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應對法國負債纍纍負責？

文章來源：歐洲時報　作者：劉學偉 發布日期：2012-01-25

鄭若麟先生是我在法國最好的文友之一。但這並不意味，我不可以和他商榷問題。現在我想就鄭先生發表於《歐洲時報》本月3日的《“福利社會”是法國巨額債務的真正原因嗎？》一文提出商榷。

鄭先生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大體是：法國官方認為“福利社會”是法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的說法不確。以往積欠下的國債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軍費開支、公共行政開支、還有（比如醫療）資本的貪婪，都比國民的健保、退休、失業開支對公共債務的形成負有更大責任。

我的答案與鄭先生是略有不同的。我認為應對這個巨額債務直接負責的當然是歷屆的政府。但歷屆政府則受制於歷屆的議會，歷屆的議會則受制於歷屆選舉這些議會的選民。說到底，在民主制度下，選民的意志和選民由之表達意志的制度，是造成現在這個難以擺脫的債務危機的最終責任者。

鄭先生說的那些就算都是事實，也都只是一些可以直接看到的症狀。而病根則要通過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出。我們必須把病根挖出來，才有可能治癒病患，消除那些症狀。或者，這些病已經進入膏肓，非藥石可治了。

這裡提供一些數據（所有數據都來自法國國家統計局INSEE網站）。其實國債成為問題，對法國歷史並不悠久。不過33年前的1978年，國債僅折合歐元720億，占GDP的21.2%。以後一路飆升，到2010年底已達15912億，占GDP的82.3%。再可以引用的數據是自1974年以來，法國的預算就從來都是赤字，2010年創-7.5%的最低谷。

下面開始具體分析。首先，選民的意志，能不能控制議會，議會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政府？或者極言之，總統需不需要向民意低頭？我不得不承認，在法國這樣已經成熟的民主國家，大體還是這樣的。

再遠的我們就不說了，就從第五共和的創始者，當代最偉大的法國人戴高樂說起吧。

戴高樂曾在二戰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兩度拯救法國。但在1968年的學潮之後，戴高樂發現他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就老老實實地辭職了。自他以後，法國就再沒有出一個有類似聲望的領袖。

在死於5年任上的蓬皮杜之後，德斯坦當政7年。就我所知，他做過一件當時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不妥，但今天才知道後患無窮，無法改正的大錯，就是大量引進移民，以承擔已經被1945-1975“光榮的30年”養得嬌貴起來的法國人不願意做的環衛、建築、守夜、安保等一系列低級勞動。精英們都沒有這個遠見，你如何能指望民眾未卜先知。

然後就是法國左派社會黨領袖的密特朗的14年。密特朗是第五共和至今54年中唯一的左派總統。他的任期是1981年到1995年。在那已經不見好的經濟大環境中，密特朗為法國人做出的最大貢獻是一下子就把退休年齡從65歲改到60歲，成為歐洲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齡。

在接任的希拉克總統任內（1995-2007），左派的若斯潘曾贏得議會選舉，任過共治的總理。並在那僅有的不過兩年的經濟好景中，爭分奪秒，為法國人謀下了一項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福利，就是把以前的39小時周工作制不許減一分工錢地改到35小時。

我看得很清楚，左派為法國人做出這兩項“偉大”貢獻時，法國百姓一片歡聲，沒有幾個法國人去想到，這會對法國的國際競爭力造成巨大傷害。這些傷害在以後的年代慢慢地顯現出來。可是要想改回去，真是比登天還難。比如薩科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退休年齡推遲了兩年。左派已經揚言，一旦上台，立馬廢除。

這裡再接着提供一組INSEE的數據。2005年，法國財政的支出總額是9197億歐元。占GDP的53.8%。（據知如今這個比例已經達到64%！）支出最大項是社會保障（退休、失業、家庭、殘疾……）占9197億總額的42.2%（3881億），第二是健康13.7%。第三是一般行政開支13.4%。第四是教育11.5%。第五是經濟5.4%，第六是國防3.6%，第七住房和地方設施3.4%，第八娛樂文化宗教2.8%，第九治安2.6%。

可以看到，直接的社會保障加上健康就已經占到國家全部開支的55.9%，再加教育就是67.4%。直接的行政開支只占13.4%，再加上鄭先生批評認為可以大大撙節的國防也才占17%，再加上治安也不到20%。可以想見，如果國家財政超支，主要出問題，可以撙節的地方在哪裡。須知社保開支是國防開支的15倍。就算把國防開支全都裁了（336億），也遠不夠社保填虧空，而且也不夠法國付國債利息（現在是490億。）有人合情理地指出。社保開支的絕大部分是由社保機構單獨專門徵收。如果社保少了，這部分收入也會減。這並不是一般意義的國家財政收支。

但是據我所知，社保機構的收入從來都不夠花，所欠部分，從來都是用國家和地方財政補足。其比重在2005年占到全部社保開支的21.7%，即733億歐元。這個數目已經遠超全部國債的利息，相當於2005年新增國債746億歐元的98%，國防開支總額的2.2倍。

5年以前，法國人用罕見的54%的選票把有好些明顯缺點的薩科奇送進愛麗舍宮，指望他能拯法國於危難。可惜他僅上任一年美國就爆發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以後法國就和全世界一樣在運行危機對策。長遠的降低債務的任務讓位於為了拯救眼下經濟的繼續的赤字財政。債台繼續往高里築。終於在去年年中，首先在希臘，整個西方已經運用了三十多年的用債務延緩危機的政策終於撞到了鐵板而無法再使。

以上陳述的所有向左轉的行動真是如同幼兒園的小朋友坐滑梯那樣容易。而相反的一切舉措則像迫使人把已經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一般的艱難，非經街道上多次對抗絕不能成。

這就是我花了好幾年的功夫才總結出來的那個根深蒂固的毛病叫做“公眾貪慾”。西方現行的普選制度顯然至少至今無法抵禦這個貪慾。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政客們為了贏得選票，不得不竭盡全力，向只顧眼前的公眾允諾更多的利益。今後西方的公眾會不會在危機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們等着一起看事實。我還有一個問題是：按照人民主權的學說，位居公僕的政府，有無權力抵制多數公眾支持的貪慾？我覺得正確的答案應當是：政府絕不能僅僅滿足於當公僕。在太多的時候，它必須是人民的領路人。

