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討論引來了以斯帖記與舊約神學相關的一些問題：以斯帖記記載了幾個世俗心態的人物和他們的事跡，為何它仍然被放在聖經里？以斯帖記的寫作目的究竟何在呢？學者的看法大約有四[注73]：
1）解釋普珥節的來歷（支持者有Paton，Keil，Anderson，Schultz，Berlin[注74]，Walter Brueggemann[注75]）； 2）敘述猶太人脫離政治危機（支持者有Pfeiffer）； 3）預言並預表十字架（以斯帖預表馬利亞，哈曼所立的木架預表十字架；支持者有Carthusiani，Ferns，Serarii，等）； 4）述說上帝的主權以及祂對百姓的眷顧（支持者有Young，Harrison，Childs，Huey，和大部分其他學者）。 以斯帖記和路得記，雅歌，傳道書，耶利米哀歌五卷合稱為彌基錄（Megillah；scrolls）都是用於節慶（雅歌用於逾越節，路得記用於五旬節，耶利米哀歌用於紀念耶城被毀的亞畢月第九日誦讀，傳道書則誦讀於住棚節）。以斯帖記被列在哀歌之後，提供了慶典氣氛，讓讀者從黯淡和哀愁之中迅即轉向歡欣喜樂[注76]。 另外，從人與人的關係這個角度看，一些學者視以斯帖有如亞伯拉罕，約瑟，大衛，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那樣，都是忠於上帝，忠於民族的人，甚至可以為他人犧牲生命[注77]。此書卷確實可以為偏重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帶來（東方和非洲社會所具有的）團體之愛的強烈啟示，贊成（Waldemar Janzen）還藉此發展出所謂“家庭典範（familial paradigm）轉移”的倫理模式[注78]。 如果從聖經的神學角度看，這書除了在修辭方面運用了押韻，諧音，平行，對稱，誇張等手法，也注重故事的布局，情節，排場，譏諷和伏筆，使整卷書蘊藏着豐富的文學氣息。作者特別透過出現多次的筵席，包括開首亞哈隨魯王出征希臘前所擺設的筵席（一3，5），劇中間以斯帖擺設的二次筵席（五4，七1），以及結尾為慶祝普珥節而擺設的筵席（九17-19，21-22），使得劇情的發展出人意料。我們可以回顧以下情節： 1）瓦實提下台和以斯帖上台封后（其中【恩慈 חֶ֣סֶד】屢屢出現，見二9，15，17，五2，八4-5）。 2）末底改偶然聽到王的仇敵對話（二19-23），留下日後以色列人得救的伏筆（六1-14）。 3）亞哈隨魯王，哈曼在一月擇定十二月滅絕猶太人（三7，13），猶太人因而有時間回應。 4）以斯帖違例見王（四11），本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卻蒙王施恩（五1-2），又得到王承諾滿足她所要求的（五3-8）。 5）以斯帖在第一次筵席沒有說出自己的身份（五1-8），給全書最關鍵的時刻---亞哈隨魯王睡不着覺的時刻（六1）---帶來（上帝）超然涉入的機會，讓受壓制的猶太子民（五9-14）得到（上帝“出手”後的）平反。這正是全書的交叉形架構的核心，顯出上帝才是歷史的主宰[注79]。 6）哈曼為末底改製造的木架（五14），卻成了自己的刑具（七9-10）。哈曼立了五丈高的木架，原想求王將末底改掛在其上，最後被掛的卻是自己。 7）“十三”本為哈曼所擇的吉日（三13），卻成為他兒子被殺的日子（九1-14）。 8）正當猶太人的仇敵想要滅絕猶太人的時候（三章），猶太人反而殺了他們所有的仇敵（九章）。 9）先前哈曼想要害末底改（三6），事後末底改反而得尊榮（八2，十2-3）。 10）連串的“巧合”：猶太人即將遭滅族之禍的時候（三章），以斯帖正好是當時的王后（四章）。王睡不着覺的那夜，正好是以斯帖求助之前（五~六章），也正好是哈曼想剷除末底改之時（六3-7），甚至連哈曼的妻子似乎也與哈曼必敗的伏筆相扣（六13）。另外，那位憤怒的王回到設宴的地方時，正值哈曼伏在以斯帖的榻上，此舉被王理解為非禮王后（七7-8），於是下令把哈曼掛在木架上（七9-10）[注80]。 這些戲劇性的巧合，說明了歷史發展的背後乃是神的作為[注81]。一些關心宇宙（cosmos）和群體（community）的學者，主張我們按聖經中不僅要看到道德的個人層次，更應該注重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注82]。他們強調以斯帖記表彰了“解救同族，關心群體，免於滅亡”的信息，正如亞伯拉罕信靠上帝，於是就成為將來的立約群體的幸福源頭；又如大衛信靠上帝，帶領猶太人爭戰和敬拜上帝，使跟從者同樣蒙福。“聖經所標示的道德，不僅僅注重人與上帝的關係，也注重人與人的關係“，這個看法確實有登山寶訓可以佐證（太五13-16）。但是，從全書文學修辭技巧所傳遞的神學信息看（所謂文以載道），以斯帖記所闡述的，不（僅）是以斯帖解救族人的偉大事跡[注83]，更非支持解放神學的“鐵證”[注84]。