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对法国负债累累负责？

文章来源：欧洲时报　作者：刘学伟 发布日期：2012-01-25

郑若麟先生是我在法国最好的文友之一。但这并不意味，我不可以和他商榷问题。现在我想就郑先生发表于《欧洲时报》本月3日的《“福利社会”是法国巨额债务的真正原因吗？》一文提出商榷。

郑先生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大体是：法国官方认为“福利社会”是法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说法不确。以往积欠下的国债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军费开支、公共行政开支、还有（比如医疗）资本的贪婪，都比国民的健保、退休、失业开支对公共债务的形成负有更大责任。

我的答案与郑先生是略有不同的。我认为应对这个巨额债务直接负责的当然是历届的政府。但历届政府则受制于历届的议会，历届的议会则受制于历届选举这些议会的选民。说到底，在民主制度下，选民的意志和选民由之表达意志的制度，是造成现在这个难以摆脱的债务危机的最终责任者。

郑先生说的那些就算都是事实，也都只是一些可以直接看到的症状。而病根则要通过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出。我们必须把病根挖出来，才有可能治愈病患，消除那些症状。或者，这些病已经进入膏肓，非药石可治了。

这里提供一些数据（所有数据都来自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网站）。其实国债成为问题，对法国历史并不悠久。不过33年前的1978年，国债仅折合欧元720亿，占GDP的21.2%。以后一路飙升，到2010年底已达15912亿，占GDP的82.3%。再可以引用的数据是自1974年以来，法国的预算就从来都是赤字，2010年创-7.5%的最低谷。

下面开始具体分析。首先，选民的意志，能不能控制议会，议会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政府？或者极言之，总统需不需要向民意低头？我不得不承认，在法国这样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大体还是这样的。

再远的我们就不说了，就从第五共和的创始者，当代最伟大的法国人戴高乐说起吧。

戴高乐曾在二战中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两度拯救法国。但在1968年的学潮之后，戴高乐发现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就老老实实地辞职了。自他以后，法国就再没有出一个有类似声望的领袖。

在死于5年任上的蓬皮杜之后，德斯坦当政7年。就我所知，他做过一件当时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但今天才知道后患无穷，无法改正的大错，就是大量引进移民，以承担已经被1945-1975“光荣的30年”养得娇贵起来的法国人不愿意做的环卫、建筑、守夜、安保等一系列低级劳动。精英们都没有这个远见，你如何能指望民众未卜先知。

然后就是法国左派社会党领袖的密特朗的14年。密特朗是第五共和至今54年中唯一的左派总统。他的任期是1981年到1995年。在那已经不见好的经济大环境中，密特朗为法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一下子就把退休年龄从65岁改到60岁，成为欧洲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龄。

在接任的希拉克总统任内（1995-2007），左派的若斯潘曾赢得议会选举，任过共治的总理。并在那仅有的不过两年的经济好景中，争分夺秒，为法国人谋下了一项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福利，就是把以前的39小时周工作制不许减一分工钱地改到35小时。

我看得很清楚，左派为法国人做出这两项“伟大”贡献时，法国百姓一片欢声，没有几个法国人去想到，这会对法国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这些伤害在以后的年代慢慢地显现出来。可是要想改回去，真是比登天还难。比如萨科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退休年龄推迟了两年。左派已经扬言，一旦上台，立马废除。

这里再接着提供一组INSEE的数据。2005年，法国财政的支出总额是9197亿欧元。占GDP的53.8%。（据知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64%！）支出最大项是社会保障（退休、失业、家庭、残疾……）占9197亿总额的42.2%（3881亿），第二是健康13.7%。第三是一般行政开支13.4%。第四是教育11.5%。第五是经济5.4%，第六是国防3.6%，第七住房和地方设施3.4%，第八娱乐文化宗教2.8%，第九治安2.6%。

可以看到，直接的社会保障加上健康就已经占到国家全部开支的55.9%，再加教育就是67.4%。直接的行政开支只占13.4%，再加上郑先生批评认为可以大大撙节的国防也才占17%，再加上治安也不到20%。可以想见，如果国家财政超支，主要出问题，可以撙节的地方在哪里。须知社保开支是国防开支的15倍。就算把国防开支全都裁了（336亿），也远不够社保填亏空，而且也不够法国付国债利息（现在是490亿。）有人合情理地指出。社保开支的绝大部分是由社保机构单独专门征收。如果社保少了，这部分收入也会减。这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家财政收支。

但是据我所知，社保机构的收入从来都不够花，所欠部分，从来都是用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足。其比重在2005年占到全部社保开支的21.7%，即733亿欧元。这个数目已经远超全部国债的利息，相当于2005年新增国债746亿欧元的98%，国防开支总额的2.2倍。

5年以前，法国人用罕见的54%的选票把有好些明显缺点的萨科奇送进爱丽舍宫，指望他能拯法国于危难。可惜他仅上任一年美国就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以后法国就和全世界一样在运行危机对策。长远的降低债务的任务让位于为了拯救眼下经济的继续的赤字财政。债台继续往高里筑。终于在去年年中，首先在希腊，整个西方已经运用了三十多年的用债务延缓危机的政策终于撞到了铁板而无法再使。

以上陈述的所有向左转的行动真是如同幼儿园的小朋友坐滑梯那样容易。而相反的一切举措则像迫使人把已经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一般的艰难，非经街道上多次对抗绝不能成。

