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看到一篇文章《38年前那场大讨论存在重大错误》，是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我不喜欢文章中的观点，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没有什么不对。捌开此文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理念呜锣开道不说，单从哲学上来说文章也是谬误百出。 客观现实与人的认识是对立的统一，认识从实践中来，反过来又指导人们去发现更多的真理。但是，有一条，首先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着相关的规律，否则再好的逻辑思维也是白费劲。在自然科学中这些还好理解，而在社会科学中则困难得多，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或者人群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变社会。因而那些强调只有先进的理论才有先进的社会实践的论述表面上令人信服，然而实际却是十分微妙，不可尽信。曾己何时，颠朴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人们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公有的计划经济，何等伟大，何等壮观。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相信它，实践它，可是到头来还不是呼啦啦象大厦倾倒一样地消失。 马克思提出那些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用毕生精力做了艰巨的考查和研究得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千千万万的人才相信了它。可惜的是这些追随者神化了马克思主义，忘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忘记任何理论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忘记人总有局限性，即使伟人也是一样，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局限性。 按照《重大错误》的说法，当一个科学方法可以指导人们发理真理，那么该方法也就成为鉴别真理的标准之一，以此类推，如果一个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理论也成为鉴别真理的标准之一，如果一个法律如实地反映了社会应有的秩序，那么该法律也成为鉴别真理的标难之一，如果一个道德观念体现了人类的公平正义，那么这一观念也成为鉴别真理的标准之一！等等，我们从历史中难道还见得不够多吗？ 法院是可以判决谁对谁错，社会可以接受这一判决从而维持一定的秩序，但是，这并不意味法律是正确的。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也许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某些事情是正确的，但是，只要这种观念违背了客观规律，社会实践迟早会给人们一个教训。 《严重错误》一文的危害性在于用狡辨篡改了唯物主义的本质，按照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中国将重蹈历史的错误。 认识真理经常是一个艰难的，反复实践，认识，推理，再实践的过程，但是，最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所谓检验真理的第二，第三，第四，等标准只是认识真理的中间过程。实践才是最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附录 《38年前那场大讨论存在重大错误》 重磅！38年前那场大讨论存在重大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
2016-01-22 王忠新 新民学社
原标题：
用“唯一”混淆“第一”是形而上学猖獗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文中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既然“科学无禁区”，那经过35年的实践，就以《唯一标准》的标准，回头来看“唯一标准”。不敢“妄议”，这是“弥天大谎”，这是巨大的政治阴谋，这是拉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序幕，这是全面复旧的开端。 而仅从学识、学理、学术上看，这个“唯一标准”的本身，就是形而上学。而由一个形而上学猖獗的观点，怎么能引领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唯一”和“第一”有本质不同
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规律的正确反映。而如何验证主观认识的正确与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一个“唯一标准”。
表面看，用实践作为“唯一”标准来检验，同坚持“实践第一”，似乎没啥区别，可深入剖析一下，两者的实际区别大去了，甚至有本质的区别。因“唯一”一词，无论是唯有一个，唯有一人，惟有一次，唯有一张等，都具有绝对地排它性。而作为“第一”一词，只表明排在最前的、最好的、最棒的，而非绝对排斥第二、第三、第四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唯一标准”，也绝对的排斥了其它标准。可毛泽东在《实践论》突出和反复强调的，也是核心的观点，则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这既强调了实践的第一性，又保持了“实践第一”的统领性，让“第一”与第二、第三、第四等，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这一点，对于认识实践的作用和地位，具有带根本性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第一性”只在极有限的范围才有意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是两大对立的思想体系，而这两者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坚持物质第一性，还是坚持精神第一性。
请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划分两大对立的思想体系，从来都是强调第一性，而不是强调唯一性。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从来没否认相互对立的两大思想体系之间，超出“第一性”之外的统一性。
而就是坚持这个界定清晰的第一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篇哲学名著中，还提出一个极其重要，却极少被关注的一个经典观点：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只是在“谁决定谁”为“第一性”，这个认识论中极其有限的范围，才有决定性意义，超出这个范围，一切都在作用和反作用之中。而在所有作用和反作用的运动中，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则最为精彩，最有意义，最有意味。
三、检验真理的标准具有多样性
“第一性”，只在“谁决定谁”，这个极其有限的范围，才有决定性意义。那么，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只有第一性，而绝无“唯一性”！可除了实践检验真理这个第一性，其所统领的第二、第三、第四的检验标准都是什么？
