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拨儿学生，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家庭。我们生长的家庭环境不一样、受的家教也不一样。于是同学们的为人处事也当然会不一样。其实，如果没有大人的干涉，我们完全能用我们的方法，去处理由此而产生的，发生在我们之间的矛盾。但是，设置辅导员的意义，就是要插手学生的事务。他们要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练就出来的，对人、对事的看法，解决矛盾的手段、方法，灌输、传教到我们头上。辅导员首先把我们分成为先进、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对象、落后以及捣乱分子。这样的“排队”，无非是针对同学们在各种活动中，对参加活动所采取的态度而划分的。落后，表现在他们对一些活动不感兴趣。而捣乱分子则是更进一步，把他们的不感兴趣表达了出来。他们的不感兴趣，有时表现为不喜欢劳动，懒惰；有时表现为不参与整人，是善良。捣乱分子，由于他们敢于示威，而成为辅导员的眼中钉，肉中刺。也因此，我们多了一项频繁被要求参与的活动：“捣乱分子”在大众面前的检查和大家对他们的批判。这种活动，进一步把同学们分裂开。在不厌其烦的重复中，教育者想要在学生们的头脑中，确立这样一种概念：校领导，辅导员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正确的。

记得有一个同学，是所谓的“捣乱分子”，姓钱。这个姓，在当时，给他带不到丝毫的好处，而是相反。这个钱同学在校办工厂劳动时，就是有点儿不卖力气。经常借机在车间里溜溜达达。辅导员为了整他，愣说他趁大家都在劳动，大家不注意他时，往公共煮开水用的壶里扔铁销，破坏学工。这样大的帽子，戴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只有辅导员和那些最积极分子们当真。绝大部分学生仅认为他倒了霉。钱同学从此被迫在大家面前，做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判会上，没有人，也没人敢提出要看钱同学破坏学工的证据。为什么要证据？这种活动，压根儿就不是为了教育钱同学，而是为了警示大家：只有照着辅导员以及所代表的上级的要求去做，才是唯一的出路。钱同学受着羞辱。辅导员不解气，还引导大家把钱同学、他的行为和样板戏《海港》里的钱守维联系起来。钱同学只好上纲上线求得过关。

在学校的那个阶段，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很有教养，有才华，为人正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脸上长有一对总是湿漉漉的、会说话的、明亮的大眼睛。他来自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他爸爸文革中被批斗，妈妈受不了“群众”的辱骂，在家里上吊自杀。之后不久，他爸爸也相继去世。当初那温馨、温暖的家庭，顷刻间在我朋友的眼前崩塌。可以想象，他是如何一下子去承受这样大的打击的。他被迫，又得把这一巨大的痛苦深深地压在心底里。他要挺着，继续去生活，因为他有个小妹妹需要照看。他刚毅、顽强。我只有从他那湿漉漉的眼睛，才能察觉到，埋在他内心深处的伤感。我从小独自生活，他年少丧失双亲。在学校的一次集体活动中，我们就像流浪的两只小狗，在街头相遇，为寻找温暖走到了一起。我们常常在一起，端着饭盒，在食堂门前的石阶上吃饭。我们在一起， 好像从来没有谈过各自藏在心底的心思，但是都真真切切地了解对方的处境。我们好像从来也没有问过对方，怎样去应付明天。但是我们知道，明天我们仍然会息息相依在一起，互相关照。我的朋友在学校里，受到辅导员不断的打压，一切可以改变他处境的机会之门，都一扇一扇地被无情地关上。我去过他的家。所有家庭应用的正常，在他家里都已经不再存在。但是有两样东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是外在环境：他家里很凌乱，但是，书架上码放的书籍，仍然呈现在家中显要的地方。另一个是他们的内在世界：兄妹俩都很有才华。妹妹画画很棒。家里摆着不少石膏耳朵、鼻子、眼睛和外国人头。都是她以前练素描的对象。我的朋友十分喜爱摄影。他照的相片，取景、构图、采光都很不错。对光圈和速度相关联的控制，以及对底片的处理；洗像技术都远远地超出了我们同年龄人一大节。看到这些，我了解了，为什么我的朋友从不气馁，总是昂着头，迎着生活抛给他的一切。因为我朋友内心有另一个美好的世界，他胸中有永不熄灭的一团火。老天有眼，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很有成就的艺术家。

在学校里，像我朋友那样的人，有很多。每当学校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在穿戴各民族的服装、头饰；举着鲜花要去参加国庆活动或者要去迎接外国来宾时。你同时可以看到另一群人，在生物老师的带领下，举着锹，带着镐，到学校的某个角落，去挖洞，去拔那拔不完的草。他们被明白无误地告知，他们是没有资格去参加国庆活动，也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去迎接外宾。特别是后来，当有些人有机会进课堂继续深造时，他们，虽然有强烈的求学欲望，且不许踏进教室门一步。那是对他们莫过于最大的伤害。他们确实比坐在教室里的有些人聪明，可造。但是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的一些“过错”，他们被永远拒之门外。

假如有一天，中国真有了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我要强烈呼吁，为在那年代，那些“失落”的少年，专门建一个大厅。在那里，我们要控诉那个时代惨无人道的制度。控诉那个时代摧残心灵的政治和教育手段。我们要告诉那些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少年，我们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