这就是我花了好几年的功夫才总结出来的那个根深蒂固的毛病叫做“公众贪欲”。西方现行的普选制度显然至少至今无法抵御这个贪欲。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得不竭尽全力，向只顾眼前的公众允诺更多的利益。今后西方的公众会不会在危机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们等着一起看事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按照人民主权的学说，位居公仆的政府，有无权力抵制多数公众支持的贪欲？我觉得正确的答案应当是：政府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当公仆。在太多的时候，它必须是人民的领路人。

郑先生所说的其它一些毛病，比如官员们的贪欲，一如在中国，也无法治。因为行政开支数量，议员们的工资福利，都是由议员们说了算。

事实证明，民选体制，也无法约束官员们的自肥自利。对资本的监管不力，不也是这个关进笼子的制度过于软弱的责任吗？至于那个历史上积欠下来的巨额债务利息，那不该由法国的下一代付又该由谁付呢？郑先生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国家行政机构大大花超了钱。国家欠债，却要百姓买单，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真的不明白。政府是法国人选出来的。政府欠的钱，法国百姓不还，还可以由谁还？政府自己还？政府的每一分收入都来自税收，政府还与百姓还，有什么区别？郑先生说的公平与否其实只涉及到一个道德判断。

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这笔钱的本金和利息都必须由法国换言之法国人民用税收去偿还这个更严肃的事实。

有人说北欧国家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比法国还重，却没有造成严重债务。可见债务不是由福利造成。这个推理的逻辑漏洞就如同说：大雨在甘肃并没有造成洪灾，所以湖南的洪灾也与大雨无关。北欧的国情与法国和南欧大不相同。在西方有政治正确，媒体上不敢公然讨论种族问题。但这类问题并不因为不敢讨论就不存在，就如同挪威那个骇人听闻的布雷维克枪杀案还是会发生一样。北欧的非洲移民比法国和南欧国家少得多。而且北欧人本身就比法国和南欧的人要严谨勤劳得多。

比如德国人的平均实际年工时据《欧洲时报》介绍比法国人多出三百多个小时。那么类似的福利水平对经济的压力能类似吗？况且，据调查，2000年到2007年之间，所有欧洲国家的社保负担都在收缩，只有法国还有增加。

适度的社会福利自然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但过度的社会福利付出的代价可不仅仅是财政赤字。更甚者是过度加重企业负担，损伤法国整体经济竞争力。大批的知识精英和有能力投资者不堪重负逃离法国。还养出大批懒汉，招来大批的偷渡者。总之，整一个逆向淘汰。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聪明人、勤劳的人、有钱人、年轻人的天堂。而法国则是笨人、懒人、穷人和老人的福地。法国人实在太善良。可是如果没有了钱，这些善良的愿望不就都成空中楼阁了吗？自顾不暇，如何再去顾别人呢？

法国马上就要大选。我们且看法国人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会选谁上台，而这位新上任者又会把法国领向何方。我们还要看法国的制度怎样让法国脱困。如果脱不了困，这个制度可不可能变？近日我和郑若麟先生通过电话。他说就此他正在写系列文章。他的观点我还没有听完。我还要找机会与他进一步讨论。我们显然有很多共同见解，也有许多歧见。我们很可能还有机会进一步商榷。

也谈法国债务成因

文章来源：欧洲时报　作者：武佩荣 发布日期：2012-03-07

最近《欧洲时报》先后刊登了郑若麟和刘学伟两位有关法国债务的文章，本人部分赞成他们的观点，但同时认为债务问题牵涉面甚广，换一下视角，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债台高筑是当代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将法国债务的个性与西方债务的共性结合起来看，也许更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我想先借用刘学伟的方法甚至原文，简述两位的主要观点，然后列出一些疑问并试着解答，希望能够因此吸引更多的读者参与讨论。

用刘学伟的说法，郑若麟的文章“中心意思大体是：法国目前的执政者认为‘福利社会’是法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说法不确。以往积欠下的国债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军费开支、公共行政开支、还有（比如医疗）资本的贪婪，都比国民的健保、退休、失业开支对公共债务的形成负有更大责任。”而刘文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债务问题的症结在民主制度，即议会和政府既然是民主的体现，那么选民就是最终责任人。当然，刘学伟还提到了法国政府、尤其是左派政府的高福利政策是导致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我在下文还会探讨这一现象，此处暂不详述。

首先我得承认，从“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出发，刘学伟的说法几乎是无法辩驳的，否则无异于否认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过，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还是可以探讨债务问题的，比如在债台高筑的成因方面，体制、政府、民众或精英各自扮演的角色与责任，否则民主社会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盖上“终极责任”的大印就行了，辩论之类当然也就变成多余的了。

说到债务与执政的关系，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郑若麟的说法，即有一个怎样花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够“检点”，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社会党政府）“财政部装修一颗钉子值一百法郎”之说。这是指的行政部门的浪费。至于政府预算，从历届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右派和左派大体上的区别是前者重视国防，后者更偏重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左派的选择，即从社会的长远角度来看，育人比枪炮重要。当然军火买卖对于军火商、外贸、国际影响甚至部分政经利益集团也极其重要，这可以是无数篇论文的主题，但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探讨。不过，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难以解释国债重负的实质。

郑刘二位评论债务问题时讲的主要是花钱，而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债务首先是一个收支失衡问题，即单是“会花”并不构成问题，只要“能挣”就行。只有在“不能挣”又继续“会花”的情况下，才会出问题，也就是入不敷出。要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妨增加“纵横”视角，即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当代法国债务困境的主要成因，同时以横向比较的方式从包括欧美和日本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债台高筑这一现象去把握债务问题的实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法国的财政从平衡到失衡，让人想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今天法国政客和评论家（持这种论调的以右派为主）谈起债务时常说“三十年来，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一届政府推出过平衡的预算”，但是为何在此之前的三十年，法国的预算却能保持平衡呢？应该说，法国战后的政府并不是不会花钱，社会保险体制以及军费支出的高比例都是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确立的，只是当时的法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都处于经济持续高增长时代（即所谓“三十年高增长时期”），凭着高收入来保持预算平衡，但同时也因为“能挣”而养成了“会花”的习惯。