鄭先生所說的其它一些毛病，比如官員們的貪慾，一如在中國，也無法治。因為行政開支數量，議員們的工資福利，都是由議員們說了算。

事實證明，民選體制，也無法約束官員們的自肥自利。對資本的監管不力，不也是這個關進籠子的制度過於軟弱的責任嗎？至於那個歷史上積欠下來的巨額債務利息，那不該由法國的下一代付又該由誰付呢？鄭先生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國家行政機構大大花超了錢。國家欠債，卻要百姓買單，顯然是不公平的。” 我真的不明白。政府是法國人選出來的。政府欠的錢，法國百姓不還，還可以由誰還？政府自己還？政府的每一分收入都來自稅收，政府還與百姓還，有什麼區別？鄭先生說的公平與否其實只涉及到一個道德判斷。

但這絲毫也改變不了這筆錢的本金和利息都必須由法國換言之法國人民用稅收去償還這個更嚴肅的事實。

有人說北歐國家的稅收和社會福利比法國還重，卻沒有造成嚴重債務。可見債務不是由福利造成。這個推理的邏輯漏洞就如同說：大雨在甘肅並沒有造成洪災，所以湖南的洪災也與大雨無關。北歐的國情與法國和南歐大不相同。在西方有政治正確，媒體上不敢公然討論種族問題。但這類問題並不因為不敢討論就不存在，就如同挪威那個駭人聽聞的布雷維克槍殺案還是會發生一樣。北歐的非洲移民比法國和南歐國家少得多。而且北歐人本身就比法國和南歐的人要嚴謹勤勞得多。

比如德國人的平均實際年工時據《歐洲時報》介紹比法國人多出三百多個小時。那麼類似的福利水平對經濟的壓力能類似嗎？況且，據調查，2000年到2007年之間，所有歐洲國家的社保負擔都在收縮，只有法國還有增加。

適度的社會福利自然可以大大增加社會的和諧度。但過度的社會福利付出的代價可不僅僅是財政赤字。更甚者是過度加重企業負擔，損傷法國整體經濟競爭力。大批的知識精英和有能力投資者不堪重負逃離法國。還養出大批懶漢，招來大批的偷渡者。總之，整一個逆向淘汰。大家都知道，美國是聰明人、勤勞的人、有錢人、年輕人的天堂。而法國則是笨人、懶人、窮人和老人的福地。法國人實在太善良。可是如果沒有了錢，這些善良的願望不就都成空中樓閣了嗎？自顧不暇，如何再去顧別人呢？

法國馬上就要大選。我們且看法國人在這個危難的時刻會選誰上台，而這位新上任者又會把法國領向何方。我們還要看法國的制度怎樣讓法國脫困。如果脫不了困，這個制度可不可能變？近日我和鄭若麟先生通過電話。他說就此他正在寫系列文章。他的觀點我還沒有聽完。我還要找機會與他進一步討論。我們顯然有很多共同見解，也有許多歧見。我們很可能還有機會進一步商榷。

也談法國債務成因

文章來源：歐洲時報　作者：武佩榮 發布日期：2012-03-07

最近《歐洲時報》先後刊登了鄭若麟和劉學偉兩位有關法國債務的文章，本人部分贊成他們的觀點，但同時認為債務問題牽涉面甚廣，換一下視角，得出的結論並不完全一樣。因為債台高築是當代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將法國債務的個性與西方債務的共性結合起來看，也許更能觸及問題的實質。

我想先借用劉學偉的方法甚至原文，簡述兩位的主要觀點，然後列出一些疑問並試着解答，希望能夠因此吸引更多的讀者參與討論。

用劉學偉的說法，鄭若麟的文章“中心意思大體是：法國目前的執政者認為‘福利社會’是法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的說法不確。以往積欠下的國債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軍費開支、公共行政開支、還有（比如醫療）資本的貪婪，都比國民的健保、退休、失業開支對公共債務的形成負有更大責任。”而劉文的主要觀點之一是債務問題的癥結在民主制度，即議會和政府既然是民主的體現，那麼選民就是最終責任人。當然，劉學偉還提到了法國政府、尤其是左派政府的高福利政策是導致債台高築的主要原因，我在下文還會探討這一現象，此處暫不詳述。

首先我得承認，從“社會契約論”的邏輯出發，劉學偉的說法幾乎是無法辯駁的，否則無異於否認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過，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還是可以探討債務問題的，比如在債台高築的成因方面，體制、政府、民眾或精英各自扮演的角色與責任，否則民主社會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蓋上“終極責任”的大印就行了，辯論之類當然也就變成多餘的了。

說到債務與執政的關係，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鄭若麟的說法，即有一個怎樣花錢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法國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夠“檢點”，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社會黨政府）“財政部裝修一顆釘子值一百法郎”之說。這是指的行政部門的浪費。至於政府預算，從歷屆政府公布的數據來看，右派和左派大體上的區別是前者重視國防，後者更偏重教育。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比較傾向於左派的選擇，即從社會的長遠角度來看，育人比槍炮重要。當然軍火買賣對於軍火商、外貿、國際影響甚至部分政經利益集團也極其重要，這可以是無數篇論文的主題，但限於篇幅，本文不擬探討。不過，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看，還是難以解釋國債重負的實質。

鄭劉二位評論債務問題時講的主要是花錢，而從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債務首先是一個收支失衡問題，即單是“會花”並不構成問題，只要“能掙”就行。只有在“不能掙”又繼續“會花”的情況下，才會出問題，也就是入不敷出。要探討這個問題，我認為不妨增加“縱橫”視角，即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當代法國債務困境的主要成因，同時以橫向比較的方式從包括歐美和日本在內的大多數發達國家普遍債台高築這一現象去把握債務問題的實質。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法國的財政從平衡到失衡，讓人想起“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老話。今天法國政客和評論家（持這種論調的以右派為主）談起債務時常說“三十年來，不論左派還是右派，沒有一屆政府推出過平衡的預算”，但是為何在此之前的三十年，法國的預算卻能保持平衡呢？應該說，法國戰後的政府並不是不會花錢，社會保險體制以及軍費支出的高比例都是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確立的，只是當時的法國和許多西方國家一樣，都處於經濟持續高增長時代（即所謂“三十年高增長時期”），憑着高收入來保持預算平衡，但同時也因為“能掙”而養成了“會花”的習慣。

