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三年级时的一个下午,大队的高音宣传喇叭忽然响起凄婉的哀乐,一直不停地回荡在村子上空。因为那一年已经有好几次听到这样的音乐,在教室外边玩得正起劲儿的我也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不祥的事发生,某一个大人物去世了。傍晚,高音喇叭终于传来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听大人们说:天上的一颗星星,对应地上的一个人。一个人去世时,天上的那颗星就会熄灭,或化为灰烬。只有代表巨人的星星陨落时,才留下痕迹,让人发现,因为巨人的星星要大很多、亮很多。公元一九七六年的春夏之间,据说就有三颗明亮的星星划过天际,陨落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预示着有三位巨人要离开人世。我常常在繁星满天的夜间看到流星划过苍穹,留下长长的一道光影,瞬间即逝,不知它们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陨星。 那年的一月,周恩来逝世;七月,朱德逝世;不久,一场大灾难降临神州大地——唐山大地震。病中的毛主席派华国锋副主席亲自去唐山慰问灾民,解放军日夜兼乘奔赴前线救灾。 震后余震不断,甚至距离唐山一千多公里的永济县也有震感。公社不敢掉以轻心,通知大家做好防震准备。有一阵儿,西下村家家都在大道两旁的空地上,用木材和塑料布支起简易的防地震帐棚,将家里值钱又方便搬运的东西和生活必需品都搬出来,即使下雨天也不敢回家住。好在是夏天,晚上天气不冷,睡在户外反而更凉快。这样,胆战心惊地过了一、两个星期,平安无事。地震的余威渐渐散去,但唐山大地震后的惨状却一点一点地传来。 九月,又传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接着是追悼会,我还清楚的记得: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片中,播放的细雨中华主席致悼词的场景。 毛主席对那个年龄的我来说是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更形象地说好象个符号。因为到处都有毛主席语录,墙上、电线杆上都用石灰或油漆整齐地刷着。经常能听到“毛主席万岁”。我甚至不知道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明白“语录”是什么意思,更不能理解他也会去世。 西下村在学校的礼堂里设置了“毛主席纪念堂”,让全村人吊唁。纪念堂正中间放一张大方桌,方桌上摆放一个大镜框,里面是一张毛主席半身像,镜框周围挂着黑纱。桌子上是纸扎的白花。四周摆满了花圈,大的直径有两米多,都是村里年长的妇女紧急精心设计制作。全村男女老少由各生产队长组织,轮流来到纪念堂,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不断播放的在哀乐声中,对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悲伤地离开。偶尔有人悲伤过度需要被搀扶着走出来。 所有大人的胳膊上都佩戴着黑纱,胸前佩戴小白花。每家每户的大门上也悬挂着黑纱。有的人家里也设有简易的灵堂,对着白瓷烧制的毛主席塑像不时地祭拜。村子里有好一阵子没有人举行结婚仪式。 又过了不久,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有一天,学校通知全村的小学生都跟着大人,举着小三角红旗,三三两两地走到公社所在地——碱庄(现称常青)。在平时唱大戏、放电影的学校大戏台下,聚集着全公社各个村庄的上万人,听台上公社书记作重要报告。只见戏台上一排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绿军装的人,远远地也看不清楚长的什么样,手上拿着稿子,对着麦可风念。一会儿一个“四人帮”,从四周安装的大喇叭传到耳边。场下的人乱哄哄,互相打着招呼。碰上亲戚朋友的,正好拉家常。家长找不着孩子的,扯着嗓子喊。各村的干部忙着维持秩序,让大家静静,认真听书记讲话。我还没弄明白“四人帮”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大会已经散了。大家又在热热闹闹中陆续赶回家。 学校里也开始深入批判“四人帮”,我也渐渐弄明白:王、张、江、姚原来是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是毛主席的妻子,一起组成了“四人帮”,干尽了坏事,迫害了许多好人。音乐课上,老师开始教唱《你办事,我放心》、《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歌曲。我们村有人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是华主席失散多年的弟弟,要进京相认。 没有多久,国家恢复高考,不唯成分论,任何人都可以凭考试成绩上大学,取消推荐上大学的制度。那时候还常听到“老三届”这个词。我们村就有个作老师的“老三届”考上了大学,成为全村小孩子的榜样。家长都开始重视小孩读书。特别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我的父母亲也开始每天检查功课,作业不完成,不能睡觉;问题答不上来时,或者考试退步后,父亲都会批评我们。 