其实要算老账，当代法国债务作为“问题”的历史还要比三十年略长一点，它始于七十年代的中右派总统德斯坦治下，而非左派的密特朗，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细节，但由于今天不少死抱意识形态要算老账的政客和评论家有意无意要把债务起源的帽子扣到“左派高福利”的头上，这个“细节”还是有必要点明的。

不过，单从债务本身而言，主要还得看量变，因为运用得当的话，债务本身可以视为投资，正如许多人贷款买房一样，国家也可以借债投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便是社会的财富。从量变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德斯坦时期还是密特朗时期，当时法国的债务都在完全可控的范围内，与今天相比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国家债务的逐步增加主要是在养成了“会花”的习惯之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这是西方国家的普遍趋势，其中有石油危机的外在因素，也有从生产-消费型经济向以消费型为主的经济转化的内在因素，同时也体现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即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工劳动明显出现剩余（内外多重因素相互关联）。在石油危机和经济转型引发的危机的双重作用下，税收的下降自然导致国家收入减少，同时支出也相应增加，因为失业及有关的救济补助也随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增税去“创收”，国家除了借债渡难关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便要“严肃”财政纪律，生产型经济恐怕也难以转化为消费型经济。

谁都知道欠债还钱的道理，但左派右派在国债问题上开的药方并不相同。相对而言，右派口头上更强调财政平衡，但在实际操作上则往往通过减少福利达到减少支出，同时又因为不断以推动增长为借口增设税务优惠，导致国家税收减少，一手进、一手出的结果是，在经济低增长的情况下非但达不到减债还债的目的，反而会加重债务。左派比较重视福利，试图通过“均贫富”达到减债务目的，只是摊牌并不成功，个中原由可以从密特朗的感慨（“政治是国内的，经济是国际的”）中得到解答：资本主义制度是超国界的，要想“均贫富”，市场（掌握资本者）不答应，你除了就范别无选择。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左派得到的教训，而它反映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

“左右”为难 不敢摊牌

在应对债务问题上，左派想均贫富遭到拥有资本的市场的反对，右派想减福利则遭到大众的反对，因此左右为难，于是一方继续注重福利，另一方则致力于税务优惠，其直接结果是开支逐渐上升，税收相应减少。我们通过2010年法国议会对债务现象的调查及其列出的近60个图表可以看出这一明显的矛盾。而逃避现实的结果是债务逐年加重，以致用某些经济学家的话说，是直接“走上了不归路”。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的矛盾和冲突。

我上文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向谁还债。由于现代发达国家债主通常是金融机构，因此大体上我们只能知道债务和债主的比例构成本国和外国各占多少。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只是一个技术表象，实质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如果前提是债务为实，那么答案并不特别复杂：是拥有资本者，银行或个人，而不是仅靠打工谋生的人。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便是资本的流通导致资本的集中，要使钱能生钱，放贷是必经之路，不论是国债还是私债。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债务问题，很能说明问题：对于资本拥有者而言，国债在可控范围内时，虽然收益不算太高，但是相当保险，同时借钱给社会福利，不仅可以换来“社会太平”，维持社会公平假象，而且还能从形形色色地减税优惠中获益，从而加速资本集中，使“钱能生钱”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高。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以推动增长为名推出的减税，事实证明是一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其在债务形成和加重中的作用决不亚于福利，甚至可以说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来看，其危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北欧国家用相对高的税收来支持高福利，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采取相对克制的政策，从而较为有效地控制了债务，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反观欧洲的大国，尤其是法国，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如果除去债务利息的话，还是比较有节制的，倒是税收的落后比较引人注目。法国的高税收是一个相对表面的现象，除去数百种税务优惠及至少每年数百亿的逃税，国家实际到手的税收严重不足。这是主张通过降福利去还债者不应回避的问题。

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如果在二十年前就摊牌逼债，社会福利难免要削减，但富豪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获得那么多的减税优惠而不受到中产阶级的抗议，在那种情况下，资本的集中也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制约，而债务危机作为其必然的结果，也很可能会相应推延，程度也可能较轻。不幸的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

新自由主义独孤求败

从世界范围来看，伴随着冷战走向消亡的是新自由主义在美英的兴起并逐渐在欧陆占据主导地位，其典型表现就是税务松绑和市场至上，这种趋势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尚可解释为矫枉过正，甚至被誉为赢得冷战的真正功臣，但矫枉之后的过正似乎也走上了不归路。从此无敌手的新自由主义以独孤求败的姿态在西方大行其道，不仅美英不再有任何顾忌，就连欧陆这些“自由主义的跟班”也躲在市场规律的保护伞下，纷纷以税务优惠去拼“竞争力”，其结果是贫富差异迅速拉大，两极分化加剧，资本的集中和膨胀已然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危机自然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债务危机及此前因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相同的，即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失控，其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自毁。在上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制度与生俱来的内在危险，面对苏联的存在，西方之所以能保持一定的自律，正是出于这一忌讳，而摆脱了这一忌讳的结果今日有目共睹。独孤求败很可能以意外的“自作孽”的方式收场。