归纳起来至少有五个主要标准和手段：一是逻辑的判断性。人们不可能什么都要去实践和试验，通过一般的逻辑判断，就完全可以分出是非。或者说，凭良心都可以判明是非。
诚如习总在痛斥：“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中，就明确指出“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二是坐标、法条的参照性；三是高级推理（福尔摩斯推理法）的演算；四是实践的和理论相结合的手段；五是社会实践的手段等。
尤其，需要指出的，科学的发现“真理”，往往都离不开理论思维的照耀。牛顿通过万有引力定理，揭示了天体运行规律。康德依据观察到的天体运行材料，依据辩证法关于运动的永恒性原理，提出了星云假说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高度评价康德发现“真理”，“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是认识科学的途径。而当科学的方法，能够认识和验证科学，这方法的本身，也往往就是标准！
所以，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在全部科学中，最有意味、最为生动、最为迷人，最有个性的就是方法论。也正因为马克思第一个将辩证唯物主的方法应到经济领域，他才自豪地说：他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四、“实践第一”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从实践第一的观点来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在这个“实践第一”中，理论从来都是实践的不可或缺。也可以说，在“实践第一”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践是同一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在《实践论》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毛泽东这里是说“不但”、“而且”，而非“不是”、“而是”。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极为重视实践第一，但并不否定和排斥理论思维的真理性，并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成了中共的优良学风、优良党风和优良传统。
为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巨著中，在反复强调 “实践第一”的前提下，又坚持“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完整、准确、系统、深邃地发展。
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基础和指导，就绝对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产生，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更是最为重要的思想。
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毛泽东浓墨重彩地写下两笔：一是浓墨强调和坚持了实践第一，破除了“本本教条”，解放了全党的思想，形成了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是重彩地演绎了物质和精神互变，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物质和精神互变，演绎发挥到了，雄伟壮丽，惊天动地，精彩纷呈，美轮美奂，千秋惊叹！
五、“唯一标准”的唯心主义要害在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将“唯一标准”都制到了标题，这充分说明，文章的主题就是集中和突出阐述“唯一标准”。可恰恰这个“唯一标准”，就是形而上学，也让此文坠入了形而上学。
其一、“唯一”是似是而非的欺骗。
似是而非，最有欺骗性。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提出的“唯一标准”，就是似是而非。
列宁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而“左派”常常犯的幼稚病，就是总为显示自己的先进，在真理的范畴多迈了一小步。而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由“第一”定为“唯一”，虽改动了一个字，也似乎看起来是更重视了，也似乎将检验的地位和标准提得更高了，可就是这个似是而非，正是所有修正主义惯用的手法，那就是欺骗！
其二、“唯一”的绝对化是“神化”。
“唯一标准”虽多走了一小步，但却无可争辩地坠入了“一点论”，坠入了绝对化。这种绝对化的要害，就是断然割裂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否认了物质和精神的作用和反作用，否认了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
所以，“唯一标准”的认定本身，就是人为地“神化”了实践的标准。而用这个至少也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来指导整个改开，也否认了中共的一大优良传统，即，“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就是这种“神化”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泛滥，又恰恰“庸俗化”、“简单化”、“泡沫化”了实践检验真理。也为“唯生产力论”、“瞎摸论”等提供了所谓的哲学根据，而用这些缪论指导改开，不仅产生了思想的误导，更在实践中造成种种灾难。
其三、“唯一”是绝对地排斥理论思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一部分就用了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地，来证明“唯一”的正确，来阐述“唯一”的正确。可理论和实践是同一事物，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对此，毛泽东在坚持“实践第一”的前提下，一方面明确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是肯定理论在实践中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充分肯定理论的先导作用。
而“唯一标准”闭口不谈，理论在实践循环中的重要，那对理论在实践的地位，理论的预见和指导作用，根本无法解释，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正是这个“唯一标准”的泛滥，让全社会学哲学用哲学的风气荡然无存？让领导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成为积重难返的官场常态，也让缺乏理性、缺乏理智、缺乏理论，成了烙在整个改开时代，一个极为惊心的时代特色。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精心提出的“唯一标准”，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猖獗！
而用这样形而上学的观点，怎么能引领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于“唯一标准”，到底是“解放了思想”，还是“搞乱了思想”，经过近40年的实践，人民最有评判权，人民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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