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看到一篇文章《38年前那場大討論存在重大錯誤》，是批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我不喜歡文章中的觀點，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沒有什麼不對。捌開此文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理念嗚鑼開道不說，單從哲學上來說文章也是謬誤百出。 客觀現實與人的認識是對立的統一，認識從實踐中來，反過來又指導人們去發現更多的真理。但是，有一條，首先是客觀現實中存在着相關的規律，否則再好的邏輯思維也是白費勁。在自然科學中這些還好理解，而在社會科學中則困難得多，因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人或者人群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變社會。因而那些強調只有先進的理論才有先進的社會實踐的論述表面上令人信服，然而實際卻是十分微妙，不可盡信。曾己何時，顛朴不破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指導人們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建立公有的計劃經濟，何等偉大，何等壯觀。一個世紀以來人們相信它，實踐它，可是到頭來還不是呼啦啦象大廈傾倒一樣地消失。 馬克思提出那些觀點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用畢生精力做了艱巨的考查和研究得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千千萬萬的人才相信了它。可惜的是這些追隨者神化了馬克思主義，忘了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忘記任何理論都必須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忘記人總有局限性，即使偉人也是一樣，歷史的發展也是這樣，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局限性。 按照《重大錯誤》的說法，當一個科學方法可以指導人們發理真理，那麼該方法也就成為鑑別真理的標準之一，以此類推，如果一個理論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那麼這個理論也成為鑑別真理的標準之一，如果一個法律如實地反映了社會應有的秩序，那麼該法律也成為鑑別真理的標難之一，如果一個道德觀念體現了人類的公平正義，那麼這一觀念也成為鑑別真理的標準之一！等等，我們從歷史中難道還見得不夠多嗎？ 法院是可以判決誰對誰錯，社會可以接受這一判決從而維持一定的秩序，但是，這並不意味法律是正確的。社會是極其複雜的，也許人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認為某些事情是正確的，但是，只要這種觀念違背了客觀規律，社會實踐遲早會給人們一個教訓。 《嚴重錯誤》一文的危害性在於用狡辨篡改了唯物主義的本質，按照這樣的思路走下去，中國將重蹈歷史的錯誤。 認識真理經常是一個艱難的，反覆實踐，認識，推理，再實踐的過程，但是，最後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實踐。所謂檢驗真理的第二，第三，第四，等標準只是認識真理的中間過程。實踐才是最後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附錄 《38年前那場大討論存在重大錯誤》 重磅！38年前那場大討論存在重大錯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第一標準而不是唯一標準！
2016-01-22 王忠新 新民學社
原標題：
用“唯一”混淆“第一”是形而上學猖獗
1978年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文中指出：“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既然“科學無禁區”，那經過35年的實踐，就以《唯一標準》的標準，回頭來看“唯一標準”。不敢“妄議”，這是“彌天大謊”，這是巨大的政治陰謀，這是拉開全面否定毛澤東的序幕，這是全面復舊的開端。 而僅從學識、學理、學術上看，這個“唯一標準”的本身，就是形而上學。而由一個形而上學猖獗的觀點，怎麼能引領出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一、“唯一”和“第一”有本質不同
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客觀真理，是人的思想對於客觀世界及規律的正確反映。而如何驗證主觀認識的正確與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提出一個“唯一標準”。
表面看，用實踐作為“唯一”標準來檢驗，同堅持“實踐第一”，似乎沒啥區別，可深入剖析一下，兩者的實際區別大去了，甚至有本質的區別。因“唯一”一詞，無論是唯有一個，唯有一人，惟有一次，唯有一張等，都具有絕對地排它性。而作為“第一”一詞，只表明排在最前的、最好的、最棒的，而非絕對排斥第二、第三、第四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最大的“理論貢獻”，就是提出了“唯一標準”，也絕對的排斥了其它標準。可毛澤東在《實踐論》突出和反覆強調的，也是核心的觀點，則是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強調“實踐、生活的觀點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
這既強調了實踐的第一性，又保持了“實踐第一”的統領性，讓“第一”與第二、第三、第四等，形成一個對立統一體。這一點，對於認識實踐的作用和地位，具有帶根本性的，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第一性”只在極有限的範圍才有意義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是兩大對立的思想體系，而這兩者的最根本區別就在於，是堅持物質第一性，還是堅持精神第一性。
請特別注意：馬克思主義劃分兩大對立的思想體系，從來都是強調第一性，而不是強調唯一性。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從來沒否認相互對立的兩大思想體系之間，超出“第一性”之外的統一性。
而就是堅持這個界定清晰的第一性，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篇哲學名著中，還提出一個極其重要，卻極少被關注的一個經典觀點：就是物質與意識的對立，只是在“誰決定誰”為“第一性”，這個認識論中極其有限的範圍，才有決定性意義，超出這個範圍，一切都在作用和反作用之中。而在所有作用和反作用的運動中，物質和精神的相互作用，則最為精彩，最有意義，最有意味。
三、檢驗真理的標準具有多樣性
“第一性”，只在“誰決定誰”，這個極其有限的範圍，才有決定性意義。那麼，檢驗真理的標準，也只有第一性，而絕無“唯一性”！可除了實踐檢驗真理這個第一性，其所統領的第二、第三、第四的檢驗標準都是什麼？
歸納起來至少有五個主要標準和手段：一是邏輯的判斷性。人們不可能什麼都要去實踐和試驗，通過一般的邏輯判斷，就完全可以分出是非。或者說，憑良心都可以判明是非。
誠如習總在痛斥：“憑良知就能明斷是非，但一些案件的處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中，就明確指出“憑良知就能明斷是非”；二是坐標、法條的參照性；三是高級推理（福爾摩斯推理法）的演算；四是實踐的和理論相結合的手段；五是社會實踐的手段等。