其實要算老賬，當代法國債務作為“問題”的歷史還要比三十年略長一點，它始於七十年代的中右派總統德斯坦治下，而非左派的密特朗，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細節，但由於今天不少死抱意識形態要算老賬的政客和評論家有意無意要把債務起源的帽子扣到“左派高福利”的頭上，這個“細節”還是有必要點明的。

不過，單從債務本身而言，主要還得看量變，因為運用得當的話，債務本身可以視為投資，正如許多人貸款買房一樣，國家也可以借債投資教育，培養出的人才便是社會的財富。從量變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德斯坦時期還是密特朗時期，當時法國的債務都在完全可控的範圍內，與今天相比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

國家債務的逐步增加主要是在養成了“會花”的習慣之後，經濟增速開始放緩，這是西方國家的普遍趨勢，其中有石油危機的外在因素，也有從生產-消費型經濟向以消費型為主的經濟轉化的內在因素，同時也體現出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即科技與生產力的發展使人工勞動明顯出現剩餘（內外多重因素相互關聯）。在石油危機和經濟轉型引發的危機的雙重作用下，稅收的下降自然導致國家收入減少，同時支出也相應增加，因為失業及有關的救濟補助也隨之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想增稅去“創收”，國家除了借債渡難關之外，沒有其它的選擇。同時，應該指出的是，當年便要“嚴肅”財政紀律，生產型經濟恐怕也難以轉化為消費型經濟。

誰都知道欠債還錢的道理，但左派右派在國債問題上開的藥方並不相同。相對而言，右派口頭上更強調財政平衡，但在實際操作上則往往通過減少福利達到減少支出，同時又因為不斷以推動增長為藉口增設稅務優惠，導致國家稅收減少，一手進、一手出的結果是，在經濟低增長的情況下非但達不到減債還債的目的，反而會加重債務。左派比較重視福利，試圖通過“均貧富”達到減債務目的，只是攤牌並不成功，箇中原由可以從密特朗的感慨（“政治是國內的，經濟是國際的”）中得到解答：資本主義制度是超國界的，要想“均貧富”，市場（掌握資本者）不答應，你除了就範別無選擇。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左派得到的教訓，而它反映的則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

“左右”為難 不敢攤牌

在應對債務問題上，左派想均貧富遭到擁有資本的市場的反對，右派想減福利則遭到大眾的反對，因此左右為難，於是一方繼續注重福利，另一方則致力於稅務優惠，其直接結果是開支逐漸上升，稅收相應減少。我們通過2010年法國議會對債務現象的調查及其列出的近60個圖表可以看出這一明顯的矛盾。而逃避現實的結果是債務逐年加重，以致用某些經濟學家的話說，是直接“走上了不歸路”。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制度的矛盾和衝突。

我上文提到的第三個問題是向誰還債。由於現代發達國家債主通常是金融機構，因此大體上我們只能知道債務和債主的比例構成本國和外國各占多少。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這只是一個技術表象，實質問題是錢從哪裡來？如果前提是債務為實，那麼答案並不特別複雜：是擁有資本者，銀行或個人，而不是僅靠打工謀生的人。從傳統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質便是資本的流通導致資本的集中，要使錢能生錢，放貸是必經之路，不論是國債還是私債。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債務問題，很能說明問題：對於資本擁有者而言，國債在可控範圍內時，雖然收益不算太高，但是相當保險，同時借錢給社會福利，不僅可以換來“社會太平”，維持社會公平假象，而且還能從形形色色地減稅優惠中獲益，從而加速資本集中，使“錢能生錢”的規模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高。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以推動增長為名推出的減稅，事實證明是一種偷梁換柱的做法，其在債務形成和加重中的作用決不亞於福利，甚至可以說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來看，其危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北歐國家用相對高的稅收來支持高福利，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採取相對克制的政策，從而較為有效地控制了債務，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反觀歐洲的大國，尤其是法國，財政支出的年均增長如果除去債務利息的話，還是比較有節制的，倒是稅收的落後比較引人注目。法國的高稅收是一個相對表面的現象，除去數百種稅務優惠及至少每年數百億的逃稅，國家實際到手的稅收嚴重不足。這是主張通過降福利去還債者不應迴避的問題。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在二十年前就攤牌逼債，社會福利難免要削減，但富豪也不可能如此輕易地獲得那麼多的減稅優惠而不受到中產階級的抗議，在那種情況下，資本的集中也肯定會受到相應的制約，而債務危機作為其必然的結果，也很可能會相應推延，程度也可能較輕。不幸的是，現實情況恰恰相反。

新自由主義獨孤求敗

從世界範圍來看，伴隨着冷戰走向消亡的是新自由主義在美英的興起並逐漸在歐陸占據主導地位，其典型表現就是稅務鬆綁和市場至上，這種趨勢在撒切爾時代的英國尚可解釋為矯枉過正，甚至被譽為贏得冷戰的真正功臣，但矯枉之後的過正似乎也走上了不歸路。從此無敵手的新自由主義以獨孤求敗的姿態在西方大行其道，不僅美英不再有任何顧忌，就連歐陸這些“自由主義的跟班”也躲在市場規律的保護傘下，紛紛以稅務優惠去拼“競爭力”，其結果是貧富差異迅速拉大，兩極分化加劇，資本的集中和膨脹已然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危機自然不可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的債務危機及此前因金融風暴引發的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是相同的，即資本主義制度一旦失控，其巨大的破壞力足以自毀。在上一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資本主義國家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制度與生俱來的內在危險，面對蘇聯的存在，西方之所以能保持一定的自律，正是出於這一忌諱，而擺脫了這一忌諱的結果今日有目共睹。獨孤求敗很可能以意外的“自作孽”的方式收場。

