完善。
第二、這種整體的移植還包括民主政治、工會在工資談判中的作用、高稅收和高福利、等一系列有關勞動者收入提高的制度體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說日本和“四小龍”是單純地接受歐美的產業轉移，而沒有制度上“轉型”的麻煩。
第三、這種勞動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國外資本流入、產業轉移和本國的勞動者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的提高所引起的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以及由本國內需提高所形成的完善的國內市場的健全，合併成同步發展的同一個過程。這一切都遏制了歐美製造業的外轉和資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適應歐美國家本身的勞動力綜合素質、勞動能力升級換代和產業結構升級換代推進的速度和程度，並以此消化由資本外流對歐美國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它沒有非常尖銳地因資本外流而造成大規模就業和貿易逆差的衝擊。給整個全球化提供了一個相對平穩的發展過程。同時也使日本和“四小龍”在短時期內完成工業化，複製歐美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在達到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後，再一次地開始了面對中國的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和資本外流。
綜上所述，第一波從歐美向日本和“四小龍”的製造業轉移，對歐美發達國家來說，不但沒有受到嚴重的就業和貿易逆差的衝擊，而且還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龍”價廉物美的產品，部分外流資本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對接受國日本和“四小龍”來說，不但實現了本國、本地區的經濟繁榮和發展，也相對地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目標，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群體。從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來總體評價，當然是一個多贏的事實和經驗。這就足以證明《貿易摩擦文章》中的這個觀點的錯誤：“全球化政策是一個典型的出自精英集團私利，與大眾利益向衝突的政策，……經濟全球化是以犧牲‘大眾’為代價向前推進的。”【8】這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誤讀。經濟全球化不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性結果，也完全可以實現流出國和流入國雙贏、資本和勞動者雙贏的局面。
而這種《貿易摩擦文章》中對經濟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誤讀，也就是我說的失誤和教訓，是來自於第二波全球化的產業轉移和資本外流，也就是從歐美發達國家，連同日本和“四小龍”面向中國的資本外流和低端的製造業轉移。在這個過程中的失誤、教訓的原因和事實是：
第一、中國接受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轉移的過程，是伴隨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集權管理體制向民主憲政的“制度轉型”同步進行的。這不但給這種“雙轉” （產業轉移和制度轉型）模式帶來困難，而且如果這種“雙轉”模式不能同步適應，一旦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甚至是嚴重滯後的話，將給整個經濟全球化過程帶來嚴重問題。
第二、這種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結果就是勞動者缺乏制度賦予的民主權利為自己在整個“雙轉”過程中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權利，也就必然地重複了發達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痛苦的歷史：大多數勞動者的貧困、國企通過政府權力實行壟斷、以及民眾貧困造成的貧富二極分化、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以及由此產生的內需嚴重不足造成的生產過剩。所有這些弊端，不但形象地複製了發達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所有弊端和危害，而且因為整個過程發展的快速和激烈的程度，使這種危害和弊端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這種由於工會和民主權利的缺位造成的勞動者的低收入和低福利的直接後果就是因貧困引起的教育欠缺，嚴重地阻礙了大多數勞動者綜合素質、勞動能力和產業結構的“雙升級”，也就是說，中國接受發達國家製造業轉移的過程，是單一的生產實體的轉移，而大多數中國企業只是掌握低端的生產環節，是無法掌握生產科技、產品設計、管理理念、營銷渠道和品牌效應等重要的高端環節的。