此前，极力提倡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论调是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同步发展，能够完美地结合并存，经济的繁荣与人的自由相得益彰。在这个前提下，还有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释放经济活力等等。我在写《魔山联想》和《阿拉伯之春 欧罗巴之夏》时便已质疑这种说法，因为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任何一种制度在失控或人为导致失控的情况下都难以延续。在“占领华尔街”运动风靡美国之后，最近一届汇聚了全球精英的达沃斯论坛居然也亮出了“人面资本主义”的口号。从多年来一直斥责批评新自由主义者为“非理性”到承认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理性（见今年二月《金融时报》的多篇评论），这一转变哪怕是表面的，也足以引起深思。

走笔至此，我想大致已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民主以及债务的因果关系的看法，但还想再就刘学伟提出的“公众贪欲”及福利造成债务危机做一点补充看法。在评判法国的退休年龄问题上，我觉得不能脱离三十年前作出这一决策的历史条件：当时大部分工人的平均寿命不到65岁，因此而有“死后退休”的说法，将工人的退休年龄提前到60岁，让他们退休之后尚能生存两到三年，是当时决策的出发点，以当时法国的经济条件，改变退休年龄，是一种人性的体现，与年收入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人仍在变着法儿的避税、逃税相比，离贪欲恐怕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即使持比较严厉苛刻的眼光来评判，至多也只能说密特朗当时既没有预见到法国人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大大改善会明显延长人的寿命（反之也会缩短寿命，只要与美国对比就能明白），也不应该将退休年龄一刀切地降到60岁。在35小时工作制问题上，也不妨淡化意识形态的眼光去考察：根据经合组织、欧盟及法国统经所的研究，法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与目前被视为楷模的德国基本持平，而且近三十年来法国生产成本的下降幅度最大的阶段是1998年至2001年（对于不太熟悉当代法国政治经济的读者，有必要说明那是社会党政府在主导经济）；此外，法国人年均工作时间也跟德国基本持平。顺带说一句，法德两国的贸易也大体平衡。不错，在全球范围内，两国竞争力有明显差距，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主要原因还在于经济结构与产品结构（这也可以是几篇论文的主题）。

另外一个可供比较的例子是美国：谁都知道美国的福利难跟法国相提并论，但其债务（无论是国债还是私人债务）的比例却高过法国。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法国政客曾表现出崇美心态，2007年之后出台的许多标志性法律（为富人所设的“税务盾牌”及基本取消遗产税等）都属于加剧贫富差异的政策，其税务优惠的增加则大大加重了国家的债务（当然，因经济危机而增加的福利开支不应与之混淆）。

能否走出债务怪圈

法国的债务重负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最新预测是今年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即使市场借贷利率不升，仅利息一项也已占据国家预算的最大支出，如果利率上升，后果难料。从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情况来看，逼债可不是闹着玩的，数百万、数千万人一夜之间落入贫困并非天方夜谭。

从古到今，债台高筑往往跟动乱、战争或大规模迫害紧密相连。顺带说一句，古希腊民主制度的消亡也与债务相关，也许值得两千多年之后对民主制度感到自豪者反思。

中国古人说“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这种观点触及了政治的一个普遍要素。当然，这里的贫与不均并非科学概念，不应以片面或机械的方式去理解，它只是点出极度不均将导致动乱，是“为邦者”之大忌。自诩成熟、文明的当代民主社会，自然不应去追求虚幻的绝对平均，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要顾及相对的社会公平的。目前，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适逢大选，面对债务重负这一现实，如何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求符合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对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否则，债务怪圈难免将社会引向动乱和倒退。

 再谈债务危机源于“福利社会”吗？

文章来源：欧洲时报　作者：郑若麟 发布日期：2012-03-12

没有想到，我的一篇千把字小文，引起刘学伟和武佩荣两位学者的关注和商榷。这是好事。认清法国目前面临的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并很有可能继而引发社会危机）究竟根源何在，不仅对生活在法国的华人社团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对中国未来走向而言，也同样至关重要。“不要重蹈他人走过的河流”，不是避免危机的最佳方式之一吗？更令我感慨的是，刘、武两位学者都以文明、理性的方式参与讨论，与目前华人学界、特别是国内普遍存在的动辄恶言相向之不良风气形成鲜明对比。这是题外话。此文继续就此话题深入讨论。

长期以来，法国从官方到研究界，都言不由衷地把“福利社会”说成是这次危机的源头，因此要求民众来共同承担危机的后果。这是为日后执行日益严峻的紧缩政策在做舆论准备。问题是，此说的根据何在？事实上，法国今天的公共债务危机与福利社会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却绝非主因。这个结论并没有不合逻辑的地方，只要看看美国也是债务缠身，而美国并未搞福利社会，便可一目了然。福利社会的提法虽然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起步时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行则是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体系为了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对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福利社会的逼迫下，资本被迫对劳工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工通过经年累月的斗争，才获得的一点点权利。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影响全球格局的变化，就是全球化。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到今天西方乃至全球“金融资本”对“劳工”取得了决定性的全面胜利之后（统计证明，自2004至2007年，资本收入的增长，是劳工收入的五倍），金融资本拟通过“福利社会造成危机”的说辞，利用紧缩政策，重新将民众手中最后的一点残余财富全部收回。金融资本的贪婪确实是无限的。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爆发，今天已经漫延至欧洲，形成欧元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形成巨大冲击。令人蹊跷的是，除了少数清醒者以外，欧美控制着舆论的精英阶层往往将危机的缘由归于“福利社会”，故而要采取紧缩政策，让社会来承担危机的后果。这就要提及与我商榷的刘学伟的观点。刘先生认为，“2005年法国财政的支出总额是9197亿欧元……支出最大项是社会保障（退休、失业、家庭、残疾等）占财政支出的42.2%。”（参见《欧洲时报》2012年1月26日第八版“谁应对法国负债累累负责”）。由此得出结论，法国的经济危机源于福利社会。这显然是误解了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内涵。财政支出不能等同于国家预算，而社会保障支出也不能等同于“福利社会”。国家机器的运作，是通过税收和其他各项收入来维持的，因为国家在理论上是为民众服务的，所以人民交税，国家以为民服务的形式返回民众。而社会保障支出却本来就是法国民众和企业直接交纳各种各样的失业保险金、退休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等费用来支付的。

