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几位瘸了腿的朋友
四十多年前，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众多人口而又贫穷的国家，残疾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及其低微的。残疾人在生活中要面对的种种遭遇也是很悲惨的。人们普遍地歧视他们，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们活着都是多余的。而我，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里结识了三位有残疾的人，后来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分别是在我上初中、高中和工作时认识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残疾人的家庭就比一般的家庭多了一份苦，特别是其就业方面。实话实说，我所接触的这几位残疾人，可比一般“正常”的人要优秀的多。但是在当时，他们是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待遇的。用通俗的话来讲，“正常”的人都还顾不过来。他们完全被边缘化，远离人们关注的视线。还记得，那个时候，当我去他们的家串门，第一次看望他们时，会感到他们父母脸上流露出的不太一般的表情。一种错综复杂但又包含着由衷喜悦的表情。家长们一定是感到很奇怪的。他们一定在想，怎么居然会有一个比他们的残疾儿子年龄要小的一个人，和他们的残疾儿子交上了朋友，还来他们家来看望。再后来，当我从美国探亲回去，又去看望他们及他们的家人，聊天时，他们的父母还会跟我描述那四十多年前，我初到他们的家时的种种细节。听后，我都感动地说不出话来。他们都把我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上大学了，我工作了，我结婚了，我有了孩子，我出国留学了，是他们，我的残疾朋友及他们的家人，都知道的比其它人更一清二楚。 第一位朋友姓王，是我上初中时认识的。 他出身在一个及其普通的工人家里，一条腿患了小儿麻痹后遗症。文革前，他考上了北京顶尖的中学。在那个学校，连共党高干子弟都是聪明的，就像习近平那样的红二代，是不可能被录取的。由此可见，我的这位朋友，是多么的有才了。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毕业。但是当时毕业就是上山下乡，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只能在北京等着，成了当时的“老泡”。那几年他一直在等待分配，没有固定经济收入。我见过他粘贴信封挣钱，我也曾帮他粘贴过几个。不太记得粘好一个信封能得到多少钱？好像就几分钱。我也见过他给伞厂，在半成品的雨伞面上画花画鸟挣钱。他一手握着蘸上多颜色的毛笔，一点，一触，伞面就出现一个花瓣一片羽毛。有一次聊天时，我发现他腮帮下连着脖子的地方，皮上长着一层厚厚的膙子。原来那个厚厚的膙子是他练小提琴练出来的。很难想象，他过着苦涩生活的时候，还有毅力去拉那种难学的乐器，更不用提演奏的兴致了。从他那里，使我领会到了对生活应该抱持着的态度。当你努力不断做自我完善时，幸福是可以产生在自已的脑海里的。我跟他还曾在学校的一个宿舍里同住过。离开几十年后再见面时，他告诉我同住时在一个寒冬夜晚发生的一件事。他说，那天的晚上，西北风咆哮着，屋里的温度很低，放在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大冰坨。他又说，我半夜里突然在床上直起腰坐了起来，摸着我所盖的棉被的外面，嘟嘟囔囔地说：“棉被的外边，这样冷，真可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特别地记住了我这句自言自语的话。大概是因为以前所有的一切，包括冰冷的被面也会勾起对痛苦的回忆。后来他被分到街道办的厂子工作。当听说我结婚了的时候，他手提着好几斤大米，拄着拐，大老远地来到我工作的学校，爬上了6层楼，把米送到了我的家。没见过他那样铁的朋友，直在现在，每年快到我生日时，我可能没有收到家里人的生日祝福，有时连我太太也常常记不住，但我总会收到我这位朋友的邮件，准切地说出我的年岁，祝我生日快乐。 国内改革开放后他在杂志社当上了编辑，过着富足的生活。一年前还有了个外孙女。几年前，他告诉我，他买了辆日产牌的轿车，改造后，他可以完全用手去操作。