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马年，好收田”。文革第二年的秋天，正是收割玉米、黄豆的季节。农历八月二十四的早晨，社员们都在生产队的麦场碾豆，挺着大肚子的母亲腹内一阵儿剧疼，赶紧叫当时只有七、八岁的三叔通知祖母和父亲，自己忍痛走回家。祖母找来了村里的接生婆和赤脚医生。我出生在自己家里。祖母亲自将我的脐带剪断，胎盘用瓷碗倒扣埋在院子里一棵笔直的槐树下，寓意健康成长。而哥哥是长孙，在家里是顶门杠（顶梁柱），所以长孙的胎盘是倒扣在门房的门轴后面。这是晋南的风俗，男孩子的胎盘要保留起来。多年后，我们家翻新门房时，倒扣哥哥胎盘的瓷碗仍在，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东西。

    我就这样，晚哥哥三年，来到了人间。那一年是羊年，预示着我的一生将不愁吃穿。

    祖父的父母亲早年因瘟疫（可能是伤寒病）去世，兄妹三人从小成了孤儿，祖父的妹妹当时才三岁，三人靠同姓本家轮流周济生活。后来八岁时，过继给靠贩卖牲口和替人看风水，刚刚过上小康生活的一个本家作孙子，这个本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已经出嫁的女儿。祖父三兄妹从此生活在不同的家庭。解放后，划分成分，祖父跟着过继的本家爷爷被划归富农。而他的哥哥则是下中农。祖父的祖父，我们兄妹称“老爷（读ya）”。他一生辛苦积累的财富，没来得及享用几天，就为自己和后代带来了许多的不幸和灾难。连自己的房产都被霸占和充公，只能住在家里的马厩改成的院落里。

    而祖母家在十几里地外的下高市村，现在沿着村东的引黄大渠可以直接到达，而在当时还没有开挖,只能沿着曲折的乡间土路走。祖母家比较有钱，也富裕的早。祖父母的婚姻自然是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且女比男大，是婆家为了早日使唤媳妇。祖母小时候缠过脚，由于她个子长得高，脚也大，缠脚时经常痛的直叫，后来家里实在是心痛，再加上社会也渐渐开明，因此半途而废。但是脚板的骨头已经畸形，与正常人的脚相比，还是小一些，脚面有些隆起，鞋子也是尖尖的。

    祖母不识字，但头脑相当聪明。在我们家的地位，就如《红楼梦》里的贾母。她年轻时身体不好，经常疲劳。没想到，年纪大了后，反而越发精神，现在已经年近九旬。祖父祖母四十上下就有了第一个孙子，自此祖母就很少下地，专门在家照顾孙子和已经年近八十的祖父的祖父，并为一家十几口人做饭。

    长大后，陆陆续续听母亲讲过外祖父家的故事：外祖父家住在村子西边的前巷，距离我家有约五百米远。外祖父家对面就是西下村小学。外祖父师范毕业。青年时期，参加过进步的“三青团”，后来退出。解放后加入共产党，参与建立西下村小学并任第一任校长，写得一手好书法。“四清”时被村里人揭发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开始遭受批斗，折磨。参与批斗的竟然有自己的亲侄子，有一次批斗，将他从高高的桌子上推下地，晚上被关押在又冷又潮湿的生产队的库房内，不准回家。外祖父书生出身，不堪受辱，胆子又小，在漆黑的库房悬梁自尽。死后又被说成是畏罪自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平反。据说县政府给补发了几十元补偿金。

    外祖母年纪比祖母大一轮，小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胆子很小。祖父死后，从此胆子更小。守寡三十几年，从不允许家里人谈论村里政治时事。外祖母虽没有读过书，但心灵手巧，剪纸技艺是西下村一绝。常常盘腿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作针线活和剪纸。文革过后，县文化馆曾只花了2块钱买走她数十年精心剪裁的厚厚一打各种图案的剪纸。有十二生肖，花鸟虫鱼，人物等。过后，颁发“民间艺人赵文霞”匾及证书予她。她离世前，为每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剪了许多结婚用的窗花，我的那一份至今仍保留在家里的书柜中。

    我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我有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比父亲小许多。在我出世后的几年时间里，我的大妹妹和弟弟相继出世。

