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座是铜像
校园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除了从那间校宣传队的教室里传出来的,拉二胡,打快板的声音外,总是很清静。我有幸上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高中毕业后,留在学校教书,在校住宿。每个星期,好几个班的课,我都把教案,板书搞得好好的,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难。但到了傍晚,我却常常不知如何支配那自由自在的时间。那时学校里也来了几个刚从师专毕业的,和我年龄相当的女教师,另外还有留在校办工厂里工作的,没运气上高中的男女青年。他们也选择了在学校住宿。他们住的是集体宿舍,我是独个住一小屋。倒不是我特殊,他们在北京都有家,有父母;而我,那小屋里的,就是我的一切。 晚饭后,我常常溜达到校门口的传达室,和看门的老师傅下象棋。我那些年轻的朋友们都不会下象棋,好像也没兴趣。他们反而在傍晚时间,围在一起,组成学习小组,读起毛选来了。我很讨厌假么假事的东西,即便他们的一再“邀请”,我就是不参加。一直保持着独往独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一“个别”的行为,却引起了那堆青年朋友里,一位姑娘的注意。 我记得,论长相,她不算出众。但我一向以为,人在18,19岁时,只要精神状态好,着装得体,都是漂亮和吸引人的;都有诱人的活力。她比其他的人都显得更自信,更开朗。她皮肤很白净,两个嘴角长得有些特别,陷进脸颊比常人深一些,也因此她说起话来,笑起来,也和常人不同。她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从她常常在大家面前替我辩护说话,到我们私下里谈一些不在大家面前谈的话题,我们的来往越来越多了。我们发现了很多共同观点、共同爱好;也觉得我们是一样的聪明,对话交流起来,很顺畅,很自在。她星期六下午都要回她的父母家,礼拜日下午回校。回学校时,到达她的宿舍前,她骑的自行车都要经过我宿舍窗外的那条路。我们比较亲近相处变成好朋友后,她好像回学校的时间要比以前,也比其他人早了。她那辆黑色的、永久26型自行车的响声穿过我窗前时,我的心便开始蹦蹦地跳,难于控制。其实,星期天一天,我一直都在盼望着那熟悉了的车铃声。 她会把学生的作业搬到我的宿舍里来判。至今还能朦朦胧胧地记得她坐在我身边时,从她身上飘来的香气,还能听到我身边那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但是,我不记得我的小屋里有长板凳,可以让我们坐得更靠近些。更不觉得有过肢体“碰撞”而导致的亲昵接触。我们听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叹气声…。 好多个月过去后,我突然发现她情绪低落,好像要把她自己藏起来。她星期天再也不早早回校了。我也变得伤心和苦闷。我尝到了,恋爱,其实更多的是痛苦的煎熬。后来,她病了,有好几天没见着。我很着急,到处打听。终于,在教务处打听到可以联络到她的电话。这一通话,促成了她和她父母的摊牌。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她把我领到了她的家,见了她的哥哥、姐姐和父母。 她的家,不像一般胡同里,一个庭院住着几家的那种。而更像当今的住宅小区。一栋栋两层的小洋楼,独立而又整齐地排着,前后有四通八达的水泥埔的小路。小洋楼前边和旁边都有园子。进楼里是一间客厅,眼前一下看到一座电话机,才知道我几天前的电话是直通她的家。四个居室加上她住的小卧室,还有厨房、厕所,样样齐全。她的家和我那时拜访过的其他同学朋友都不一样。原来她父亲是参加了中国革命的老干部。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有的自信和优越感。我明白了她前段时间为什么情绪低落。明白了她为什么决定把我领到了她的父母前。 她的背景她从来不和别人讲,但是决定了我们走的路会分开。我们都上了第一拨大学。变化的环境,我们都各自地接触了更多的同学和朋友。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下午,在骑车的路上,她提出了和我停止恋爱关系。我们从此分开了。 毕业后,她、我,在不同的高校教书,她是党员,在领导关照下,很快就成了系里的领导。我一向,不甘庸庸碌碌当个教书匠,便来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业。几年后的一天,我的朋友告诉我,她也来到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进修一年。我打了电话。电话另一头的她,已不像以前那样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都在找话题,避免提起过去。当我们都觉得该挂电话时,她说,她错了,她后悔。 这句话,和她跟我分手时,相隔整整18年。
2016 0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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