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去年年初写的文章，借万维读者网发表一下。

道路自信吗？

2014-02-12

对于中华民族复兴， 共产党说他们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自信吗？自信到什么程度？ 就拿反腐败来说， 改革三十年反腐也反了三十年。 可是腐败却越演越烈，貪污的款项也越来越大。 然而腐败只是目前中国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可见道路问题并非那么容易解决。 本文将以腐败为线索努力去分析一下中国将面临着那些挑战，有那些可选择的道路， 以及那一条路应该是最好的复兴之路。同时也想努力说明一下今天的成功之路明天并不一定能走得通。

一．                    貪官杀得尽吗？

众所周知， 明朝朱元璋对贪官采用了最严厉的监督和惩罚手段。清朝早期的皇帝们也力图严明治国。这些统治者对贪官采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杀。可惜贪官是杀不尽的，明清两朝最后都没有逃过被腐败淹没的命运。以史为鉴，这两个王朝各自延续了近三百年，如今中共政权面对腐败能够坚持三百年吗？新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是近代大革命锤炼出来的优秀政治家，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接班人。他们具有反腐败的品质和能力。而第五代和第六代领导人将是在改革开放向钱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再往后就更不相同了。在这些共产党后代身上那种一心为公的精神还会保留多少呢？他们还有多少能力去和腐败作斗争呢？更甚者，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与腐败同流合污呢？这些问题不能不令人深思。

为什么贪官杀不尽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是社会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土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钱是财富的象征。它可以给人衣食温饱，它可以使人荣华富贵，它还可以让人呼风唤雨。人们千方百计地追求金钱。除了正常地以劳动或一技之长换钱，以经商赚钱，以俸禄领钱之外，还有人以奸诈虚伪骗钱， 以明火执杖抢钱，以溜门撬锁偷钱，以黑社会控制钱，以行贿受贿分钱等等，构成了社会的阴暗面。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素描。要生活就离不开钱，但钱并非总是干净的。这一点古今都一样。第二个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一个人手握辖区内的所有大权。然而官员也想发财。他们手中有权，弄点外快还不容易吗。真所谓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靠官的也就吃官了。而吃多吃少是另外一回事。不吃的极少，吃不了兜着走的也不多，大多数还是随大流，大家吃多少我也吃多少，这样很安全。皇帝要惩治贪官，用的手段总是以官治官。治得了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不过是轮流坐庄而已。这就是官文化。更何况皇亲国戚那个不贪，皇帝管得了吗？第三个原因是缺少法制。封建的法和权是合一的。官即是法，所以法治不了官。第四个原因是普通老百姓受教育甚少，而且小农经济封锁闭塞，再加上统治阶级长期分而治之，一盘散沙。不到饥荒千里，横尸遍野，百姓决不轻易造反。这也是贪官横行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中国比明清时期进步多了，但还不能说已经摆脱了几千年的历史留下的烙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难道不是在提醒我们现在的中国患有与明清王朝相似的疾病吗？

二．                    中共政权的致命弱点

中共是执政党。中共政权的金字塔是建立在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上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党的民主制的关键在于党的领袖是由为数不多的上层领导人推选产生的。在党的中央领导班子形成之后，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就是党的集中制。党的下层领导由上级委任。而党的各级领导人又兼任同级政府或军队的领导职务。这样党政军三位一体从上到下形成严密的组织并统治着中国。这就是中共政权的硬件。而党的方针政策等则是中共政权的软件。就象计算机可以执行不同的软件一样，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可变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改变。这正是邓的高明之处。中共强大的政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创作了条件。然而当个人发财致富的洪流席卷全国的时候，腐败也到处蔓延，并严重腐蚀了中共政权和中共组织。想一想多少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朋好友掌控着关系国家经济命运的大公司，并成了千万或亿万富翁。数一数全国上下有多少比例的党政干部和家属赚取比一般老百姓高出多少倍的收入。再看一看军队干部的腐败现象。等等，真是触目精心。一个即得利益阶层已经形成。他们上下连通，关系成网。他们将会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舞台上顽强地表现自己。