這也使中國企業的獲利比例和獲利量受到嚴重限制。同時也造成了自然資源賤賣和過度開發、寅吃卯糧，掠奪子孫後代的資源權的事實，從而也使中國整體的經濟繁榮和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產生了嚴重的問題。而且，正因為低工資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夠在中國成活，也使這些企業失去了爭取和完善銷售渠道、生產技術、產品設計、管理理念和品牌效應等一系列產業體系的整體發展的動力。這也是對中國的產業轉移，大多數僅僅是低端的生產環節的轉移，而高端的、高效率、高利潤的銷售渠道、生產技術、產品設計、管理理念和品牌效應都掌握在外資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這種大多數勞動者的貧困所造成的貧富嚴重分化和財富集中，也嚴重地制約了內需的發展和提高，不得不進一步依賴出口來填補內需不足的缺口。於是只能進一步依靠壓低勞動力成本來實現低價竟銷，結果就形成了以低工資為基礎的惡性循環。
第五、由於中國人口眾多的客觀事實，又進一步延長了中國通過發展來擺脫困境的痛苦過程。
第六、正如《貿易摩擦文章》中指出的：“問題在於李嘉圖的模型是一個理想模型，模型中就業的轉移是無成本的。真實世界的市場中，資本和勞動力在行業之間的轉移是通過破產和失業來轉移的，這種轉移是有成本的。”【9】這話完全符合事實，在這裡，不但有經濟成本，也有時間花費，而正是中國這種以低工資為基礎的大規模出口竟銷，加速了這種資本外流和產業轉移的規模、速度和烈度，使之超出了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對這種資本外流和產業轉移的消化能力而打擊了他們的就業狀況，也打擊和危害了發達國家廣大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的進一步提高和完善。拿秦暉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在工資、福利和民眾權利方面，在全世界出現了低福利、低人權的“劣幣驅逐良幣”反經濟規律而動的事實。
第七、建立在低工資和低福利成本基礎上的“低價竟銷”所獲得的超大量外匯儲備，不但沒有為中國帶來經濟發展上的利益，反而由於金融人才的嚴重不足所造成的超大量外匯管理上的困難，給國家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損失。
第八、中國目前低工資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特別是貧困造成的勞動力綜合素質和勞動能力無法有效提高，進一步造成的產業結構無法有效提高的危害之一，就使中國無法在不遠的將來，在東南亞和非洲後一輪更低價格的勞動力競爭中掌握主動，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喪失高速持續發展的優勢。
正是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雙轉”之間進度的差異，即“制度轉型”中政治體制改革嚴重地滯後於產業轉移和經濟發展，才造成了大多數勞動者缺乏制度賦予的民主權利來捍衛和爭取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才直接地使中國複製了發達國家原始積累時期出現的上述的一切弊端和危害。必須特此說明的是，我無意攻擊中國因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造成的人權現狀，我曾經反覆指出二大事實，一是，中國目前的人權和政治民主狀況，不但是建國以來，甚至可以說是自秦始皇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二是，儘管如此，還是跟不是快速發展的經濟形勢，並且因為這種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和人權方面的不足，已經成為中國整個社會發展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環保、新聞出版等各方面發展的最主要制約因素，並已經形成了嚴重的瓶頸效應。我的結論還是那句老話：“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唯一出路”，這也是經濟全球化和為全人類造福的歷史要求。——【10】
——“這種對中國來說長達幾十年的低工資政策，不但造成了國內大多數勞動者的貧困，儘管這種貧困是在原有基礎上得到大幅度改善的事實之中的，但它確確實實是造成國內貧富二極分化的根源！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這種低於正常勞動生產率的工資水平是一種無奈，那麼在入世之初，沒有能夠及時有效地糾正這種不合理的工資水平，就應該是產生諸多弊端的根源了。它不但直接地造成了國內的貧富二極分化，而且，拿中國勞動者的血汗錢低價出口，並沒有給世界各國帶來利益，相反是嚴重地打破了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嚴重地給世界各國造成了失業和經濟蕭條。甚至是直接地威脅和引發其它國家勞動力工資趨低的逆勢！這就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多輸’的局面！”——【11】