此前，極力提倡新自由主義者的一個主要論調是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制度同步發展，能夠完美地結合併存，經濟的繁榮與人的自由相得益彰。在這個前提下，還有資本主義解放生產力釋放經濟活力等等。我在寫《魔山聯想》和《阿拉伯之春 歐羅巴之夏》時便已質疑這種說法，因為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任何一種制度在失控或人為導致失控的情況下都難以延續。在“占領華爾街”運動風靡美國之後，最近一屆匯聚了全球精英的達沃斯論壇居然也亮出了“人面資本主義”的口號。從多年來一直斥責批評新自由主義者為“非理性”到承認今天的資本主義制度已喪失理性（見今年二月《金融時報》的多篇評論），這一轉變哪怕是表面的，也足以引起深思。

走筆至此，我想大致已經表達了對資本主義制度與民主以及債務的因果關係的看法，但還想再就劉學偉提出的“公眾貪慾”及福利造成債務危機做一點補充看法。在評判法國的退休年齡問題上，我覺得不能脫離三十年前作出這一決策的歷史條件：當時大部分工人的平均壽命不到65歲，因此而有“死後退休”的說法，將工人的退休年齡提前到60歲，讓他們退休之後尚能生存兩到三年，是當時決策的出發點，以當時法國的經濟條件，改變退休年齡，是一種人性的體現，與年收入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的人仍在變着法兒的避稅、逃稅相比，離貪慾恐怕還是有一定的距離的。即使持比較嚴厲苛刻的眼光來評判，至多也只能說密特朗當時既沒有預見到法國人生活和醫療條件的大大改善會明顯延長人的壽命（反之也會縮短壽命，只要與美國對比就能明白），也不應該將退休年齡一刀切地降到60歲。在35小時工作制問題上，也不妨淡化意識形態的眼光去考察：根據經合組織、歐盟及法國統經所的研究，法國製造業的人工成本與目前被視為楷模的德國基本持平，而且近三十年來法國生產成本的下降幅度最大的階段是1998年至2001年（對於不太熟悉當代法國政治經濟的讀者，有必要說明那是社會黨政府在主導經濟）；此外，法國人年均工作時間也跟德國基本持平。順帶說一句，法德兩國的貿易也大體平衡。不錯，在全球範圍內，兩國競爭力有明顯差距，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主要原因還在於經濟結構與產品結構（這也可以是幾篇論文的主題）。

另外一個可供比較的例子是美國：誰都知道美國的福利難跟法國相提並論，但其債務（無論是國債還是私人債務）的比例卻高過法國。持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法國政客曾表現出崇美心態，2007年之後出台的許多標誌性法律（為富人所設的“稅務盾牌”及基本取消遺產稅等）都屬於加劇貧富差異的政策，其稅務優惠的增加則大大加重了國家的債務（當然，因經濟危機而增加的福利開支不應與之混淆）。

能否走出債務怪圈

法國的債務重負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最新預測是今年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6%，即使市場借貸利率不升，僅利息一項也已占據國家預算的最大支出，如果利率上升，後果難料。從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情況來看，逼債可不是鬧着玩的，數百萬、數千萬人一夜之間落入貧困並非天方夜譚。

從古到今，債台高築往往跟動亂、戰爭或大規模迫害緊密相連。順帶說一句，古希臘民主制度的消亡也與債務相關，也許值得兩千多年之後對民主制度感到自豪者反思。

中國古人說“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這種觀點觸及了政治的一個普遍要素。當然，這裡的貧與不均並非科學概念，不應以片面或機械的方式去理解，它只是點出極度不均將導致動亂，是“為邦者”之大忌。自詡成熟、文明的當代民主社會，自然不應去追求虛幻的絕對平均，但至少在表面上還是要顧及相對的社會公平的。目前，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適逢大選，面對債務重負這一現實，如何從社會制度層面去尋求符合大多數人長遠利益的對策，是不可迴避的問題，否則，債務怪圈難免將社會引向動亂和倒退。

 再談債務危機源於“福利社會”嗎？

文章來源：歐洲時報　作者：鄭若麟 發布日期：2012-03-12

沒有想到，我的一篇千把字小文，引起劉學偉和武佩榮兩位學者的關注和商榷。這是好事。認清法國目前面臨的嚴重經濟與金融危機（並很有可能繼而引發社會危機）究竟根源何在，不僅對生活在法國的華人社團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對中國未來走向而言，也同樣至關重要。“不要重蹈他人走過的河流”，不是避免危機的最佳方式之一嗎？更令我感慨的是，劉、武兩位學者都以文明、理性的方式參與討論，與目前華人學界、特別是國內普遍存在的動輒惡言相向之不良風氣形成鮮明對比。這是題外話。此文繼續就此話題深入討論。

長期以來，法國從官方到研究界，都言不由衷地把“福利社會”說成是這次危機的源頭，因此要求民眾來共同承擔危機的後果。這是為日後執行日益嚴峻的緊縮政策在做輿論準備。問題是，此說的根據何在？事實上，法國今天的公共債務危機與福利社會雖然存在着一定的關聯，但卻絕非主因。這個結論並沒有不合邏輯的地方，只要看看美國也是債務纏身，而美國並未搞福利社會，便可一目了然。福利社會的提法雖然從十九世紀資本主義開始起步時就已經出現，但真正推行則是在冷戰期間，資本主義體係為了與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對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福利社會的逼迫下，資本被迫對勞工做出了一定的讓步；也是西方發達國家勞工通過經年累月的鬥爭，才獲得的一點點權利。

冷戰結束後的第一個影響全球格局的變化，就是全球化。從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到今天西方乃至全球“金融資本”對“勞工”取得了決定性的全面勝利之後（統計證明，自2004至2007年，資本收入的增長，是勞工收入的五倍），金融資本擬通過“福利社會造成危機”的說辭，利用緊縮政策，重新將民眾手中最後的一點殘餘財富全部收回。金融資本的貪婪確實是無限的。