他可以带着太太和女儿到京郊去逛。前两天他电话里说，他自己最近还开车走游了“鲁国”，“魏国”和“齐国”。他说，没有想到他会过现在的好日子，他很自足。但是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好日子，对国内政局也持十分尖锐的批评意见，希望有更宽松的言论自由，有不少看法和我一样。 第二位朋友姓赵，是我上高中时认识的。 他的父母都是教师，他双腿的肌肉从很小的时候就萎缩了，不能用双腿站立，更不用说走路了。他也是北京那所顶尖中学文革前的学生。他的那一手写出来的毛笔字，很漂亮潇洒，让我十分的羡慕。我也跟他学了一些。我们还曾一起在紫竹园的一次节日会上展出我们的印象派油画作品。想想当时的情景，还很兴奋。我们真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业余“画家”。这哥儿们跟人关系很好，常常得到很多来自不同人，各种各样的消息。到现在，我们虽然相隔万里，但是每一天，我的电子邮箱里，总会有他从国内发来的文章和新闻。我们万维一些博主的文章也会“出口”到中国国内，然后再从他“进口”到我这里。如果突然间他的邮件断了两三天，我一打电话，就会证实他是病了，或者是他的国内邮箱暂时地被封了。就因为他广交朋友，见识多广，他在我们上高中时，就成了我们一些很关心政治的同学们的“领袖”；经常看到他被很多同学围在中间。在那人群围着的中心，常看到他眉飞色舞地作富有扇动性的政治演讲。他还因此得了福气，被一个比他年轻好多岁，美丽能干的女生追求。至今，他们仍然美满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上次我回北京，他让我坐在他那装了摩托的三轮车上，接近半夜，在西四北大街上狂奔。车上根本没有围着车身的护板，也没有安全带。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还让我很后怕。 第三位朋友姓廖，是我工作时认识的。 他是一位部一级国家干部的儿子。他除了行走不方便外，从小生活方面应该是无忧无虑。大概是他从来无须为周围的人和事操心生疑，相比和他年龄相仿的人，显得十分的单纯；他为人也很大方豪爽。当时我在大学教书他在实验室做维修仪器和管理工作。课前会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喜爱电子技术，自动化和机械，特别对外国的民用新技术和新产品很好奇，感兴趣。我们志同道合，都想搞创业学西方的国家，也为中国创造出类似的新颖的民用产品。于是在8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一起注册办了一个私人技术公司。当时，私人合伙办的公司还如凤毛麟角，没人知道，也就没有了做生意的渠道。唯有像深圳那样的城市有办公司创业做生意的环境，所以也只有从深圳运来“倒卖”的录音机彩电能给公司赚钱。但我的这位姓廖的朋友一心要搞技术创业，不想赚小钱，没有扩大那种商业买卖。他是有魄力的人，也有关系，容易就得到贷款，很快就凑了不少钱。用资金赞助他人办私立学校，还请了一些专家来指导技术开发。可是民用技术产品，那时民众还没有购买力和需求，我们想做的事超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们先一心搞买卖，积累资金，等待时机，那么后来就会不一样了。或许会发了大财真的创出了事业。当然也可能就入了牢。因为那时利用差价，利有货源运到需求的地方去卖，叫投机倒把。 几年后，我出国继续我的学业，读书时太忙没有再有太多的联系，我想他后来一定是成功的。 从我跟这几位有残疾的朋友的接触中，体会到，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真没有什么优越可讲，更不说去歧视他们。借这个机会也让我介绍一位身有残疾的美国人，Itzhak Perlman （伊扎克·帕尔曼）。伊扎克·帕尔曼是这个世界上，顶级优秀的小提琴手。他在四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听听他演奏的小提琴曲，萨拉萨蒂的《流浪者的歌》。
萨拉萨蒂《流浪者的歌》，小提琴演奏 - 伊扎克·帕尔曼
注：在不久前，当看到有人拿有残疾的人来取笑时，我真不知道他/她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在笑谁？
2017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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