那麼，到底是中國非正常的、遠遠低於客觀勞動生產率的低工資水平，還是因為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高於勞動生產率，才毀滅了發達國家的工業競爭力，巨額貿易逆差呢？按劉學偉先生的說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差至少在10倍以上。”【12】但另一個客觀事實就是中國和歐美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肯定沒有10倍之大，同樣的生產流水線，勞動生產率會相差10倍嗎？結論就是要麼是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超勞動生產率，要麼是中國的工資水平遠遠低低於客觀的勞動生產率。二者之中哪個是實質性問題，應該是一目了然的。
有二個事實不容否認：一是，中國30年的低工資政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但造成了發達國家的經濟蕭條，而且也造成了自己國內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和危機。二是，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在中國對全世界大規模貿易順差產生之前，就已經達到這一水平，那時並沒有產生發達國家的就業和經濟蕭條的事實。這二大事實都足以證明發達國家的超福利政策雖然也會影響其市場競爭力，但這不是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根源應該是中國不合理、不人道、損人不利己的低工資政策形成的低價惡性競爭，才是打破世界經濟發展均衡和造成發達國家巨額貿易逆差的主要根源。
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的這種長達30年的低工資政策和對發達國家的大規模順差到底符合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大原則呢？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勞動者的工資應該符合客觀的勞動生產率是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主要原則之一，無論是在市場經濟初期的原始積累時期，還是中國目前低工資造成自己國內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的事實，世界各國人民的歷史實踐，都已經非常充分地證實了中國長期的嚴重低於勞動生產率的低工資政策，是造成國內外一系列社會危機和矛盾的罪魁禍首。
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既然承認中國以低工資造成的低價惡性競爭給全世界，包括發達國家造成了麻煩，劉學偉先生說的不錯：“要把他們的勞動力價格大幅壓低到可以和發展中國家競爭的程度就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情。”【13】這事不但做不到，而且發達國家也根本不願意、也不可能去做。因為這是一件反歷史發展而動的倒退之事。以前我一直說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現在我改用“歷史發展的趨勢”就是——每個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不斷提高。這不但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也是衡量一切社會領域價值觀的先進和落後、科學和謬誤的客觀標準。所以，除了所謂超勞動生產率的超額收入應該降下來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允許發達國家遷就中國的低工資造成的低價惡性競爭！
那麼解決問題的出路就明擺着，就兩條路：要麼是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以制度賦予勞動者民主權利自己來爭取和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徹底改變這種低工資現狀，（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實現民主憲政，就根本不可能徹底扭轉這種低工資的惡性趨勢。）要麼就是逼着全世界逆差國家聯合起來和中國打貿易戰。結論也是明擺着的，只有前者，才是中國和全世界的“唯一出路”，而後者，將是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兩敗俱傷的慘局！