为什么中共政权面对腐败会如此脆弱呢？根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赚钱时，中共的党员和干部也不例外。如果改革的设计师没有为这些人按排合理的生财之道，他们就要自找出路。结果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中共领导对这些人再网开一面，那腐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腐败，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比皇权的世袭制当然要强得多，但还是有致命的弱点。其一，各级党的领导人大权在握，为貪污腐败提供了方便。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无论你如何禁如何罚，官员们发财致富的欲望是关不住的。禁得了一时，禁不了长久，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在崇拜金钱的社会里，这是改变不了的。不铲除腐败的根子，单靠禁和罚最终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其二，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由少数人推选产生的。当腐败渗透到党的高层，权力的易手就是早晚的事。其三，中央集权制使得坏人篡权以后很难再加以阻挡。此事一旦发生，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向即得利益阶层倾斜。任人唯亲就会让那些无能但善长钻营的人占据领导岗位。他们带给中国社会的将不再是成功，而是失败。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物质的繁荣不等于历史的进步，没有后者，前者可以得而复失。中国的改革现在需要一个更成熟，更深刻，更长效的方案。当年孔夫子倡导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为两千年封建社会文明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也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为未来数百年上千年的持续繁荣打下基础。在这个新的秩序中，社会各阶层都有恰当的致富渠道，整个社会运行畅通，阻力甚小。而腐败等社会弊病能自然得到遏制。这才是治国的上策。这才是道路，理论，和制度问题最终的答案所在。

三．                    婴儿和洗澡水

新的社会秩序不是凭空产生的。新中国六十余年的经历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党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自留地里的蔬菜比生产队田里的庄稼要长得好。于是认定个人致富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好办法。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启动了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社会改革，对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覆盖城乡的公有制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更改。人民公社被废除，大多数中小国营企业或者被关闭，或者被廉价出售。幸存的国营企业也实行了股分制和厂长责任制。这些企业的老总也由此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之一了。原来的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代替。巨大的中国市场实行了对内对外全面开放。这是一片处女地，商机无限。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万万元户象雨后春笋竞相出现。社会财富象原子弹爆炸一样急剧增长。可是个人发财致富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也腐蚀了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官员到民众，腐败现象到处泛滥。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五毒具全，丧尽天良的事件层出不尽。真是物极必反，无限度的个人致富象恶性肿瘤一样开始危及中国社会的安危。现在有一个反腐败的口号，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其实金钱也要关进笼子里去。不把金钱关进笼子，权力在笼子里也是关不牢的。什么笼子可以关住金钱呢？是权力吗，是行政命令吗，是法律吗，是军队吗，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吗？都不是。因为金钱可以让所有这一切都改变滋味。生产关系的问题必须由生产关系的手段来解决。能关住金钱的只有公有制生产关系。

新中国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实验。其中心就是公有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绝无仅有极其宝贵的。它打破了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向人们显示了实行公有制的可能性和优越性。同时也暴露了公有制可能出现的弊病，比如说吃大锅饭。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重提公有制好象是倒退，其实是在更高历史水平上的进步。公有制在中国的出现就象哺乳动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出现一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它可以帮助遏制腐败并同时推动生产力继续高速发展（本文下一小节将具体分析）。然而中国的改革几乎把公有制扫地出门。就好象寓言中所说的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人们丢掉的不仅是过去的错误，而且还有一个看起来不完善但却非常宝贵的新生命。中国人民为了寻找这一新的社会制度探索了一百多年，付出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这是西方社会没有而只有我们才具有的经历。这是中国人民的财富。有了它，中国就能构造一个比西方文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有了它，中国就能对社会进行土壤改良，挖掉腐败的根基。

新中国六十余年所走过的路是成功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经历都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其中有许多坎坷不平以及痛苦和创伤。当人们经常回顾前三十年的教训时，千万不要忽视后三十年的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正确的前行之路。

四．                    一人富富一点，集体富富一片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和发财致富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正能量。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是如何设计好社会各阶层的生财之道。即让财富涌流，又不让腐败滋生。假想邓小平当年说让一部分集体先富起来，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思路。这就是实现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如果集体与集体之间富裕水平的差别不加以限制。那个集体有好的领导，好的班子，好的政策，好的团队，好的技术，好的机遇，那个集体就可以富裕起来。相反地，那个集体就贫困下去。这和个人发财致富相似，同样可以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然而在一个集体内部，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比例（暂且叫作内贫富比）则加以限制。如果内贫富比是一比一，那就成了大锅饭，人们努力进取的积极性就会被抑制。如果内贫富比是一比一百，或者更高，那就和私有企业没有区别，普通职工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坏。通过调整内贫富比值即可以鼓励能人带领大家致富，鼓励巧手为生产创新，又可以有效地调整企业内人与人的关系。对于集体来说，可采取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政策。但对于个人来说，则必须上要封顶下要保底。封顶是相对的，是在一个企业内实现的。国家可以考虑设置统一的内贫富比最高上限。各企业可以在这个上限之内设置自己的内贫富比的值。而下要保底则主要指对失业和困难群众的扶贫工作。

