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和刘学伟先生商榷西方文明是否下行
日前，我和刘学伟先生就“人民主权”问题各自著文进行了三个来回的论战，现在读了刘先生的《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1】，不得不再次向刘学伟先生提出商榷。
面对欧美引发的“次贷危机”和“国债危机”，刘学伟先生的论点就是“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并断定民主宪政制度必然会从新回到“受束缚”的旧体制：“有史以来，世界上伟大的文明一般持续约200年。在这200年期间，有关国家都会经历以下的发展阶段：从（思想）受束缚到有精神信仰；从有信仰到有勇气；从有勇气到有自由；从有自由到富裕；从富裕到自满；从自满到散漫；从散漫到依赖；从依赖又重回受束缚。”【2】也就是说，刘学伟先生在认定民主宪政制度在本次危机中将会“又重回受束缚。”和“已经开始全局下行”的同时，却坚定地相信中国的集权制度对于严重的腐败事实，却能够自我救赎：“中国的制度不会因腐败而崩溃。到了要命的关口，制度自然会自我救赎。”【3】所以，在制度建设问题上，可以说刘学伟先生是“爱憎分明”的！
一、欧美宪政国家的经济危机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刘学伟先生认为宪政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才认定民主宪政制度会“又重回受束缚。”和“已经开始全局下行”： “一个繁盛的文明必须有一个繁盛的经济子系统做基础。如果经济子系统面临难以挽回的长期困境，那么这个文明就得走下坡了。……西方的经济竞争力全面衰退的最确切证据是它们整体普遍面临的长期的国际贸易逆差。长期的国际贸易逆差之不可承受，应当不言而喻。……为什么会出现巨额外贸逆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洞化。绝大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以至出现这种怪诞的现象，就是他们大批地、长期地去借别人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赊购人家提供的商品。这种情形，凭心而论，你看可持续吗?……为什么无数的产业会迁移到海外呢?那是制造成本之巨大差距所至。每一个投资者不可能不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差至少在10倍以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大批工业品以西方人难以想象的低廉价格供应全球，也包括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并没有在中低端止步，他们已经开始竭力地向高端产品进军。简单地说，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每攻进一个领域，西方人就不得不退出这个领域。”【4】
在这里，刘学伟先生说得非常正确的是，欧美宪政国家的高额贸易逆差确实是不可承受、不可持续，这话没错。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搞清楚：一是，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真的“病入膏肓”了？二是，宪政国家到底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又如何走出困境。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的观点非常明白：宪政国家之所以出现高额贸易逆差，最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竞争力彻底崩溃了，而是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低价恶性竞争。我曾经在2009年10月发表的《也谈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摩擦》【5】文章中论述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反二方面的历史教训：（请恕我如此大篇幅地引用我的旧文）
——市场经济前200多年为什么没有这种资本外流的现象？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是很少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现象的，那么，在这种体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几百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而低效，自始至终受到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困扰。经济学家刘易斯对这种事实的理论分析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是由农业的收入来决定的。如果农村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无限供给”的特征。这时，工业的发展就会有不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支撑，而工业部门的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后，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了，才会产生工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压力。刘易斯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的农民收入决定的。”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运输成本”。
在这里，刘易斯先生确实详细地描绘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造成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现在我来详细分析这种情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只要是由市场自然决定的价格和其它经济现象就是正确的。但上面刘易斯所指出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及其造成的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事实，虽然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这种市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却是“反市场的”，或者说是违反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原则——公平竞争的原则的，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这是因为：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没有政府干扰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永远过剩，而资本，或者说是物化资本的资源，永远紧缺。在这种供求绝对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就永远是低于劳动者的贡献和劳动成果的，也就是由于低于劳动力的合理所得的。但问题是由于劳动力受到生存压力的迫胁，只要能够维持生存，无论工资如何不合理，如何地低廉，劳动者不可能拒绝。因此，纯粹的市场调节不可能通过劳动力过剩造成的低工资而减少劳动力供应，使劳资之间的供需自动恢复平衡。