金融危機從華爾街爆發，今天已經漫延至歐洲，形成歐元危機，對世界實體經濟形成巨大衝擊。令人蹊蹺的是，除了少數清醒者以外，歐美控制着輿論的精英階層往往將危機的緣由歸於“福利社會”，故而要採取緊縮政策，讓社會來承擔危機的後果。這就要提及與我商榷的劉學偉的觀點。劉先生認為，“2005年法國財政的支出總額是9197億歐元……支出最大項是社會保障（退休、失業、家庭、殘疾等）占財政支出的42.2%。”（參見《歐洲時報》2012年1月26日第八版“誰應對法國負債纍纍負責”）。由此得出結論，法國的經濟危機源於福利社會。這顯然是誤解了財政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的內涵。財政支出不能等同於國家預算，而社會保障支出也不能等同於“福利社會”。國家機器的運作，是通過稅收和其他各項收入來維持的，因為國家在理論上是為民眾服務的，所以人民交稅，國家以為民服務的形式返回民眾。而社會保障支出卻本來就是法國民眾和企業直接交納各種各樣的失業保險金、退休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等費用來支付的。

在法國，每位職工領取的一份工資中，上述各“三金”就至少被預先扣除22%以上。法國人平均工資為1600歐元，實際還未領取，就已僅剩1250歐元上下。這是社會保障支出的來源。除了“三金”以外，法國人還要交納各種名目實在繁多的稅，而這些稅金才是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資金來源。這是財政支出的來源。因此儘管社會保障支出金額巨大，但其來源和支出都很清楚，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事實上出問題的是失業、退休或是醫保等領域都出現了財政赤字。也就是說，民眾交納的資金不抵其支出。法國社會保障體系在2011年預算是4500億歐元，而收益卻僅4286億歐元，出現214億歐元的赤字。法國社會保障體系赤字並非今天剛剛開始。多年積累，目前已經達到1500億歐元，成為法國國家公共債務的一個組成部分。法國社會保險體系包括醫療、工傷、失業、退休、家庭補助等主要福利措施，是構成“福利社會”的主要依據之一。正是由於這部分債務金額巨大，且直接與民眾福利有關，因而成為“福利國家過度福利造成債務危機”的說法。

然而將國家巨額債務說成是“福利過度”，實在是有“轉嫁危機”的嫌疑。因為源自社會保險體系的1500億歐元債務僅占法國國家全部公共債務16689億歐元中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說，法國國家為社會福利的貢獻僅占其支出的很小一部分，怎麼能說法國公共債務的根源是“過度福利”呢？事實上，法國人在交納三金後，還要支付其他各種各樣的稅收，直到購買任何商品都要支付增值稅（TVA）。據專家的計算，實際上法國一名職工工資收入的50%最終都被國家收回。這些稅收是為支付國家行政機構的支出的。正是這一部分財政出現了遠遠超過社會保險體系的赤字，才使法國背負今天難以承擔的債務重負。真正應該反思和改革的，是國家機器的運作問題。因此，借着福利社會的幌子，宣揚“因為民眾享受了過度福利”，故民眾就應該支付國家機器欠下的巨額債務，而明目張胆地通過執行緊縮政策，要求法國民眾勒緊褲帶來做出犧牲，這是極為不公平的。

那麼法國90%的公共債務究竟是怎麼出現的呢？這就是一個碩大的問號了。至少迄今為止，在法國的媒體和專業經濟領域，我沒有讀到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釋。相反，各種各樣經濟學家繞來繞去，就是不將真相告訴民眾。令我懷疑有人在蓄意隱瞞真相。歐洲目前風起雲湧的“憤怒者”民眾抗爭，反對緊縮政策，正是因為一部分清醒者已經明白，民眾並不是巨額債務的責任者，要他們來承擔國家債務重負，是不公正的。將“社會保障支出”視為法國“國家預算支出”的大頭，進而得出法國是一個被“過度福利”所拖累的國家，是不成立的。但說句老實話，不要說一個外國人，就是一個法國人，哪怕受過高等教育，要搞清楚法國國家預算極其複雜的計算方式，也是不容易的。有時令人感覺，策劃國家經濟預算的人，就像制定法律者一樣，是故意要讓外行人無法看明白！作為一個外國觀察者，出現一些誤解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

要堪透這90%的債務的來源，這就要回到本文開始時所談到的“徘徊在歐美大陸的幽靈——金融財團”。這就要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談起。當時法國社會黨上台執政恰好滿兩年。左翼總統密特朗推行的國有化政策遭到慘敗，不得不追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主導的國際“新自由化浪潮”政策，任命羅朗·法比尤斯出任總理，轉向與今天相類似的緊縮政策。法比尤斯追隨英、美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的後塵，解除了對銀行系統和金融財團的各項監控條款，由此，法國也出現與美、英類似的金融失控局面。原本應為資本主義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支持的法國金融體系開始出現異化。66%以上的銀行業務轉向金融投機，從而開始了債務利息和債務本身開始出現利滾利現象。法國國家財政從1978年開始，已經走向赤字預算。到八十年代中期，債務開始成為國家經濟的重負。九十年代初法國為進入統一貨幣歐元而將中央銀行的部分職權移交給即將成立的歐元區中央銀行後，國家對金融體系的控制徹底喪失。由此，法國公共債務翻番向上。

剖析法國2012年預算就可以看出，法國國家的主要開支並非用在百姓身上，而是在其他領域，而其中債務是一個真正的重頭。法國2012年國家預算總額為3660億歐元，其中最主要的支出是教育開支（623億歐元）和國防開支（402億歐元）。另外還有兩項最大的開支為高等教育與研究（為258億歐元）和公共安全（171億歐元）。但人們往往忽略的是，法國國家在2012年將為積累高達16689億歐元的債務支付488億歐元的利息，並還將歸還部分到期債務，金額為800億歐元。這兩項開支就達到1288億歐元。這就已經使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打了水漂。而真正能代表“福利社會”的預算項目，在國家總體預算中其實僅占很少的一部分。如社會與退休金預算僅62億歐元。2012年一年的債務本金和利息支出就達1288億歐元，而2011年法國社會保障赤字僅214億歐元，怎麼能說是“福利社會”拖累了法國呢？