集体所有制为在企业内实现民主创造了条件。由于企业的职工都是企业的主人，地位都相对平等，这才让企业内的民主成为可能。在企业内，经营权由厂长及其班子掌握，但分配权则由工会和党委掌握。厂长和工会主席都由全体员工，或者员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厂长是带领大家致富的英雄，同时也受到群众，工会和党委的监督。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产生腐败的可能比私营企业就要小得多。如果中国社会主要由这样的集体企业组成，那么滋生腐败的土壤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改造。由于集体企业之间自由竞争的存在，而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不变，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因此受到阻碍。目前对腐败所采取的惩治办法使社会矛盾加剧，上面压力越大，即得利益阶层的反抗也越强烈。其实反腐败是为了医治社会的疾病，而不是要整人。除了少数之外，绝大数受牵连的还是要给出路的。 这个出路就是加入集体致富的队伍。可见集体经济还可以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在实行集体经济之后，大多数基层党员和干部都将是集体企业的成员。他们的致富要求在集体致富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当然经过三十年的个人致富，许多党员和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都开上了小汽车，住进了小洋房，在银行里还有大笔的存款。现在要加入集体致富的队伍，他们很可能会觉得委屈。可以考虑让他们保留汽车，房产，和存款，但必须到此为止，画上句号。从今往后，如果他们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精神，愿意并有能力带领群众集体致富，或者作为普通成员与大家一同努力，那么他们将受到欢迎。也可能他们更愿意用已经获得的资本办私营企业，这样也行，但是必须遵纪守法，善待员工，而且应该退出共产党。或许还有人想从此吃老本，不劳而活，这也请便，但不许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社会改革的目的是社会进步，甩下几个遗老遗少不足为奇。

集体经济还可以把人民群众有序的组织起来，这也是和社会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什么黑社会，犯罪团伙，毒品走私等等，都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另外，现在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是要扩大内需吗？如果能以集体致富代替个人致富，由此产生的内需将是十分的巨大。比较一个亿万富翁和二百个收入为五十万的家庭，他们所创造的社会需求是何等不同。集体致富可以极大限度地壮大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队伍。这是西方社会望尘莫及的。这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个人致富向集体致富的转变应该是渐进的，是改革的继续，而不是一场新的革命。从现有的国营企业开始，逐渐推广到曾经是国营或者集体所有的企业。从城市开始，逐步推广到农村。在集体经济成为社会的主体之后，还会有一大批私有的企业存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互相竞争，互相依赖，互相转化，共存于市场经济之下。

五．                    党政分家，还政于民

中国要战胜腐败还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这一直是困绕中国改革的难题。政治改革也应该是循序渐进，符合中国的国情。改革的关键是共产党放权。不放权最后难免被腐败所吞没。而放权之后天并不会塌下来。设想这样一个方案，即共产党继续掌握军队，保证中国社会的基石不动。但把政府的管理权放出去。由下到上，逐步逐级实行民主选举政府的官员，最高直到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也放出去，由人民真正地选举产生，执掌立法和对政府工作的审查权。政协也放出去，由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政党的代表组成，并赋予比现在的政协更大的权力。比如对立法和政府工作的二次审查权，并可以建议国家主席对议案或政府决议进行否决。国家主席继续由共产党领袖担任。至于司法，或者独立，或者继续由共产党掌握。

实现民主选举的目的在于让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有能力的政治家脱颖而出，让政府成为人民选举的政府，为人民办事的政府，有效率的政府。也让政府直接受到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可以参加民主选举。而作为整个社会的监督者，共产党不宜直接参加这一选举。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共产党不再直接管政府管钱，而是专职监督宪法的执行和政府的运作，专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严密的组织为有效的社会监督提供了保证。在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直接掌握分配大权（到那时可以考虑将工会并入党组织）。而在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和工会可以有效地监督老板遵纪守法，并保护员工的利益。在省地县有同级的党委监督政府工作，并可以考虑让党委握有对下一级政府工作的否决权。在国家一级则有党中央和国家主席直接监督政府的工作，并握有否决权。共产党的这一功能性的改变将使党的组织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为党摆脱腐败的缠绕创造了条件。

党监督社会，谁监督党呢？这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建议改变少数人决定党的领导权，以及下级领导由上级任命的传统。实行党的各级领导都由党员直接选举。这样，除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以外，党组织还直接受到全体党员监督。

