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相對論導論

第二章       經濟好壞的相對性

人類文明的進化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深化與細化的過程，人類對於包括經濟過程在內的相對性的認識也同樣如此。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也罷，後來的作為具有代表性的兩個被認為是對立面的凱恩斯主義和哈耶克主義也罷，都沒有否認社會經濟的對於不同的人的影響的不同（即相對性的基本意義）。應該說承認不同的人的不同地位是認識經濟的出發點也是需要被解決的各種所謂經濟問題中的基本現象。但是，不論是對於強調個體利益在經濟中的作用的亞當斯密[1]和哈耶克[2]，還是強調通過宏觀調控來促進購買力的凱恩斯[3]來說，人們的經濟地位的不平衡只不過經濟體系中的正常現象，這種現象可以表達為一些數字，而這些數字可以用來對經濟進行衡量，它們會隨着經濟的發展而變化，但卻不是經濟的基本源動力。哈耶克甚至不把作為經濟相對性的核心問題的分配正義看作是社會正義所關心的重點。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4]更在乎經濟地位的不平衡對於社會狀態的影響，他們把不同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作為他們的階級鬥爭主張的基本依據。但是，不但現實世界顯然比馬克思主義所劃分的階級要複雜得多，而且經濟發展的意義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意義上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中國的發展就可以告訴我們即便是一個階級推翻了另一階級，新的統治階級本身又會變成了資本的擁有着和受惠者）的過程。實際上，通過對於經濟相對論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由個體對於相對利益的追逐而導致人們對於資源的支配力的不同是一個複雜的動力學過程，不但這個過程可以導致非常不平衡的經濟現象，而且這種不平衡背後的相對性本身就是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的源動力之一。

第一節 利益和自由的相對性

人類社會經濟的最根本的源動力是利益，而利益是相對的，這就決定了所謂的經濟的好壞的意義是相對的，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認為的以及經濟學家們一直努力向世人表明的那樣地普適的和統一的。經濟好壞首先應該是一個具有個體意義的概念，而它的社會意義應該是建立在個體概念基礎之上的。前面的引言中提到，我們可以用與對資源的可獲取性直接相關的對資源的可支配性來看待經濟好壞的意義，而這一視角的特點就是突出了經濟好壞的個體意義。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不同的人對資源的支配力可以是天差地別地不同，一個富翁一天的開銷可以等同於多少社會底層的人經年累月的生活給養。從這一個體意義出發，我們也可以得到經濟好壞的社會意義：一個社會的整體或主流對資源的支配能力。

一個經濟體系內對資源的支配能力的不平衡便使得經濟好壞的意義具有極大的相對性。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同樣的社會經濟狀態對於社會中不同的群體的好壞意義可以非常不同，當有些人認為他所生活的地區的經濟很糟的時候，另一些人可能會因為他們得到了特殊的增長財產的機會而認為該地區的經濟好的很。雖然人的智能使得經濟體系中少數得利的人也能夠通過換位思維來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對經濟的好壞進行判斷，但是這不等於說這些人的換位思維一定會取代他們基於自己本身利益的思考而希望改變當時的經濟狀況，除非是他們意識到一個社會整體蕭條的經濟會在長遠對他們自己不利。

在多維的立體經濟結構中的不同層次上，利益在經濟中的驅動作用往往表現為個體在追求利益過程中的意志力，而這種意志力的有效性又表現為人們常說的經濟體系中的自由。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們在推崇所謂的自由競爭的時候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在這個世界上不同的人們的競爭起跑線之間有着天差地別的不同，而這些不同使得我們根本無法用一個線性的平等的眼光來看待競爭的意義。有些人只要動動嘴就會有整個團隊來執行他們的意志，而有些人則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甚至肉體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為了自己的苟延殘喘而去實現他人的意志。這種起跑線的不同使得這些人之間的競爭不但談不上是公平的，而且這種不公平帶給競爭各方的一個後果便是競爭中的強勢者有能力來維持並強化這種不公平性。不論哈耶克主義者如何努力地為他們所說的自由來進行文字表達上的修飾，一個無法掩飾的事實是，按照人類最基本的自由的概念，他們所倡導的自由的一個前提是很多人將在少數人的自由遊戲中失去自由。

儘管哈耶克和凱恩斯的一個爭執焦點似乎是政府是否應該干預私人的自由，他們卻都可以欣然接受政府持久地在經濟體系內以一部分人的自由為代價的對於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的保護。而以被壓迫被剝削的無產階級的代表的形象出現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他們的實踐中更是不惜用名義上的多數人的自由來剝奪多數人的實際上的自由，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剝奪使得少數人從中受益。這些不同的主義之爭表面上看來只是不同背景的人的思想觀點或好惡的不同，實際上這卻是人類的社會文明在涉及自由與公平的問題上的內在邏輯本身的複雜性的反映。正因為如此，這些理論的爭執便與客觀世界的物質利益的分配有着直接的關係；不同的理論在社會實踐上占主導地位時，將會造就不同的受益群體，這本身當然也是這些理論的相對性的表現。所以，不論是從爭取在現實世界中的公平的角度出發，還是從糾正理論中的偏差出發，我們都需要對人類文明中的有關自由和公平的邏輯有更好的哲學認識。