仔細看一看法國公共債務的組成，就可以看到，福利社會並非法國危機的主因。法國公共債務在1978年時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1%，其中國家債務為12.9%，地方財政債務為6.9%，而用於社會保險體系的債務僅1%。到1992年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時為35%。12年間債務多了14%。而此後從1992年到2004年的12年間，法國公共債務飆升至63%，多了整整一倍，28%。而從2005至2011年，公共債務增長至85%，7年間竟攀升了22%。而在這85%中間，國家債務占64.4%，地方財政債務為8.3%，社會保險體系債務為8.8%。這一比例再次證明，福利社會並非法國債務的主要根源。對比兩個數字即可一目了然：2012年債務本金和利息為1288億歐元，而積三十年的法國社會保險體系債務也只有1500億歐元。顯然，是公共債務中的高達90%的國家債務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國經濟的癌症。

除了債務以外，法國國家機器過於龐大也是一個原因。法國近25%的職業人口受僱於國家，包括公務員、軍隊和各類行政人員。法國民選官員就近五萬。這一點，已有諸多論述，不再贅言。惟一提及的是，將公務員與福利社會等同而言也是不當的。公務員為國家出力，理應領取報酬。與福利根本沾不上邊。但公務員過多拖累了國家經濟的競爭力，則是事實。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而法國國家統治者的日子過得過於奢華，同樣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民選官員並未因民選而必然廉潔。法國左翼社會黨議員赫內·多西埃爾出版了一本書：《國家的錢》，披露了法國國家機器濫花民眾的納稅錢，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將很多本應屬“貪污”範疇的開支合法化，也是國家行政開支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興趣者可一閱，就能夠明白公眾的錢都被花到哪裡去了。

劉學偉先生在解釋“福利社會導致金融危機”的說法中，還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會出現福利過度，是因為民選；執政者為了當選，不得不遷就選民的“過度貪慾”，從而造成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赤字，進而引發金融與經濟危機。這顯然是其被誤導的結果。

在代議制民主制度中，選民選出的執政代表——議會的第一職責，就是根據國家支出的需要，制定向人民徵收相應稅率的法律，以保持國家收支的平衡。而作為議會多數組成的政府，則承擔提出國家預算法律草案、待議會通過後具體執行國家預算的職責。議會同時也有監督政府不超支的責任。因此，平衡國家收支狀況，是選民選舉議會的根本目的。如果國家預算出現赤字，那就是議會的責任，而非選舉他們上台的選民的責任。更何況，當選議員代表的是國家，因此向國家負責，而非向選民負責。國家負債，是當選議員和政府的責任，而非選民的責任。無論是選舉總統還是選舉議員，選民的“過度貪慾”都不是當選的主要原因，而當選後的總統或議員也從來不受競選承諾的約束。選舉本身在民主體制中已經出現嚴重變異，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行為。能否當選已經成為一個幾乎完全獨立於民主體制本身的政治操縱行為（可參考我正在連載之中剖析法國總統大選的“民主之奧秘”系列文章）。因此將今天歐美國家出現的債務危機說成是“民眾過度福利”造成，實質上是資本為對勞工發出一場新的討伐的藉口，並在這種藉口之下，將中產階級手中的最後一點資產通過緊縮政策回收。

上周從希臘到馬德里，從巴黎到紐約，歐美均出現規模不一的民眾抗議活動，就是對這一“清算”的拒絕。但在今天資本對勞工占據着包括輿論在內的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占領華爾街”、“憤怒者運動”等必然失敗，金融財團看來將高枕無憂。而其財富則將在民眾、特別是廣大中產階級進一步貧困下去的前提下，繼續飛速膨脹。  

再談法國債務與“公眾貪慾”

文章來源：歐洲時報　作者：劉學偉 發布日期：2012-03-15

看見《歐洲時報》上武佩榮先生與我商榷法國債務的文章，十分高興。其實武先生也有相當多與我接近的觀點。相異的部分，對我也多有啟發。武先生的觀點總起來而言，似乎與鄭若麟先生更接近，認為政府與資本，對西方國家巨額債務的形成，相比民眾或者說民主制度，負有更大的責任。所說的道理和引證的數據也相當有說服力。我就這麼修正一下我的觀點吧，其實資本、政府和公眾三個方面（或許還有更多的方面），都對這個巨額債務的形成負有重要責任。不過這麼一說，事態就更嚴重了，因為這等於是說，這個制度或政體的各個主要部分，都有嚴重的問題了。那豈不等於是說，這個制度整個的爛掉了？

武先生的文章對我的觀點的一個重要補充就是提出掙錢的問題：“能掙會花不是問題。不能掙而又會花就成了問題。”我的那篇文章的確沒有提到西方的掙錢能力為什麼下降。但我以前的許多文章可是沒有少談這個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這三個原因。第一、殖民體系崩潰以後，西方不能再對第三世界予取予求。Opec成立以後，西方反而受到前殖民國家的要挾。能源資源不再廉價。第二、發達國家的高工資高物價高稅收高福利把自己推到高處不勝寒，進退維谷的境地。第三、新興國家的興起抄了發達國家的後路，讓他們的四高模式懸到了空中。隨時可能墜將下來。這幾個基本觀點我看與武先生分歧並不大。

我們有分歧的地方似乎更主要在如何才能把債務減下來。右派的基本意思是為了保住已經很差的競爭力，不能給企業再加重負擔，當然就只有向開支尤其是社福開支下手了。左派的基本意思是既然貧富差距還在加大，那向富人開刀就是天經地義。而窮人的福利則必須千方百計保住。武鄭兩位先生的意見似更接近於左派。

我十分痛苦的就是覺得這兩條道路似乎都窒礙難行。

右派的路線把挽回經濟競爭力放在首位，在我看大方向是不錯。但由於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工業國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巨大差異，西方國家提高經濟競爭力的種種努力都似乎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除了德國，整個西方都擋不住競爭力日益下降的趨勢。而德國的出口順暢又拜歐元疲軟之賜。如果沒有歐元，德國自己的馬克鐵定急劇升值，出口就不可能那麼旺暢了。德國對歐洲是獨木難支大廈。