    父亲是富农子弟，初中毕业后，给村里一有名的木匠仝师傅当学徒。半年后，师傅不愿再教，他就开始自己揣摩。生产队的农具坏了，都是他修理，渐渐地技术越来越精，名气也越响。村里人家结婚的家具、板凳、椅子都找他做。当时生产队要记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红和分粮食，因此白天要上工，晚上才可帮人做家具。七里八村的人家也有来找他。

    村里办供销合作社，当时有文化人不多，父亲又被选去供销社上班。许多人都羡慕他，因为不用再风吹日晒，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里干活。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出身不好，“四清”一开始，有贫下中农有意见：不能让富农的子女享受社会主义成果。因此被赶了出来。没有多久，大姑姑、二叔、三叔也因此相继辍学，都没有完成初中教育。开始在生产队干活，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

    “四清”前，外祖母觉得父亲家人品好，没有嫌弃父亲富农成份，将完小毕业的母亲许配父亲。外祖父出事后，两家的出身相当，又是另一种门当户对。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注定是要被教育的一代。

    我的母亲自十八岁嫁过来，赢得了全家人的认可，被公认为西下村最好的媳妇。从未与公公婆婆红过脸。祖母年轻时身体不好，经常不能操劳，当时三叔和小姑姑还小，比我和哥哥大不了几岁，几乎是在我母亲的照料下成长。人家说：“老嫂比母”，叔叔、姑姑一直到今天，也非常尊敬母亲。

    西下村按刘和仝、张、曹四大宗姓划分为第一、第三和第四生产队，由黄河岸边的移民组成第二生产队。农民都称为人民公社社员。外祖父家是第三队，我们家是第四队，分别坐落于西下村大道南面的西头和东头。

    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仓库，存放粮食和生产用具，如犁耧钯磨和马车等。也有牲口房，喂养马牛驴骡等牲口。仓库门口的大树上挂着一口喇叭形生铁钟，每天由生产队长去敲钟。天刚亮，钟声一响，社员们首先来钟下报到，由队长安排工作。约早上10点放工，各自回家吃早饭，听钟声响后再下地，晌午两点钟吃午饭后，还要下地干活到晚上，这样的作息时间称为“一天三晌”。每月按出勤天数记工分，16岁以下的小社员工分减半。村里的小学生也是这样配合大人的作息时间上课。

    每到 农历 五六月，是农忙时节。当地人常说“谷黄麦黄，绣女下床”，是说谷子、小麦成熟时节很短，如果不及时收割，若遇上下雨，成熟的小麦会在地里发霉，发芽，泡汤了。俗称收麦子是龙口夺食。在晋南，小麦黄熟时，社员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麦，打捆，一马车一马车地拉到麦场上，碾麦，扬场，用风吹去泥土，晾晒干透后入仓，麦秸堆成整齐的麦垛后，还要交公粮才能松口气。接着，还要赶时间种秋季的庄稼。每到农忙时节，为节省吃饭时间，生产队会集体做饭，社员们放工后，从家里拿锅碗领饭回家吃。这叫吃大锅饭。

    成分不好的社员，经常被派遣作最脏最重的活，如从马圈里往地里挖肥，俗称“出圈”，给棉花地喷农药等，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不可以讨价还价。

    我们十几口的人家，生活虽不富裕，日子也很艰苦，在外边常被人奚落，受气，但一回到家里，四代同堂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快乐的。

    母亲说，我八九个月的时候常常在院子里爬，拣地上的东西往嘴里塞，味道不对，就往外吐，衣服脏得很快，破得很快，一天得换好几次衣服。但我从不生病。我十一个月大时就开始蹒跚走路，接着开始说话。母亲说我长大后注定会一生劳碌，因为有福气的人不会这早就辛苦地走路和说话。有一天，家里十几口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我拿一个铝制的马瓢（一种盛水的瓢）在桌上玩，忽然手一松，马瓢掉在砖铺的地板上，“砰”的一声吓了我一跳，我突然开口说话：“马瓢跌梯哈，把我哇死了！”（马瓢掉地下，把我吓死了！）。我人生的第一句完整的话，从此成了全家人许多年的回忆和笑料。

    祖父在生产队赶马车，每次放工回来，在家门外拿鞭子在空中一抽，“啪”一声响，我就急急地从祖母怀中挣脱，往家门口走，到门口的祖父抱起我一起回家。

    我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