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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沐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水嶺。“五四”精神事實上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民主”與“科學”，一方面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它是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被迫捲入世界潮流以後，各種救亡愛國思想的總結和升華。“五四”精神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化、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思想基礎。以後決定中國社會形態近一個世紀的國共兩個政權，沿着兩個不同的道路發展，基本上是源自“五四”精神的兩個方面。

當然孫中山在“五四”之前就提出了建國的綱領，但後來國民政府治國的總體思路還是遵循了“民主”與“科學”的思想理念。即使戰時的蔣介石政權，也為“民主”預留了一定的空間，並認同西方的價值觀念，在外交上上結好西方民主國家。在提倡西方民主，致力於科學發展的同時，也捍衛了中國文化傳統。以後國民政府在台灣開放黨禁、報禁，到現在中華民國總統、議會直選，完成政黨輪替，基本都是在“民主與科學”思想基礎上完成的。五四的代表人物胡適、傅斯年、羅家倫在服務國民政府期間都曾致力於民主政治和科學文化的進步與發展。

“五四”運動的另一個精神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這部分人包括陳獨秀、魯迅、李大釗，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主張中國走蘇聯十月革命的道路（魯迅信奉蘇聯道路在三十年代初，早期只是反封建）。由於反封建，也反掉了中國的的人文思想和基本的倫理價值，其發展極致就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而在反帝的同時也全面反對西方的優秀文化和許多對中國發展非常需要的普世價值；又由於信奉階級鬥爭的理論，導致了中國地主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消亡，極大影響了中國大陸戰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所幸的是，七十年代末，大陸拋棄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新肯定民族文化和“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價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使國家的政治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現在看來，這點未嘗不是“民主”與“科學”這個五四精神歷久彌新的巨大影響所致。

筆者以為，“民主”與“科學”及“愛國主義”都是“五四”精神，而且互為表里。如果沒有“民主”與“科學”作為基礎，“愛國主義”很可能就會變成極端的民族主義，甚至淪為私人性質的政治工具；但如果沒有“愛國”這一大的歷史坐標，僅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也很可能導致極端的民主暴力與地方政權的失控（看到這句話的朋友不要罵我，我是堅定支持民主政治的。但文革說明群眾有些時候不一定可靠；清朝滅亡後，中國幾十年的軍閥混戰，並因內憂導致外患，也可證明強勢的中央政權存在的必要。還有即使在今天的法國，省長也由中央任命，怕的就是由省民選舉省長，會帶來地方勢力的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