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一是严重影响和遏止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制约了他们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并因此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相对来说，劳动力综合素质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三是制约和遏止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加剧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市场规律。并进一步造成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具有的那种总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危机。四是长期的资本非正常的超额利润，就会培育和产生大企业的垄断。
当这种“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的积累就导致了严重的世界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就应运而生。且不说凯恩斯主义中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但罗斯福的福利政策，包括支持工会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通过高税收来推行福利制度，所有这些
通过政府干预市场，或者说是“促进和完善”市场的功能的一系列调节收入的政策，适当地制约了资本的强势，辅助了劳动者的弱势，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劳资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极大地激励了感到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也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是大多数劳动者有财力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力地促进了消费，提高了内需，政府通过反垄断立法制约了企业的垄断现象，这一系列的政策非常有效地繁荣了国内市场。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实行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就使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从过剩走向饱和，而资本却随着经济繁荣而大量盈余，在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的推动下，就只有二个发展趋势，要么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要么资本外流追逐廉价劳动力。……由于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阻止移民进入的政策和物流和运输领域的现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顺便解释一下，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相对较高的福利和工资水平而生产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们不愿意外人进入他们家庭分享他们的家庭财富一样天经地义，无可指质。）市场就以自己的方式替代了人口的地域间的转移，以资本外流的方式来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就不可阻挡了。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根源。…… “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所决定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我认为也是市场经济——丁礼庭）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6】
资本外流的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就是随着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大多数劳动者接受长期教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升级换代直接地、有效地为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创造了“历史必然”，这也就成为低层次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历史动力。
那么，这种资本外流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这就必须先定义什么是“利”和“弊”。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就把大写的“人”字高高地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等的社会发展之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这里的“人”当然不是指某个群体、阶层和阶级，不是仅仅指少数精英群体，也不是仅仅指无产阶级，而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的人类全体成员。因此，贫富分化和财富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完全是错误的，是没有社会进步意义和正义性的发展模式。所以，衡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利和弊，只能以这二大原则为标准：世界整体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和“每个人”、“一切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其中主要的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也就是我反复指出的“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必须，也只能在“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目标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
因此，能不能实现上述二大目标，就是检验“经济全球化”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标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资本外流、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及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事实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
我所指出的这方面所谓“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就是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波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换代顺利进行的过程中面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外流和制造业的转移，在这个第一波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转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于资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我之所以说这是成功的经验，是因为：