在法国，每位职工领取的一份工资中，上述各“三金”就至少被预先扣除22%以上。法国人平均工资为1600欧元，实际还未领取，就已仅剩1250欧元上下。这是社会保障支出的来源。除了“三金”以外，法国人还要交纳各种名目实在繁多的税，而这些税金才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资金来源。这是财政支出的来源。因此尽管社会保障支出金额巨大，但其来源和支出都很清楚，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事实上出问题的是失业、退休或是医保等领域都出现了财政赤字。也就是说，民众交纳的资金不抵其支出。法国社会保障体系在2011年预算是4500亿欧元，而收益却仅4286亿欧元，出现214亿欧元的赤字。法国社会保障体系赤字并非今天刚刚开始。多年积累，目前已经达到1500亿欧元，成为法国国家公共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社会保险体系包括医疗、工伤、失业、退休、家庭补助等主要福利措施，是构成“福利社会”的主要依据之一。正是由于这部分债务金额巨大，且直接与民众福利有关，因而成为“福利国家过度福利造成债务危机”的说法。

然而将国家巨额债务说成是“福利过度”，实在是有“转嫁危机”的嫌疑。因为源自社会保险体系的1500亿欧元债务仅占法国国家全部公共债务16689亿欧元中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法国国家为社会福利的贡献仅占其支出的很小一部分，怎么能说法国公共债务的根源是“过度福利”呢？事实上，法国人在交纳三金后，还要支付其他各种各样的税收，直到购买任何商品都要支付增值税（TVA）。据专家的计算，实际上法国一名职工工资收入的50%最终都被国家收回。这些税收是为支付国家行政机构的支出的。正是这一部分财政出现了远远超过社会保险体系的赤字，才使法国背负今天难以承担的债务重负。真正应该反思和改革的，是国家机器的运作问题。因此，借着福利社会的幌子，宣扬“因为民众享受了过度福利”，故民众就应该支付国家机器欠下的巨额债务，而明目张胆地通过执行紧缩政策，要求法国民众勒紧裤带来做出牺牲，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那么法国90%的公共债务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这就是一个硕大的问号了。至少迄今为止，在法国的媒体和专业经济领域，我没有读到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相反，各种各样经济学家绕来绕去，就是不将真相告诉民众。令我怀疑有人在蓄意隐瞒真相。欧洲目前风起云涌的“愤怒者”民众抗争，反对紧缩政策，正是因为一部分清醒者已经明白，民众并不是巨额债务的责任者，要他们来承担国家债务重负，是不公正的。将“社会保障支出”视为法国“国家预算支出”的大头，进而得出法国是一个被“过度福利”所拖累的国家，是不成立的。但说句老实话，不要说一个外国人，就是一个法国人，哪怕受过高等教育，要搞清楚法国国家预算极其复杂的计算方式，也是不容易的。有时令人感觉，策划国家经济预算的人，就像制定法律者一样，是故意要让外行人无法看明白！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出现一些误解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要堪透这90%的债务的来源，这就要回到本文开始时所谈到的“徘徊在欧美大陆的幽灵——金融财团”。这就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谈起。当时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恰好满两年。左翼总统密特朗推行的国有化政策遭到惨败，不得不追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国际“新自由化浪潮”政策，任命罗朗·法比尤斯出任总理，转向与今天相类似的紧缩政策。法比尤斯追随英、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后尘，解除了对银行系统和金融财团的各项监控条款，由此，法国也出现与美、英类似的金融失控局面。原本应为资本主义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的法国金融体系开始出现异化。66%以上的银行业务转向金融投机，从而开始了债务利息和债务本身开始出现利滚利现象。法国国家财政从1978年开始，已经走向赤字预算。到八十年代中期，债务开始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负。九十年代初法国为进入统一货币欧元而将中央银行的部分职权移交给即将成立的欧元区中央银行后，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彻底丧失。由此，法国公共债务翻番向上。

剖析法国2012年预算就可以看出，法国国家的主要开支并非用在百姓身上，而是在其他领域，而其中债务是一个真正的重头。法国2012年国家预算总额为3660亿欧元，其中最主要的支出是教育开支（623亿欧元）和国防开支（402亿欧元）。另外还有两项最大的开支为高等教育与研究（为258亿欧元）和公共安全（171亿欧元）。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法国国家在2012年将为积累高达16689亿欧元的债务支付488亿欧元的利息，并还将归还部分到期债务，金额为800亿欧元。这两项开支就达到1288亿欧元。这就已经使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打了水漂。而真正能代表“福利社会”的预算项目，在国家总体预算中其实仅占很少的一部分。如社会与退休金预算仅62亿欧元。2012年一年的债务本金和利息支出就达1288亿欧元，而2011年法国社会保障赤字仅214亿欧元，怎么能说是“福利社会”拖累了法国呢？

