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艺术的，欧洲是科学的
鲁迅先生给中国人起了一个名字，叫阿Q；因为鲁迅的人气，阿Q叫得很响，人人皆知，也深以为是。胡适也给中国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差不多先生，知道的人就少多了。我也给中国人起了一个名字，叫说不得。当然，我是在野草民，没几个人知道我是老几，更没人知道“说不得”之来历了。 今天单说“差不多”。 “差不多”，是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道可道非常道”，要是说得明白，就少了曲径通幽的神秘感，如新娘子揭开了红盖头，反倒少了一份意淫的空间。 “差不多”，也是农业和原始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没有精确的计时工具。直到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才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自鸣钟。大明朝，自视为天朝上国，是不允许“蛮夷”入京的，更不允许洋鬼子住在北京。可是，利玛窦“进贡”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不是特别可靠，走走停停，老有毛病，当时宫里也没人会修。于是，利玛窦才得以修理钟表的职责，留在了北京。 利玛窦是来传播福音的，然而，让他留在中国的，反倒是在他眼里，最不起眼的小玩意儿。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市，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一家子，备齐三大件，就可以给儿子娶媳妇了。农村当然要差很多。一个村子，手表不用想，要是哪一家有一只马蹄表，就是上等人家的标志了。 怎么定时间呢？看日影。 我们下地干活儿的时候，由经验丰富的老人，看东山的日影，估计是否到中午了。到了，就收工回家，吃午饭。但是，看走眼也经常发生。回家早了，饭没熟，饥肠辘辘地等着，着实不好受；晚了，饭又凉了，好不恼人。更恼人的是阴天下雨，见不着太阳，可咋办？看天吃饭，不行了，估计吧。估计的结果，只能是差不多。到底差多少，不知道。老人的经验，也行不通了。 “差不多”，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要是商业社会，绝不会糊涂了事。为什么？小农经济是为自己生产的，自产自收、自作自受，没必要那么仔细；换句话说，就是不仔细，自己也不会骗自己。然而，商业社会，是为交换而生产的，要让自己的物品在市场上有利可图，奇货可居，才能最大化个人利益。这种情况下，你还能难得糊涂吗？不能。更大的可能是锱铢必较。 也就是说，比较起来，小农经济更粗放，商人和商业更精细。“无商不奸”，抛开其中歧视商人的成分，其实，意味着商人阶级更加准确，斤斤计较，锱铢不让。 女儿7岁那年，十一长假期间，我带她回河北井陉老家。正是秋天，领着她上山。此时，枣已经收过了，不过，每棵树都有遗漏，不会颗粒不剩。我和我哥两个人，拿着一个很长的杆子，有枣没枣都来两杆子。我们两个打，我女儿和她堂哥、也就是我哥的孩子两个人捡，一个下午，收了一篮子，足有十几斤吧。 等我们回来，我女儿见着她姥姥，十分兴奋地说：姥姥，姥姥，我爸爸老家，可好了。枣都不要钱，我们弄了满满一篮子呢。 “差不多”，是艺术的。中国艺术，特点是写意。“意”是什么？不可言说，只能领会。领会的是什么？只有神知道。佛祖拈花，众人莫名其妙，然而，万人丛中，有一个人领悟了佛祖的玄妙，会心一笑。这一笑，倾倒了佛祖，遂得了佛祖的真传。 中国画，不讲比例和透视，也不论光影——阳光和阴影，是一个灰度。只说一个“意”字，强调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你要是画的很像，反倒是匠气；不像的，才好，才是得意忘形。 1840年之后，国门大开。形形色色的西方人，蜂拥而来，希望在这个曾经封闭的东方大国，找到奇幻秘境。其中，第一批西方博物学家，都有一个中国梦，寻找传说中的中国单足鸟。因为，在早先流传到西方的画作中，西方人看到，中国的鸟多是单腿鹤立，或栖息在树枝上，或在草原湿地觅食。不是一幅，而是出现在很多中国画作中，由此西方人相信，中国一定存在一种神奇的鸟类：单足鸟。 然而，不久之后，西方博物学家就发现，中国并没有单足鸟。发现这一秘密，是由于：当时，西方人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样本，除去将实物制成标本，带回西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繁重的工作，就是为这些动植物标本，画影图形，并汇编成书。于是，西方博物学家就雇佣了一批有一定绘画技能的中国人，并教他们按照西方写实的方法，为动植物画图。 可是，即便是经过了西方绘画的严格培训，中国画工们的标本画，也是花样百出。比如，比例不符，枝干比例、叶子和花的比例、花和果实的比例，统统不对；比如花瓣数目不对，三瓣画成五瓣、五瓣画成七瓣，画工想画几瓣就画几瓣；比如叶子位置杂乱，叶子是互生，还是对生，画工们根本不看，而是碎叶乱点。 最令人惊奇的是，出现了西方博物学家梦寐以求的单足鸟。可事实上，西方博物学家捕获的中国鸟，都是两只脚，而不是一只。为此，西方博物学家恍然大悟，他们朝思暮想的中国单足鸟，不过是中国画家的随手一抹，而已。中国人要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中国是写意的，欧美是写实的。写实的，才要一丝不苟；写意嘛，就随心所欲了。至于鸟是两足，还是三足，重要吗？ 艺术求美，为美牺牲一下真，并不为过；比方说，演员和明星描眉画眼，甚至整鼻隆胸、打针拉皮，都是可以理解的。科学求真，不能为了好看做任何修饰，否则，就是造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是艺术的，欧美是科学的。 追溯起来，欧美的科学精神，或是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思想：万物皆数。中国人的艺术传统，则源自老子之道：道，是不可言说的，混沌的，不受约束的，无形的，也是无处不在的。 庭园，是观察中西分野的一个典型标本——中式建筑有两大类，一是宫殿建筑，宫殿建筑是儒；另一类是苑囿、园林和庭院，庭园建筑是道。在宫殿建筑中，被礼制捆绑得苦不堪言的建筑师，在庭院中，彻底放开了手脚：中式庭院的山形、水势、树木、花草，以及庭院的布局，抛弃了对称、法式和规范，呈现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 欧洲园林，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数学思维的映射——如凡尔赛宫的后花园，布局是对称的，构图是几何形状，要是矩形，则长宽比遵循黄金分割率，树木修剪成几何图形，草坪一丝不乱，不允许一根杂草横生斜出。 然而，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原来园林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由此，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以英国为首，掀起了一股模仿中国园林的造园热潮。布局严整、规矩刻板的欧洲园林，完全被乡野风格十足的中国园林，所取代。在艺术上，东风压倒西风！ 中国人是艺术性的，“差不多”就行。艺术数量化，就刻板了，就不艺术了。“飞流直下三千尺”，只是虚说，不可当真。“差不多”也不全是艺术性的，部分源自中国的农业和农民性。欧洲是科学的，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需要一丝不苟。 在文化上，我还是中国的。所以，本文也不“科学”，差不多而已。请读者们，千万别当真！ 2018年10月24日； 北京，望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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