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下台以后可能是无官一身轻，说话也放肆了一点，说中国需要民主选举，需要反对党，需要群众监暂。施化在看了赵的谈话之后大为感慨，写了一篇《可惜象赵紫阳那样的明白人太少了》。其实，中国的明白人并不少，无论在民众，学者，或者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有。中国的问题在于做茧自搏，其政治制度不但压制了老百姓，而且制约了共产党内的明白人。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走出怪圈，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这是许多人都在探索的问题。可惜的是，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人文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严谨的学者还是骂娘的神仙，都没有说清楚个所以然。

过去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人，这只说对了一半。民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动力，人们的生产活动等使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觉悟，这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社会变革的领导者还是帝王将相，农民起义的领袖，军阀，现代的政府高官和政党领袖等。这些人手中有权有势力，只有他们才能组织社会力量实行变革。

谁有能力完成今天中国的制度转型呢？民运人士？海外的网民？国内的愤青？港澳台的势力？都不是！只有共产党内的革新势力。其他人只能起到辅助和推动的作用。

最近高伐林转贴了孙立平的文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说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己经定型，精英联合，寡头垄断形成，出现赢者在政治经济还有思想领域里通吃的情况。还有，新的阶级结构可以使共产党的许多改革措施失效。这些变化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哪些影响呢？也许因为作者明智，不愿犯禁，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红色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基本上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但是他们想通吃一切还要越过一个障碍，这就是共产党本身，即党内一大批还没有富起来的党员和干部。这些人代表的是中国广大劳动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中国特殊的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烙印。

在胡锦涛时期己经开始，习近平主政后加强的反腐运动，扶贫脱贫，以及以人为本的改革措施就是为了阻止赢者通吃—切，平衡各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劳动阶级是经过革命的锻炼，不会轻易任人宰割，"造反有理"随时可能再一次发生。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遗产，看不到劳动阶级的作用，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中国。

很多人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劳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其实劳资双方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在革命时期强调的是矛盾的一面，而在目前的改革时期更起作用的是相互依存的一面。劳资双方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反映在共产党内，各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利益，相互妥协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冲突的可能性。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以及习近平的妥协让步都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的社会制度能否转型，如何转型，就取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状况，和相应的党内斗争的形势。

劳动阶级不能再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己经变成特权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不喜欢政治运动，因为它太干扰经济太危险。

在继续改革中劳资双方能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实行社会民主制，因为这—制度符合双方的基本利益。

实行社会民主制之后，第一，政府的各级官员将选举产生，如有腐败或失职，则可被选民罢免。第二，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经济，告诉新兴的资产阶级，你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将合法地归你们所有，市场竞争将是自由和公共的。第三，告诉广大的劳动阶级，共产党会帮助你们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点现在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不要着急，请往下看。

共产党不再直接干预经济，政府官员脱离共产党体系，那么党还有何事可干呢？有，就是共产党监国。

从现在的中国到民主的中国会有一段过渡时期，而在这期间，中国还离不开共产党。共产党庞大而且严密的组织，以及共产党所指挥的军队，是维持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基石，这是中国社会制度能够实现和平演变的先决条件。这是共产党监国的基本含义。

共产党监国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阶级的权益。

不管毛泽东时期是如何幼稚，简单和粗暴，那都是劳动阶级有史以来真的把有钱人打翻在地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政策支持下，也在腐败的风潮的推动下，大多数党的干部都变成了有钱人。这时，如果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以及军委都让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那样的人所控制，那么共产党就再也不可能真正地为劳动阶级办事了。这种局势是不可逆转的，其后果就是独裁专制下少数人对财富的疯狂掠夺，在国内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国际令利智昏，自取灭亡。

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中国要健康地完成社会制度转型，劳动阶级要指望共产党为他们说话， 都必须在共产党彻底腐败之前完成。目前就存在着这样的机会，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失去这一机会，中国就可能再一次走向失败。将来的机会自然还会再出现，但是中国将多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代价。

总之，从共产党治国到共产党监国是中国社会制度转型的必经之路，而且，制度转型的结果也决不会简单地重复西方的社会民主制，我在《中国的未来》一文中有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