第一，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是整体性外流，……“伴随资本外流的是技术和
管理经验的扩散，就产生了进一步缩小技术和管理差距的效果。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替代发达国家产品的能力。其次，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两要素双向流动变成了资本和廉价工业品的双向流动。”【7】也就是说，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是连带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移植。纵观世界经济史上所有产业转移成功的事实，可以证明这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无论日本的家电行业，还是台湾的电子行业，甚至是中国的“海尔”还是“振华港机”，这些成功的事实都具备这个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缺一就不可能完善。
第二、这种整体的移植还包括民主政治、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说日本和“四小龙”是单纯地接受欧美的产业转移，而没有制度上“转型”的麻烦。
第三、这种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国外资本流入、产业转移和本国的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所引起的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由本国内需提高所形成的完善的国内市场的健全，合并成同步发展的同一个过程。这一切都遏制了欧美制造业的外转和资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适应欧美国家本身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推进的速度和程度，并以此消化由资本外流对欧美国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它没有非常尖锐地因资本外流而造成大规模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给整个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使日本和“四小龙”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复制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达到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后，再一次地开始了面对中国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
综上所述，第一波从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不但没有受到严重的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而且还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龙”价廉物美的产品，部分外流资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接受国日本和“四小龙”来说，不但实现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也相对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来总体评价，当然是一个多赢的事实和经验。这就足以证明《贸易摩擦文章》中的这个观点的错误：“全球化政策是一个典型的出自精英集团私利，与大众利益向冲突的政策，……经济全球化是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向前推进的。”【8】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经济全球化不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结果，也完全可以实现流出国和流入国双赢、资本和劳动者双赢的局面。
而这种《贸易摩擦文章》中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也就是我说的失误和教训，是来自于第二波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也就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连同日本和“四小龙”面向中国的资本外流和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的失误、教训的原因和事实是：
第一、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管理体制向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不但给这种“双转” （产业转移和制度转型）模式带来困难，而且如果这种“双转”模式不能同步适应，一旦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是严重滞后的话，将给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带来严重问题。
第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为自己在整个“双转”过程中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就必然地重复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痛苦的历史：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国企通过政府权力实行垄断、以及民众贫困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需严重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所有这些弊端，不但形象地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所有弊端和危害，而且因为整个过程发展的快速和激烈的程度，使这种危害和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这种由于工会和民主权利的缺位造成的劳动者的低收入和低福利的直接后果就是因贫困引起的教育欠缺，严重地阻碍了大多数劳动者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双升级”，也就是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是单一的生产实体的转移，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只是掌握低端的生产环节，是无法掌握生产科技、产品设计、管理理念、营销渠道和品牌效应等重要的高端环节的。这也使中国企业的获利比例和获利量受到严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贱卖和过度开发、寅吃卯粮，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权的事实，从而也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正因为低工资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够在中国成活，也使这些企业失去了争取和完善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的动力。这也是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大多数仅仅是低端的生产环节的转移，而高端的、高效率、高利润的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都掌握在外资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这种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所造成的贫富严重分化和财富集中，也严重地制约了内需的发展和提高，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出口来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于是只能进一步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低价竟销，结果就形成了以低工资为基础的恶性循环。