尤其，需要指出的，科學的發現“真理”，往往都離不開理論思維的照耀。牛頓通過萬有引力定理，揭示了天體運行規律。康德依據觀察到的天體運行材料，依據辯證法關於運動的永恆性原理，提出了星雲假說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高度評價康德發現“真理”，“用的是很科學的方法”。
科學的方法，是認識科學的途徑。而當科學的方法，能夠認識和驗證科學，這方法的本身，也往往就是標準！
所以，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指出，在全部科學中，最有意味、最為生動、最為迷人，最有個性的就是方法論。也正因為馬克思第一個將辯證唯物主的方法應到經濟領域，他才自豪地說：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
四、“實踐第一”堅持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從實踐第一的觀點來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在這個“實踐第一”中，理論從來都是實踐的不可或缺。也可以說，在“實踐第一”的基礎上，理論和實踐是同一事物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
毛澤東在《實踐論》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
毛澤東這裡是說“不但”、“而且”，而非“不是”、“而是”。這清楚地表明，毛澤東極為重視實踐第一，但並不否定和排斥理論思維的真理性，並特別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才成了中共的優良學風、優良黨風和優良傳統。
為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說，毛澤東在《實踐論》等哲學巨著中，在反覆強調 “實踐第一”的前提下，又堅持“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完整、準確、系統、深邃地發展。
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說，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為基礎和指導，就絕對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產生，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中，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更是最為重要的思想。
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中，毛澤東濃墨重彩地寫下兩筆：一是濃墨強調和堅持了實踐第一，破除了“本本教條”，解放了全黨的思想，形成了中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是重彩地演繹了物質和精神互變，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把物質和精神互變，演繹發揮到了，雄偉壯麗，驚天動地，精彩紛呈，美輪美奐，千秋驚嘆！
五、“唯一標準”的唯心主義要害在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將“唯一標準”都制到了標題，這充分說明，文章的主題就是集中和突出闡述“唯一標準”。可恰恰這個“唯一標準”，就是形而上學，也讓此文墜入了形而上學。
其一、“唯一”是似是而非的欺騙。
似是而非，最有欺騙性。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提出的“唯一標準”，就是似是而非。
列寧在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
而“左派”常常犯的幼稚病，就是總為顯示自己的先進，在真理的範疇多邁了一小步。而將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由“第一”定為“唯一”，雖改動了一個字，也似乎看起來是更重視了，也似乎將檢驗的地位和標準提得更高了，可就是這個似是而非，正是所有修正主義慣用的手法，那就是欺騙！
其二、“唯一”的絕對化是“神化”。
“唯一標準”雖多走了一小步，但卻無可爭辯地墜入了“一點論”，墜入了絕對化。這種絕對化的要害，就是斷然割裂了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否認了物質和精神的作用和反作用，否認了精神的巨大能動作用。
所以，“唯一標準”的認定本身，就是人為地“神化”了實踐的標準。而用這個至少也是機械唯物論的觀點，來指導整個改開，也否認了中共的一大優良傳統，即，“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就是這種“神化”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泛濫，又恰恰“庸俗化”、“簡單化”、“泡沫化”了實踐檢驗真理。也為“唯生產力論”、“瞎摸論”等提供了所謂的哲學根據，而用這些繆論指導改開，不僅產生了思想的誤導，更在實踐中造成種種災難。
其三、“唯一”是絕對地排斥理論思維。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第一部分就用了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牽強附會，斷章取義地，來證明“唯一”的正確，來闡述“唯一”的正確。可理論和實踐是同一事物，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
對此，毛澤東在堅持“實踐第一”的前提下，一方面明確指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
這是肯定理論在實踐中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明確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是充分肯定理論的先導作用。
而“唯一標準”閉口不談，理論在實踐循環中的重要，那對理論在實踐的地位，理論的預見和指導作用，根本無法解釋，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正是這個“唯一標準”的泛濫，讓全社會學哲學用哲學的風氣蕩然無存？讓領導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表態、拍屁股走人，成為積重難返的官場常態，也讓缺乏理性、缺乏理智、缺乏理論，成了烙在整個改開時代，一個極為驚心的時代特色。
總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精心提出的“唯一標準”，這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猖獗！
而用這樣形而上學的觀點，怎麼能引領出“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至於“唯一標準”，到底是“解放了思想”，還是“搞亂了思想”，經過近40年的實踐，人民最有評判權，人民自有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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