第二節 經濟相對性的宏觀表現

由於在任何一個經濟體系中的人際間的追逐利益的競爭都是社會性的競爭，建立在個體意義上的經濟相對性在現實中的表現便呈現出宏觀與微觀的兩個不同的層次來。儘管在微觀層次上每個人對於經濟好壞的感受可能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宏觀的層次上經濟好壞的相對性對於在社會上處於相同或相近的經濟地位的人們的影響會有很大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對經濟相對性的這種宏觀效果的主要支配力來自掌握了社會上的主要資源的政府和對市場有着舉足輕重的主導力的大企業。

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裡，政府主要是通過稅收和開支以及一些相關的立法來對社會經濟發生影響的；在這三個主要的方面上任何一個政府的作為都不會是完全地公平，而會在特定的時期表現出對於一些特殊的利益團體的偏愛來，只不過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時期的偏向性的程度會有所不同而已。對於很多人來說，尤其是對於草根階層的人群來說，政府在這三方面的作為中所表現出的相對性不但可以對他們的生活水準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可能決定了他們的生存權利。

以稅收來說，這是一個有着千百年歷史的古老的實踐。但是，它的傳統的意義從來就不是公平的，至少按照今天的文化來看是不公平的。從遠古時期的帝王強加給人民的以帝王本身的享受為名義的征斂，到後來的以包括戰爭開銷在內的國家或社區的公共開銷的名義來徵收的稅款，到今天的市場經濟里以政府開銷或福利為名義的稅項，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平。這種對於公平的缺乏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於公平意義的不了解，人們常常以簡單的理由來對複雜的現實中的公平做出論斷。比如 “富人的錢是憑智慧和勤勞得來的，為什麼要給政府拿去養懶人？”之類的顯然錯誤的辯詞。

鑑於社會理論對於統一社會認識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媒體和通訊高度發達的民主社會裡的重要性，在任何社會活動中，缺乏正確的理論認識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導致人們對現實的隨意解釋，而在這方面掌握了話語權的社會權貴們顯然會在很多情況下占有解釋上的優勢。因此，對於包括稅收公平在內的各種公平缺乏深刻的合理認識的一個後果將會是加重經濟體系對於弱勢群體的不平衡；當然，這種不平衡只是經濟相對性的意義的一部分，基於個體意義之上的經濟相對性的意義絕不會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聲稱的那樣完全以宏觀經濟地位來決定的，而是會全方位地表現在整個經濟體系的所有層次上。缺乏對於公平的較全面合理的認識不但會加重不同經濟層次之間的不平衡，也會使得相同層次上的競爭更加非理性化。

不過，現實中的公平問題是非常複雜的，而且經常會涉及一些複雜的數學問題，甚至可能是沒有精確解的數學問題。但是在進入到數學的複雜性之前，人們首先應該弄清的是哲學上的公平概念，否則的話，在錯誤的方向前提之下的數學精準並不能幫助解決實際的公平。比如說，如果一個政府因為億萬富翁的收入基數大而把他們的稅率定得很低，反而把窮人的稅率定得很高的話，那麼運用再怎麼精準的數學公式來計算每個人的稅額都無法彌補對於窮人的苛刻。為了要為稅率的數學計算找到公平的起點，人們需要對公平，或更具體地，稅收的公平有更好的哲學上的認識。在缺乏這種哲學上的更好的認識的情況下，憑着簡單理由來論斷複雜的稅收公平的話，弱勢群體在強勢群體面前是很容易被犧牲的。

與政府的稅收相比起來，對於占社會絕大多數比例的工薪階層來說，政府的開銷或大公司投資方向的選擇所導致的經濟狀況的變化對於他們的生活（也就是他們的個體對經濟好壞的判斷）可能會有着更大的影響力。不論是在經濟早期發展時期（如本世紀初的中國），還是經濟危機時期（如目前的歐洲），或是經濟處於常規發展的時期，很多工薪人員都可能會因為政府的開銷或大公司的投資方向的改變而失去工作或得到新的就業機會；在經濟早期發展時期和經濟危機時期尤其如此。

第三節 經濟好壞的相對性

前面已經提到，經濟好壞的意義是相對的，不同的人對於同一經濟狀況的感受會有所不同，因而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得出經濟好壞的不同的結論，這種經濟的相對性是由利益的相對性決定的。但另一方面，人們的利益既有相對的一面也有一致的或相近的一面，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可能會都比較一致。當然，這種一致本身也具有相對性，因為它是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甚至是社會經濟地位相差非常懸殊的人們之間的利益的一致，也就是不同的人根據自己的不同的利益做出的好壞判斷之間的一致。當社會整體的經濟很好的時候，大多數人的利益比較一致，因此會得出對於經濟好壞的比較相同的判斷；當社會整體的經濟很壞的時候，很多人會因為生活的艱難而會一致地對經濟狀況產生與極少數受益人截然不同的感覺；當經濟由好變壞或由壞變好的時候，尤其是由好變壞的時候，在關於經濟好壞的感受上，整個社會可能會發生嚴重的分裂。