第五、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客观事实，又进一步延长了中国通过发展来摆脱困境的痛苦过程。
第六、正如《贸易摩擦文章》中指出的：“问题在于李嘉图的模型是一个理想模型，模型中就业的转移是无成本的。真实世界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转移是通过破产和失业来转移的，这种转移是有成本的。”【9】这话完全符合事实，在这里，不但有经济成本，也有时间花费，而正是中国这种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大规模出口竟销，加速了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规模、速度和烈度，使之超出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对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消化能力而打击了他们的就业状况，也打击和危害了发达国家广大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拿秦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工资、福利和民众权利方面，在全世界出现了低福利、低人权的“劣币驱逐良币”反经济规律而动的事实。
第七、建立在低工资和低福利成本基础上的“低价竟销”所获得的超大量外汇储备，不但没有为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上的利益，反而由于金融人才的严重不足所造成的超大量外汇管理上的困难，给国家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损失。
第八、中国目前低工资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特别是贫困造成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无法有效提高，进一步造成的产业结构无法有效提高的危害之一，就使中国无法在不远的将来，在东南亚和非洲后一轮更低价格的劳动力竞争中掌握主动，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丧失高速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转”之间进度的差异，即“制度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地滞后于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才造成了大多数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才直接地使中国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上述的一切弊端和危害。必须特此说明的是，我无意攻击中国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人权现状，我曾经反复指出二大事实，一是，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政治民主状况，不但是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自秦始皇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二是，尽管如此，还是跟不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并且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人权方面的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新闻出版等各方面发展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并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瓶颈效应。我的结论还是那句老话：“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为全人类造福的历史要求。——【10】
——“这种对中国来说长达几十年的低工资政策，不但造成了国内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尽管这种贫困是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大幅度改善的事实之中的，但它确确实实是造成国内贫富二极分化的根源！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低于正常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是一种无奈，那么在入世之初，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纠正这种不合理的工资水平，就应该是产生诸多弊端的根源了。它不但直接地造成了国内的贫富二极分化，而且，拿中国劳动者的血汗钱低价出口，并没有给世界各国带来利益，相反是严重地打破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严重地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失业和经济萧条。甚至是直接地威胁和引发其它国家劳动力工资趋低的逆势！这就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多输’的局面！”——【11】
那么，到底是中国非正常的、远远低于客观劳动生产率的低工资水平，还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劳动生产率，才毁灭了发达国家的工业竞争力，巨额贸易逆差呢？按刘学伟先生的说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差至少在10倍以上。”【12】但另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肯定没有10倍之大，同样的生产流水线，劳动生产率会相差10倍吗？结论就是要么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超劳动生产率，要么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低于客观的劳动生产率。二者之中哪个是实质性问题，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有二个事实不容否认：一是，中国30年的低工资政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但造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萧条，而且也造成了自己国内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二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在中国对全世界大规模贸易顺差产生之前，就已经达到这一水平，那时并没有产生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经济萧条的事实。这二大事实都足以证明发达国家的超福利政策虽然也会影响其市场竞争力，但这不是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根源应该是中国不合理、不人道、损人不利己的低工资政策形成的低价恶性竞争，才是打破世界经济发展均衡和造成发达国家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根源。