至於發達國家能不能、怎樣才能如願以償地扭轉超福利的制度弊端，不是本文的主題，和劉學偉先生的觀點針鋒相對的是，我個人堅定地相信，歐美經濟危機絕不可能是民主憲政制度的終結，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體系完全有能力通過自我完善的糾錯機制，來進行自我救贖。而恰恰是中國嚴重的腐敗和貧富二極分化，則是集權制度不可能分離的必然因果，這是已經被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實踐反覆證明了的規律性事實。如果不能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徹底改變集權的制度，中國的腐敗和貧富二極分化不可遏止地惡化，將徹底葬送中國已經獲得的改革開放的成果，使中國進入一個社會動盪的的歷史狀態，還是那句老話：“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社會發展，甚至是全世界各國順利發展的‘唯一出路’”！
二、發達國家經濟繁榮的主要根源到底是殖民掠奪，還是憲政制度的優勢？
劉學偉先生一口咬定，發達國家的成功，包括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和相對完善的共同富裕，完全是建立在殖民掠奪的基礎上，而後發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可能復製發達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並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源，就是因為不可能復製發達國家的“殖民體制”：“為什麼西方的勞動力成本那麼高呢?那自然是他們的收入高，開銷高囉。這個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僅僅及於占全世界人口不足10%的高等人民，其實是數百年來全世界人民的血汗所養育出來的。就是我說過的，西方的文明是一個吸血的文明。他必須從全世界以前是掠奪，現在是收購極為巨量的資源能源和其它甚至人力腦力資源才能繁榮昌盛。”【14】
但是，歷史的事實卻是，在殖民主義盛行的二戰以前，歐美國家都長期地始終擺脫不了貧困、生產過剩和壟斷的困擾。而恰恰是二戰以後殖民主義終結以後，也就是在切斷了殖民掠奪的來源後，歐美國家才迎來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且，在這個時期中，由於民主憲政的歷史功效，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是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相對比較完善的，不但領先於發展中國家，而且領先於共同貧困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
其中，最典型的應該是日本，自從民治維新以後，日本可以說是最兇惡的殖民侵略者，但是，直到二戰戰敗，不但打完了所有的殖民掠奪來的財富，而且還賠上了自己國家的老本。在二戰剛敗時，日本可以說是遍地瓦礫、食不果腹，簡直可以說又回到一窮二白的地步。當時的統計數據，不要說是1946年，甚至是1950年的經濟狀況還沒有中國好。但是，由於高素質（指勞動能力,和道德無關）的國民和由實君立憲改為更完善的虛君立憲的民主憲政制度的雙重優勢，決定了二十年後的六十年代，日本經濟能夠再次起飛，通過上述相對完善的國際資本外流和產業轉移的全球化過程，二十年後的80年代，日本再一次地把自己長期地鎖定在發達國家的行列。
另外的事實證明，就是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基本上和所謂的殖民掠奪無關，所以，四小龍可以通過“複製”相對完善的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體系來實現經濟繁榮和共同富裕，怎麼就可以認定其他發展中國家一定不能通過同樣的“複製”來實現經濟繁榮和相對完善的共同富裕呢？
至於劉學偉先生對發達國家進口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指責同樣也實在是無稽之談：“西方的文明是一個吸血的文明。他必須從全世界以前是掠奪，現在是收購極為巨量的資源能源和其它甚至人力腦力資源才能繁榮昌盛。”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互通有無，是一個促進全世界經濟發展的雙贏的機制。不可想象的是，如果發達國家不進口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發展中國家在資金上的困難會有多大！當然，發達國家也會因此而遭受能源緊缺的危機而發展受阻。這就是一個雙輸的局面。
至於發達國家進口自然資源的價格是否合理的問題，我們只要比較一下能源的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率就可以明白，資源，尤其是能源的價格並不低廉，甚至在能源上已經產生了”OPEC”式的壟斷的跡象。再說中國同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資源的進口國，尤其在鐵礦石的進口價格上，飽受了資源壟斷之苦。難道劉學偉先生同樣也認為中國也“是收購極為巨量的資源能源……才能繁榮昌盛。”的？
