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最热闹的事莫过于谁家娶媳妇和谁家嫁女儿。

约早上十来点钟。迎送亲队伍的最前面是放爆竹开路的年轻人，他们一般抽着纸烟，背着黄色军用背包，里边是大大小小的“二踢脚”和鞭炮。边走边放。然后是乐队，有敲鼓的，有拍钹儿的，有吹琐呐的。接着是新郎戴着蓝或军绿色帽子，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肩上斜挂着红布，胸前一朵小红花连着绸带，上写着“新郎”；新娘从头到脚一身红，头上戴着红花，胸前同样有一朵小红花连着绸带，上写着“新娘”。新郎和伴郎在前，新娘和伴娘在后，都推着崭新的自行车，新郎新娘的车头上也都挂着红布编成的大红花，并各挂着一面大镜子。后面跟着送亲的亲戚朋友。一定要有小孩提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放着一只被绑起来的母鸡和一瓶酒，称为“提鸡酒”；有人用自行车驮着陪嫁的棉被和衣装。其余的陪嫁品已提前一天送走。如果姐姐出嫁，妹妹是不可以送亲的，“妹子送姐送了命”是村里人的讲究。两旁是看热闹的人们。人群中不时地有人喊新郎或新娘的名字，也有开玩笑的。新郎会朝声音方向招招手，或努努嘴儿。而再活泼的新娘子也会害羞的满脸通红，低着头。

队伍路过村子的交叉路口，有人将一条长橙摆在路中央，意思是说要听乐队吹吹打打一阵儿，迎送的队伍就停下来几分钟。这时候乐队会卖力地表演。被拦的次数越多，表示这家人的人缘好，请的乐队好，有面子。

要是嫁女儿，我们小孩子们会一直跟着送亲的队伍，出了村，看人家都骑上了自行车后，才意尤未尽地各自回家。要是娶媳妇，我们会跟着挤进新郎家，看举行结婚仪式，拜天地，入洞房。

院子里早已搭好帐篷，后院烧起旋风炉，酒席已经准备就绪，新人入洞房后就可开席。前院摆着的一排大方桌暂时移开，腾出一大块空地，面向北边的帐篷上挂着大张的毛主席像。一般请村里有头脸的干部或有学问的人做证婚人。证婚人先宣读结婚证书，双方媒人介绍新人背景，新人对主席像三鞠躬后，开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最后证婚人大声高喊：“新郎新娘入洞房！”只见新郎新娘按照早就准备好的路线冲向洞房，要是动作慢点，被一帮朋友堵住进不了洞房，要掏红包才可以过。新娘子刚进洞房，早已守候在窗户旁的婆婆，就将红纸新糊的窗户纸全部戳破。

结婚当天，舅舅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舅舅不来，不可开宴席。舅舅来了，必坐上位，比媒人还重要。婚礼结束后，媒人的任务就结束了，就是人家说的“媳妇娶进房，媒人撂过墙。”

每次看完结婚典礼，我也常常想，要是有一天我当新郎，会不会害羞？会有怎样的表现？甚至暗地里还为此事烦恼过。

可惜，二十多年后，我在京城结婚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不满一年,所以,结婚登记后，既没有婚礼，也没有酒席和闹洞房。

人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热闹、愉快的婚礼才只是家的开始。

西方也有相似的表述：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它是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话。时至今日，我对前半句的体会仍不是很深刻，对后半句却是深信不疑。儿时的耳濡目染，看过许多不幸的家庭，特别是不幸的小孩子。个中原因有的是时代造成的，有的是身体造成的，还有的则是无知造成的，尽管当时不全然明白。

先说我家西边的邻居，姓张。他们家的宅地基，本来属于我的“老爷”。解放后，被充公分给张家。而张家的主人曾是“顽伪军官”，在湖南一带带过兵，打过仗，娶了长沙的女人做老婆。回到西下村，生了一女二子。他这样的背景，自然是那时候革命和斗争的对象。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做人。张家老婆的浓重的南方口音我们听不清楚，但因为是邻居，时间一久，打交道又多，再加上我们家成份也高，也算“惺惺相惜”，祖母和张家老婆的关系不错。两家孩子们也在一起上学和玩乐。

那时台海两岸的气氛及国际局势紧张，我们村里的民兵每年的农闲时节都要在华西沟进行训练和打靶。深夜时常有热气球飘到华西沟，气球下面挂着台湾来的反共传单，也不知真是从台湾海峡飘过来，还是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偷偷摸摸放上去的。气球一出现，村里的气氛就紧张，民兵们就要去沟里搜索。

一日，张家十七、八岁的小儿子晚上在打麦场值夜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收音机开着，他自己在麦垛下睡着了。谁知生产队长半夜里查夜，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台湾对大陆的宣传广播，念着与潜伏特务联系的暗号——数字代码。这下可好，被抓个正着。