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长达30年的低工资政策和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顺差到底符合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大原则呢？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符合客观的劳动生产率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主要原则之一，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原始积累时期，还是中国目前低工资造成自己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事实，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实践，都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了中国长期的严重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低工资政策，是造成国内外一系列社会危机和矛盾的罪魁祸首。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既然承认中国以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恶性竞争给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造成了麻烦，刘学伟先生说的不错：“要把他们的劳动力价格大幅压低到可以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程度就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13】这事不但做不到，而且发达国家也根本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做。因为这是一件反历史发展而动的倒退之事。以前我一直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我改用“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不断提高。这不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衡量一切社会领域价值观的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谬误的客观标准。所以，除了所谓超劳动生产率的超额收入应该降下来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允许发达国家迁就中国的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恶性竞争！
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明摆着，就两条路：要么是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赋予劳动者民主权利自己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彻底改变这种低工资现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民主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彻底扭转这种低工资的恶性趋势。）要么就是逼着全世界逆差国家联合起来和中国打贸易战。结论也是明摆着的，只有前者，才是中国和全世界的“唯一出路”，而后者，将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两败俱伤的惨局！
至于发达国家能不能、怎样才能如愿以偿地扭转超福利的制度弊端，不是本文的主题，和刘学伟先生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是，我个人坚定地相信，欧美经济危机绝不可能是民主宪政制度的终结，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完全有能力通过自我完善的纠错机制，来进行自我救赎。而恰恰是中国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则是集权制度不可能分离的必然因果，这是已经被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性事实。如果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彻底改变集权的制度，中国的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不可遏止地恶化，将彻底葬送中国已经获得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中国进入一个社会动荡的的历史状态，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甚至是全世界各国顺利发展的‘唯一出路’”！
二、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主要根源到底是殖民掠夺，还是宪政制度的优势？
刘学伟先生一口咬定，发达国家的成功，包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完全是建立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源，就是因为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的“殖民体制”：“为什么西方的劳动力成本那么高呢?那自然是他们的收入高，开销高啰。这个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仅仅及于占全世界人口不足10%的高等人民，其实是数百年来全世界人民的血汗所养育出来的。就是我说过的，西方的文明是一个吸血的文明。他必须从全世界以前是掠夺，现在是收购极为巨量的资源能源和其它甚至人力脑力资源才能繁荣昌盛。”【14】
但是，历史的事实却是，在殖民主义盛行的二战以前，欧美国家都长期地始终摆脱不了贫困、生产过剩和垄断的困扰。而恰恰是二战以后殖民主义终结以后，也就是在切断了殖民掠夺的来源后，欧美国家才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中，由于民主宪政的历史功效，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完善的，不但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领先于共同贫困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中，最典型的应该是日本，自从民治维新以后，日本可以说是最凶恶的殖民侵略者，但是，直到二战战败，不但打完了所有的殖民掠夺来的财富，而且还赔上了自己国家的老本。在二战刚败时，日本可以说是遍地瓦砾、食不果腹，简直可以说又回到一穷二白的地步。当时的统计数据，不要说是1946年，甚至是1950年的经济状况还没有中国好。但是，由于高素质（指劳动能力,和道德无关）的国民和由实君立宪改为更完善的虚君立宪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双重优势，决定了二十年后的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能够再次起飞，通过上述相对完善的国际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全球化过程，二十年后的80年代，日本再一次地把自己长期地锁定在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的事实证明，就是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和所谓的殖民掠夺无关，所以，四小龙可以通过“复制”相对完善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来实现经济繁荣和共同富裕，怎么就可以认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能通过同样的“复制”来实现经济繁荣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呢？