仔细看一看法国公共债务的组成，就可以看到，福利社会并非法国危机的主因。法国公共债务在1978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其中国家债务为12.9%，地方财政债务为6.9%，而用于社会保险体系的债务仅1%。到1992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为35%。12年间债务多了14%。而此后从1992年到2004年的12年间，法国公共债务飙升至63%，多了整整一倍，28%。而从2005至2011年，公共债务增长至85%，7年间竟攀升了22%。而在这85%中间，国家债务占64.4%，地方财政债务为8.3%，社会保险体系债务为8.8%。这一比例再次证明，福利社会并非法国债务的主要根源。对比两个数字即可一目了然：2012年债务本金和利息为1288亿欧元，而积三十年的法国社会保险体系债务也只有1500亿欧元。显然，是公共债务中的高达90%的国家债务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国经济的癌症。

除了债务以外，法国国家机器过于庞大也是一个原因。法国近25%的职业人口受雇于国家，包括公务员、军队和各类行政人员。法国民选官员就近五万。这一点，已有诸多论述，不再赘言。惟一提及的是，将公务员与福利社会等同而言也是不当的。公务员为国家出力，理应领取报酬。与福利根本沾不上边。但公务员过多拖累了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则是事实。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法国国家统治者的日子过得过于奢华，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民选官员并未因民选而必然廉洁。法国左翼社会党议员赫内·多西埃尔出版了一本书：《国家的钱》，披露了法国国家机器滥花民众的纳税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将很多本应属“贪污”范畴的开支合法化，也是国家行政开支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兴趣者可一阅，就能够明白公众的钱都被花到哪里去了。

刘学伟先生在解释“福利社会导致金融危机”的说法中，还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福利过度，是因为民选；执政者为了当选，不得不迁就选民的“过度贪欲”，从而造成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赤字，进而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这显然是其被误导的结果。

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选民选出的执政代表——议会的第一职责，就是根据国家支出的需要，制定向人民征收相应税率的法律，以保持国家收支的平衡。而作为议会多数组成的政府，则承担提出国家预算法律草案、待议会通过后具体执行国家预算的职责。议会同时也有监督政府不超支的责任。因此，平衡国家收支状况，是选民选举议会的根本目的。如果国家预算出现赤字，那就是议会的责任，而非选举他们上台的选民的责任。更何况，当选议员代表的是国家，因此向国家负责，而非向选民负责。国家负债，是当选议员和政府的责任，而非选民的责任。无论是选举总统还是选举议员，选民的“过度贪欲”都不是当选的主要原因，而当选后的总统或议员也从来不受竞选承诺的约束。选举本身在民主体制中已经出现严重变异，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能否当选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完全独立于民主体制本身的政治操纵行为（可参考我正在连载之中剖析法国总统大选的“民主之奥秘”系列文章）。因此将今天欧美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说成是“民众过度福利”造成，实质上是资本为对劳工发出一场新的讨伐的借口，并在这种借口之下，将中产阶级手中的最后一点资产通过紧缩政策回收。

上周从希腊到马德里，从巴黎到纽约，欧美均出现规模不一的民众抗议活动，就是对这一“清算”的拒绝。但在今天资本对劳工占据着包括舆论在内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占领华尔街”、“愤怒者运动”等必然失败，金融财团看来将高枕无忧。而其财富则将在民众、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进一步贫困下去的前提下，继续飞速膨胀。  

再谈法国债务与“公众贪欲”

文章来源：欧洲时报　作者：刘学伟 发布日期：2012-03-15

看见《欧洲时报》上武佩荣先生与我商榷法国债务的文章，十分高兴。其实武先生也有相当多与我接近的观点。相异的部分，对我也多有启发。武先生的观点总起来而言，似乎与郑若麟先生更接近，认为政府与资本，对西方国家巨额债务的形成，相比民众或者说民主制度，负有更大的责任。所说的道理和引证的数据也相当有说服力。我就这么修正一下我的观点吧，其实资本、政府和公众三个方面（或许还有更多的方面），都对这个巨额债务的形成负有重要责任。不过这么一说，事态就更严重了，因为这等于是说，这个制度或政体的各个主要部分，都有严重的问题了。那岂不等于是说，这个制度整个的烂掉了？

武先生的文章对我的观点的一个重要补充就是提出挣钱的问题：“能挣会花不是问题。不能挣而又会花就成了问题。”我的那篇文章的确没有提到西方的挣钱能力为什么下降。但我以前的许多文章可是没有少谈这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三个原因。第一、殖民体系崩溃以后，西方不能再对第三世界予取予求。Opec成立以后，西方反而受到前殖民国家的要挟。能源资源不再廉价。第二、发达国家的高工资高物价高税收高福利把自己推到高处不胜寒，进退维谷的境地。第三、新兴国家的兴起抄了发达国家的后路，让他们的四高模式悬到了空中。随时可能坠将下来。这几个基本观点我看与武先生分歧并不大。

我们有分歧的地方似乎更主要在如何才能把债务减下来。右派的基本意思是为了保住已经很差的竞争力，不能给企业再加重负担，当然就只有向开支尤其是社福开支下手了。左派的基本意思是既然贫富差距还在加大，那向富人开刀就是天经地义。而穷人的福利则必须千方百计保住。武郑两位先生的意见似更接近于左派。

我十分痛苦的就是觉得这两条道路似乎都窒碍难行。

右派的路线把挽回经济竞争力放在首位，在我看大方向是不错。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西方国家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种种努力都似乎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除了德国，整个西方都挡不住竞争力日益下降的趋势。而德国的出口顺畅又拜欧元疲软之赐。如果没有欧元，德国自己的马克铁定急剧升值，出口就不可能那么旺畅了。德国对欧洲是独木难支大厦。