向公眾下手這事真是難為。但現在不為，將來就只能更難為。上升之路真是難再有了。

左派的路線一言以蔽之就是：竭盡全力先保住生活水平不降。主要方法就是進一步加大均貧富的力度。但這條道路就解決經濟競爭力問題而言似乎就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乃至像是飲鴆止渴了。我相信照左派的路走下去，事態只會加速惡化，比如勞動力成本只會繼續上升而不會下降。企業外遷只會加速不會變緩。那崩盤的一天只會更快而不是更慢地到來。

在原始積累階段的西方，資本遠比現在還貪婪，所以馬克思說“資本自從來到世間它的每一個毛孔就沾滿了鮮血。”講到有錢人的奢侈享受，現在我們都還可以看看那金碧輝煌的巴黎歌劇院。現在法國還敢還能修這麼奢華的娛樂場所嗎？把那個新歌劇院與老的比一比就知道。

現在地球上的總人口約70億。只有15%約10億屬於發達國家，人均年收入約四萬美金。而餘下的60億占85%的地球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僅四千不到。這超過十倍的收入差距來自何處？公不公道？有一種說法是中國的低人權優勢搶去了西方的競爭力。等到中國富起來以後，西方的工業就可以重新贏回競爭力。其實中國的人均收入世界增長最快，現在已經迅速地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中國的企業也開始成批量地向比如東南亞南亞更有低人權優勢的窮國轉移。如果要等到整個地球上都沒有國家再具有低人權優勢，西方才能重新活過來，那只怕得等到猴年馬月了。

我很欣慰武先生也看到兩千年前的古希臘城邦民主政治就是在債台高築中玩完，我要補充的是那時候有過度民主。再過幾百年，羅馬共和國也是在過度民主和過度福利中崩潰。我實在不希望現在是民主制度的第三次沉淪的開始。

眼下希臘的債務危機似乎已被止損。意大利西班牙等病豬五國加上法國失去3A以後的國債利息已經停止飆升，似乎歐債危機的最危險階段已經過去。他們鬆一口氣之後，勒緊褲腰帶的決心很可能就又會鬆懈。尤其是法國左派如果上台，肯定會更多地求助於赤字財政，或劫富濟貧，把攤牌的日子繼續往後拖。

下一篇文章我將接着與鄭若麟先生討論法國債務。

再談法國的債務危機

文章來源：歐洲時報　作者：劉學偉 發布日期：2012-03-22

鄭若麟和武佩榮兩位先生認真與我相商，讓我十分感動。由於磋商已有好幾輪，許多意見都已說過，不好意思浪費《時報》寶貴的版面，這裡只擇似乎還沒有說過的再補充幾點。

我覺得鄭先生的觀點與武先生相比，好像還更偏左。武先生還談到入不敷出，談到這個制度“會花不能掙”。而鄭先生則基本只談到消費領域，並且把近乎全部的批評矛頭都指向金融集團，再加上“會花錢”的政府和推波助瀾的媒體。這三方沆瀣一氣，就是當今這個危機的全部根源。民眾方面的花費似乎根本就正當得很。整體經濟困局則好像沒有必要納入分析的範圍。關於這個困局如何可能解除，鄭先生的言下之意倒是很明白，就是向資方的利潤和政府開支開刀，民眾的利益不要碰。以下我再補充一些不同意見。

第一、西方尤其是歐洲大陸勞工階層得到的利益並不只是鄭先生認為的“一點點”

我們稍微把歷史眼光放長一點，應當不難看到，二戰以後，勞工一方的權益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所收穫的可不是“一點點”。比如現在法國的家庭，絕大多數都有八大件，大多數家庭都有汽車。如果沒有也不是因為買不起而是不需要或不想要。福利制度從搖籃到墳墓，生老病死有依靠。跟占地球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比，他們得到的利益哪裡才只“一點點”。又比如法國人5周帶薪假，全世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35小時工作制，非萬不得已不許解僱工人，被一個極大數量工人享有的不低的法定最低工資，失業後第一年拿80%的原薪等一系列制度，勞工的利益怎麼是只被保護了“一點點”？須知在發達的美國，老闆可是不需付任何補償就可以隨時解僱工人，在很多的州也沒有法定最低工資。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的情況就不要比了。

還要請鄭先生注意一個事情，就是由於巨富數量太少，用對他們征重稅的方式（比如奧朗德設想的年收入超百萬，徵稅75%。）如他們自己測算，並不能給國家帶來可觀的收入。而普羅大眾由於數量龐大，一點照顧增加都會造成巨大的新財政負擔。但是富人雖然數量很少，他們在為一個國家保證活力方面起的作用比他們所占的人口比例又大得太多。如果讓那些社會精英（比如優秀的運動員、有創造力的工程師）感覺受壓抑或者僅僅是覺得其它地方待遇更好，他們大批走掉，再加上優厚的福利招來的大批窮人，福利國家想繁榮，那可一定是得在其它國家（比如英美）之後了。

在這次總統競選中，薩科奇也想出了一個類似的餿主意，讓在外國工作居住的法國人繳納和法國一樣的高稅負。據說通過測算，這樣依然並不能為國庫增加多少收入，另一方面，很多的優秀人才就會不僅棄法國的土地而且棄法國籍而去了。

精英和民眾的利益如何平衡，是一項大學問。我們不妨把社會比喻成一輛車。有人在前面拉，有人在中間坐。那些繳納的稅負多過享受的福利的人，就是拉車的人。相反的，尤其是根本就不繳（所得）稅的人，就是坐車的人。如果你不讓拉車的人擁有足夠的更大的利益，他們就不想拉車而也想坐車了。那樣沒人拉的車就不會走，或者由於拉的人太少而坐的人太多而成為慢騰騰的老牛破車了。其實肩負國家稅負主要部分的永遠都是中產階級。他們一旦萎了，這個國家就真的萎了。

鄭先生作為受薪者，可能只看到員工負擔的大約22%的社會福利攤款。恐怕根本沒有注意或者在意資方還要負擔的大約相當於淨工資67%的攤款。簡言之，老闆出10000，工人拿6000，國家拿4000。除此之外，企業還有數不勝數的其它稅負。比如薩科奇曾把企業的職業稅取消，地方政府馬上另立一個名目，把它如數征回。歐洲企業的負擔，絕對是世界一流的沉重。想擺脫這個重負就是那些企業想外遷的主要動力之一