至于刘学伟先生对发达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指责同样也实在是无稽之谈：“西方的文明是一个吸血的文明。他必须从全世界以前是掠夺，现在是收购极为巨量的资源能源和其它甚至人力脑力资源才能繁荣昌盛。”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互通有无，是一个促进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双赢的机制。不可想象的是，如果发达国家不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上的困难会有多大！当然，发达国家也会因此而遭受能源紧缺的危机而发展受阻。这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至于发达国家进口自然资源的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能源的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就可以明白，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并不低廉，甚至在能源上已经产生了”OPEC”式的垄断的迹象。再说中国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资源的进口国，尤其在铁矿石的进口价格上，饱受了资源垄断之苦。难道刘学伟先生同样也认为中国也“是收购极为巨量的资源能源……才能繁荣昌盛。”的？
如果刘学伟先生无法否认上述历史事实，也就无法否认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社会现实的基础和根源，就是全体国民综合素质相对较高（指劳动能力,和道德无关，而和教育的质量和普及有关）和相对完善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而基本上和殖民掠夺的关系不大，至少二者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如果说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恒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必然有生有灭，那么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也就必然有被更先进的制度替代的“必然”，但是，至少目前不但还不可能预见到这种替代的时间表，而且甚至可以说，还看不到这种制度“被替代”的任何迹象！如果有人说目前欧美发生的“次贷危机”和“国债危机”就是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的终结，那实在是无稽之谈和别有用心的骗人的鬼话！
【1】、【3】、【4】、【12】、【13】、【14】：刘学伟：《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199
【2】：礼学伟：《人民主权论的破绽及修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652
【5】、【10】：丁礼庭：《也谈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摩擦》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299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300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417.html
【6】、【7】、【8】、【9】：“我不讲”（网名）：《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学模型 》此文于2009.10.08.13：08：05. 贴于新浪-经济论坛-经济学人,可能在新浪论坛改版时被删除了，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原来网址是: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4101-6436.html
“我不讲”（网名）：《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刘易斯增长模型》此文于2009.9.28.17：01：23.贴于新浪-经济论坛-经济学人,可能在新浪论坛改版时被删除了，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原来网址是：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3955-5442.html
【11】：丁礼庭：《入世十年的弊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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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与丁君再商“西方文明是否下行”
近月以来，丁礼庭先生四度为文与我商榷，而且态度也越来越谦和。承蒙人看得起，愿意化那么多功夫与我商榷，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我若不答，实在于理不合。但我有几个困难要事先声明。第一，我在“万恶的旧社会（自嘲、打趣，不要当真）”自食其力，实在忙碌非常。似乎没有丁先生那么多的时间去查阅各种文献。文章一如既往，基本上只能是写下我自己的思考，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丁先生写得太认真，我不能付出同等的精力去回应，有些不好意思，也先请见谅。第二，丁先生已经与我开辟了两个战场。第一个是关于“人民主权理论有无破绽”。我们已经交手三个回合。我正慢慢写一篇关于“清廉腐败程度，发展程度与民主程度三者之间关系”的我的《民主统计学初步》第五章，去进一步回应。因为这个文章有太多的数据和图表。进展较慢。恐怕还得一二十天甚至更久才能竣工。第三，关于西方文明是否已经开始整体下行，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这个世界上，包括西方的权威人士，也有很多文章讨论。当然各种意见都有。不过像丁先生这么笃定认为只是“小曲折、小插曲”的，还真不多见。我这里只能就丁先生的这篇文章，做一些补充回应，不打算再次重复全面论述。第四，《选举网》现在不能留言，我们无法即时交流，回应慢了，再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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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和丁先生对西方的问题的判断，有一种态度的不同。我虽然确信西方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小问题，我对西方的前景，还是始终认为有两种可能，我始终承认，西方也有脱困的可能。我始终用的是一种或然的口吻，说的是“很可能”怎样怎样。而丁先生则如此那样斩钉截铁地认定西方现在面临的只是小曲折、小插曲，似乎论据不够充足，太多地仰赖了信仰。这可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当然关于中国当下的制度会不会因腐败而崩溃，我似乎表达了过多的信心，也没有遵循上述的审慎科学态度。这里我稍微致歉。但我正在写的那篇关于“腐败、民主与发展三者关系”的文章中，有大量的数据说明，中国的腐败其实还完全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比，实在还算表现良好。这些发展程度与中国相当的国家，个个都比中国的民主分数更高，甚至高得多（比如印度），但在清廉或腐败方面的表现，绝大多数又都比中国更差，甚至差很多。不过千万不要误会我支持腐败。我当然支持的是清除腐败。但主张中对中国当下腐败的程度和危害有个实事求是的估量。我只是认为，中国当下的腐败程度还不至于很快就导致“亡党亡国”而已。因为事实上，中国至少在经济方面—这毕竟是最重要的方面，还在飞速前行。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承认，我有一个屁股，就是我是一个中产阶级，我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偏向于夸大中产阶级的地位意义，虽然我已经在竭力自觉地戒除这种偏向。我这里还要补充我的第二个屁股，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是难免在分析问题时多少偏向中国。看到中国的进步就会不由自主地兴奋，看到中国犯错误，也难免痛心疾首。看到丁先生在这个立场上如此冷静，如此超然，如此截然地把中国的政府与中国做那么清晰的切割划分，而几乎没有一点感情的波动，难免感到嚇然。也是因此，在本文中对丁先生太过偏向于西方的立场，有所嘲讽，请不要太过在意。我并无真正的恶意。