如果劉學偉先生無法否認上述歷史事實，也就無法否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和相對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社會現實的基礎和根源，就是全體國民綜合素質相對較高（指勞動能力,和道德無關，而和教育的質量和普及有關）和相對完善的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體系，而基本上和殖民掠奪的關係不大，至少二者不是直接的因果關係，也不是主要的決定因素。
如果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恆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必然有生有滅，那麼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體系也就必然有被更先進的制度替代的“必然”，但是，至少目前不但還不可能預見到這種替代的時間表，而且甚至可以說，還看不到這種制度“被替代”的任何跡象！如果有人說目前歐美發生的“次貸危機”和“國債危機”就是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體系的終結，那實在是無稽之談和別有用心的騙人的鬼話！
【1】、【3】、【4】、【12】、【13】、【14】：劉學偉：《我為什麼認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經開始全局下行》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199
【2】：禮學偉：《人民主權論的破綻及修補》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652
【5】、【10】：丁禮庭：《也談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摩擦》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299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300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417.html
【6】、【7】、【8】、【9】：“我不講”（網名）：《中美貿易摩擦和經濟學模型 》此文於2009.10.08.13：08：05. 貼於新浪-經濟論壇-經濟學人,可能在新浪論壇改版時被刪除了，可能已經找不到了。原來網址是: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4101-6436.html
“我不講”（網名）：《中美貿易摩擦·政治·劉易斯增長模型》此文於2009.9.28.17：01：23.貼於新浪-經濟論壇-經濟學人,可能在新浪論壇改版時被刪除了，可能已經找不到了。原來網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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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丁禮庭：《入世十年的弊端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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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學偉：與丁君再商“西方文明是否下行”
近月以來，丁禮庭先生四度為文與我商榷，而且態度也越來越謙和。承蒙人看得起，願意化那麼多功夫與我商榷，當然是一件高興的事。我若不答，實在於理不合。但我有幾個困難要事先聲明。第一，我在“萬惡的舊社會（自嘲、打趣，不要當真）”自食其力，實在忙碌非常。似乎沒有丁先生那麼多的時間去查閱各種文獻。文章一如既往，基本上只能是寫下我自己的思考，難免有閉門造車之嫌。丁先生寫得太認真，我不能付出同等的精力去回應，有些不好意思，也先請見諒。第二，丁先生已經與我開闢了兩個戰場。第一個是關於“人民主權理論有無破綻”。我們已經交手三個回合。我正慢慢寫一篇關於“清廉腐敗程度，發展程度與民主程度三者之間關係”的我的《民主統計學初步》第五章，去進一步回應。因為這個文章有太多的數據和圖表。進展較慢。恐怕還得一二十天甚至更久才能竣工。第三，關於西方文明是否已經開始整體下行，我已經寫過很多文章。這個世界上，包括西方的權威人士，也有很多文章討論。當然各種意見都有。不過像丁先生這麼篤定認為只是“小曲折、小插曲”的，還真不多見。我這裡只能就丁先生的這篇文章，做一些補充回應，不打算再次重複全面論述。第四，《選舉網》現在不能留言，我們無法即時交流，回應慢了，再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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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和丁先生對西方的問題的判斷，有一種態度的不同。我雖然確信西方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小問題，我對西方的前景，還是始終認為有兩種可能，我始終承認，西方也有脫困的可能。