向公众下手这事真是难为。但现在不为，将来就只能更难为。上升之路真是难再有了。

左派的路线一言以蔽之就是：竭尽全力先保住生活水平不降。主要方法就是进一步加大均贫富的力度。但这条道路就解决经济竞争力问题而言似乎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乃至像是饮鸩止渴了。我相信照左派的路走下去，事态只会加速恶化，比如劳动力成本只会继续上升而不会下降。企业外迁只会加速不会变缓。那崩盘的一天只会更快而不是更慢地到来。

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方，资本远比现在还贪婪，所以马克思说“资本自从来到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就沾满了鲜血。”讲到有钱人的奢侈享受，现在我们都还可以看看那金碧辉煌的巴黎歌剧院。现在法国还敢还能修这么奢华的娱乐场所吗？把那个新歌剧院与老的比一比就知道。

现在地球上的总人口约70亿。只有15%约10亿属于发达国家，人均年收入约四万美金。而余下的60亿占85%的地球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仅四千不到。这超过十倍的收入差距来自何处？公不公道？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抢去了西方的竞争力。等到中国富起来以后，西方的工业就可以重新赢回竞争力。其实中国的人均收入世界增长最快，现在已经迅速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的企业也开始成批量地向比如东南亚南亚更有低人权优势的穷国转移。如果要等到整个地球上都没有国家再具有低人权优势，西方才能重新活过来，那只怕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我很欣慰武先生也看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就是在债台高筑中玩完，我要补充的是那时候有过度民主。再过几百年，罗马共和国也是在过度民主和过度福利中崩溃。我实在不希望现在是民主制度的第三次沉沦的开始。

眼下希腊的债务危机似乎已被止损。意大利西班牙等病猪五国加上法国失去3A以后的国债利息已经停止飙升，似乎欧债危机的最危险阶段已经过去。他们松一口气之后，勒紧裤腰带的决心很可能就又会松懈。尤其是法国左派如果上台，肯定会更多地求助于赤字财政，或劫富济贫，把摊牌的日子继续往后拖。

下一篇文章我将接着与郑若麟先生讨论法国债务。

再谈法国的债务危机

文章来源：欧洲时报　作者：刘学伟 发布日期：2012-03-22

郑若麟和武佩荣两位先生认真与我相商，让我十分感动。由于磋商已有好几轮，许多意见都已说过，不好意思浪费《时报》宝贵的版面，这里只择似乎还没有说过的再补充几点。

我觉得郑先生的观点与武先生相比，好像还更偏左。武先生还谈到入不敷出，谈到这个制度“会花不能挣”。而郑先生则基本只谈到消费领域，并且把近乎全部的批评矛头都指向金融集团，再加上“会花钱”的政府和推波助澜的媒体。这三方沆瀣一气，就是当今这个危机的全部根源。民众方面的花费似乎根本就正当得很。整体经济困局则好像没有必要纳入分析的范围。关于这个困局如何可能解除，郑先生的言下之意倒是很明白，就是向资方的利润和政府开支开刀，民众的利益不要碰。以下我再补充一些不同意见。

第一、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劳工阶层得到的利益并不只是郑先生认为的“一点点”

我们稍微把历史眼光放长一点，应当不难看到，二战以后，劳工一方的权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所收获的可不是“一点点”。比如现在法国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有八大件，大多数家庭都有汽车。如果没有也不是因为买不起而是不需要或不想要。福利制度从摇篮到坟墓，生老病死有依靠。跟占地球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比，他们得到的利益哪里才只“一点点”。又比如法国人5周带薪假，全世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35小时工作制，非万不得已不许解雇工人，被一个极大数量工人享有的不低的法定最低工资，失业后第一年拿80%的原薪等一系列制度，劳工的利益怎么是只被保护了“一点点”？须知在发达的美国，老板可是不需付任何补偿就可以随时解雇工人，在很多的州也没有法定最低工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情况就不要比了。

还要请郑先生注意一个事情，就是由于巨富数量太少，用对他们征重税的方式（比如奥朗德设想的年收入超百万，征税75%。）如他们自己测算，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可观的收入。而普罗大众由于数量庞大，一点照顾增加都会造成巨大的新财政负担。但是富人虽然数量很少，他们在为一个国家保证活力方面起的作用比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又大得太多。如果让那些社会精英（比如优秀的运动员、有创造力的工程师）感觉受压抑或者仅仅是觉得其它地方待遇更好，他们大批走掉，再加上优厚的福利招来的大批穷人，福利国家想繁荣，那可一定是得在其它国家（比如英美）之后了。

在这次总统竞选中，萨科奇也想出了一个类似的馊主意，让在外国工作居住的法国人缴纳和法国一样的高税负。据说通过测算，这样依然并不能为国库增加多少收入，另一方面，很多的优秀人才就会不仅弃法国的土地而且弃法国籍而去了。

精英和民众的利益如何平衡，是一项大学问。我们不妨把社会比喻成一辆车。有人在前面拉，有人在中间坐。那些缴纳的税负多过享受的福利的人，就是拉车的人。相反的，尤其是根本就不缴（所得）税的人，就是坐车的人。如果你不让拉车的人拥有足够的更大的利益，他们就不想拉车而也想坐车了。那样没人拉的车就不会走，或者由于拉的人太少而坐的人太多而成为慢腾腾的老牛破车了。其实肩负国家税负主要部分的永远都是中产阶级。他们一旦萎了，这个国家就真的萎了。