丁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就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或新兴国家的由于劳动力廉价而具有的竞争力是否合法合理公道。
我这里先讲一点不知道丁先生愿不愿意听的历史。早在18世纪，西方人已经开始到中国来要求通商。他们用大船来载走茶叶、丝绸和瓷器，却苦于找不到中国人需要的商品与之交换。开始只能载来一船一船的银洋。他们当然为之痛心疾首。最后英国人想出了一个众所周之的丧尽天良的毒计，就是在印度生产鸦片，然后用这鸦片来交换中国的商品。最后在1840和1856年，以“捍卫自由贸易”为名号，发动了那两次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除了鸦片，西方的纺织品和其它工业品也开始在“自由贸易”的招牌下无限量进入中国，把中国的几乎全部传统手工业摧残殆尽。丁先生如果是一个西方人，自然会认为这个自由贸易的招牌绝对天公地道。但我作为一个这些遭受摧残的先人的后裔，却会觉得这种“自由”并不天公地道。正如同今天的西方人，和西方人的同情者如丁先生认为，现在新兴工业国家起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并不那么天公地道一样。现在，他们（包括丁先生）扛起的是另一条对今天的他们合用的原则，叫做“公平竞争”。我的问题就是，请问，当年他们的竞争公平吗？我以为，当年如果不公平，现在也不公平。当年如果公平，现在也公平。说句实话，我这样说还太客气。大家都知道，当年西方人以炮舰为后盾，在全世界强买强卖，甚至赤裸裸地杀人越货，夺国灭族，贩卖奴隶，天下的无耻缺德勾当，干了个遍。而今天的中国人，走遍世界做买卖，身后并无炮舰跟随，遵守市场法则，高价买进包括比如发达国家澳大利亚的资源能源，而用全世界最低廉的价格供应商品。可以说都赶上了《镜花缘》里君子国里匪夷所思的故事。“老兄如此高货，却讨这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当年看《镜花缘》，只觉得这种故事绝对属于杜撰，哪里可能是事实。如今看来，西方人天天嚷嚷中国货太便宜，必须涨价。也真是君子国人现世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主动权到了中国人手里。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西方人长时间地消费超过生产，寅吃卯粮。这个毛病不改掉，主动权绝对回不到西方人手中。可这毛病他们改得掉吗？太难。这就是我不看好西方近期前景的主要根据之一了。
现在我来说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运动。众所周之，这个运动在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中国人民无论城乡，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在国内绝对是史无前例，在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丁先生指出的一些缺陷，比如两极分化当然存在。但绝没有到可以掩盖抹杀成绩的程度。我们不用与《双城记》或《悲惨世界》中的工业化过程中的英国和法国比较。我们甚至可以与已然发达的美国（基尼系数40.8民主指数8.22）、乌拉圭（44.9，8.08）泰国（42，6.81）比。民主发展更低的国家如墨西哥（46.1，6.78）、菲律宾（44.5，6.12），新加坡（42.5，5.89），香港（43.4，5.85），中国（46.9，3.04）的极力系数也不低。西方民主，真的有両系，欧洲大陆一系，注重平等；英美一系，注重自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両系各有长短，但都是成熟民主国家。比如这次，一定是英美一系先脱困。我绝不是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是太高。我还是主张这个系数必须压制。但我还要说，欧洲大陆的社会福利模式同样有着极大的问题。那种老年病，得了比基尼系数过高的青年病还难治。我们万万不可重蹈覆辙。
丁先生善体西意地说：“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相对较高的福利和工资水平而生产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们不愿意外人进入他们家庭分享他们的家庭财富一样天经地义，无可指责。” 那么中国如果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太快，以致劳动力成本升高过快，加速低端产业流向其它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过程难道就那么值得厚非吗？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已经明显提高，但是回流欧美的企业有几家？据我所知，可远远赶不上流向比中国更后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如果要等到全世界都“共同富裕”，劳动力成本升至差不多的水准，西方的企业才可以重新活过来。那西方人和丁先生恐怕是得等很多个世代了。“每个人”“一切人”“共同富裕”“自由发展”，我怎么看着好像是《圣经》中对天堂的描述，而不像是尘世间可能的真实呀？
我在上一篇与丁君磋商的文章中很得意地找到一个表述：“我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比配成熵的极致。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我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 我认为理想自然在我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从这里也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论的实质差异。你认为人类发展的至少理论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至少在政治上。（我要弱弱地问你一句：这一点如果经济上都做不到，政治上能做到吗？）我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我认为这个比喻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经济全球化根本就无法阻挡，就像当年西方的殖民扩张无法阻挡一样。当年西方人那样得意张狂。如今的新兴国家的人民的得利与得意，又如何与当年的他们比？
丁先生讲到1960-1970年代西方产业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转移，没有造成西方的痛苦。这不是完全的事实。事实是，日本崛起夺走了欧美的许多高端市场，也在西方激起强烈抗拒。后来才有“广场协议”，才有日元急剧升值，才有日本至今“失去的20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你认为中国也应当以日本为榜样，做个活雷锋，牺牲自己，让西方继续繁荣，才算是尽到了后进国家应尽的义务呀？至于四小龙，由于他们的规模太小，才没有对西方的整体经济造成太大的威压。那么中国那么大，是不是像奥巴马说的，为了不妨碍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另找耗能少的发展方式呢？大家都知道，美国拒签“东京议定书”，单位人耗能，排放碳气都远比中国多得多。丁先生是不是也要帮他们想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证明其理所当然呢？中国的发展不能排太多的二氧化碳。那美国又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一直排那么多的碳呢？