要进行这样一场政治改革，需要的不仅是壮士断腕的勇气，更是脱胎换骨的决心。有人问为什么要折腾呢？找到现在的成功之路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要改呢？原因在于今天的成功之路明天不一定走得通。至今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于强大的中共政权和国家的稳定统一，以及共产党鼓励个人发财致富的政策使生产力高速度的发展。在历史上，很多新的大统一的王朝建立以后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盛世。而到后来，当社会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的时候，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变得毫无招架之力了。俗话说一物降一物，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就是腐败的克星。中国要想有长期稳定的繁荣昌盛，必须掌握这两个法宝。而且中国要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个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好的社会制度。让我们比较一下，西方有市场经济，中国也有市场经济。西方有自由竞争发财致富，中国也搞自由竞争发财致富，但略高一筹，即除了个人致富以外，更主要的是集体致富。西方有社会民主，但企业几乎都是私有的，企业内实行的是绝对独裁，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国不但要逐步实行社会民主，而且在集体企业内也实现民主。不要小看了这两个不同，它们好象是社会的基因突变。依靠这些不同，中国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奇迹。西方国家正处在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其政治经济都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运行。而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具有很大的可朔性。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建立一个更新更好的社会制度，中国就一定能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领袖。

六．                    从君臣父子到党政军民，再到公私民官

我们所期待的新的社会秩序可以用“公私民官”四个字来概括。公私民官就是以公为主，以私为辅，以公为上，以私为下，以民为主，以官为辅，以民为上，以官为下。公指的是公有制经济，集体利益，和一心为公的道德风尚。而私指的是私有制经济，个人利益，和利己的思想行为。公和私放在一起就是以公为主，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相辅相成。民指的是人民和民主，官指的是政府官员。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为人民服务的。建立这样一个“公私民官”的新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中国社会改革的目标，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民主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主并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民维护自己权益的最重要的工具。过去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扼杀民主和言论自由，结果是国民莫谈国事。今天如果继续限制民主和言论自由，则只会帮助腐败和特权阶级。我们知道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来源于经济基础。比如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就是来源于君臣父子的社会关系。在“公私民官”的社会秩序下，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便是社会的主流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观念的最精辟的论述，是指导思想。数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学说理论，有那一个能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深刻地讲述天下为公的道理和方法。当然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也要继承，但要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还是未定的。它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复兴，也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复兴。前者的本质是私有制和个人致富。后者的本质是公有制和集体致富。不管共产党自己怎样称呼目前的改革，其本质是改变不了的。坚持私有制和个人致富，就连共产党也难免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如果搞资本主义复兴，中国最多不过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说有可能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有非常完善的社会民主制度。包括三权分立，强有力的反对党，司法独立，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些构成了对政府的强有力的监督。国家各级领导人都由选举产生，因而他们必须对选民负责。健全的议会制度，健全的法侓和法治，军队中立并服从选举产生的文官的领导。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传统十分良好。从公民到政客到军人，对民主的珍惜几乎都是至高无上的。还有少数服从多数是诚心诚意的，等等。这一切共同作用，有效地把腐败控制在私人企业和社会基层，保持了国家政权的相对干净，也让窃国大盗很难阴谋得逞。在中国，由于封建传统，社会民风，以及共产党的体制等，使得完全的社会民主很难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私有制和个人致富就很难绕过腐败的陷阱，到最后连资本主义强国都恐怕做不成。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复兴才是一条更加光明更有前途的道路。何去何从就看共产党在下一个三十年如何领路了。

七．                    时势和英雄

自古就有人问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在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历史时期，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在过去的一个半个世纪中，风云变迁的中国出了多少英雄豪杰。真可以比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先说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孙中山等先驱者的努力和席卷中国的辛亥革命，没有一百多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作用，中国也出不了一个毛泽东。反过来，如果没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具体运用到中国社会，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这又是英雄造时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政治家，包括古代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独裁，和现代的领袖首脑等，在历史的进退，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安危上，总是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可以将历史推进一大步，而一个败坏的政治家也可以将历史倒退一大步。我们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此话不错，因为没有人民生产粮食和其它产品，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存在。没有人民运动的潮流，任何革命也都不能成功。但是人民需要领路人，需要组织者。这就要靠政治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站地比一般人高，看地比一般人远，考虑地比一般人更周密。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的重要性就尤显突出。现在中国就需要一个象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家，能够潜心思考历史发展的走向，博采社会科学的精华，细心调查研究，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带领党和人民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

愿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有惊无险，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