法國的福利制度有沒有過分之處，我舉幾個有關非法偷渡者的待遇大家就可以知道。無論哪國的偷渡者到法國之後，隨便編造一個理由，就可以領到臨時難民證，除了可以自由行走，還有相當多的經濟待遇。首先是每月300歐元的難民費，其次是完全免費的醫療卡，（法國人都要買呀！）再次是只用四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購買的月票。為了怕他們無處登記地址，還給他們在紅十字會或教堂中提供通訊地址服務。這些待遇大概能享有1至2年。合法工作權利是沒有，但你做黑工掙到的錢則有某些匯款機構只憑護照就幫你寄回去。最後則送你一張免費機票再加2000歐元遣送獎金，恭送你回國。在回去的班機上，對歸國移民還有特別禮遇，可免費攜帶128公斤四箱行李。一般乘客只能免費帶一箱32公斤行李。

第二、西方工業的全球競爭力下降才是病根。

我和武先生都談到，西方工業競爭力的下降是他們的財政日益入不敷出的根本原因。鄭先生似乎完全沒有提到這個西方“掙錢能力”日趨不足的原因和後果，致使分析不夠全面周延。事實上，本來是由西方跨國公司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是西方經濟整體日益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請注意這些跨國公司的總裁們的絕對站得住道德制高點的辯詞：“發達國家的產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絕對給整體的人類帶來更多的利益。發達國家人民之所失，還有廉價商品作補償。發展中國家人民之所得，是他們的勞動所換。拉平全球基尼係數，創造貧富國家差距縮小的和諧世界，必然符合人類公益。”至於為西方代工的發展中國家企業比如中國的富士康賺得太少之類的問題，那又要靠發展中國家（如同發達國家人民曾經做過的那樣）去努力爭取了。

大家都知道，占世界總人口15%的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是其它全部國家的10倍以上。他們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有那麼大的差異嗎？當然沒有，所以才有那麼大規模，傷到西方經濟骨頭的產業外移。那麼是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太低，還是發達國家的工資太高呢？我寧可還是取個中道吧。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工資應當儘快提高。而發達國家的工資至少是不能再漲。這不就是世界上的現狀嗎？有什麼不公道嗎？

多年以前，我就看見一個法國學者寫了一本叫做《多多益善》的書。其中一個警句我至今記憶猶新：“把船長關起來，並不能平息海上的風暴。”這個船長指的是法國的政府。而海上的風暴則是指日益嚴峻的國際商業競爭局勢。

第三、關於法國國債的本金和利息。

我不想和鄭先生去算那些細賬了。但我還想指出鄭先生至少有一個明顯的計算錯誤。根據會計原則，借來的錢不算收入，歸還債務的錢也不算開支。只有利息才是開支。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兩者性質完全不同。如果鄭先生提到的那800億歸還國債本金算開支，那接着借的更多的錢就得算收入。薩科奇都說了，要到2016年才能恢復財政平衡。這之前只能是借新債還舊債，而且借的新債必會比還的舊債更多，國債的總額還在攀升。那樣依然不會對當年財政造成更大壓力，只是下年要付的利息會更多。如果把這二者搞混，算出來的帳就與事實出入大了。

第四、鄭先生指出的那些金融界、政界、媒體界的貓膩都讓我大開眼界。

我全盤接受鄭先生認為的這些都是西方當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是主要原因。但我不認為這些就是全部原因，或者公眾貪慾其實並不存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並不需要節制等。

我有一個問題是，資本的本性就是貪婪。在西方的原始積累階段資本貪婪顯然遠勝今天。為什麼過去西方的政府能夠財源滾滾，而只是今天才陷於這樣的全面財政困局？

第五、“權利”爆炸的意識形態是西方整體病態的更深根源。

造成這一切被動局面的，其實有一個比經濟競爭力下降更深層的意識形態根源，就是主導西方當今社會風氣、思潮、制度的主流意識形態或稱價值觀，有着嚴重的結構缺陷，概括起來一句話，就是權利與義務的嚴重不對稱，誇張一點說，就是“權利”爆炸。而這個爆炸，很可能就是西方陷入當下困境的真正邏輯根源。

大家都知道，法國對人類作出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開頭一年，發布了一篇震驚寰宇的《人權宣言》。這個人權宣言，以後在法國還有多個版本。最後還有二戰以後聯合國公布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人權二字，就成了西方價值觀的最核心的概念，名傳遐邇。可惜大家都忘記了，在1795年，這個法國《人權宣言》的第三版其實名稱略有不同，叫做《人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宣言》。其中列了22條人的權利和9條人的義務。這第二條義務就是中國孔夫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十分遺憾的是，法國以後乃至聯合國的《人權宣言》都沒有繼承這個把人的權利和人的義務並列起來陳述的方法。這應當是當代人類思想發展的一個重大迷失。一直下來，人權的呼聲可以說說震耳欲聾，無遠弗屆；而“人義”（中國著名哲學家趙汀陽先生的說法，“人的義務”的簡稱）的呼聲則微不可聞，被大家忘得太過乾淨。太多的人都念念不忘這一大堆的權利而並不想為這些權利盡義務，正是這些權利無法兌現的根本原因。

趙先生還提出公正（付出與回報相當）應是人類社會的道德元規則。它的地位應當在民主人權更在平等博愛之上。現在出的一大堆問題（比如金融資本搞龐氏騙局，比如過度福利）都是偏離公正太遠所至。

趙先生還提出用一個價值是否可以被“普遍模仿（大家都來這樣做）”來判斷其是否具有普世性普適性。（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可以。“殺多少人都不犯死罪（廢除死刑）”就不可以。）…………

若條件許可，我將逐步向大家介紹趙先生的天賦人權2.0版的大量獨創思想，以及我個人對其的理解、發揮和補充。我覺得隨着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中國人獨創的思想一定會有在世界上廣泛傳播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