這書的目的乃是為彰顯一位偉大的神，即使祂的子民墮入世俗的網羅，祂仍然紀念祂向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繼續顯出祂的信實和保守。 因此，在以上所提的四種神學目的之中，除了預言，預表十字架的已經被當今舊約學者摒棄之外，另外的二種看法，即解釋普珥節來源的，和敘述猶太人脫離政治危機的，多少可以在書中找到一些支持的經文。然而，從全書的文學特徵看，仍以傳統的觀點---述說上帝的主權以及祂對百姓的眷顧，才是最核心的神學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注73：從略 注74： Adele Berlim，《Ester - The JPS Bible Commentary》，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2001，xv。但是，試圖為猶太人找普珥節根源的Berlin，卻不認為此書是歷史書，她認為此書僅是為達到喜劇目的之“假象性的說故事 imaginative story-”而已。對於Berlin而言，讀聖經的約伯，以斯帖，末底改等歷史人物，如同讀民俗故事（folktale mode）罷了（p.24）。一言以蔽之，Berlin認為以斯帖是為了讓猶太人的普珥節“歷史化”的虛構故事。 注75：Walter Brueggemann，《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The Canon and Christian Imagination》，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2003，p.343-349。他認為以斯帖記的目的乃為說明普珥節對猶太人的重要。他和批判學者Berlin類似，不太相信這書的歷史真實性；他認為它乃是“a tale of Jewish courage amid the threats and risks of the Persian empire（p.343）”；又認為讀此書需要想象力，因為它乃是“an imagination act of narration（p.343）”。 注76：跟從Fox的Mary E. Mills 認為，在普珥節讀以斯帖記，可以帶給流浪各地的猶太人苦難中的安慰，以及繼續活下去的盼望。《Biblical Morality》，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1，p.76-77。 注77：Mills，《Biblical Morality》，p.73-93。 注78：Waldemar Janzen，《Old Testament Ethics》，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1994，p.5。 注79：全書的鋪排讓人看到一個交叉型架構，這也顯出此書的合一性。見Luter and Davis，《God behind the Seen》，p。365-366。 注80：Carol M.Bechtel說得對，“......the absence of God's name does not neccessarily imply the absence of God in the story.”；《Esther，Interpretation》，Louisville：John Knox，1989，p.13。 注81：Richard Bauckham指出，“作者有意在描述故事時用巧合代替神跡，作為神工作的記號”；《The Bible in Politics：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p.183。 David Clines說，“在這個故事裡，神的角色雖沒有出場，但是這卻令祂更顯而易見”；《Ezra，Nehemiah，Esther，New Century Bible》，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1984，p.269。 注82：Mills，《Biblical Morality》，p.73-93。 注83：換句話說，留心不要讓系統神學，倫理學建立在偏差的聖經神學之上，導致關心倫理學過於聖經神學，犯了Bultmann等人把神學矮化為人類學的錯誤。 注84：女性神學家Elisabeth Schussler Fiorenza就把以斯帖記讀為解放神學的樣本。但是忠實的聖經倫理學家不應該像解放神學家那樣，把聖經矮化成為辯證自己的社會，或者政治主張的工具。《Bread Not Stone -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Edinburgh：T & T Clark，1984，p.265。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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