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的一場生離死別

1999年，我回了趟北京。在那次回國的日程中，特別安排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看望一位朋友。

北京正值秋季，然而，那天下午，太陽卻過早地躲了起來。沒有了通常天高雲淡的藍天，心情也不由地沉悶起來。坐在汽車裡，灰濛濛的景物，不斷地從窗外掠過，向車後退去；遠去的景物，不住地跳動着，最終變得模糊，消失在汽車的後視鏡上。

汽車沿着阜成路，由東向西行駛；穿過了繁忙的三里河路，直奔相對偏僻的西三環。那個時候，過了三環路，還算是近郊。高樓已不那麼密集，視野也變得寬闊起來。遠處的地平線，兜着圈兒，向我涌過來。京密引水渠邊上那聳立的玲瓏塔，也像奔馳着的火車頭，向汽車的玻璃窗壓了過來。今天的玲瓏塔好像比以前看到的更黑，更大，更重。像巨大的陰影重重地壓在我的心頭上。

不久汽車緩緩地拐進了一所醫院。

病房裡，顯得有點兒空蕩蕩的。護士不在，又趕上沒別人探望，出奇的安靜。趟着的病人，聽到進到病房的腳步聲，而坐立了起來。我探望的這個病人就是中國歌劇院的院長，我的朋友，康健。他一看到我，好像有些驚訝。瞪着眼，輕聲地說：“漢卿，是漢卿嗎？”我趕忙向前邁了幾步，握住了他的雙手。“我昨天到的，是特地來看望你的。你好嗎？”

11年前，1988年的一個晚上，我來到他在廠橋的住所。告訴他我要出國讀書，和他匆匆地道了別。我認識，與康健相處時，他還不是歌劇院的院長。他只是我的兄長。我不知道他當院長時是什麼樣。一定很神氣。他是一個高大魁梧的大漢。大大的腦袋，方方的臉，挑起的劍眉，略微向外突出的腮幫。以前，他穿着藍色的“毛”服時，總覺得有些短小，不能完全蓋住他的“共鳴箱”。今天，穿着病人的衣服，他好像消瘦了不少。

康健的嗓音像銅鐘般響亮。那時，他每次來到我住的小屋，只要一嗓子唱起來，我屋裡的玻璃窗，洗臉盆，吃飯用的碗，都會振顫地發出響聲。他幽默，健談，開朗。他走在那裡，那裡就會發出響亮的笑聲。我們經常一起談笑。在電視上看中央交響樂團演出時，常常會議論台前的第一把提琴手，那個瘦老頭。他在那個位置，大概有十幾年吧。當鏡頭緩緩掃過台後，那幾排站着的合唱隊員時。我會指着跟他說：“康健，你看這人，長得有多困難。”他會說：“你看，下面那位，更困難。”我們會不住地搖着頭，嘆息。我向我的側面一看，我呆住了。我身邊不就有中國的帕瓦羅蒂，中國的普拉西多•多明哥嗎。可是他不能去台上演唱，去唱他喜愛的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陽》。

大概是在老毛死後不久。一天，在琴房裡，他給我介紹，並唱了一首，比才的歌劇，《卡門》裡的歌曲。那是第一幕，唐•賀塞（Don José）和米凱拉（Micaëla），獨唱，重唱的歌曲，《Parle-moi de ma mère》 (告訴我母親的消息)。唐•賀塞的未婚妻，米凱拉，受唐•賀塞母親的委託，到城裡來找唐•賀塞；給他送來他母親的信，他母親的惦念和吻。當唐•賀塞接受了由米凱拉傳來的母親的吻後，深情地唱了起來。唐•賀塞也是十分想念他的母親。

下面是一段歌劇《卡門》的錄像。 Placido Domingo （唐•賀塞扮演者）和 Faith Esham （米凱拉扮演者）演唱《Parle-moi de ma mère》。（有字幕）

那天，在琴房裡，康健唱得也是那樣的深情，充滿着對母親的思念和愛…。我聽着聽着，不由自主地把右手掌輕輕地放在胸口上，讓掌心發出的熱量，安撫着我那顆有些抽搐的心。

康健不記得他父親長什麼樣，他一直是和母親在一起，靠母親一人養大成人的。他父親被共產黨政府打成歷史反革命，逮捕並冤死在監獄裡。還把歷史反革命家屬的枷鎖套在他們母子身上。想想，在那一次次運動中，他們母子倆，不知受盡了多少不公的待遇。他們相依為命，度過一次次痛苦的關口。當他的母親身患重病住院，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康健和我圍坐在他母親的床前。康健俯身靠近他母親，雙手扶摸着他母親乾瘦的胳膊，輕輕地和她說着話。康健母親的體力和精力，已經被病魔耗盡。她那憔悴的臉，無力地側向他心愛的兒子，眼中流露出慈母的目光 …。

我們又在一起，這次我坐在了他的病床邊上。康健得了癌症，已是晚期。

再過幾天，我就要飛回美國，這是一場生離死別，我應當說什麼好 …？

我的心像是被刀子絞割着，我想大聲喊叫：

無情、無義、萬惡，沒人性的共產黨，你們為什麼讓起義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冤死在牢房？你們為什麼拖那麼久，才把康健的父親平反？你們為什麼還要把不明不白，歷史反革命家屬的黑鍋壓在康媽媽和康健母子倆身上？你們為什麼不讓康健去歌唱？

老天爺呀，你太不公平了，為什麼這樣早早地奪走他的生命！

…

1982年，中國歌劇院在中國成功地上演了歌劇《卡門》。連演25場，場場爆滿。康健扮演了劇中的唐賀賽。

康健於2000年3月去世，年僅52歲。

2015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