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的一场生离死别

1999年，我回了趟北京。在那次回国的日程中，特别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看望一位朋友。

北京正值秋季，然而，那天下午，太阳却过早地躲了起来。没有了通常天高云淡的蓝天，心情也不由地沉闷起来。坐在汽车里，灰蒙蒙的景物，不断地从窗外掠过，向车后退去；远去的景物，不住地跳动着，最终变得模糊，消失在汽车的后视镜上。

汽车沿着阜成路，由东向西行驶；穿过了繁忙的三里河路，直奔相对偏僻的西三环。那个时候，过了三环路，还算是近郊。高楼已不那么密集，视野也变得宽阔起来。远处的地平线，兜着圈儿，向我涌过来。京密引水渠边上那耸立的玲珑塔，也像奔驰着的火车头，向汽车的玻璃窗压了过来。今天的玲珑塔好像比以前看到的更黑，更大，更重。像巨大的阴影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上。

不久汽车缓缓地拐进了一所医院。

病房里，显得有点儿空荡荡的。护士不在，又赶上没别人探望，出奇的安静。趟着的病人，听到进到病房的脚步声，而坐立了起来。我探望的这个病人就是中国歌剧院的院长，我的朋友，康健。他一看到我，好像有些惊讶。瞪着眼，轻声地说：“汉卿，是汉卿吗？”我赶忙向前迈了几步，握住了他的双手。“我昨天到的，是特地来看望你的。你好吗？”

11年前，1988年的一个晚上，我来到他在厂桥的住所。告诉他我要出国读书，和他匆匆地道了别。我认识，与康健相处时，他还不是歌剧院的院长。他只是我的兄长。我不知道他当院长时是什么样。一定很神气。他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大汉。大大的脑袋，方方的脸，挑起的剑眉，略微向外突出的腮帮。以前，他穿着蓝色的“毛”服时，总觉得有些短小，不能完全盖住他的“共鸣箱”。今天，穿着病人的衣服，他好像消瘦了不少。

康健的嗓音像铜钟般响亮。那时，他每次来到我住的小屋，只要一嗓子唱起来，我屋里的玻璃窗，洗脸盆，吃饭用的碗，都会振颤地发出响声。他幽默，健谈，开朗。他走在那里，那里就会发出响亮的笑声。我们经常一起谈笑。在电视上看中央交响乐团演出时，常常会议论台前的第一把提琴手，那个瘦老头。他在那个位置，大概有十几年吧。当镜头缓缓扫过台后，那几排站着的合唱队员时。我会指着跟他说：“康健，你看这人，长得有多困难。”他会说：“你看，下面那位，更困难。”我们会不住地摇着头，叹息。我向我的侧面一看，我呆住了。我身边不就有中国的帕瓦罗蒂，中国的普拉西多•多明哥吗。可是他不能去台上演唱，去唱他喜爱的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

大概是在老毛死后不久。一天，在琴房里，他给我介绍，并唱了一首，比才的歌剧，《卡门》里的歌曲。那是第一幕，唐•贺塞（Don José）和米凯拉（Micaëla），独唱，重唱的歌曲，《Parle-moi de ma mère》 (告诉我母亲的消息)。唐•贺塞的未婚妻，米凯拉，受唐•贺塞母亲的委托，到城里来找唐•贺塞；给他送来他母亲的信，他母亲的惦念和吻。当唐•贺塞接受了由米凯拉传来的母亲的吻后，深情地唱了起来。唐•贺塞也是十分想念他的母亲。

下面是一段歌剧《卡门》的录像。 Placido Domingo （唐•贺塞扮演者）和 Faith Esham （米凯拉扮演者）演唱《Parle-moi de ma mère》。（有字幕）

那天，在琴房里，康健唱得也是那样的深情，充满着对母亲的思念和爱…。我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把右手掌轻轻地放在胸口上，让掌心发出的热量，安抚着我那颗有些抽搐的心。

康健不记得他父亲长什么样，他一直是和母亲在一起，靠母亲一人养大成人的。他父亲被共产党政府打成历史反革命，逮捕并冤死在监狱里。还把历史反革命家属的枷锁套在他们母子身上。想想，在那一次次运动中，他们母子俩，不知受尽了多少不公的待遇。他们相依为命，度过一次次痛苦的关口。当他的母亲身患重病住院，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康健和我围坐在他母亲的床前。康健俯身靠近他母亲，双手扶摸着他母亲干瘦的胳膊，轻轻地和她说着话。康健母亲的体力和精力，已经被病魔耗尽。她那憔悴的脸，无力地侧向他心爱的儿子，眼中流露出慈母的目光 …。

我们又在一起，这次我坐在了他的病床边上。康健得了癌症，已是晚期。

再过几天，我就要飞回美国，这是一场生离死别，我应当说什么好 …？

我的心像是被刀子绞割着，我想大声喊叫：

无情、无义、万恶，没人性的共产党，你们为什么让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冤死在牢房？你们为什么拖那么久，才把康健的父亲平反？你们为什么还要把不明不白，历史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压在康妈妈和康健母子俩身上？你们为什么不让康健去歌唱？

老天爷呀，你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样早早地夺走他的生命！

…

1982年，中国歌剧院在中国成功地上演了歌剧《卡门》。连演25场，场场爆满。康健扮演了剧中的唐贺赛。

康健于2000年3月去世，年仅52岁。

2015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