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个地球上发生的最大事件，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外，无过于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后果，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被中国人广泛反思，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他们仍旧怀念着共产主义。 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人已经不谈论共产主义，这远不能说明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死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旧在党章里写着：“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可见的近期内，这个党章不会被修改，共产党也不打算改名。这不仅由于共产党爱面子，怕否定了共产主义等于揭底坍台，也因为他不这么做，民意不反对，不危及自己的执政地位。共产主义如果危及到中共统治地位的稳定，也会被提出来否定的。 一位笔名叫流波的大陆作者，是这样评价共产主义的：“现在，从世界范围来说，虽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迷之时，但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的本质、虚伪的民主自由和打着人权而行其杀戮霸权之实的行径也正在被全世界人民所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正又一次让拉美、东亚南亚、非洲、欧洲的劳动人民所景仰！人民在觉醒，劳资矛盾在激发，民族主义猛回头，爱国主义在升华，……在不久的将来，一场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全世界又一次风起云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知道“暴风雨”到底何时能来，也不能确定上述的思潮在中国境内产生多大回响，但可以确定，同样的语言如果出现在美国或加拿大，只能得到几声嗤笑。 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最明晰的表达，无过于建立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2005年11月，美国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批准该纪念碑的设计，该设计乃仿制自1989年中国八九民运中，由学生建造的民主女神像，标明是为了“纪念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之下的受难者”。 2007年6月纪念碑揭幕，小布什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的受难者，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他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些死难者的人的名字，但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无名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名字将被祭献于历史，永远被铭记。 中国政府对布什讲话的回应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互联网删除了所有对此讲话带有肯定的言论。大部分中国的老百姓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纪念碑和这样一个讲话。在中国，对于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乌托邦还是一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潮的辨认，可能还要等很久才见分晓。 不过，一种思潮能够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广泛地传播扎根，一定和当地的思想传统有关。共产主义是在欧洲发明的，是西方人的精神产品，但在西方没有什么市场，却在东方畅销，包括前苏联。如果要问一下，为什么在西方受到冷遇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却总受欢迎，骗倒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我以为有几个重要思想因素不可忽略。 首先是“不患寡，患不均”的朴素农民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主体上是农民思想。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业是主要的产业。由于生产以农业为主，而农业生产力低下，缺乏工商业对等交换的价值因素，“均富”的理想，可以追溯到远古。这种理想和共产主义一拍即合。东方的“平均”不同于西方的“平等”，前者要求生产后分配的平均，后者要求生产前机会的平等。由于目前的中国既不存在分配的平均，也不存在机会的平等，终会在某一天失去平衡。重新构建权力支架后，人们提出的最高要求，可能还是分配平均，而不是机会平等。共产主义的死灰复燃，可能从另一种“打土豪，分浮财”开始。 其次是对“天”的无限依赖。农业“靠天吃饭”，农民的基本意识自然也是“天”。除了“天”以外，人们找不到另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比如自己。皇帝由自封“天子”而得到合法性，官员的公正裁判被视为“青天”。“天”不是不可以被信仰，但必须存在某种价值。中国的“天”没有价值，只是不可知和未来。 “共产主义”的不确定性和未来性，有点像“天”，所以很受中国人追捧。在中国，人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没办法”是最常用的口头语。他们时刻等待着“变天”，也就是“福从天降”。可惜从来没有出现过。 最后是对“同”与“不同”的僵化概念。由于农业的特性，人的社会地位十几年或几十年不变。久而久之，给人一种阶级地位永久固定的印象。中国自古来就有把人分成不同的相对固定群体的习惯。“官、民、匪”的划分永远是固定的。这跟马克思把阶级地位静止化，有些异曲同工。中国人解决“不同”的途径一直是：“革”去不同的部分，使之相同。他们不懂，“不同”是会变化的，因此只能暂时让“不同”同时存在，慢慢互动。当辛亥中国首次出现“革命”的时候，人群就被划分为对立的“进步”和“反动”。这使后来共产主义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变得格外顺畅。从孔子一直到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想，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畅行作了有力的背书。 2010-8-10 | 