我始終用的是一種或然的口吻，說的是“很可能”怎樣怎樣。而丁先生則如此那樣斬釘截鐵地認定西方現在面臨的只是小曲折、小插曲，似乎論據不夠充足，太多地仰賴了信仰。這可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當然關於中國當下的制度會不會因腐敗而崩潰，我似乎表達了過多的信心，也沒有遵循上述的審慎科學態度。這裡我稍微致歉。但我正在寫的那篇關於“腐敗、民主與發展三者關係”的文章中，有大量的數據說明，中國的腐敗其實還完全在正常的範圍之內，與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比，實在還算表現良好。這些發展程度與中國相當的國家，個個都比中國的民主分數更高，甚至高得多（比如印度），但在清廉或腐敗方面的表現，絕大多數又都比中國更差，甚至差很多。不過千萬不要誤會我支持腐敗。我當然支持的是清除腐敗。但主張中對中國當下腐敗的程度和危害有個實事求是的估量。我只是認為，中國當下的腐敗程度還不至於很快就導致“亡黨亡國”而已。因為事實上，中國至少在經濟方面—這畢竟是最重要的方面，還在飛速前行。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承認，我有一個屁股，就是我是一個中產階級，我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偏向於誇大中產階級的地位意義，雖然我已經在竭力自覺地戒除這種偏向。我這裡還要補充我的第二個屁股，就是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真的是難免在分析問題時多少偏向中國。看到中國的進步就會不由自主地興奮，看到中國犯錯誤，也難免痛心疾首。看到丁先生在這個立場上如此冷靜，如此超然，如此截然地把中國的政府與中國做那麼清晰的切割劃分，而幾乎沒有一點感情的波動，難免感到嚇然。也是因此，在本文中對丁先生太過偏向於西方的立場，有所嘲諷，請不要太過在意。我並無真正的惡意。
丁先生的文章一開始，就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國或新興國家的由於勞動力廉價而具有的競爭力是否合法合理公道。
我這裡先講一點不知道丁先生願不願意聽的歷史。早在18世紀，西方人已經開始到中國來要求通商。他們用大船來載走茶葉、絲綢和瓷器，卻苦於找不到中國人需要的商品與之交換。開始只能載來一船一船的銀洋。他們當然為之痛心疾首。最後英國人想出了一個眾所周之的喪盡天良的毒計，就是在印度生產鴉片，然後用這鴉片來交換中國的商品。最後在1840和1856年，以“捍衛自由貿易”為名號，發動了那兩次臭名昭著的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除了鴉片，西方的紡織品和其它工業品也開始在“自由貿易”的招牌下無限量進入中國，把中國的幾乎全部傳統手工業摧殘殆盡。丁先生如果是一個西方人，自然會認為這個自由貿易的招牌絕對天公地道。但我作為一個這些遭受摧殘的先人的後裔，卻會覺得這種“自由”並不天公地道。正如同今天的西方人，和西方人的同情者如丁先生認為，現在新興工業國家起來捍衛“自由貿易”原則並不那麼天公地道一樣。現在，他們（包括丁先生）扛起的是另一條對今天的他們合用的原則，叫做“公平競爭”。我的問題就是，請問，當年他們的競爭公平嗎？我以為，當年如果不公平，現在也不公平。當年如果公平，現在也公平。說句實話，我這樣說還太客氣。大家都知道，當年西方人以炮艦為後盾，在全世界強買強賣，甚至赤裸裸地殺人越貨，奪國滅族，販賣奴隸，天下的無恥缺德勾當，幹了個遍。而今天的中國人，走遍世界做買賣，身後並無炮艦跟隨，遵守市場法則，高價買進包括比如發達國家澳大利亞的資源能源，而用全世界最低廉的價格供應商品。可以說都趕上了《鏡花緣》裡君子國里匪夷所思的故事。“老兄如此高貨，卻討這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當年看《鏡花緣》，只覺得這種故事絕對屬於杜撰，哪裡可能是事實。如今看來，西方人天天嚷嚷中國貨太便宜，必須漲價。也真是君子國人現世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主動權到了中國人手裡。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西方人長時間地消費超過生產，寅吃卯糧。這個毛病不改掉，主動權絕對回不到西方人手中。可這毛病他們改得掉嗎？太難。這就是我不看好西方近期前景的主要根據之一了。
現在我來說中國當代的城市化運動。眾所周之，這個運動在中國正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和速度進行。中國人民無論城鄉，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在國內絕對是史無前例，在世界上絕對是首屈一指。丁先生指出的一些缺陷，比如兩極分化當然存在。但絕沒有到可以掩蓋抹殺成績的程度。我們不用與《雙城記》或《悲慘世界》中的工業化過程中的英國和法國比較。我們甚至可以與已然發達的美國（基尼係數40.8民主指數8.22）、烏拉圭（44.9，8.08）泰國（42，6.81）比。民主發展更低的國家如墨西哥（46.1，6.78）、菲律賓（44.5，6.12），新加坡（42.5，5.89），香港（43.4，5.85），中國（46.9，3.04）的極力係數也不低。西方民主，真的有両系，歐洲大陸一系，注重平等；英美一系，注重自由。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這両系各有長短，但都是成熟民主國家。比如這次，一定是英美一系先脫困。我絕不是說中國的基尼係數不是太高。我還是主張這個係數必須壓制。但我還要說，歐洲大陸的社會福利模式同樣有着極大的問題。那種老年病，得了比基尼係數過高的青年病還難治。我們萬萬不可重蹈覆轍。