队长报告给大队，大队报告给公社，公社报告给县里，县武装部组织人员将他抓去。审讯并关了几天后，要将他游街示众。

说起游街示众，当时刚发生过一个“七万八”的特大抢钱案件。忘了是县里哪一个公社发生的事。有一对兄弟，抢劫了信用社七万八千元钱，在当时应该是天文数字。被抓后，游街示众路过我们村大道时，我亲眼目睹：兄弟俩被五花大绑地押在解放牌汽车后车厢的中间，胸前挂着牌子，写着名字和罪行，名字被红色的“X”划过。每人后面站着个解放军，一手握枪，一手紧紧拎着他们脖子上的绳子，威风凛凛。两边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面向旁观的人群。车上的大喇叭，义正词严地广播批判他们的罪行。后面一辆汽车上立着一个大看板，厚厚的一叠一叠的被抢的钱——赃物被固定在看板上，两边同样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我记得很清楚，这哥俩脸上竟然还透着笑意。两兄弟后来被枪毙了。

想不到同样游街示众的事发生在我的邻居身上。他的双手也用绳子捆在背后，胸前挂着白色的木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名字和“偷听敌广播”的罪名，站在汽车上，在全公社各个村庄游行。汽车来到他家门口，他母亲受不了这样的羞辱，捂着脸哭着就往巷子口的井边跑。幸好最后一刻，被眼尖的人拦住。后来他被放回来后，无颜再呆在西下村，从此离家，在外闯荡。直到文革结束。他的大哥，受不了人们的指指点点与歧视，带着老婆孩子们举家迁移到临猗县的叔叔的村子里。

这件事差点搞的他们家破人亡。那个生产队长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告密”所带来的后果。在这个大家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村子里，两家从此撕破了脸，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真不知该怨谁？

隔着大道与我们家斜对门的另一家，主人姓孟，年纪约50多，据说解放战争中头部受过伤，立过功。转业后担任与我们公社相邻的开张公社的书记，人称孟书记。家里落户在我们村，原籍是哪里，我不甚清楚。反正说话的口音与我们不相同。有一年，他老婆带孩子们回老家探亲，路上遇险，传说都出了意外，孟书记因此而精神出了问题，变得沉默寡言，行为也不可思议。不知他是如何上班工作，又或者只是挂名的书记。谁知过了很久，老婆孩子们又都平安回来了，原来的传说不实。可是，老婆看见他这样，情急之下，也疯了。

不知为什么，疯后的老婆经常在傍晚时分扯着嗓子哭骂。也听不清楚她骂的是什么。总之，一哭骂起来，就好几个小时。又因为他们家面向大道那边，没有围墙，哭声就哀怨，凄凉地回荡在村子里。

孟书记偶尔礼拜天骑自行车回家，与村里人也不说话。他常穿着四个兜露在外面的中山装，洗的都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但总显得整齐，朴素。他个子高大，鼻子有点高，头发有点卷。双臂交叉，嘴里叼着烟，低着头走路。他应当不缺钱，可我经常看他拣地上的烟头抽。我们小孩子都怕他，遇到他都远远地躲着瞧。

孟书记有一儿四女，老大是女儿，早已出嫁随丈夫到石家庄，不知什么原因，据说精神也有问题。老二是儿子，叫友友，三妹妹叫爱爱，当时也就是十四、五岁。父母都有病，就靠友友和爱爱照顾家和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妹妹，他们自己也要上学。

没娘的孩子最可怜，有娘却不能或不知怎样照顾的孩子同样是可怜的。小小年纪的友友与爱爱的遭遇让村里人同情，但他们很早熟，很坚强，乐观与豁达的态度更让人们佩服。

有村里人好奇地问友友：“你们家里谁做饭？”友友回答：“爱爱烧火我擀面，嗵啪嗵啪（拉风箱烧火的声音）一锅饭！”或者“你们中午吃什么？”友友答：“粉浆面，油辣子，锅里飘着葱花子。”

孟书记与他老婆后来相继去世，文革后，政府落实政策，让友友顶替他爸，被安排在县城上班。友友抚养照顾妹妹们长大，直到她们都出嫁。

友友所说的粉浆面，是一种独特的晋南风味汤面。粉浆是用黄豆做豆腐时发酵的豆浆，味道是酸酸的，用来煮面条，面条不会粘在一起，也不会很快变软。吃面时，加上油泼的辣椒面和葱花，味道酸辣可口。我长大离开家乡后，每次回乡探亲，祖母就让父亲找村里做豆腐的，要来一大盆酸豆浆，做一锅粉浆面，解一下馋。父亲去世后，母亲也跟着我们兄妹在外生活，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地道的粉浆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