辍学已经四年的三叔也想重新开始读书,他被迫离开学校时已经上初二,生产队四年起早摸黑的劳动磨练,已经使他长成一个强壮的小伙子,祖父母也开始张罗着给他说媳妇。他执意要读书,而西下村的初中已经没有名额,三叔也觉得年龄太大,不好意思在本村上学,自己跑到二里地外的邻村——东信上初一,成为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珍惜再次读书的机会,非常刻苦,但运气不佳,几次高考都差几分未能如愿,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 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陆续开始返城。我们公社的知识青年都集中在碱庄的小农场,有集体宿舍和食堂。公社专门为他们划分出优质试验田,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自己种地、种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平时偶尔来各村体验生活时,才住在我们村子里几天,与农民打交道。此刻,小农场变的空空如也,死气沉沉。 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几年里,虽然带来城里人的知识和新鲜气息,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的纯朴之风。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长时间没有家长在身边管教,有些人很快养成抽烟喝酒、偷鸡摸狗、争风吃醋的坏毛病。不同来源地的知青经常借看电影的机会打群架,甚至闹出人命。据我所知,当时最大的帮派就有来自电机厂和发电厂的本地帮,及北京、上海来的大城市帮。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汗牛充栋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把知青个个都描写成了受委屈的时代受害者,博得了无数的眼泪和同情。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那个时代,似乎也不公平。 恢复高考和知青返城,也曾在农村留下无数个现代版的“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我们村就有人刚上了大学,就逐渐与农村的未婚妻疏远,最终分手。 接着又一件大事:送《毛主席选集》第五卷下乡。一群人敲锣打鼓,坐在一辆四轮拖拉机上,从公社来到大队门口,将一捆一捆崭新的、用红绸布系着的《毛主席选集》第五卷送来,大队干部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组织干部社员学习。 在学校,老师让大家上课时抄写《毛主席选集》第五卷上面的话当写日记,有的段落要求背诵。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死记硬背,其实我根本不懂毛主席讲的是什么意思。 四年级时,学校开始实施秋季入学和升学的制度,我的四年级因此多上了半年。公社各村学校开始成立联校,全联校统一出题考试,年终各村比较学生成绩。“青渠屯公社”也改名“常青公社”。各村逐渐取消初中部,挑选优秀教师,筹备成立“常青中学”。 我开始接触课外读物,迷上看小说。家里的书除了《毛主席选集》和我们的课本外,就剩下一本被母亲用来夹鞋样的竖排字的繁体字书,好象是《小说月报》。姨父是老师,每次去古城村的姨家走亲戚时,我都钻在屋里,找姨父攒下的小学生杂志,一读就是半天。有时向高年级同学借书,有被揉的破破烂烂的,没封面,没头没尾的小说、杂志,甚至手抄本如《梅花党》等。晚上在煤油灯下,躺被窝里看,上课偷偷藏在课桌下看。 这一年,薛老师生小孩,请假一年。在四年级多上的半年里,我们班又先后换了几个年轻的女老师。她们都刚刚高中毕业,没有教书经验,常常被学生气哭。但都很认真,很耐心。她们最终都出嫁,离开了西下村,对我而言,几乎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我会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孙晓梅老师,张琳老师,张荣荣老师。 村子东面的“尊村引黄大渠”开始挖掘,沿渠的每个村子负责修建一段工程。村子里年轻人在冬天都参与修建大渠,吃、住都在工地。冰冻坚硬的工地上红旗招展,爆破的声音此起彼伏,小平车、拖拉机欢快地跑着,几十公里长的大渠工地,热火朝天。第二年,黄河水蜿蜒流过西下村,永远结束了农民靠打井和靠天收获庄稼的日子。 村子里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宣传队,由妇女队长,保健站的赤脚医生带领,挨家挨户地劝妇女少生孩子,劝说孩子多的母亲做手术。 祖父终于被摘掉了扣在头上几十年的“四类分子”帽子,名义上,我们家与贫下中农的地位开始平等了。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这就如横亘在面前的一扇厚重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只要我们探出头来,就能看见广阔、灿烂的外面世界;只要我们愿意,就有机会走一条与祖父母、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