丁先生善體西意地說：“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國民相對較高的福利和工資水平而生產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們不願意外人進入他們家庭分享他們的家庭財富一樣天經地義，無可指責。” 那麼中國如果不願意讓人民幣升值太快，以致勞動力成本升高過快，加速低端產業流向其它更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過程難道就那麼值得厚非嗎？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近年來已經明顯提高，但是回流歐美的企業有幾家？據我所知，可遠遠趕不上流向比中國更後進的發展中國家的數量。如果要等到全世界都“共同富裕”，勞動力成本升至差不多的水準，西方的企業才可以重新活過來。那西方人和丁先生恐怕是得等很多個世代了。“每個人”“一切人”“共同富裕”“自由發展”，我怎麼看着好像是《聖經》中對天堂的描述，而不像是塵世間可能的真實呀？
我在上一篇與丁君磋商的文章中很得意地找到一個表述：“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學上的熱死寂，比配成熵的極致。在那裡一切都會失去動因，而絕不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我也並不反過來認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 我認為理想自然在我一貫主張的中道，在取得一個理想的，合適的差距。這樣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從這裡也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的理論的實質差異。你認為人類發展的至少理論終點應當是絕對的平等，即使是實際上達不到，也要努力無限趨近。就是說，所有的山都要儘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終極目標，就是一馬平川，至少在政治上。（我要弱弱地問你一句：這一點如果經濟上都做不到，政治上能做到嗎？）我認為這個發展的理論終點是達到一個最恰當的動態均衡。在那裡，適度的其實還是相當大的差距才是終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須有山有水，錯落有致，水要有處下泄，人要有處攀登，才會是一個現實的、美好的人世間。我認為這個比喻對經濟和政治同樣有效。”
經濟全球化根本就無法阻擋，就像當年西方的殖民擴張無法阻擋一樣。當年西方人那樣得意張狂。如今的新興國家的人民的得利與得意，又如何與當年的他們比？
丁先生講到1960-1970年代西方產業向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轉移，沒有造成西方的痛苦。這不是完全的事實。事實是，日本崛起奪走了歐美的許多高端市場，也在西方激起強烈抗拒。後來才有“廣場協議”，才有日元急劇升值，才有日本至今“失去的20年”停滯不前。是不是你認為中國也應當以日本為榜樣，做個活雷鋒，犧牲自己，讓西方繼續繁榮，才算是盡到了後進國家應盡的義務呀？至於四小龍，由於他們的規模太小，才沒有對西方的整體經濟造成太大的威壓。那麼中國那麼大，是不是像奧巴馬說的，為了不妨礙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就必須另找耗能少的發展方式呢？大家都知道，美國拒簽“東京議定書”，單位人耗能，排放碳氣都遠比中國多得多。丁先生是不是也要幫他們想一些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證明其理所當然呢？中國的發展不能排太多的二氧化碳。那美國又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一直排那麼多的碳呢？
我在法國聽到一個有名的笑話，就是一個法國人說：“為什麼現在世界上糧食價格上漲？那是因為中國人開始吃肉了。”一個中國人反駁他說：“在中國開始吃肉的，畢竟還是人。為了平抑世界糧價，多養活一些非洲災民，你們西方人是不是可以少養一些貓狗呀？”那個法國人立馬噤聲。
有一件事，丁先生似乎太善良而沒有體會到，就是其實世界是不可能真正“共同富裕”的。能夠過上發達富裕生活的國家，現在只占世界15%的人口。將來會多一些，但絕無可能多到50%以上。這和一個國家內部的情況類似。比如說，城裡人需要傭工，清潔工，保安，建築工。在中國，都是農民工在干。在西方都是落後國家的移民在干。如果有一日大家都“共同富裕”了，這些工作當由誰去干？人人都當老闆可能嗎？甚或人人都當小老闆可能嗎？這樣才可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呀？再不然，就回到毛澤東時代，大家都到國營企業里去打工？那樣能“共同富裕”嗎？請給我講仔細點，如何才能“共同富裕”？你講的那個“共同富裕”的理論終點是不是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如果還有私有制，如何才能當老闆和工人“共同富裕”？像西歐那樣？知不知道現在他們的模式已經混不下去了呀？我們只能把貧富差別限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比如基尼係數0.3幾。（歐陸國家在0.3以下。）太高或者太低，其實都是利大於弊的。