我在法国听到一个有名的笑话，就是一个法国人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粮食价格上涨？那是因为中国人开始吃肉了。”一个中国人反驳他说：“在中国开始吃肉的，毕竟还是人。为了平抑世界粮价，多养活一些非洲灾民，你们西方人是不是可以少养一些猫狗呀？”那个法国人立马噤声。
有一件事，丁先生似乎太善良而没有体会到，就是其实世界是不可能真正“共同富裕”的。能够过上发达富裕生活的国家，现在只占世界15%的人口。将来会多一些，但绝无可能多到50%以上。这和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类似。比如说，城里人需要佣工，清洁工，保安，建筑工。在中国，都是农民工在干。在西方都是落后国家的移民在干。如果有一日大家都“共同富裕”了，这些工作当由谁去干？人人都当老板可能吗？甚或人人都当小老板可能吗？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呀？再不然，就回到毛泽东时代，大家都到国营企业里去打工？那样能“共同富裕”吗？请给我讲仔细点，如何才能“共同富裕”？你讲的那个“共同富裕”的理论终点是不是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如果还有私有制，如何才能当老板和工人“共同富裕”？像西欧那样？知不知道现在他们的模式已经混不下去了呀？我们只能把贫富差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比如基尼系数0.3几。（欧陆国家在0.3以下。）太高或者太低，其实都是利大于弊的。
中国现在取得的成就即或是有许多人指责的无数的缺点，依然是旷古未有的发展奇迹。因为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就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很远。而且这个奇迹还会继续发展。其实30年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二战以后日本和四小龙都做到过。但除了日本它们的经济规模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而中国的人口又比日本多出太多倍。因此中国就独一无二了。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近30年的经济奇迹能与西方的整体工业化比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他们毕竟是原创，中国也只是追随。但他们可是花了几百年呀。我承认，这就是我有所偏心的一个实例。
我们不妨一边争论，一边看。最多再看十年，就会见分晓。看是中国追上了美国，还是中国崩溃掉。看是西方还在独霸世界，还是中国已经真正可以与西方分庭抗礼。我可没说西方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崩溃。我说的是西方发达数百年，底子很厚，一时半会儿还真崩溃不了。但是他们很难再度恢复青春。我还说过，中国的继续崛起是一个比西方的衰落更加确切的事实。二十年后，西方可能活的更糟也可能活得还好。但中国至少可以取得与西方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许多的发展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丁先生不会觉得难受吧？
我当然也不赞成中国过多地积攒外汇储备，我也极力主张在适当的限度内加速扩大中国的社会保障。我也主张人民币长期缓慢升值。我也赞成中国投资IFM交换股权，然后由IFM去为欧洲融资。西方即使如今十分困难，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依然远高于中国。中国要去救助他们，必须交换足够的利益。（比如IFM的股权，还算比直接去买欠债国的港口或银行更韬晦吧。）丁先生似乎不必要太过地生怕他们有了什么更多的损失，或者承担了什么责任，从而把一切过失都请中国的政府揽起来。请问美国三大投行搞的那些让全世界无数人倾家荡产的金融花头骗局，中国的政府，或中国的集权政体，或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有没有责任？有人也许会说，“如果他们不是被（中国）逼（得）无奈，也不至于出那些下策。”那我就更要对这种人的雄辩能力，同时对中国被戴上的高帽的高度肃然起敬了。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现在已经开始向其它更落后的国家转移。你很快就得努力去抨击那些接力中国加害西方的不人道不普世的其它国家了。
我很高兴丁先生承认“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政治民主状况，不但是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自秦始皇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我也同意丁先生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权方面的不足，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但是我的确不认为，西方现在的模式就是中国政体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已经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论述了，西方现在的模式，实在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这种模式在他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几乎无例外地创造出耸入云霄的债务，又如何可以照搬到还在勤劳置业阶段中的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独创的道路。我们现在先讨论，然后看习李上台以后，会怎样做。
中国不仅GDP，同时人均国民收入，都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我不知丁先生哪年生。至少我记得，我在上大学时（1977年）工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人民家中最值钱的财产。一个家庭的全部家当加起来通常都不会超过两三千元。如今绝大部分中国家庭无论城乡都拥有自己的价值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房产。小伙子没有房产就会讨不到老婆。小汽车对极大一部分国民已经不在话下。那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八大件已经无足挂齿。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的增长还要如何加速才能让你满意呢？我确信：中国人的平均工资会继续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攀升。同时，中国绝不会与西方签一纸新的“广场协议”，牺牲自己去成全西方的继续繁荣。那个雷锋，你真的想当呀？不过你似乎设想得成多少倍的大幅度全面加薪，似乎极不现实。市场经济下必有劳资两方。加薪必须在企业赢利的范围以内进行，还必须留出企业后续发展的资金余地。而有暴利的行业，并不占国内经济的主流。
我再推荐你看我的一篇文章，叫做《未来大预测 — 一场和平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在露出端倪》（超级链接，点击即可打开。）里面详细地论述了两年前我对中国政体改革的设想。现在我的观点当然还有一些新的发展。以后再介绍。另外还请参看王占阳先生刚发布的文章，《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与我的“加权民主”的观点像不像？欢迎你就这个题目接着与我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