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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沐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水岭。“五四”精神事实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主”与“科学”，一方面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它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卷入世界潮流以后，各种救亡爱国思想的总结和升华。“五四”精神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以后决定中国社会形态近一个世纪的国共两个政权，沿着两个不同的道路发展，基本上是源自“五四”精神的两个方面。

当然孙中山在“五四”之前就提出了建国的纲领，但后来国民政府治国的总体思路还是遵循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理念。即使战时的蒋介石政权，也为“民主”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并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外交上上结好西方民主国家。在提倡西方民主，致力于科学发展的同时，也捍卫了中国文化传统。以后国民政府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到现在中华民国总统、议会直选，完成政党轮替，基本都是在“民主与科学”思想基础上完成的。五四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在服务国民政府期间都曾致力于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精神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这部分人包括陈独秀、鲁迅、李大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主张中国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鲁迅信奉苏联道路在三十年代初，早期只是反封建）。由于反封建，也反掉了中国的的人文思想和基本的伦理价值，其发展极致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而在反帝的同时也全面反对西方的优秀文化和许多对中国发展非常需要的普世价值；又由于信奉阶级斗争的理论，导致了中国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消亡，极大影响了中国大陆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幸的是，七十年代末，大陆抛弃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新肯定民族文化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价值，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现在看来，这点未尝不是“民主”与“科学”这个五四精神历久弥新的巨大影响所致。

笔者以为，“民主”与“科学”及“爱国主义”都是“五四”精神，而且互为表里。如果没有“民主”与“科学”作为基础，“爱国主义”很可能就会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沦为私人性质的政治工具；但如果没有“爱国”这一大的历史坐标，仅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也很可能导致极端的民主暴力与地方政权的失控（看到这句话的朋友不要骂我，我是坚定支持民主政治的。但文革说明群众有些时候不一定可靠；清朝灭亡后，中国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并因内忧导致外患，也可证明强势的中央政权存在的必要。还有即使在今天的法国，省长也由中央任命，怕的就是由省民选举省长，会带来地方势力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