中國現在取得的成就即或是有許多人指責的無數的缺點，依然是曠古未有的發展奇蹟。因為中國一個國家的人口，就超過所有發達國家的總和很遠。而且這個奇蹟還會繼續發展。其實30年間保持10%左右的增長率，二戰以後日本和四小龍都做到過。但除了日本它們的經濟規模都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而中國的人口又比日本多出太多倍。因此中國就獨一無二了。當然我並不認為中國近30年的經濟奇蹟能與西方的整體工業化比較在人類發展史上的歷史意義。他們畢竟是原創，中國也只是追隨。但他們可是花了幾百年呀。我承認，這就是我有所偏心的一個實例。
我們不妨一邊爭論，一邊看。最多再看十年，就會見分曉。看是中國追上了美國，還是中國崩潰掉。看是西方還在獨霸世界，還是中國已經真正可以與西方分庭抗禮。我可沒說西方在最近的將來就會崩潰。我說的是西方發達數百年，底子很厚，一時半會兒還真崩潰不了。但是他們很難再度恢復青春。我還說過，中國的繼續崛起是一個比西方的衰落更加確切的事實。二十年後，西方可能活的更糟也可能活得還好。但中國至少可以取得與西方並駕齊驅，分庭抗禮的地位。這就意味着許多的發展可能。如果真是這樣，丁先生不會覺得難受吧？
我當然也不贊成中國過多地積攢外匯儲備，我也極力主張在適當的限度內加速擴大中國的社會保障。我也主張人民幣長期緩慢升值。我也贊成中國投資IFM交換股權，然後由IFM去為歐洲融資。西方即使如今十分困難，他們的平均生活水平依然遠高於中國。中國要去救助他們，必須交換足夠的利益。（比如IFM的股權，還算比直接去買欠債國的港口或銀行更韜晦吧。）丁先生似乎不必要太過地生怕他們有了什麼更多的損失，或者承擔了什麼責任，從而把一切過失都請中國的政府攬起來。請問美國三大投行搞的那些讓全世界無數人傾家蕩產的金融花頭騙局，中國的政府，或中國的集權政體，或中國的低人權優勢，有沒有責任？有人也許會說，“如果他們不是被（中國）逼（得）無奈，也不至於出那些下策。”那我就更要對這種人的雄辯能力，同時對中國被戴上的高帽的高度肅然起敬了。
中國的低人權優勢，現在已經開始向其它更落後的國家轉移。你很快就得努力去抨擊那些接力中國加害西方的不人道不普世的其它國家了。
我很高興丁先生承認“中國目前的人權和政治民主狀況，不但是建國以來，甚至可以說是自秦始皇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我也同意丁先生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和人權方面的不足，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但是我的確不認為，西方現在的模式就是中國政體改革的目標模式。我已經在很多文章中反覆論述了，西方現在的模式，實在有很多的缺陷。比如這種模式在他們發達的西方國家幾乎無例外地創造出聳入雲霄的債務，又如何可以照搬到還在勤勞置業階段中的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我們必須找到自己獨創的道路。我們現在先討論，然後看習李上台以後，會怎樣做。
中國不僅GDP，同時人均國民收入，都是當今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我不知丁先生哪年生。至少我記得，我在上大學時（1977年）工人的工資只有幾十元，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是人民家中最值錢的財產。一個家庭的全部家當加起來通常都不會超過兩三千元。如今絕大部分中國家庭無論城鄉都擁有自己的價值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房產。小伙子沒有房產就會討不到老婆。小汽車對極大一部分國民已經不在話下。那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八大件已經無足掛齒。中國人的收入水平的增長還要如何加速才能讓你滿意呢？我確信：中國人的平均工資會繼續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攀升。同時，中國絕不會與西方簽一紙新的“廣場協議”，犧牲自己去成全西方的繼續繁榮。那個雷鋒，你真的想當呀？不過你似乎設想得成多少倍的大幅度全面加薪，似乎極不現實。市場經濟下必有勞資兩方。加薪必須在企業贏利的範圍以內進行，還必須留出企業後續發展的資金餘地。而有暴利的行業，並不占國內經濟的主流。
我再推薦你看我的一篇文章，叫做《未來大預測 — 一場和平的新伯羅奔尼撒戰爭正在露出端倪》（超級鏈接，點擊即可打開。）裡面詳細地論述了兩年前我對中國政體改革的設想。現在我的觀點當然還有一些新的發展。以後再介紹。另外還請參看王占陽先生剛發布的文章，《中國急需發展低度民主》。與我的“加權民主”的觀點像不像？歡迎你就這個題目接着與我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