郑先生作为受薪者，可能只看到员工负担的大约22%的社会福利摊款。恐怕根本没有注意或者在意资方还要负担的大约相当于净工资67%的摊款。简言之，老板出10000，工人拿6000，国家拿4000。除此之外，企业还有数不胜数的其它税负。比如萨科奇曾把企业的职业税取消，地方政府马上另立一个名目，把它如数征回。欧洲企业的负担，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沉重。想摆脱这个重负就是那些企业想外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法国的福利制度有没有过分之处，我举几个有关非法偷渡者的待遇大家就可以知道。无论哪国的偷渡者到法国之后，随便编造一个理由，就可以领到临时难民证，除了可以自由行走，还有相当多的经济待遇。首先是每月300欧元的难民费，其次是完全免费的医疗卡，（法国人都要买呀！）再次是只用四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购买的月票。为了怕他们无处登记地址，还给他们在红十字会或教堂中提供通讯地址服务。这些待遇大概能享有1至2年。合法工作权利是没有，但你做黑工挣到的钱则有某些汇款机构只凭护照就帮你寄回去。最后则送你一张免费机票再加2000欧元遣送奖金，恭送你回国。在回去的班机上，对归国移民还有特别礼遇，可免费携带128公斤四箱行李。一般乘客只能免费带一箱32公斤行李。

第二、西方工业的全球竞争力下降才是病根。

我和武先生都谈到，西方工业竞争力的下降是他们的财政日益入不敷出的根本原因。郑先生似乎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西方“挣钱能力”日趋不足的原因和后果，致使分析不够全面周延。事实上，本来是由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经济整体日益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请注意这些跨国公司的总裁们的绝对站得住道德制高点的辩词：“发达国家的产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绝对给整体的人类带来更多的利益。发达国家人民之所失，还有廉价商品作补偿。发展中国家人民之所得，是他们的劳动所换。拉平全球基尼系数，创造贫富国家差距缩小的和谐世界，必然符合人类公益。”至于为西方代工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比如中国的富士康赚得太少之类的问题，那又要靠发展中国家（如同发达国家人民曾经做过的那样）去努力争取了。

大家都知道，占世界总人口15%的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其它全部国家的10倍以上。他们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有那么大的差异吗？当然没有，所以才有那么大规模，伤到西方经济骨头的产业外移。那么是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太低，还是发达国家的工资太高呢？我宁可还是取个中道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工资应当尽快提高。而发达国家的工资至少是不能再涨。这不就是世界上的现状吗？有什么不公道吗？

多年以前，我就看见一个法国学者写了一本叫做《多多益善》的书。其中一个警句我至今记忆犹新：“把船长关起来，并不能平息海上的风暴。”这个船长指的是法国的政府。而海上的风暴则是指日益严峻的国际商业竞争局势。

第三、关于法国国债的本金和利息。

我不想和郑先生去算那些细账了。但我还想指出郑先生至少有一个明显的计算错误。根据会计原则，借来的钱不算收入，归还债务的钱也不算开支。只有利息才是开支。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如果郑先生提到的那800亿归还国债本金算开支，那接着借的更多的钱就得算收入。萨科奇都说了，要到2016年才能恢复财政平衡。这之前只能是借新债还旧债，而且借的新债必会比还的旧债更多，国债的总额还在攀升。那样依然不会对当年财政造成更大压力，只是下年要付的利息会更多。如果把这二者搞混，算出来的帐就与事实出入大了。

第四、郑先生指出的那些金融界、政界、媒体界的猫腻都让我大开眼界。

我全盘接受郑先生认为的这些都是西方当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是主要原因。但我不认为这些就是全部原因，或者公众贪欲其实并不存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并不需要节制等。

我有一个问题是，资本的本性就是贪婪。在西方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贪婪显然远胜今天。为什么过去西方的政府能够财源滚滚，而只是今天才陷于这样的全面财政困局？

第五、“权利”爆炸的意识形态是西方整体病态的更深根源。

造成这一切被动局面的，其实有一个比经济竞争力下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根源，就是主导西方当今社会风气、思潮、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或称价值观，有着严重的结构缺陷，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夸张一点说，就是“权利”爆炸。而这个爆炸，很可能就是西方陷入当下困境的真正逻辑根源。

大家都知道，法国对人类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开头一年，发布了一篇震惊寰宇的《人权宣言》。这个人权宣言，以后在法国还有多个版本。最后还有二战以后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人权二字，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最核心的概念，名传遐迩。可惜大家都忘记了，在1795年，这个法国《人权宣言》的第三版其实名称略有不同，叫做《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其中列了22条人的权利和9条人的义务。这第二条义务就是中国孔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十分遗憾的是，法国以后乃至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都没有继承这个把人的权利和人的义务并列起来陈述的方法。这应当是当代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迷失。一直下来，人权的呼声可以说说震耳欲聋，无远弗届；而“人义”（中国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先生的说法，“人的义务”的简称）的呼声则微不可闻，被大家忘得太过干净。太多的人都念念不忘这一大堆的权利而并不想为这些权利尽义务，正是这些权利无法兑现的根本原因。

赵先生还提出公正（付出与回报相当）应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元规则。它的地位应当在民主人权更在平等博爱之上。现在出的一大堆问题（比如金融资本搞庞氏骗局，比如过度福利）都是偏离公正太远所至。

赵先生还提出用一个价值是否可以被“普遍模仿（大家都来这样做）”来判断其是否具有普世性普适性。（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杀多少人都不犯死罪（废除死刑）”就不可以。）…………

若条件许可，我将逐步向大家介绍赵先生的天赋人权2.0版的大量独创思想，以及我个人对其的理解、发挥和补充。我觉得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人独创的思想一定会有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