但是，經濟相對性一個可以說幸運但也可以說是殘酷的事實是不論經濟有多壞，至少總有一個變好的機會，但這個最後的機會並不是市場效率的改善而帶來的，卻是一部分人生活利益甚至生存權利的損失而帶來的。這一點與股市的起伏有些類似。自有股市以來，世界上的主要股市都經歷過一些大的跌落，但都總是能夠從低谷中恢復過來。但是，人們常常忽略了的是這恢復背後的代價是有些人永遠也無法再恢復他在股市跌落前的輝煌，這當中當然包括那些因為股市下跌而跳樓的人。全方位的現實生活中的遊戲其實與股市類似，但卻常常是要更加殘酷得多。整體經濟的恢復不但意味着過去一段的經濟不好的階段的結束，而且也常意味着一些人在經濟變壞之前的好日子甚至生存的權利作為恢復的代價而永久消失。

網上曾經流行過一種陰謀論，雖然這種陰謀論可能毫無現實的根據，但它卻從邏輯上揭示了經濟相對性的上述意義。根據這種陰謀論，如果現在地球的人口減去一大半，那麼剩下的人口將會因享有更豐富的資源和更少的環境負擔而生活得更好。而現實生活中的一些自然與戰爭災難的重建為經濟相對性的上述意義提供了現實的例證：一場對於受難者來說是無以倫比的痛苦的災難卻可以為其他人帶來更多的就業和提高企業利潤甚至改善整體經濟發展狀況的機會。

今天中國有很多人批評上世紀末的中國政府在給予少數商人利益的同時使很多百姓利益受損的做法；但是，不幸的是，這其實正是經濟相對性的一個殘酷的表現，也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的起步之時深得多數人心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一個難以避免的步驟。我這裡不是說那樣做就一定是合理的，理論上應該有更合理的方法，但在實踐上人們卻可能無法等待合理的理論的出現之後再去行為，因而只能按照經濟相對性所決定的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部分或所謂的主流大眾的利益的特點來做。這就是經濟相對性的嚴酷的一面！

而經濟相對性的這種嚴酷的一面決定了經濟相對性的另一方面的合理性：歷史上的相對合理性不能作為現實合理性的天然依據。以中國的實踐為例，儘管在上世紀末政府的作為有其促進當時的整體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它所帶來的國民中的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顯然是不合理的。一般而論，不論是在哪個國家或哪個經濟體內，我們不能因為歷史上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而接受它對現實的不合理的影響，我們不能把讓一部分人為了另一部分人或所謂的主流的利益而永久地犧牲自己的利益作為一種天經地義的要求。這就是任何一個時期的人們來修正歷史上由於各種原因而造成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現象的一個重要的理由，也是我們為什麼有必要認識經濟相對性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四節 經濟相對性的穩定性

經濟活動背後的主要驅動力是與意志力直接掛鈎的利益，而如前所述，經濟相對性的一個特點便是處於不同的經濟地位上的人們對於自己的意志的執行能力的不同。這種對於意志的執行力的不同是維持經濟相對性的一種重要的力量，人們會運用自己的能力來促使社會經濟維持在對自己有利的狀況下。很顯然，掌握資源的政治官員和大企業在這方面具有與一般百姓的很不對稱的力量。當對於多數人不利的現有社會經濟的收益者們擁有強大的力量的時候，人們恐怕就很難期待着社會經濟能夠在短期內有對自己有利的很大變化。不過，當社會大眾能夠達到一定的共識的時候，他們也會具有一些讓少數的權勢者無法忽視的力量。這種力量常常可以讓少數的權勢者對他們自己的利益得失做出重新的估計以滿足社會大眾的一些呼求；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力量甚至可以直接造成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上層結構的改變。

第五節 討論

與這裡所討論的經濟相對性密切相關的是歷史記憶的相對性，而近百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史就是這種相對性的很好的例證。當中國被世界列強瓜分而四分五裂的時候，當中國因軍閥割據而內戰不斷的時候，當中國在國共戰爭而物價飛漲的時候，甚至在中國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建設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今天的中國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而今天，雖然人們仍然可以從文化上的痕跡看到過去的創傷，但是，沒有經歷過那些災難的人們今天是很難體會當初的炮火連天，屍橫遍野，民不聊生，百姓飢餓難捱，或者冒着嚴冬在外面排幾小時的隊來購買年貨的感受的。

歷史的遺忘性為經濟相對性的負面效應提供了合理性：經濟總會好的，也許不是明年，不是後年，但是總有機會好起來。關鍵的問題是：你本人是否願意成為經濟相對性的犧牲品，你是否願意經濟在你的現實生活中，而不是幾代人之後，或幾百年之後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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